记得有人评选“最喜爱的时代”,有说宋朝的,有说大汉的,问到我这里,答以春秋。话一出口就赶紧忏悔,用着计算机,打着青霉素,沐浴着自来水以及赐来的阳光,怎么可以向慕野蛮、艰苦的上古呢
　　
　　《左传》和《史记》,是我最喜爱的史籍。为什么说不读呢?读了影响信心。这信心来之不易,受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从小好好学习社会发展史观,知道人类天天向上,制度越来越好。《左传》记录的春秋时代,按正确说法,是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听,又是奴隶,又是封建,和咱们现在的制度,差着好几个阶段,比旧社会还旧,比古代还古,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了。
　　记得有人评选“最喜爱的时代”,有说宋朝的,有说大汉的,问到我这里,答以春秋。话一出口就赶紧忏悔,用着计算机,打着青霉素,沐浴着自来水以及赐来的阳光,怎么可以向慕野蛮、艰苦的上古呢?无非是《左传》读多了。可见便是好书,也有不读的理由。等工作。
　　有意思的是,春秋时代的人,倒不像我们这样,觉得自己恭逢盛世,睡梦里也要干笑三声。特别是春秋后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声叹气,对社会不满。春秋到战国,一大批读书人,受这阴暗心理的影响,一直在寻找制度出路。当时,一种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是从黄金时代堕落下来的,所以幽厉不如文武,三王不如三代,如按老庄等人的看法,三代又不如最早的无怀氏葛天氏之类。儒家主张以礼制一点点地规束人性,以期大同,庄子则对任何制度没信心,主张一哄而散。他们也都是理想主义者,只是方向与我们相反。
　　儒家同国家结盟后,谈不上再有什么制度理想了。一千多年中,古人对未来,并无想象,也没有什么期待。政治的时钟,其实已停摆,官民的日常生活,一成不变,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些仁人志士,补苴罅漏之余,放胆一想,也不过是圣贤的旧调。这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和古人相反。我们崇拜时间,坚信不论人类生活的哪一方面,都是越往后越好,而且会自动地变好。近代比古代好,当代比近代好,我们今天不管怎么胡闹,也只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未来天然地就比现在好。我们有能力主动地改变生活,也从不吝惜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相信,改变就是好。
　　但冷静地想一想,人类向前走,体现在积极方面的,有技术的发展,观念的改善。春秋时代,得了肺炎,几乎没有活路,再往前,还吃人肉呢。这些改变,是实际的,标志着人类的真正进步。在消极方面,则是人们常寄以厚望的制度变革7,也就是在组织社会的同时,让组织本身少捣一点乱,别反客为主。
　　如对后者也有天然的信心,未免对未来太乐观。比如我们知道,最坏的绝对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在上古,而是一次次出现在后代,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坏,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这样的国家,在一千年前,是没有条件出现的。
　　这并不是说古人的心眼就好。拿中国举例子吧,在古代,国家权力并不能管制人民的全部生活,官僚体制,也只贯到县级,这一半是宗法的牵制,一半是技术和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对全民的动员和控制。所以古代的皇帝会感叹壮志难酬,余生也早,没有赶上未来的盛世。
　　我经常批评古代的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了。古代的生活是艰苦的,不公平的,个人的权利,更是受到无数干涉,好在那时的干涉,是粗糙的,虽然惹不起,偶尔还躲得起。握有权力的乡绅和官员,其大多数,多少还知道一些节制,这种节制来自他受的教育,也来自他的远比今天广泛的社会联系。
　　何况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读《左传》,最令人想往的,是春秋人的气质,强健而温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春秋时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没有人向往的;但春秋时的人,今天,也许你能找到那样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样的敌人了。
　　或形容春秋人的气质为“高贵”。我倾向于不这么说。“高贵”现在已经是商标了,一成商标,就要大量生产,卖将出去,高虽未必,贵是一定的。而春秋人相反,高尚是有一点的,贵则未必,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