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约是1980年夏天的事情。我从205所第五研究室调到机动处当电工，我们的副班长是张国良师傅，他毕业于三桥技校，对文学保留着一定兴趣。知道我在搞小说创作之后，张师傅便成了我的小说的第一位热心读者，并还能从情节细节的设计上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相处一段时间，他提出要带着我去拜访陈忠实老师，我感到那是一桩非常神圣的事情。
　　自小读的小说要么是连环画，要么是长篇，极少读短篇。高中时期订有《西安日报》，关注诗歌散文的时候居多。下乡时期在一位民办老师那里首次见到《延河》杂志，后来又拜访结识了长安文化馆的翟耀老师，首次听说了陕西文学界的凤毛麟角，特别是他对灞桥区文化馆陈忠实及其小说的高度评价，从此便常到长安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借阅《延河》月刊，开始阅读刊物上的文学作品，特别关注的是陈忠实、翟耀的小说。
　　陈忠实、翟耀是我那一时期的文学偶像。拜访陈忠实是一件十分向往且极为重要的事情。
　　那时的205所还在长安县鸭池口老址。张师傅与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天不见亮就出发，到灞桥时已经是午饭时分。好在土生土长的张师傅对那里的街道比较熟悉，很容易就找到了那问极普通的平房。陈忠实老师正认真地吃着宽面片，虽然坐在椅子上，依然感得到他是大个子，身子笔直，那双手与手里的大碗极为相配。方形脸盘上沟壑很深，两只大眼露出倔强——不是庄稼地里的风光，绝塑造不出如此景象。他依然非常认真地吃完那碗面，然后拐进书房开始翻阅我那不成器的小说，眼不离纸地提出批评性的意见。记得他那时用的是一张磨褪色的咖啡色书桌，左手边摞着牛皮纸卷宗，上边压着两叠方格稿纸。书房内外似乎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也许再多一样东西会让人感到多余。
　　自那一见，就再没有面对面见过陈忠实老师，但却逐渐在大刊物、大场合见到他。先听说他从灞桥区调到省作协专事创作，再后来读到了他的小说集，若干年后读到了他的《白鹿原》及其修订本，再后来他成了省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我则从一个工人转而成长为一名宣传干部，由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业余作家和书画家。对于陈忠实老师的成就，我没有出乎意料的感觉。期间三十多年，曾经在多种场合与他见过面，甚至两次与他合过影，但我相信在他的印象中也仅感到面熟而已。
　　2013年的10月10日，几个作家和文学理论界的朋友相聚，邀请了陈忠实老师出席。我是极少参加类似活动的，出于礼节为每一位朋友准备了书法礼品，另外为陈老师和李下叔老朋友各准备了一幅小画。正如朋友们提前提醒的那样，陈忠实老师是准点到达的。他自己提着包，挑选了主席旁边的位子落座，开始点燃了自备的粗壮卷烟。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褶子还是那么深，脸形还是那么方，身子还是那么直，顶发还是那么少，不同之处在于下眼眶下的“八”字形眼線变得更深长了，嘴巴向下又多了一个“八”字。
　　陈忠实老师的话依然很少，虽然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与他很熟。当我提起三十多年前的这段拜访经历时，他似乎在用大部分时间进行思考，只用简短的几个字来回应和补充我的叙述，诸如“我当时不到40岁”，“区文化馆”，“毛西公社”等等。当我提到翟耀老师时，他说“我们是好朋友”。他穿着长袖衬衣，但把袖管卷得高高的，激动时还习惯把袖子再往上促一促，或者捋一捋胳膊，特别是当我们谈到翟耀已经不在世的时候。各自打开我的书法作品时，他显然对这些纸片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头略歪着，逐个仔细品味。轮到他时，他从自个的身后拿过字画，任别人打开，自己则继续歪着头端详，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合影时相机没电了，他很随和地继续坐下来与大家说话，临别时再次与大家合了影。期间他问我，你说咱们是把你的画拉开照还是咋照，我赶忙说：“咱们是师生，单独照个相就行了”，他说“好”。很干脆，就一个字。
　　而我从他的这一句话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真挚，那是一个老师对学生、一个前辈对后生的真切抬爱。这种感受，八十年代，我从沙陵、赵熙、王改明、叶浓、白浪那里感受过，九十年代，继而从田长山、李若冰、贺抒玉、王愚、修军、尚长荣、叶广芩、杨乾坤、高建群及其我们一些同龄编辑那里感受过。真正感动人心的确实不是话语的多少和轻重，而是他们培养你、提携你的那种热忱和用心。我想，这也是陕西文学艺术这么多年来能够一次又一次在全国翻得起大浪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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