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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血青年，一颗中国心，一身英雄胆，闯进被日寇派来镇壓百姓的伪军连连部，慷慨陈词，讲到激昂处泪流满面，令伪连长及其部下哑口无言。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牺牲时只有21岁的孟杰民，以及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磐石游击队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原来都是磐石县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所有的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了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名字“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写着下面的文字：“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做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其数量及比例可能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诸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全国性抗战中的无名烈士，在东北也肯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历程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战死者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和龙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那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其中有鬼子百来名。轻重机枪像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朝鲜（族）人家住的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房子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立刻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撤退。
队长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政委“金嫂”则带着几个队员占据村南的一座大院，利用院墙做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呈散兵线阵容发起进攻，黄乎乎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尺把深的积雪，人跑不快，易于射杀。因为游击队子弹少，只能把敌人放近了再打。可是，因为人少枪少火力弱，如果一下子打不住，敌人就可能冲上来。
中隊部的房子被打着火了，几个队员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在雪地上把身上的火苗滚灭后，又冲到对面的房子里坚守。对面的房子又着火了，在女队员元熙淑的掩护下，小队长李九熙背着一个伤员冲出去后，继续指挥大家这家串那家地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敌人也冲到近前了，他们就与敌人拼起刺刀，几个人全部战死。
李九熙21岁，中等个头，长得秀气，曾经男扮女装深入虎穴，打死一个班的敌人，背回8支步枪。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政委“金嫂”将一块红布拴在步枪的准星处，举向空中摇晃几圈，意思是可以撤了。在西沟制高点上阻击敌人的队长金世，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们撤，我们掩护。
一个中队近30人，有10个人没撤出来，都牺牲了，包括队长和政委。
县委书记崔相东在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过程中，见有个老人跑不动，就扶架着老人走，因此落在后面。游击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状，就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子弹击中腹部，车贞淑被鬼子用刺刀挑死。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
李在德的母亲——汤原中心县委委员金成刚这天起得很早，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事宜——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但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异常迹象。李在德老人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天黑前收拾停当了，母亲让她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一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蘸湿后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敌人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屯、校屯。约300多青壮年男女被带到鹤立镇的日本宪兵队，关在一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当初因为表现挺积极入了团。因为李在德出落得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她觉得李元珍这人虚头巴脑的，不喜欢。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也被李在德的母亲一口回绝了。
李元珍家是富农，因为“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家人就搬到了鹤立镇。很多人没想到，这小子竟投靠了日本人。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都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在叛徒没出面指认前，大家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而在酷刑面前，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自残骨肉的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先是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过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又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了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中国延吉，受朝鲜党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朴吉又到敦化、额穆等地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因被打成“民生团”成员，1933年11月被杀害。
朴吉之死，使当地朝鲜（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受到很大打击。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在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到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在场群众和义勇军官兵纷纷高喊：“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不得已，肃反委员会当场答应释放金日焕，随后又秘密将他处死。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朝鲜咸镜北道人。少年时代，他随父亲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中国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他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建四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成员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他们当中没人承认自己是“民生团”。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曾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而抓也好、杀也罢，都是正常的，因为捕杀他们的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只活了32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犧牲后，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所杀害。而那些“民生团”呢？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他们在就义前曾高呼口号，也有人说，他们是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喊“打倒日本子”，有人喊“俺不是‘民生团’”……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斓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他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童长荣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这个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因而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年仅23岁的童长荣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被派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他被罗登贤派到东满任特委书记。
烽火遍地的东满，到处都是种水稻的“高丽屯”。这个文雅、秀气的特委书记，一看就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特别受人尊敬、爱戴。
童长荣到东满不久，就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使东满地区的反日情绪益发高涨。他非常重视武装斗争，相继整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游击队，创建了红32军东满游击队和十几个根据地。
在领导反“讨伐”的战斗中，能讲一口流利日语的童长荣，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码头送别时妻子的泪水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日本帝国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國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用日文写成的传单，被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电线杆子和树干上，压在路上的石头下，对侵略者有种别样的杀伤力。
1934年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着一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有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唯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做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因为冬天是敌人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他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他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他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是患了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没觉得有啥奇怪的——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员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就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童长荣病弱的身子跑不快，老王就拉着他跑。跑进一条山沟，童长荣被子弹打倒了，老王背起他跑。童长荣大喊：“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跑过一座山包，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然后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着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负伤后失血过多，加上不断咳血，童长荣的脸色越发苍白。
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搞来两瓶鱼肝油，让他补养身子，他送給了伤员。他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给我搞药。”
一个24岁、生命之火本该像朝阳旭日般光华灿烂的特委书记，在用那只勉强能够拿起笔的手，写着请省委派人来接续自己未竟事业的文字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又是一种怎样的布尔什维克节操、情怀？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战斗、周旋。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童长荣在十里坪东南岔被敌人包围，战斗中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朝鲜族女队员崔今淑，将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太多，童长荣第二天牺牲。
这里还要续上不可忘却的一笔：为了不让敌人糟蹋特委书记的遗体，22岁的崔今淑守在洞口，直至打光子弹，壮烈牺牲。
“在东满工作二年之久，同时也有些成绩的，如游击队的建立，打击了一些派争分子等等。在这次代表团去后，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反对派争斗争，现在是异常坚决的。他很有工作能力，在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强，而且于党极忠实，他具有一副敏锐的观察力量。”“在我离开东满三四天后，他因审问‘民生团‘的问题，吐了几天的血（现在不知道好否，他有信给省委）。但是他是東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现在如果没有一个中坚同志是没有办法的。”以上摘自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作者为杨波。
写于1938年（无月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则说：“在烈士童长荣同志领导之下，开始了反‘民生团’斗争。”
其实，换了谁，这场灾难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严重和可怕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待续）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牺牲时只有21岁的孟杰民，以及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磐石游击队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原来都是磐石县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所有的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了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名字“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写着下面的文字：“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做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其数量及比例可能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诸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全国性抗战中的无名烈士，在东北也肯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历程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战死者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和龙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那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其中有鬼子百来名。轻重机枪像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朝鲜（族）人家住的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房子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立刻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撤退。
队长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政委“金嫂”则带着几个队员占据村南的一座大院，利用院墙做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呈散兵线阵容发起进攻，黄乎乎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尺把深的积雪，人跑不快，易于射杀。因为游击队子弹少，只能把敌人放近了再打。可是，因为人少枪少火力弱，如果一下子打不住，敌人就可能冲上来。
中隊部的房子被打着火了，几个队员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在雪地上把身上的火苗滚灭后，又冲到对面的房子里坚守。对面的房子又着火了，在女队员元熙淑的掩护下，小队长李九熙背着一个伤员冲出去后，继续指挥大家这家串那家地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敌人也冲到近前了，他们就与敌人拼起刺刀，几个人全部战死。
李九熙21岁，中等个头，长得秀气，曾经男扮女装深入虎穴，打死一个班的敌人，背回8支步枪。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政委“金嫂”将一块红布拴在步枪的准星处，举向空中摇晃几圈，意思是可以撤了。在西沟制高点上阻击敌人的队长金世，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们撤，我们掩护。
一个中队近30人，有10个人没撤出来，都牺牲了，包括队长和政委。
县委书记崔相东在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过程中，见有个老人跑不动，就扶架着老人走，因此落在后面。游击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状，就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子弹击中腹部，车贞淑被鬼子用刺刀挑死。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
李在德的母亲——汤原中心县委委员金成刚这天起得很早，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事宜——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但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异常迹象。李在德老人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天黑前收拾停当了，母亲让她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一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蘸湿后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敌人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屯、校屯。约300多青壮年男女被带到鹤立镇的日本宪兵队，关在一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当初因为表现挺积极入了团。因为李在德出落得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她觉得李元珍这人虚头巴脑的，不喜欢。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也被李在德的母亲一口回绝了。
李元珍家是富农，因为“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家人就搬到了鹤立镇。很多人没想到，这小子竟投靠了日本人。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都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在叛徒没出面指认前，大家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而在酷刑面前，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自残骨肉的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先是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过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又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了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中国延吉，受朝鲜党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朴吉又到敦化、额穆等地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因被打成“民生团”成员，1933年11月被杀害。
朴吉之死，使当地朝鲜（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受到很大打击。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在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到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在场群众和义勇军官兵纷纷高喊：“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不得已，肃反委员会当场答应释放金日焕，随后又秘密将他处死。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朝鲜咸镜北道人。少年时代，他随父亲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中国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他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建四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成员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他们当中没人承认自己是“民生团”。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曾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而抓也好、杀也罢，都是正常的，因为捕杀他们的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只活了32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犧牲后，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所杀害。而那些“民生团”呢？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他们在就义前曾高呼口号，也有人说，他们是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喊“打倒日本子”，有人喊“俺不是‘民生团’”……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斓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他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童长荣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这个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因而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年仅23岁的童长荣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被派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他被罗登贤派到东满任特委书记。
烽火遍地的东满，到处都是种水稻的“高丽屯”。这个文雅、秀气的特委书记，一看就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特别受人尊敬、爱戴。
童长荣到东满不久，就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使东满地区的反日情绪益发高涨。他非常重视武装斗争，相继整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游击队，创建了红32军东满游击队和十几个根据地。
在领导反“讨伐”的战斗中，能讲一口流利日语的童长荣，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码头送别时妻子的泪水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日本帝国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國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用日文写成的传单，被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电线杆子和树干上，压在路上的石头下，对侵略者有种别样的杀伤力。
1934年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着一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有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唯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做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因为冬天是敌人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他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他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他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是患了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没觉得有啥奇怪的——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员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就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童长荣病弱的身子跑不快，老王就拉着他跑。跑进一条山沟，童长荣被子弹打倒了，老王背起他跑。童长荣大喊：“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跑过一座山包，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然后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着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负伤后失血过多，加上不断咳血，童长荣的脸色越发苍白。
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搞来两瓶鱼肝油，让他补养身子，他送給了伤员。他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给我搞药。”
一个24岁、生命之火本该像朝阳旭日般光华灿烂的特委书记，在用那只勉强能够拿起笔的手，写着请省委派人来接续自己未竟事业的文字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又是一种怎样的布尔什维克节操、情怀？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战斗、周旋。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童长荣在十里坪东南岔被敌人包围，战斗中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朝鲜族女队员崔今淑，将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太多，童长荣第二天牺牲。
这里还要续上不可忘却的一笔：为了不让敌人糟蹋特委书记的遗体，22岁的崔今淑守在洞口，直至打光子弹，壮烈牺牲。
“在东满工作二年之久，同时也有些成绩的，如游击队的建立，打击了一些派争分子等等。在这次代表团去后，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反对派争斗争，现在是异常坚决的。他很有工作能力，在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强，而且于党极忠实，他具有一副敏锐的观察力量。”“在我离开东满三四天后，他因审问‘民生团‘的问题，吐了几天的血（现在不知道好否，他有信给省委）。但是他是東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现在如果没有一个中坚同志是没有办法的。”以上摘自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作者为杨波。
写于1938年（无月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则说：“在烈士童长荣同志领导之下，开始了反‘民生团’斗争。”
其实，换了谁，这场灾难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严重和可怕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