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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模式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和建立，在探讨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利用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模式的创建也应是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而朝贡体系模式是中国国际制度模式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对中国模式概念和内涵的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拓展。
【关键词】中国模式；朝贡体系模式；国际制度
一、历史上的中国模式
19世纪中叶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内。西方世界经历罗马帝国时代及其后的长期动乱，终于在17世纪开始形成为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多极均势平衡为杠杆的欧洲区域秩序；与之相对，在东亚则是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是该区域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构建的这样一种区域秩序有着如下特征：
1.和平主义性质
这种和平主义特征，来源于儒家的德治观念。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君王必须有道，[1]而武力，则被认为是“兵者，国之凶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四夷来朝被看作是其德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而不是武力的炫耀。同时，四夷来朝又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表征。
2.互利性
在朝贡双方的交往中，各自的利益原则是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通过朝贡制度的建立，中国也可以获得安定的周边环境；对于蛮夷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当然也是一种政权取得合法性与军事安全的需要。
3.不平等性
不平等性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它是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下的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扭转了中国国势持续下滑的趋势，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被作为一个大国来看待。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所接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到21世纪初，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一是美国在全球实力分配领域有将“单极时刻”巩固为“单极时代”的趋势，欧洲、日本、俄罗斯长期低迷，印度尽管发展迅速，但其与中国的硬实力差距不断拉大，中国崛起不再是“迷思”，而是一个事实；二是基于战后实力分配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更加不稳固，不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有改变旧秩序的需要，只是各方对新秩序的设想不同，而新秩序的形成也必然是各方角力的结果。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崛起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这恰巧是当代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各主要行为体实力分配和利益分割的结果，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本身必然强烈冲击旧的利益分割和权力分配格局，同时期国际体系内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地位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的获得了这样一次机遇：中国不必孤立地站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制度决策的可能并依自身发展模式参与塑造全球制度体系的机遇。国际制度和世界体系的演变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外在动态环境，使得中国有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2]
二、中国国际制度模式
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战后国际制度设计框架基础之上的，战后至今的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社会的日益制度化与国际制度刚性化，尽管这一套国际制度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制度本身已经建立起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实力分配上仍不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主动融入并利用国际制度是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当前国际制度也基本满足了中国的利益需求，因而中国并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甚至在诸如国际贸易制度、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等领域，中国比美国更像一个现状维护者。
王逸舟指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种基本的利益需求：第一，发展利益与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利益与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利益及需求，即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型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3]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服务于中国发展的总体谋划，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条件，实现中国崛起的夙愿。[4]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并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并不处于主导位置，中国的国际定位仍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目前只是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和极少量国际制度的主导国与创设国，中国要将自己不断上升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影响力仍受到传统大国的强力制衡。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有国际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5]尽管今天的传统大国不可能再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阻断中国崛起，但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既得利益大国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都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集团在苏联解体后的相对优势和绝对实力空前强大，进而对雅尔塔体系确立的既有秩序不满，对这一秩序的修改目的之一是推翻主权平等原则，推行新干涉主义，恢复并强化其在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但实质上，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只是旧秩序的延续与进一步巩固，即利于在冷战后形成的相对权力真空期将其优势制度化、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永久化。 中国必然要成为世界的中国，但中国同样需要构建自己的“世界”。伊肯伯里指出：“如果将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美之间，则中国拥有优势；设若定义为中国与已经复苏的西方体系之间，则西方将获胜。”[6]国际结构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发展战略、争取和平环境的外交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挑战国，但作为一个国际利益边界急剧拓展、国际话语权相对于国家实力和可预期增长空间严重不足的崛起中大国，中国严重缺乏制度创设和主导力。实力不足、利益边界和国界基本相符的中国可以采用“搭便车”的战略，而作为一个实力日益强大、利益边界远离本土的“洲级大国”，[7]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以“门罗主义”为指导据有美洲；俄罗斯仍然控制着周边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国；欧洲各大国通过欧盟建立起在欧盟内部非排他性的利益体系。中国历代王朝经营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虑，也是为了营建本国的安全屏障。
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区域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8]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当力量体现在规则和秩序本身的原则之中时，它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9]在与东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往往感到在这种多边层次的博弈中，本国的实力地位受到极大约束。在东亚地区国际互动中，多边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对中国发挥实力优势形成了天然的压制，而中国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全球性因素减弱，地区力量加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被地区动力所左右。[10]地区主义成为现实政治中必须予以重视的课题，而对中国来说，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区域秩序，通过进程导向的合作来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与积怨，探索并逐步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区域秩序，是中国基于现有实力地位和国际制度现实、保障中国预期利益的可靠途径。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一直是维系东亚稳定的核心，中国凭借压倒性的实力优势长期提供东亚国际体系的公共产品；从现实来看，在东亚地区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欧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现有的东盟内部矛盾重重，特别缺乏一个公认的领导国进行秩序安排。日本曾经有机会成为东亚秩序的安排者，但一方面受制于其外交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伴随着“失去的二十年”特别是福岛大地震后，中日力量对比格局更加明朗，中国稳居东亚最强国的地位，如果中国不发生突变，这种趋势将日趋巩固。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十年锤炼、中国与东盟的长期合作对话也证明了中国已经初步具有在区域范围内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政治上、心理上相应的兼容能力，这是中国想要获取并经久保住“区域领导”地位的必备素质。概言之，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新的区域秩序的机遇已经到来。“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反抗赤裸裸的权势。任何国际秩序的先决条件都是高度的普遍认可。”[11]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可能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12]鉴于东亚各国近代以来饱受大国控制的不愉快回忆，通过制度建设推动东亚各国与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是可行途径，也是各国可以接受的战略选择。
在制度建构中，中国可以从朝贡体系模式中吸取两条经验：首先，中国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财富的增加可以提升中国的实力地位，但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所尊重的国家，因为一个以财富为更高利益目标的强权超级大国只会给别国带来灾难而不是福音。”[13]“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是在经济和理念领域，而非均势领域。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并非来自中国的恶意，而是来自于中国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带给全球超过预期的巨大溢出效应。”[14]中国需要在国力许可的限度内尽可能的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形象不能仅仅是一个醉心于资源和订单的商人，中国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负责人大国，在无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容忍部分经济利益的让渡。二是中国需要美国明晰，中国在国际体系内追求的是与本国实力相称的地位，中国寻求的只是对现存国际秩序不合理之处的修正而非推翻，中国创设东亚区域国际制度的根本动机仍是为国内发展创造和平环境与广阔市场。中国在将东亚各国纳入本国的制度构建过程中，与美国保持和睦和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只要中国的实力仍然持续增长，美国就不可能不关注对华相对实力优势。如果中国能在无涉国际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减少甚至避免与美国的冲突，中国至少能够收获两点益处，首先是中国绝对实力的增长和中美合作中的绝对获益至少能够较少地引起美国对其相对实力与相对获益的关注，进而避免美国过早采取围堵中国、阻断中国制度创建的政策；其次是避免东亚各国感觉需要被迫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
三、结论
中国模式的探讨应该反映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面貌，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和建立，在探讨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利用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模式的创建也应是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而朝贡体系模式是中国国际制度模式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对中国模式概念和内涵的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拓展。
参考文献：
[1]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2]同上，第214页.
[3]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
[4]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第262页.
[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6]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 pp. 23-37.
[7]“洲际大国”（continental state）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83， p.48.
[8] Rosemary Foot， “Regionalism in Pacific Region”， in Lou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Rress， 1995， p. 239.
[9] G.John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Survival， Vol.46， No. 1， Spring 2004， pp.7-22.
[10]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sia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versity Press， 1997， p. 1.
[11]愛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1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13-214页.
[13]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153页.
[14]珍妮·克莱格，《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葛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
【关键词】中国模式；朝贡体系模式；国际制度
一、历史上的中国模式
19世纪中叶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内。西方世界经历罗马帝国时代及其后的长期动乱，终于在17世纪开始形成为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多极均势平衡为杠杆的欧洲区域秩序；与之相对，在东亚则是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是该区域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构建的这样一种区域秩序有着如下特征：
1.和平主义性质
这种和平主义特征，来源于儒家的德治观念。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君王必须有道，[1]而武力，则被认为是“兵者，国之凶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四夷来朝被看作是其德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而不是武力的炫耀。同时，四夷来朝又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表征。
2.互利性
在朝贡双方的交往中，各自的利益原则是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通过朝贡制度的建立，中国也可以获得安定的周边环境；对于蛮夷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当然也是一种政权取得合法性与军事安全的需要。
3.不平等性
不平等性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它是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下的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扭转了中国国势持续下滑的趋势，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被作为一个大国来看待。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所接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到21世纪初，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一是美国在全球实力分配领域有将“单极时刻”巩固为“单极时代”的趋势，欧洲、日本、俄罗斯长期低迷，印度尽管发展迅速，但其与中国的硬实力差距不断拉大，中国崛起不再是“迷思”，而是一个事实；二是基于战后实力分配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更加不稳固，不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有改变旧秩序的需要，只是各方对新秩序的设想不同，而新秩序的形成也必然是各方角力的结果。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崛起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这恰巧是当代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各主要行为体实力分配和利益分割的结果，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本身必然强烈冲击旧的利益分割和权力分配格局，同时期国际体系内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地位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的获得了这样一次机遇：中国不必孤立地站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制度决策的可能并依自身发展模式参与塑造全球制度体系的机遇。国际制度和世界体系的演变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外在动态环境，使得中国有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2]
二、中国国际制度模式
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战后国际制度设计框架基础之上的，战后至今的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社会的日益制度化与国际制度刚性化，尽管这一套国际制度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制度本身已经建立起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实力分配上仍不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主动融入并利用国际制度是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当前国际制度也基本满足了中国的利益需求，因而中国并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甚至在诸如国际贸易制度、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等领域，中国比美国更像一个现状维护者。
王逸舟指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种基本的利益需求：第一，发展利益与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利益与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利益及需求，即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型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3]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服务于中国发展的总体谋划，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条件，实现中国崛起的夙愿。[4]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并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并不处于主导位置，中国的国际定位仍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目前只是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和极少量国际制度的主导国与创设国，中国要将自己不断上升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影响力仍受到传统大国的强力制衡。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有国际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5]尽管今天的传统大国不可能再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阻断中国崛起，但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既得利益大国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都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集团在苏联解体后的相对优势和绝对实力空前强大，进而对雅尔塔体系确立的既有秩序不满，对这一秩序的修改目的之一是推翻主权平等原则，推行新干涉主义，恢复并强化其在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但实质上，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只是旧秩序的延续与进一步巩固，即利于在冷战后形成的相对权力真空期将其优势制度化、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永久化。 中国必然要成为世界的中国，但中国同样需要构建自己的“世界”。伊肯伯里指出：“如果将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美之间，则中国拥有优势；设若定义为中国与已经复苏的西方体系之间，则西方将获胜。”[6]国际结构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发展战略、争取和平环境的外交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挑战国，但作为一个国际利益边界急剧拓展、国际话语权相对于国家实力和可预期增长空间严重不足的崛起中大国，中国严重缺乏制度创设和主导力。实力不足、利益边界和国界基本相符的中国可以采用“搭便车”的战略，而作为一个实力日益强大、利益边界远离本土的“洲级大国”，[7]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以“门罗主义”为指导据有美洲；俄罗斯仍然控制着周边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国；欧洲各大国通过欧盟建立起在欧盟内部非排他性的利益体系。中国历代王朝经营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虑，也是为了营建本国的安全屏障。
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区域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8]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当力量体现在规则和秩序本身的原则之中时，它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9]在与东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往往感到在这种多边层次的博弈中，本国的实力地位受到极大约束。在东亚地区国际互动中，多边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对中国发挥实力优势形成了天然的压制，而中国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全球性因素减弱，地区力量加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被地区动力所左右。[10]地区主义成为现实政治中必须予以重视的课题，而对中国来说，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区域秩序，通过进程导向的合作来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与积怨，探索并逐步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区域秩序，是中国基于现有实力地位和国际制度现实、保障中国预期利益的可靠途径。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一直是维系东亚稳定的核心，中国凭借压倒性的实力优势长期提供东亚国际体系的公共产品；从现实来看，在东亚地区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欧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现有的东盟内部矛盾重重，特别缺乏一个公认的领导国进行秩序安排。日本曾经有机会成为东亚秩序的安排者，但一方面受制于其外交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伴随着“失去的二十年”特别是福岛大地震后，中日力量对比格局更加明朗，中国稳居东亚最强国的地位，如果中国不发生突变，这种趋势将日趋巩固。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十年锤炼、中国与东盟的长期合作对话也证明了中国已经初步具有在区域范围内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政治上、心理上相应的兼容能力，这是中国想要获取并经久保住“区域领导”地位的必备素质。概言之，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新的区域秩序的机遇已经到来。“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反抗赤裸裸的权势。任何国际秩序的先决条件都是高度的普遍认可。”[11]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可能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12]鉴于东亚各国近代以来饱受大国控制的不愉快回忆，通过制度建设推动东亚各国与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是可行途径，也是各国可以接受的战略选择。
在制度建构中，中国可以从朝贡体系模式中吸取两条经验：首先，中国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财富的增加可以提升中国的实力地位，但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所尊重的国家，因为一个以财富为更高利益目标的强权超级大国只会给别国带来灾难而不是福音。”[13]“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是在经济和理念领域，而非均势领域。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并非来自中国的恶意，而是来自于中国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带给全球超过预期的巨大溢出效应。”[14]中国需要在国力许可的限度内尽可能的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形象不能仅仅是一个醉心于资源和订单的商人，中国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负责人大国，在无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容忍部分经济利益的让渡。二是中国需要美国明晰，中国在国际体系内追求的是与本国实力相称的地位，中国寻求的只是对现存国际秩序不合理之处的修正而非推翻，中国创设东亚区域国际制度的根本动机仍是为国内发展创造和平环境与广阔市场。中国在将东亚各国纳入本国的制度构建过程中，与美国保持和睦和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只要中国的实力仍然持续增长，美国就不可能不关注对华相对实力优势。如果中国能在无涉国际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减少甚至避免与美国的冲突，中国至少能够收获两点益处，首先是中国绝对实力的增长和中美合作中的绝对获益至少能够较少地引起美国对其相对实力与相对获益的关注，进而避免美国过早采取围堵中国、阻断中国制度创建的政策；其次是避免东亚各国感觉需要被迫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
三、结论
中国模式的探讨应该反映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面貌，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和建立，在探讨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利用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模式的创建也应是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而朝贡体系模式是中国国际制度模式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对中国模式概念和内涵的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拓展。
参考文献：
[1]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2]同上，第214页.
[3]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
[4]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第262页.
[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6]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 pp. 23-37.
[7]“洲际大国”（continental state）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83， p.48.
[8] Rosemary Foot， “Regionalism in Pacific Region”， in Lou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Rress， 1995， p. 239.
[9] G.John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Survival， Vol.46， No. 1， Spring 2004， pp.7-22.
[10]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sia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versity Press， 1997， p. 1.
[11]愛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1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13-214页.
[13]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153页.
[14]珍妮·克莱格，《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葛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