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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协会员到监狱囚犯
死刑犯的最后一夜如何度过？有人整夜唱歌，有人想吃酸菜鱼，有人吹嘘做过的“大事”，有人说“来生做好人”……其中许多人人生最后的秘密都说给了一个人——欢镜听。
欢镜听生于重庆市永川县一户农家。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白天胸前挂个补满补丁的书包，身后背个猪草背篓，夜晚还要肩挑箩筐到江津火车站捡煤炭。苦难的生活中，他开始寻找希望的灯塔。捡煤炭之余，他经常倚在电线杆上，借助昏黄的路灯看书。
那是欢镜听童年生活里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怀着对文学的向往，他结识了在火车站附近开书店的伯伯，一来二去，成了店里免费的“常驻客”。伯伯成了欢镜听走进文学殿堂的领路人，跟着他的脚步，欢镜听结识了莎士比亚、普希金、马克·吐温……在书里，欢镜听被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吸引，钟情那些美妙的诗句。13岁那年，他站在伯伯面前慎重表态：“将来我要当作家。”
第二年，欢镜听到江津火车站做了挑夫，辛苦赚钱之余，开始了写作之路。16岁，他到建筑工地打小工，他把脑海里随时涌现的诗句和故事情节，用铁钉写到砖块上，下班后，再把这些砖块一块块搬回去，抄到本子上。三年下来，欢镜听写满了二十几个本子。
17岁生日那天，欢镜听给《几江文艺月报》投了稿，忐忑之余，他收到了稿件录用通知和稿费。这给欢镜听带来莫大的动力，凭借辛勤写作，两年后，他加入了重庆作协，成为当时重庆最年轻的作协成员。21岁，他成为了四川省作协会员。
正当文学创作走向高峰时，欢镜听踏上了下海从商的大船。经过几年打拼，他成为一家商业公司的总经理。26岁那年，欢镜听组建了家庭。
仅仅四年后，因为4万元账目问题，欢镜听被公司告上法庭。1996年9月15日，欢镜听以侵占财产罪被判入狱，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狱中生活。
为死囚写遗书
服刑期间，欢镜听担任了犯人后勤组长。1997年7月的一天，欢镜听从管教那里接到为死囚写遗书的指令。“我第一感觉就是头皮发麻，继而是充斥在每个细胞中的害怕。”他硬着头皮踏進了死囚室。“没想到，我从此成为监区中死囚遗书的代写人。”
重庆晚上雾气很重，欢镜听还记得，那天从大门外看进去，“雾气从铁窗里渗出来，觉得自己浑身发抖，背上冒冷汗”。他与死囚仅隔着一床被子的距离，因为害怕，他不敢说话，甚至没有勇气抬头面对那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只顾着一个劲地在纸上涂写。
对方名叫艾强。一天晚上外出散步时，被一个误以为他是有钱老板的歹徒纠缠辱骂：“我以为你是个大老板，没想到是一条干滚龙（无赖）。”受到侮辱的艾强在当晚突然抢劫杀人。
相比欢镜听的反应，艾强略显轻松，仿佛明天他只是去开启另一段旅程。他跟欢镜听开玩笑：“明天要杀头的是我，又不是你，你怕什么？”
每一个生命面对死神的到来，表现都各不相同。“有大小便失禁的，有瘫在地上的，也有故作镇定的。”一个21岁的小伙子，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吃酸菜鱼。他口述遗书时的镇定，在酸菜鱼的催化下，最终化作一滩泪水。而女死刑犯唱出了知青时代的民歌，“少女的心，秋天的云，多少个忧愁苦闷的夜晚，多少个欢乐愉快的黎明。”
但最震慑欢镜听灵魂的，还是偷钱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王一。王一曾是一名小偷，“光顾”了穷得身上只有5角钱的女大学生珍珍后，心生怜悯并触发“侠义壮举”。当晚，他在一家火锅店用刀向服务员“借”了50元寄给珍珍，并在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叮嘱之言。
可当王一第二次在公交车上再次与珍珍相遇，并想把当天所得全部放进她口袋的时候，珍珍的一声“抓小偷”让王一遭到乘客的毒打。就是这个重大打击促使王一改行盗窃、抢劫，最终一步步走向不归路。“王一临刑前没有一丝害怕和悔意，反而还念叨珍珍‘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如何，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穷’。”听完王一的故事，欢镜听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
欢镜听说：“尽管他们的人生，就是判决书上被判死刑的事实，但他们教会我敬畏生命。”
用文字敬畏生命
由于表现出色，欢镜听于1998年4月提前出狱。而早在入狱前，他的家庭就散了。“跨出监狱的大门，我就发誓，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不顾往日朋友的讥讽，将别人的挖苦当作鞭策，一边靠稀饭咸菜度日，一边开始写死囚的故事。
在江津市图书馆，欢镜听查阅到有关死囚的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非常失望，“很多学者、作家本身就缺乏人文素养，不可能带着人道关怀，因此呈现的更多是案例，并且先入为主，把罪犯视作彻底的坏人。”欢镜听说，“我想写的是‘敬畏’——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
欢镜听一个月几乎不眠不休，长达21万字的《死囚档案》出炉，一上市就引起广泛关注。
同年，《死囚档案》一举夺得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随后，欢镜听的长篇纪实小说《官匪县太爷》、长篇小说《惊魂再现》等六部作品陆续在一年内完成创作并出版。2004年，他被江津市文化馆特招，成为公职文艺干部。
2017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和陌生人说话》邀请欢镜听讲述了狱中经历，再次引起观众的热议，纪录片更是获得了9.3分的豆瓣评分。如今，那个曾经为死囚犯写遗书的小伙，已经变成了五十多岁的大叔，但他的作品更加有活力。2018年，他的诗歌《我发现自己坐在一片雪花上》获《星星》诗刊社举办的“郎酒杯”中国新诗大奖赛佳作奖。
编辑 张秀格
死刑犯的最后一夜如何度过？有人整夜唱歌，有人想吃酸菜鱼，有人吹嘘做过的“大事”，有人说“来生做好人”……其中许多人人生最后的秘密都说给了一个人——欢镜听。
欢镜听生于重庆市永川县一户农家。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白天胸前挂个补满补丁的书包，身后背个猪草背篓，夜晚还要肩挑箩筐到江津火车站捡煤炭。苦难的生活中，他开始寻找希望的灯塔。捡煤炭之余，他经常倚在电线杆上，借助昏黄的路灯看书。
那是欢镜听童年生活里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怀着对文学的向往，他结识了在火车站附近开书店的伯伯，一来二去，成了店里免费的“常驻客”。伯伯成了欢镜听走进文学殿堂的领路人，跟着他的脚步，欢镜听结识了莎士比亚、普希金、马克·吐温……在书里，欢镜听被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吸引，钟情那些美妙的诗句。13岁那年，他站在伯伯面前慎重表态：“将来我要当作家。”
第二年，欢镜听到江津火车站做了挑夫，辛苦赚钱之余，开始了写作之路。16岁，他到建筑工地打小工，他把脑海里随时涌现的诗句和故事情节，用铁钉写到砖块上，下班后，再把这些砖块一块块搬回去，抄到本子上。三年下来，欢镜听写满了二十几个本子。
17岁生日那天，欢镜听给《几江文艺月报》投了稿，忐忑之余，他收到了稿件录用通知和稿费。这给欢镜听带来莫大的动力，凭借辛勤写作，两年后，他加入了重庆作协，成为当时重庆最年轻的作协成员。21岁，他成为了四川省作协会员。
正当文学创作走向高峰时，欢镜听踏上了下海从商的大船。经过几年打拼，他成为一家商业公司的总经理。26岁那年，欢镜听组建了家庭。
仅仅四年后，因为4万元账目问题，欢镜听被公司告上法庭。1996年9月15日，欢镜听以侵占财产罪被判入狱，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狱中生活。
为死囚写遗书
服刑期间，欢镜听担任了犯人后勤组长。1997年7月的一天，欢镜听从管教那里接到为死囚写遗书的指令。“我第一感觉就是头皮发麻，继而是充斥在每个细胞中的害怕。”他硬着头皮踏進了死囚室。“没想到，我从此成为监区中死囚遗书的代写人。”
重庆晚上雾气很重，欢镜听还记得，那天从大门外看进去，“雾气从铁窗里渗出来，觉得自己浑身发抖，背上冒冷汗”。他与死囚仅隔着一床被子的距离，因为害怕，他不敢说话，甚至没有勇气抬头面对那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只顾着一个劲地在纸上涂写。
对方名叫艾强。一天晚上外出散步时，被一个误以为他是有钱老板的歹徒纠缠辱骂：“我以为你是个大老板，没想到是一条干滚龙（无赖）。”受到侮辱的艾强在当晚突然抢劫杀人。
相比欢镜听的反应，艾强略显轻松，仿佛明天他只是去开启另一段旅程。他跟欢镜听开玩笑：“明天要杀头的是我，又不是你，你怕什么？”
每一个生命面对死神的到来，表现都各不相同。“有大小便失禁的，有瘫在地上的，也有故作镇定的。”一个21岁的小伙子，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要求：吃酸菜鱼。他口述遗书时的镇定，在酸菜鱼的催化下，最终化作一滩泪水。而女死刑犯唱出了知青时代的民歌，“少女的心，秋天的云，多少个忧愁苦闷的夜晚，多少个欢乐愉快的黎明。”
但最震慑欢镜听灵魂的，还是偷钱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王一。王一曾是一名小偷，“光顾”了穷得身上只有5角钱的女大学生珍珍后，心生怜悯并触发“侠义壮举”。当晚，他在一家火锅店用刀向服务员“借”了50元寄给珍珍，并在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叮嘱之言。
可当王一第二次在公交车上再次与珍珍相遇，并想把当天所得全部放进她口袋的时候，珍珍的一声“抓小偷”让王一遭到乘客的毒打。就是这个重大打击促使王一改行盗窃、抢劫，最终一步步走向不归路。“王一临刑前没有一丝害怕和悔意，反而还念叨珍珍‘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如何，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穷’。”听完王一的故事，欢镜听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
欢镜听说：“尽管他们的人生，就是判决书上被判死刑的事实，但他们教会我敬畏生命。”
用文字敬畏生命
由于表现出色，欢镜听于1998年4月提前出狱。而早在入狱前，他的家庭就散了。“跨出监狱的大门，我就发誓，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不顾往日朋友的讥讽，将别人的挖苦当作鞭策，一边靠稀饭咸菜度日，一边开始写死囚的故事。
在江津市图书馆，欢镜听查阅到有关死囚的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非常失望，“很多学者、作家本身就缺乏人文素养，不可能带着人道关怀，因此呈现的更多是案例，并且先入为主，把罪犯视作彻底的坏人。”欢镜听说，“我想写的是‘敬畏’——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
欢镜听一个月几乎不眠不休，长达21万字的《死囚档案》出炉，一上市就引起广泛关注。
同年，《死囚档案》一举夺得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随后，欢镜听的长篇纪实小说《官匪县太爷》、长篇小说《惊魂再现》等六部作品陆续在一年内完成创作并出版。2004年，他被江津市文化馆特招，成为公职文艺干部。
2017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和陌生人说话》邀请欢镜听讲述了狱中经历，再次引起观众的热议，纪录片更是获得了9.3分的豆瓣评分。如今，那个曾经为死囚犯写遗书的小伙，已经变成了五十多岁的大叔，但他的作品更加有活力。2018年，他的诗歌《我发现自己坐在一片雪花上》获《星星》诗刊社举办的“郎酒杯”中国新诗大奖赛佳作奖。
编辑 张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