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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三个部分探讨媒体残障报道中常见的叙事误区：1）“正常人”话语下的“不正常”；2）“节日式”报道与“被关爱专业户”；3）过度美化与歧视皆为一种误读。
关键词 残障观念；侮辱化表达；“节日式”报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4-0109-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残疾人群体，媒体给予了更多报道。20多年来，从“残废”到“残疾”，再到“残障”，三个词汇，一字之差，微妙勾勒出社会对残障者的态度和观念演进脉络。然而，由于长期的隔阂以及缺乏专业领域的了解，媒体在涉及残疾人的报道时，仍有失偏颇。
媒体如何报道残障群体，这不仅是信息的简单传递，它对大众如何认知、理解这一特殊群体乃至整个文化价值起着越来越强的诱导、影响作用，而且更多地是在为大众设定“残疾”的范畴，构建其许多虚妄及固执的理念。对其进行文本研究，或许可以为媒体今后如何正确阐释这一特殊群体以及公众如何正确了解、普遍接纳这一群体提供另一思路与角度。
1 “正常人”话语下的“不正常”
无论是媒体领域还是大众视野，对残疾的认识固化在了被动的位置上，对残疾群体，媒体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垂怜与敬而远之，充满了俯视、悲悯甚至异样的视角。与残疾人相对应的表述，本是“健全人”，但见诸报端时，媒体往往将“残疾人”与“正常人”相提并论。如2011年12月25日新华网刊登的体育报道“从残疾人到正常人从残奥到奥运莫尼克诠释奇迹”、2012年5月22日中国财经报网刊文“让残疾人像正常人一样有尊严”、2013年7月26日华尔街日报中文频道一篇题为“中国近一亿残疾人‘藏’在哪里？”的报道被争先转载，其中“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等类似表述，屡见不鲜。残疾人很是苦恼，“我们怎么就不正常了？”盲人歌手周云蓬戏谑道曾对自己提出一个口号：像个正常人。一个“像”字，满是辛酸倔强——为何是“像”？为何社会要把残疾视作“不正常”？每个人都会遭遇各种障碍，残疾只是其中一种，但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所有参考依据都是“健全人”，西方残障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及这一“健全至上”概念彻底将残疾人边缘化了。一个人残疾了，社会意识形态便不加掩饰地贬抑其为“残废”“废物”“不正常”。另一方面，尽管“聋子”“瞎子”“哑巴”“傻子”“瘸子”“疯子”等表达早已过时，也被认定为歧视性用语，但如今这种侮辱化表达在各类媒体上仍不鲜见。而“残废”“患有残疾”“异常”等病态化表达则更是常见。如2012年3月，东方网一篇题为《非哑巴非弱智非残疾人委员关注孤独症儿童生存状况》的报道，在新闻大标赫然使用“哑巴”“弱智”等极具歧视性的表达与“残疾人”并列，并在文中多次重复。2013年，必胜客公司在媒体公开播放的虾球广告，也因使用盲人元素及“瞎球”的表达引发盲人群体极大不满。
一项从2016年2月1日至2月28日，以百度新闻关键词检索为样本，关于残障事务的相关报道调查显示，以“精神障碍”为检索词条目1 050条，约占总条目的30%，而以“疯子”为条目的有2 450条，约占总条目的70%；以“智障”1 950条，占总条目的52%，以“傻子”1 790条，占总条目的48%。这些报道方式既侵犯了残障人士的尊严，更强化了社会大众对于残障人士的误解，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障人士固有尊严的尊重”的原则背道而驰。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教授唐钧所言，“如果把残疾人说成‘不正常’，那是这个社会不正常，这个社会里的人看这个问题不正常”，“使残疾人事业发展起来，中国可能需要一个文明的启蒙”。这个文明启蒙，首先应从我们媒体人开始。
2 “节日式”报道与“被关爱专业户”
过去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成了每逢佳节倍折腾。媒体的各类节日主题报道中，平时无人问津的残疾人成了节日版的绝对主体，如“××与残疾人共度除夕”“××万元资助贫困残疾人温暖过大年”。这种“节日式报道”集中在特定时段：2008北京残奥会前后、临近春节的“送温暖”活动、“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等有关残疾人的纪念日，其他时段鲜见报道，即使有报道，商业化倾向也比较严重，例如报道能够吸引社会公众眼球的、符合广告商需求的或提升媒体自身形象的，却很大程度地忽略了日常报道。
节日成了爱心井喷的出口，几乎一到儿童节，特教学校和福利院就被擠爆；一年一度的助残日，是大众和媒体一年一次的爱心大礼包，全国各地的贤达人士得到巨大的爱心释放和心理满足。此类报道往往流于简单粗暴，充斥着从上向下的俯视感，是赠人玫瑰只为留香，是“我快乐，所以你一定要快乐”。“节日式”报道的标配是大米、白面、食用油加慰问金，不知是谁起的头，却成了约定俗成。一位残疾人模范坦言自己常被慰问，“送米了，跟米照一张，送油了，跟油照一张，嘴咧得倍儿开，旁边还有人启发，‘××书记对你这么关爱，有没有想说的呀？”报道最为深入的当属电视媒体，尤其是地方台。摄影记者选定角度，官员一脸微笑，将慰问品送至残疾人手中，来去匆匆，全程不足十分钟。这套过场近乎仪式化标准化：微笑、握手、摆拍、寒暄、下一户……残疾人被道具，被摆拍，被消费，而与节日扎堆对应的是平时的“门可罗雀”，让公益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日常化、生活化，成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节日式关爱”直接催生出“被关爱专业户”怪象。被关爱对象的关注热度和新闻价值，直接决定活动见报、刊发照片的版面大小、电视新闻的时段与时长，因而温暖送给谁，马虎不得。要么就是获得殊荣或天赋秉异的残疾名人，这些人虽是自强自立的楷模，但实属少数，并不具有普遍性；要么就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命运多舛的重残户或特困户，进一步塑造残疾人的悲苦形象。这对其他残疾人并不公平，同时也会减少媒体报道的覆盖面——那些表面看起来最为普通的残疾人一样可以提供最特别和精彩的素材。 残奥冠军、盲人田径运动员李端曾有一次参加活动，十几个媒体簇拥而上，场面热烈到他差点摔个跟头，就餐时也不停被打断，一顿饭的功夫说了37次谢谢；贵州铜仁女大学生张蕾带着盲父上大学，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后，无数媒体纷沓而至，留下几句问候，带走她的故事，却让她的勤工俭学时间各种中断；南京儿童福利院曾在48天里接待165批次数千人，由于大批人员涌入，互动过多，孩子们大面积感染水痘，部分孤儿还产生心理不适，而远郊福利院无人问津，“冷热”之殊，令人嗟叹。
3 过度美化与歧视皆为一种误读
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业媒体，长期的隔阂使得人们对残疾人的印象常出于想象而非实际，存在着很多误读。
以孤独症（又称“自闭症”）为例，他们被媒体广泛猎奇报道，在2015年彭妈妈看望过孤独症儿童后，这个特殊群体更成焦点，“他们来自遥远的天际，一不小心跌落在了尘世”——媒体把“星星的孩子”这个最美丽的比喻给了他们，也一并把最美丽的想象给了他们。不少口口相传的故事试图向世人证明：他们是超常儿童，他们是天才，他们是智者，对艺术、对数字有着超强感知却不会弯腰系鞋带而已。事实上，孤独症来自医学，不是诗歌。孤独症患者中只有约10%有某一方面的超常技能，如绘画、音乐、机械记忆等，也只是单一发展，并不具备成为天才的完全条件：高智商、高创造力、非智力因素、明显的心理驱动能力等。孤独的世界远远不似媒体描绘的“星星的世界”那般自我与安宁，求医问药、求学康复、未来出路……疾患之困与身心之痛永远并存，父母与孩子一样寂寞孤独。
盲人是“黑暗舞者”、听障人士变身“无声世界的精灵”、肢残人都有“隐形的翅膀”、精神病人则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等，类似表述表现出极大温情。为了凸显故事性，媒体会刻意拔高残疾人，用一种过度美化、巨人化的叙事模式，将他们刻画成激励他人的教化工具，自觉不自觉地把报道基调往“高大全”上靠，塑造特殊个体取代群体形象，极易造成大众忽略其能力是某种机体适应与功能代偿，导致对普通残疾人的能力否定。过度美化与歧视皆为一种误读。2014年，《最强大脑》节目推出一位精于速算的中度智障青年周玮，引发各类媒体追逐报道争夺眼球，当“中度脑残”“弱智”“傻子”与“中国霍金”“中国雨人”“完败大学教授”等语言文字叠加于一人之身时，人们不得不怀疑周玮到底是被拯救重生了，还是被消费伤害了。2016年诗人余秀华的爆红，也成为一个现象级事件，她对自己的身份排序是“女人、农民、诗人”，但大众对她的称呼始终是“脑瘫诗人”“残疾诗人”，习惯用残疾去定义她的创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氛圍，有赖媒体的引领，其特有的形象构建和议题设置功能，对于这个群体的报道量和关注度，直接决定了残疾人被关注的程度及其典型社会形象的塑造。应通过多种新闻元素和各类体裁深刻、全面展示残疾人的社会角色，呈现残疾人面临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挑战与进步；不应过分聚焦或强调对方的残障，以平民化的视角呈现其独到之处；应超越以往节日集中报道的模式，同时，特别注重倾听残疾人的内心感受，而非千篇一律、居高临下的健全人视角。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如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创者邓朴方所言：“仅仅怜悯残疾人仍是没有把残疾人摆在与自己平等地位的心理表现。而理解残疾人、尊重残疾人，给残疾人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才是健全人应尽的社会责任。只有对残疾人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才能树立对残疾人的正确态度。”
关键词 残障观念；侮辱化表达；“节日式”报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4-0109-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残疾人群体，媒体给予了更多报道。20多年来，从“残废”到“残疾”，再到“残障”，三个词汇，一字之差，微妙勾勒出社会对残障者的态度和观念演进脉络。然而，由于长期的隔阂以及缺乏专业领域的了解，媒体在涉及残疾人的报道时，仍有失偏颇。
媒体如何报道残障群体，这不仅是信息的简单传递，它对大众如何认知、理解这一特殊群体乃至整个文化价值起着越来越强的诱导、影响作用，而且更多地是在为大众设定“残疾”的范畴，构建其许多虚妄及固执的理念。对其进行文本研究，或许可以为媒体今后如何正确阐释这一特殊群体以及公众如何正确了解、普遍接纳这一群体提供另一思路与角度。
1 “正常人”话语下的“不正常”
无论是媒体领域还是大众视野，对残疾的认识固化在了被动的位置上，对残疾群体，媒体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垂怜与敬而远之，充满了俯视、悲悯甚至异样的视角。与残疾人相对应的表述，本是“健全人”，但见诸报端时，媒体往往将“残疾人”与“正常人”相提并论。如2011年12月25日新华网刊登的体育报道“从残疾人到正常人从残奥到奥运莫尼克诠释奇迹”、2012年5月22日中国财经报网刊文“让残疾人像正常人一样有尊严”、2013年7月26日华尔街日报中文频道一篇题为“中国近一亿残疾人‘藏’在哪里？”的报道被争先转载，其中“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等类似表述，屡见不鲜。残疾人很是苦恼，“我们怎么就不正常了？”盲人歌手周云蓬戏谑道曾对自己提出一个口号：像个正常人。一个“像”字，满是辛酸倔强——为何是“像”？为何社会要把残疾视作“不正常”？每个人都会遭遇各种障碍，残疾只是其中一种，但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所有参考依据都是“健全人”，西方残障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及这一“健全至上”概念彻底将残疾人边缘化了。一个人残疾了，社会意识形态便不加掩饰地贬抑其为“残废”“废物”“不正常”。另一方面，尽管“聋子”“瞎子”“哑巴”“傻子”“瘸子”“疯子”等表达早已过时，也被认定为歧视性用语，但如今这种侮辱化表达在各类媒体上仍不鲜见。而“残废”“患有残疾”“异常”等病态化表达则更是常见。如2012年3月，东方网一篇题为《非哑巴非弱智非残疾人委员关注孤独症儿童生存状况》的报道，在新闻大标赫然使用“哑巴”“弱智”等极具歧视性的表达与“残疾人”并列，并在文中多次重复。2013年，必胜客公司在媒体公开播放的虾球广告，也因使用盲人元素及“瞎球”的表达引发盲人群体极大不满。
一项从2016年2月1日至2月28日，以百度新闻关键词检索为样本，关于残障事务的相关报道调查显示，以“精神障碍”为检索词条目1 050条，约占总条目的30%，而以“疯子”为条目的有2 450条，约占总条目的70%；以“智障”1 950条，占总条目的52%，以“傻子”1 790条，占总条目的48%。这些报道方式既侵犯了残障人士的尊严，更强化了社会大众对于残障人士的误解，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障人士固有尊严的尊重”的原则背道而驰。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教授唐钧所言，“如果把残疾人说成‘不正常’，那是这个社会不正常，这个社会里的人看这个问题不正常”，“使残疾人事业发展起来，中国可能需要一个文明的启蒙”。这个文明启蒙，首先应从我们媒体人开始。
2 “节日式”报道与“被关爱专业户”
过去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成了每逢佳节倍折腾。媒体的各类节日主题报道中，平时无人问津的残疾人成了节日版的绝对主体，如“××与残疾人共度除夕”“××万元资助贫困残疾人温暖过大年”。这种“节日式报道”集中在特定时段：2008北京残奥会前后、临近春节的“送温暖”活动、“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等有关残疾人的纪念日，其他时段鲜见报道，即使有报道，商业化倾向也比较严重，例如报道能够吸引社会公众眼球的、符合广告商需求的或提升媒体自身形象的，却很大程度地忽略了日常报道。
节日成了爱心井喷的出口，几乎一到儿童节，特教学校和福利院就被擠爆；一年一度的助残日，是大众和媒体一年一次的爱心大礼包，全国各地的贤达人士得到巨大的爱心释放和心理满足。此类报道往往流于简单粗暴，充斥着从上向下的俯视感，是赠人玫瑰只为留香，是“我快乐，所以你一定要快乐”。“节日式”报道的标配是大米、白面、食用油加慰问金，不知是谁起的头，却成了约定俗成。一位残疾人模范坦言自己常被慰问，“送米了，跟米照一张，送油了，跟油照一张，嘴咧得倍儿开，旁边还有人启发，‘××书记对你这么关爱，有没有想说的呀？”报道最为深入的当属电视媒体，尤其是地方台。摄影记者选定角度，官员一脸微笑，将慰问品送至残疾人手中，来去匆匆，全程不足十分钟。这套过场近乎仪式化标准化：微笑、握手、摆拍、寒暄、下一户……残疾人被道具，被摆拍，被消费，而与节日扎堆对应的是平时的“门可罗雀”，让公益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日常化、生活化，成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节日式关爱”直接催生出“被关爱专业户”怪象。被关爱对象的关注热度和新闻价值，直接决定活动见报、刊发照片的版面大小、电视新闻的时段与时长，因而温暖送给谁，马虎不得。要么就是获得殊荣或天赋秉异的残疾名人，这些人虽是自强自立的楷模，但实属少数，并不具有普遍性；要么就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命运多舛的重残户或特困户，进一步塑造残疾人的悲苦形象。这对其他残疾人并不公平，同时也会减少媒体报道的覆盖面——那些表面看起来最为普通的残疾人一样可以提供最特别和精彩的素材。 残奥冠军、盲人田径运动员李端曾有一次参加活动，十几个媒体簇拥而上，场面热烈到他差点摔个跟头，就餐时也不停被打断，一顿饭的功夫说了37次谢谢；贵州铜仁女大学生张蕾带着盲父上大学，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后，无数媒体纷沓而至，留下几句问候，带走她的故事，却让她的勤工俭学时间各种中断；南京儿童福利院曾在48天里接待165批次数千人，由于大批人员涌入，互动过多，孩子们大面积感染水痘，部分孤儿还产生心理不适，而远郊福利院无人问津，“冷热”之殊，令人嗟叹。
3 过度美化与歧视皆为一种误读
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业媒体，长期的隔阂使得人们对残疾人的印象常出于想象而非实际，存在着很多误读。
以孤独症（又称“自闭症”）为例，他们被媒体广泛猎奇报道，在2015年彭妈妈看望过孤独症儿童后，这个特殊群体更成焦点，“他们来自遥远的天际，一不小心跌落在了尘世”——媒体把“星星的孩子”这个最美丽的比喻给了他们，也一并把最美丽的想象给了他们。不少口口相传的故事试图向世人证明：他们是超常儿童，他们是天才，他们是智者，对艺术、对数字有着超强感知却不会弯腰系鞋带而已。事实上，孤独症来自医学，不是诗歌。孤独症患者中只有约10%有某一方面的超常技能，如绘画、音乐、机械记忆等，也只是单一发展，并不具备成为天才的完全条件：高智商、高创造力、非智力因素、明显的心理驱动能力等。孤独的世界远远不似媒体描绘的“星星的世界”那般自我与安宁，求医问药、求学康复、未来出路……疾患之困与身心之痛永远并存，父母与孩子一样寂寞孤独。
盲人是“黑暗舞者”、听障人士变身“无声世界的精灵”、肢残人都有“隐形的翅膀”、精神病人则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等，类似表述表现出极大温情。为了凸显故事性，媒体会刻意拔高残疾人，用一种过度美化、巨人化的叙事模式，将他们刻画成激励他人的教化工具，自觉不自觉地把报道基调往“高大全”上靠，塑造特殊个体取代群体形象，极易造成大众忽略其能力是某种机体适应与功能代偿，导致对普通残疾人的能力否定。过度美化与歧视皆为一种误读。2014年，《最强大脑》节目推出一位精于速算的中度智障青年周玮，引发各类媒体追逐报道争夺眼球，当“中度脑残”“弱智”“傻子”与“中国霍金”“中国雨人”“完败大学教授”等语言文字叠加于一人之身时，人们不得不怀疑周玮到底是被拯救重生了，还是被消费伤害了。2016年诗人余秀华的爆红，也成为一个现象级事件，她对自己的身份排序是“女人、农民、诗人”，但大众对她的称呼始终是“脑瘫诗人”“残疾诗人”，习惯用残疾去定义她的创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氛圍，有赖媒体的引领，其特有的形象构建和议题设置功能，对于这个群体的报道量和关注度，直接决定了残疾人被关注的程度及其典型社会形象的塑造。应通过多种新闻元素和各类体裁深刻、全面展示残疾人的社会角色，呈现残疾人面临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挑战与进步；不应过分聚焦或强调对方的残障，以平民化的视角呈现其独到之处；应超越以往节日集中报道的模式，同时，特别注重倾听残疾人的内心感受，而非千篇一律、居高临下的健全人视角。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如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创者邓朴方所言：“仅仅怜悯残疾人仍是没有把残疾人摆在与自己平等地位的心理表现。而理解残疾人、尊重残疾人，给残疾人以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才是健全人应尽的社会责任。只有对残疾人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才能树立对残疾人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