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但何以还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胡锦涛语）？此乃因为在“盛世”之中，还存在着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忧患。我们尤其赞同有识者的这句话：“前一次思想解放的资源，至今已经耗尽；此前改革的策略，至今也已失效；前段改革所回避的难关，而今逼到眼前；前段改革形成的禁忌与遗留的负资产，已经成为制约我们自由思考的障碍。”如此大胆的言论，也许只有从在历史转变关头总是能领风气之先的南方传媒上才能看到。归结起来，所谓“前一次思想解放的资源”，其核心内容就是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执政者最终宣布选择市场经济而摒弃计划经济（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一次“离经叛道”），也是基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样一种务实的认知。然而，自90年代至今（有人称为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实践也证明，经济固然是全部问题的基础（即所谓“经济基础”），但它却并不等于问题的全部。30年来年均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使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增强，但并不能使所有的问题都自动地得到解决，使所有的关系都能自动地“摆平”。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是经济本身的结构，还是社会分配的结构，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至与意识形态的结构，都出现了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失衡，都必须要进一步地加以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打破旧的理论禁锢。30年后的中国与30年前的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有人认为，我们还不具备“再解放一次思想”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危机”。30年前发动改革开放，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惟有解放思想才能“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语）；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却正处于“盛世”之中，它的危机只是处于一种潜伏状态，远没有到国歌里所唱的“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决策者都会天然地倾向于选择“守成”而不是“解放”，会天然地选择“修补”而不是“革命”（当然是指不流血的革命亦即如1978年那样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可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中兴”，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中兴”之后还会“继续革命”的先例，因为只有面临危机时人们才会被激发出“冒险”的精神。
　　但是，我们必须从传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要舍弃改革，而是要从曾经的改革精神中寻觅新一轮改革的动力，解放思想，也并不是否定过去业已形成的有利于进一步改革的思维，而是要从那些还不适应甚至阻挠科学发展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尤其是要解放那些在传统发展观基础上奠定的传统的施政思维和守成观。
　　躺在功劳簿上洋洋自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局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潮起潮落弹指一挥间的时代，跟不上时势的脚步，时势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让过去的英雄只堪追忆。当我们把改革步伐停歇一会的时候，很有可能，不仅离参与世界标准制订的目标越来越远，也会逐渐被时代拉远距离，被他人赶超过去。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最大的危机同样来自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必须放下内心深处背负的成就包袱。
　　解放思想，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正启示我们：改革开放一刻也不能停歇，纵然困难重重、纵然沟壑密布、纵然风险压顶，但只要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形成新的精神状态，溪水会汇入现代文明的大海，改革会再谱辉煌的新篇！
　　禁锢思想的力量，曾经是传承千年、自我圆满的思想本身，也曾经是权力的桎梏和民众的盲目，又曾经是失落与茫然后的胆怯和退缩。现在的情况又与以往都不同。
　　“文革”之后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两次思想解放，都从执政党内扩至全民运动。在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封闭体系下，民众囿于信息不对称，也无缘于主动。即便是顺应潮流，政治高层的积极，也显得尤为可贵。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被全球化深刻改变的今天，有跟世界全面接轨的视野，有快速传递方便获取的信息，有独力思考勇于表达的民众，解放思想的土壤与气候，已翻天覆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此起彼伏的改革得失大讨论，已经充分说明，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上下充分互动、彼此促进的思想解放。
　　改革30年来，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体制改革如影随形。体制改革的先声破除了经济发展的迷雾，经济发展的蓬勃又推动了体制改革的步伐。当我们以体制改革打开市场经济这扇大门之后，市场经济的事业又不断地要求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而规律之所以成为规律，就在于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行政命令为依归。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就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制度安排，以市场作为资源的主要配置手段。鉴于市场经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未知领域，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为中国改革赢得了转型的时间和机遇，避免了类似于苏东剧变这样的经济社会大震荡。
　　然而，改革行进到今天，不仅进入了体制改革的深水区，也进入到了一个国际上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危险期。要想避免社会震荡，顺利渡过危险期，跨越“拉美化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因势利导，利用回望改革30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扫除传统的体制、机制中的不合理、不适宜的因素。
　　曾几何时，一些人、一些部门利用改革体制中的漏洞，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既可以在传统体制中发号施令，又可以利用发号施令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大牟私利。维持现有的体制安排不变，使某些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左右逢源”，对于一些人而言，能够形成最佳的利益格局。但这样的利益格局却是少数人的利益格局，所导致的是畸形的以权势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的形势下，原来改革的受益者、推动者，如果不解放思想、不继续改革，就有可能衍变成新一轮改革的阻力。
　　因此，改革是需要胆量的，没有胆量、甘于守成，改革就失却了前进的可能。但光有胆量还远远不够，冒进、轻率导致的更可能是改革的夭折。体制改革、制度创新，需要有理性精神，既有胆，亦有识。而要形成好的见识，就应当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发动全社会力量，集纳全社会智慧，为我所用。也只有挖掘各方面的改革智慧，才能更真实地获悉民意所向，明晰改革操作的方向。换言之，有胆有识地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让新一轮改革更广泛地汲取民智、顺应民意，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才有更科学化解的可能。
　　30年前，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中“破茧而出”；30年后，科学发展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传统发展观所留下的传统体制机制成了新的桎梏，同样需要“破茧而出”。纵观世界大势，每一个改革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从传统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高度的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不可或缺，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不可虚置。就让我们用勇气与智慧，以高度的理性，怀抱着改革的梦想，在思想大解放的浪潮中，打破那些早已不适应现实发展的条条框框，从改革走向改革，从光荣走向另一个光荣，走出权力与市场纠葛不清的迷局，拥抱科学发展的春天吧！
　　可以说，此前的思想大解放，关键都在于对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那么这次的思想大解放，关键已转为对既定利益“绑架”的破除。在这一轮大讨论中，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甄别与争辩，更难的是对具体利益格局的调整与突破。
　　这样的具体利益格局，首先可见于舆论所激烈讨伐的特殊利益集团身上。中国的垄断行业，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严重阻碍市场自由竞争与创新突破。而事实上，它们何以利益特殊？何以形成并维系特殊利益？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是权力利益集团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团。
　　权力利益格局，无疑是具体利益格局中的更深层次。立法本当成为平衡利益关系的有效途径，但众多的立法却难逃部门立法利益化的嫌疑与指责；绿色GDP系统欲有所为却举步维艰，地方政府的政绩利益使然；各级官员的土地贪腐案件近年来频发，只因在土地资源问题上一支笔等同于亿万金。只要权力与现实利益形成可交换的关系，权力格局必然就会顽固地维护既定的利益格局。
　　所以，追究到底，必须承认，具体利益格局的最核心，乃是具体制度的安排与逻辑。指导整体公务行为的逻辑陷入了惯性，它显然被传统的制度框架所约束、所定义，被具体的奖惩机制所激励、所固化，被集体文化所感染、所挟持。党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再强调权力监督之重要，追求高效廉洁的行政转变，呼吁政治文明的进步发展，正是深知固有格局存弊。
　　目前呈现出来的是整体性的利益惯性，禁锢思想的是这个多方利益共同依赖的惯性体系。可以说，现在“解放思想”所面临的具体形势，比以往历次都具体、都实在，所以它看似命题更狭小，实际上破题更艰难：要想解放思想，必须厘清利益惯性对思想解放掣肘的束缚，必须挣脱利益格局对改革进程的绑架。
　　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正是一次次思想解放，使我们不断进入全面、客观认识事物的新境界，不断推动着我国的体制机制创新。我们靠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突破了旧的思维方式，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可以说，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的推动，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体制机制就创新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曾经长期，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思想解放，使我们获得了对市场经济新的认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并不根本矛盾，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再比如，我们曾长期把人权、物权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排斥，是思想解放，使我们认识到人权、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我国保障公民人权、物权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新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体制已经荡然无存，体制障碍已经完全消除，解放思想可以就此停步。应该看到，我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远没有结束，马克思称“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与此同时，改革道路上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因而，今天开展解放思想就是我们破解“死人抓住活人”的难题。
　　历史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解放思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不断碰撞、新的思想观念占用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认识的形成总是和人们所处时代的条件相联系的。条件变化了，思想认识不能与时俱进，原来的正确认识就可能落后于形势，变得不正确，甚至成为谬误。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获得新认识，为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精神动力。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高扬解放思想的大旗，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提出认识事物的新理念，寻找解决矛盾问题的新方法，探索突破旧体制约束的有效路径。所以，解放思想的过程，必然要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发生冲突，必然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因而，解放思想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冲破旧体制的解放思想举步维艰，完善新体制的解放思想同样充满风险。一般而言，解放思想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问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我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正在越来越深刻地触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越来越深刻地触及民生问题，涉及的问题更加敏感，涉及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解放思想的任务也就更加繁重。
　　事实表明，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代替一种旧的思想观念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一种新的政策代替一种旧的政策，一种新的机制代替一种旧的机制，一种新的体制代替一种旧的体制。而任何一种稳定态的改变，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抗。但是，正像不会因艰难而放弃改革开放一样，解放思想也决不会因为艰难而停步。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是历史的结论，更是全党的共识和统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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