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七一勋章”，瞿独伊当之无愧。她是革命先烈的后代，1941年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绝不屈服；她是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在开国大典上，她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她一生“跟党走，听党的话”，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
　　因为身体原因，她未能出席授勋仪式，女儿李晓云代替她参加了仪式。李晓云气质文雅，为人也像母亲一样谦逊，她说，这份荣誉不仅是授予母亲一个人的，而是授予他们那一代人的，“母亲只是代表他们接受了这份党内最高荣誉”。

父母教会她的是“爱祖国”

　　1921年11月，瞿独伊出生于上海，彼时，她的名字还是沈晓光。后来，因为她生父沈剑龙不思进取，生活上也不检点，母亲杨之华便将她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自己只生这么一个女儿，以后决不再要孩子了。几年后，杨之华离婚后又结婚，与瞿秋白结为夫妻。1925年，杨之华将女儿接到上海，将她改名为瞿独伊。
　　瞿秋白很爱杨之华，也很爱瞿独伊，一直视她为己出。瞿独伊小时候，杨之华工作很忙，所以总是由瞿秋白去幼儿园接瞿独伊。回到家，他又教她读书识字、写写画画。瞿秋白亲切地称呼瞿独伊为“小独伊”，她则总叫他“好爸爸”，而不是简单的一句“爸爸”。多年以后，瞿独伊回忆往事时说：“我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这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
　　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融，这让瞿独伊倍感温馨。而父母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她。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岁的小独伊也随父母秘密进入会场，为代表做掩护，休会时为代表表演。时至今日，曾到过“六大”驻地的那些同志里，只有她一个人还健在。
　　1930年，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因为从事的工作太危险，夫妻俩不得已将女儿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虽然如此，他们时时都惦念着她，也时时不忘对她的教育。有一次，瞿秋白给瞿独伊寄去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道：“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这是瞿秋白给她上的爱国教育课。多年以后，她还铭记在心，当有人问她“爸爸妈妈教会你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祖国！”
　　然而，小独伊没有想到，自己的“好爸爸”有一天也会离她而去。1935年秋，她偶然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顿时惊呆了，失声痛哭，晕倒在地。
　　或许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瞿秋白在临刑前一个月，于狱中写下遗文《多余的话》。在文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在狱中决定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

　　当年，瞿秋白是唱着自己翻譯的《国际歌》英勇就义的，从那以后，瞿独伊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他来。父亲的爱滋养了她，父亲对于信仰的坚定更是鼓舞了她未来的战斗。
　　1941年，瞿独伊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终于结束了。她随母亲回国，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被当地军阀盛世才扣押监禁。同时入狱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应盛世才之邀从延安派来新疆帮助工作的人员、一些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包括杨之华母女在内，共有150余人。
　　狱中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许多同志都受到了严刑拷打。大部分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有少数经受不住考验而背叛组织的叛徒，出卖了自己的同志。1943年9月27日，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以及林基路等同志惨遭杀害。
　　杨之华母女先被软禁，后被关押在女监里。关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妇女同志，还有20多个孩子，有些孩子就是在牢里出生的。此外，还有一些重病号和残疾军人也关在这里。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环境潮湿不见阳光，他们吃的是掺了沙子的发霉馒头，烂白菜汤里没有一点油水。一些患病的同志本来就十分虚弱，在这样的折磨之下，不幸病故了。
　　杨之华多次对瞿独伊说：“被捕，在革命是难免的。”她每次被敌人押着去受审讯，都是昂首挺胸地走出牢门，毫无畏惧之色。当敌人扬言要枪毙她，她就告诉他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掉脑袋，决不改变信仰！
　　敌人拿杨之华等人没办法，又盯上了年轻的瞿独伊。他们在审讯她时威逼利诱，对她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我们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瞿独伊不为所动，愤怒地回答：“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
　　面对这样的“硬骨头”，敌人也无可奈何，在1945年12月25日对母女俩的审讯报告中，他们这样写道：“杜宁（杨之华化名）、杜伊（瞿独伊化名）在苏居住甚久，所受赤色毒害亦深……”
　　在狱中，母女俩与难友们一起，展开绝食等各种方式的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阴谋。1946年，在党的组织营救下，131名共产党员及家属被集体无条件释放。他们历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回到了延安。党中央为他们的归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同年，瞿独伊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那几年的监狱生活让瞿独伊难以忘怀，她后来回忆说：“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对阶级的爱恨观有了新的认识，出狱后便加入了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新疆的时候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延安入党的时候，直接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组织免去了她的预备期，因为她在狱中与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已经证明她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

让世界聆听开国大典盛况

　　1949年10月1日，是瞿独伊永生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作为俄语播音员，瞿独伊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毛主席的讲话。
　　年轻的瞿独伊从未见过那样热烈的场面，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冉冉升起，许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而她，不仅是这一历史场面的见证者，还能亲自向世界报告新中国的成立，她感到自己很光荣。
　　1950年3月，瞿独伊和丈夫李何被派到莫斯科去建立新华社记者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建立的第一个驻外分社，瞿独伊和李何则是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
　　他们的工作开始于赴莫斯科的途中。3月12日，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列车上也设了投票箱。他们便在列车上采访旅客，完成了从国外发回的第一篇新闻。
　　刚到莫斯科时，万事都要从头开始，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当时分社只有他们两个人，从采访、发稿、打字、抄写、译电，到日常买菜做饭，所有事情都靠他们自己做。有一次，他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下了公交车又步行了很久。因为恰好天降大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全身都湿透了。苏联新闻司司长因此说，有些事情不必他们亲自过来，写信派人送到收发室即可。当得知他们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通讯员时，他不禁哑然失笑。瞿独伊解释说，中国目前要厉行节约，一切力量都要放在建设上。
　　他们处处为国家着想。在定薪时，李何主动减薪400卢布，瞿独伊更是减薪700卢布，因为她觉得，她的工作能力不如李何，所以减得更多。
　　夫妻俩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在苏期间发回了很多报道。1950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盛典，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受到新华社总社的通报表扬。除此以外，瞿独伊还经常给中国访苏代表团担任翻译，甚至周总理访苏、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参加宴会和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也由她来担任翻译。
　　莫斯科分社在瞿独伊夫妇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7年，他们奉调回国，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瞿独伊一开始接受组织安排到中国农科院工作，后来又回到新华社，任国际部俄文组编辑、翻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回顾她的一生，淡泊名利、默默付出是最好的注解。

替离去的亲人好好活着

　　百岁光阴，瞿独伊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内心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瞿独伊是在狱中认识李何的，两个人是共患难的狱友，是并肩作战的同事，也是彼此一生的至爱。李何非常有才，是新华社有名的“笔杆子”，他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甚至在瞿独伊和楊之华看来，他身上还有一点瞿秋白的影子。
　　瞿独伊与李何结婚后，生活十分幸福，然而1964年，李何因工作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猝死。半年之后，他们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又身患癌症，不幸去世。瞿独伊连续遭受巨大打击，天天以泪洗面，整宿失眠。很久以后，她才算走了出来，“刚开始我也接受不了，后来就努力用工作把生活填满，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慢慢就过来了”。
　　不过，瞿独伊此后再也没有结婚。就像杨之华至死怀念瞿秋白一样，瞿独伊也一直都怀念着自己的先生李何。
　　1973年，杨之华在北京不幸离世。这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留给瞿独伊一句话：“独伊，你和女儿一定要跟着党走，跟着党走，听党的话。”
　　瞿独伊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父母、丈夫、儿子相继离开自己后，依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乐观态度、坚强意志和奉献精神。她觉得自己依然是幸福的，“幸福就是替离去的亲人好好活着”。2021年，作为“党的同龄人”，经历了百年风雨，她终于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逝去的亲人虽未能陪伴身边，但这盛世如他们所愿，山河壮美，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