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看美国某地方选举的电视辩论，主持人问几个候选人：你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想：好大的问题。
　　这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所有人都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但对它的回答及争论，实际上构成一部2000多年的政治哲学史。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给自由的市场竞争提供法律的保障；比如，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会认为，政府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道德的教化；比如，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保证社会的平等与和谐。
　　当时有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合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法制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历史像一场演出，那么公众应该是舞台七的演员，政府应该仅仅是搭舞台的、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服务人员”而已，既不能通过直接参与演出来“与民争利”，也不能通过对演员指手画脚来干扰演出。
　　但是，政府真的能够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更重要的是，政府真的应该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最近美国发生的几件小事，引发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是2006年12月纽约市通过一项法令，限令餐馆2008年7月前停止使用“反式脂肪”烹饪食品。“反式脂肪”是一种氢化的植物油，口感好且易于保存。许多人热爱的麦当劳薯条，就是在这种食用油中制作出来的。但是研究表明，这种食用油对心血管不利，会提高食用者患心脏病的几率。所以纽约市议会和政府颁布禁令，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餐馆使用“反式脂肪”的城市。不少地区紧随其后，也在商议相关立法。
　　第二件事，是今年2月，德州州长下达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6年级女生必须注射一种抗HPV疫苗。HPV是一种流传极广的通过性交传播的病毒，是导致子宫颈癌的重要原因。默克公司近年研制出对付HPV病毒的疫苗，去年6月联邦政府认可了该疫苗的效果，并推荐所有11—12岁的女孩注射。目前已经有10多个州开始把注射该疫苗提上立法议程，但是德州州长捷足先登，绕开议会中保守团体的反对，直接下达了行政命令。
　　第三件事，是加州一个女议员莎利·利本最近向加州议会提案，要求立法禁止成人打3岁以下小孩的屁股，否则可能受到罚款甚至坐牢。虽然美国大部分州都已经立法禁止幼儿园及中小学实行体罚，但如果该法案通过，加州将会成为禁止家长打孩子屁股的第一个州。
　　从道义上看，地方政府这几件事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好心好意”，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它们还是受到了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归根结底就是一点：好的行为标准，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政府力量强制执行?
　　拿“反式脂肪”禁令来说，如果有些人愿意冒心脏病的风险换取吃可口食物的乐趣，他是否可以拥有这个自由?“保护公共健康”一说似乎站不住脚。吃肥肉也对心血管不利，难道要禁止餐馆供应肥肉?冬天的时候穿T恤容易感冒发烧，难道要禁止冬天穿得太少?长期不运动有害健康，难道要立法规定每个人的运动量……难怪有人哀叹，这个反式脂肪禁令是“保姆国家”的表现，有“极权主义”的征兆。如果说在公共场合禁烟还有“保护被动吸烟者的权利”这一法理基础，那么吃“反式脂肪”完全是自作自受，并没有碍着谁的什么事。
　　但该法令的支持者又可以说：如果“自作自受”就可以放任自流，那么禁毒、限赌就都不必要了。而且，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自作自受”是不存在的，比如，你得了心脏病，你的医疗保险实际上由整个社会承担，所以放任自己的健康恶化，有可能“自作他受”……这么一说，反式脂肪禁令又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HPV疫苗的政令，面临类似的质疑：防止子宫颈癌固然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是否一定要通过政府强力推广?避孕套的使用也有利于防止性病傳播，那么是不是也要对避孕套的使用立法呢?有的父母还担心，让十一二岁的女儿去打这种疫苗，会给她们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她们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性放纵。至于禁止打小孩，有些父母称，3岁以下的小孩，不可能跟他说清楚道理，偶尔打打屁股，是让他认清是非对错的最有效办法，政府连这个都管，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以上几件事似乎都是“小是小非”，但归根结底都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大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主张政府的“道德中立”，但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实：任何法律系统都有它的道德前提。即使是“最小政府”，也在或隐或显地承担“道德引导”的责任，但是，政府在“从善如流”的过程中，界限在哪里?“为人民服务”和“多管闲事”甚至“极权主义”的边界何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当初曾划定一个边界：伤害原则。一个人的道德完善和身体健康与政府无关，只有一个人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的伤害，才应该受到法律的规范。所以，如果用穆勒的眼睛审视上而几个案例，他不会觉得它们合乎自由主义，估计他会称之为“狗拿耗子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