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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与《申奥六鳞》两个作品中涉及到的争议问题,何振梁一一回应
兩年前的一篇文章《申奥六鳞》,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震动,作者只是暗示国际奥委会资深中国委员何振梁不该享有“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只是“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部书却搅起了更大的波澜,因为书中的大量信息不仅再次将矛头指向这位“资深中国委员”,而且引发了国际舆论。这一次,沉默了两年多的何振梁站出来了,对两个作品中涉及到的问题一一回应。
“什么问题都没有”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次的故事”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经提名金云龙为主席候选人,这让北京奥申委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书中还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经不是秘密。”
时间回溯到8年前,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上,不仅要确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还要投票选举新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而中国对每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候选人的支持与否、态度等,都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奥的利益问题。
何振梁:2001年3月1日,金云龙给我打电话,让我连署提名他。国际奥委会规定,任何一个人要参加竞选,必须有5个委员联合提名,这个人才有资格竞选,但是提名、连署并不等于支持他。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必须先有提名、竞选,然后再表决,而表决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表决是秘密的,提名是公开的。
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程序,没什么好责怪的,但说我投了金云龙的票是毫无根据的。那本书还提到了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很难说到底谁投了谁的票,可是翻过几页后又肯定地说我投了金云龙的票。
书中还提到,“他向人解释和宣传比较多的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派到国际奥委会去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强调委员要有‘独立性’,不受干扰。也许,这就是他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自认为可以不顾奥申委的总方针,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执意支持金云龙的理论依据。”
是否真如书中所言,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不听招呼”呢?
何振梁:3月1号,如果我谢绝了金云龙的要求,马上会影响到他的支持者对我们北京的态度,所以第二天申奥小组领导会结束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以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我把金云龙要求我做他候选主席的提名连署人这个事情一讲,大家都同意让我答应金的要求。
仅仅补充的是什么呢?为了不引起罗格和其他人的误解,要特别对罗格有所表示,告知我对他原来的承诺不变,同时对其他几位候选人也要做好工作,稳住他们。
3号我和罗格通了电话,罗格说连署是很正常的,并且他还告诉我其他候选主席如果让我连署他们,我也可以连署。
5号我在金云龙发过来的连署他竞选主席的文件上签了名,然后经过奥申委的对外联络部门发出去,所以这件事经过了组织讨论,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最后得到了56票,第二名是22票,差距这样大,完全说明我们的结果是满意的,成绩是辉煌的。如果确实像书中所说,北京申奥差点因为我而失败,那会有这样的辉煌结果吗?
“这值得一驳吗?”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李志坚写了一篇回顾北京申奥的文章——《申奥六鳞》,发表在2007年8月29日《中国体育报》头版上,第一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合纵连横”策略的来龙去脉,文中提到: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
何振梁:2001年2月7号,我跟萨马兰奇有一个私人间的谈话,他说,“振梁,现在奥委会主席候选人5个,最有希望的是两个人,金云龙和罗格,这两个人你主张谁?”当时没别人在场,也不像书里讲的那样天花乱坠,也没有合纵连横这些事,我就说从奥林匹克利益出发,我支持罗格,同时我明确告诉萨马兰奇,考虑到北京申奥,我不可能当着金云龙的面说我不支持你。
说来很巧,从萨马兰奇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我就遇到了罗格,我们互相打招呼后,我说刚才和萨马兰奇谈到你的问题,我们都说了你的很多好话,他当然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他说,“谢谢你,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经有了我的支持。”
“我并没有阻挡他”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再次将笔锋集中指向“资深委员”的,是第七章“普遍法则:新老交替势不可挡”这部分中,描述的一件发生在袁伟民任期内的大事。在2003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又将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当时,在国际奥委会中有两个中国委员,一位是1981年当选的老委员何振梁,还有一位是2000年才进入的新委员于再清。
书中提到,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何振梁: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多说。吕圣荣是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身份去争取当国际奥委会委员,起初萨马兰奇说羽毛球联合会并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国际组织,所以不同意。一直到1996年,我还在积极推荐她,最后,转天执委会就要讨论名单了,我手写了封信给萨马兰奇,希望他明天讨论的时候,把吕圣荣的名字放进去,我又跟萨马兰奇谈了一次,我说你不是说要增加女委员吗?吕圣荣是女的。你不是希望国际马术联合会的主席也当选吗?你把吕圣荣加上,她们都是女性,不仅增加了女委员的比例,也使中国人感到很高兴,还不会让大家说你只考虑西班牙人。
他一听,觉得有道理。第二天就把吕圣荣列进去了。
体育总局告诉我他们准备推荐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我也完全赞成,但是国际奥委会那一关没过,于是我又跟他们讲道理。讲于再清的人品好,讲他的工作很出色等等。
我和于再清关系很好,我很欣赏他,他确实很有朝气,很有能力,学习很刻苦。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开会的时候,就和罗格说过,明年我的任期满了,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他支持。
没想到罗格说,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并且告诉过袁伟民,于再清刚当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他参选是有风险的。这个时侯我才知道袁伟民给罗格写信的事情,这在国际上是违反“游戏规则”的,不久后德国一个体育刊物果然登了一篇文章,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其实如果那时我们内部团结一致,是可以消除这个问题的。
后来,有人说是我拿洋人的话来否决我们国内的决定,还在会上点了我的名,那天我头晕得天旋地转,急救车把我送到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又到青岛去休养了一个月,才缓过劲来。我知道于再清竞选我必须得去,我跟医生讲我要去,医生说,“你这个情况怎么能去啊?”那次于再清可惜落选了,他们又说是我一手造成的。
兩年前的一篇文章《申奥六鳞》,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震动,作者只是暗示国际奥委会资深中国委员何振梁不该享有“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只是“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部书却搅起了更大的波澜,因为书中的大量信息不仅再次将矛头指向这位“资深中国委员”,而且引发了国际舆论。这一次,沉默了两年多的何振梁站出来了,对两个作品中涉及到的问题一一回应。
“什么问题都没有”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次的故事”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经提名金云龙为主席候选人,这让北京奥申委一下子变得很尴尬。
书中还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经不是秘密。”
时间回溯到8年前,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上,不仅要确定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还要投票选举新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而中国对每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候选人的支持与否、态度等,都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奥的利益问题。
何振梁:2001年3月1日,金云龙给我打电话,让我连署提名他。国际奥委会规定,任何一个人要参加竞选,必须有5个委员联合提名,这个人才有资格竞选,但是提名、连署并不等于支持他。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必须先有提名、竞选,然后再表决,而表决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表决是秘密的,提名是公开的。
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程序,没什么好责怪的,但说我投了金云龙的票是毫无根据的。那本书还提到了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很难说到底谁投了谁的票,可是翻过几页后又肯定地说我投了金云龙的票。
书中还提到,“他向人解释和宣传比较多的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派到国际奥委会去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强调委员要有‘独立性’,不受干扰。也许,这就是他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自认为可以不顾奥申委的总方针,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执意支持金云龙的理论依据。”
是否真如书中所言,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不听招呼”呢?
何振梁:3月1号,如果我谢绝了金云龙的要求,马上会影响到他的支持者对我们北京的态度,所以第二天申奥小组领导会结束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以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我把金云龙要求我做他候选主席的提名连署人这个事情一讲,大家都同意让我答应金的要求。
仅仅补充的是什么呢?为了不引起罗格和其他人的误解,要特别对罗格有所表示,告知我对他原来的承诺不变,同时对其他几位候选人也要做好工作,稳住他们。
3号我和罗格通了电话,罗格说连署是很正常的,并且他还告诉我其他候选主席如果让我连署他们,我也可以连署。
5号我在金云龙发过来的连署他竞选主席的文件上签了名,然后经过奥申委的对外联络部门发出去,所以这件事经过了组织讨论,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最后得到了56票,第二名是22票,差距这样大,完全说明我们的结果是满意的,成绩是辉煌的。如果确实像书中所说,北京申奥差点因为我而失败,那会有这样的辉煌结果吗?
“这值得一驳吗?”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李志坚写了一篇回顾北京申奥的文章——《申奥六鳞》,发表在2007年8月29日《中国体育报》头版上,第一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合纵连横”策略的来龙去脉,文中提到: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
何振梁:2001年2月7号,我跟萨马兰奇有一个私人间的谈话,他说,“振梁,现在奥委会主席候选人5个,最有希望的是两个人,金云龙和罗格,这两个人你主张谁?”当时没别人在场,也不像书里讲的那样天花乱坠,也没有合纵连横这些事,我就说从奥林匹克利益出发,我支持罗格,同时我明确告诉萨马兰奇,考虑到北京申奥,我不可能当着金云龙的面说我不支持你。
说来很巧,从萨马兰奇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我就遇到了罗格,我们互相打招呼后,我说刚才和萨马兰奇谈到你的问题,我们都说了你的很多好话,他当然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他说,“谢谢你,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经有了我的支持。”
“我并没有阻挡他”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再次将笔锋集中指向“资深委员”的,是第七章“普遍法则:新老交替势不可挡”这部分中,描述的一件发生在袁伟民任期内的大事。在2003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又将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当时,在国际奥委会中有两个中国委员,一位是1981年当选的老委员何振梁,还有一位是2000年才进入的新委员于再清。
书中提到,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何振梁: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多说。吕圣荣是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身份去争取当国际奥委会委员,起初萨马兰奇说羽毛球联合会并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国际组织,所以不同意。一直到1996年,我还在积极推荐她,最后,转天执委会就要讨论名单了,我手写了封信给萨马兰奇,希望他明天讨论的时候,把吕圣荣的名字放进去,我又跟萨马兰奇谈了一次,我说你不是说要增加女委员吗?吕圣荣是女的。你不是希望国际马术联合会的主席也当选吗?你把吕圣荣加上,她们都是女性,不仅增加了女委员的比例,也使中国人感到很高兴,还不会让大家说你只考虑西班牙人。
他一听,觉得有道理。第二天就把吕圣荣列进去了。
体育总局告诉我他们准备推荐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我也完全赞成,但是国际奥委会那一关没过,于是我又跟他们讲道理。讲于再清的人品好,讲他的工作很出色等等。
我和于再清关系很好,我很欣赏他,他确实很有朝气,很有能力,学习很刻苦。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开会的时候,就和罗格说过,明年我的任期满了,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他支持。
没想到罗格说,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并且告诉过袁伟民,于再清刚当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他参选是有风险的。这个时侯我才知道袁伟民给罗格写信的事情,这在国际上是违反“游戏规则”的,不久后德国一个体育刊物果然登了一篇文章,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其实如果那时我们内部团结一致,是可以消除这个问题的。
后来,有人说是我拿洋人的话来否决我们国内的决定,还在会上点了我的名,那天我头晕得天旋地转,急救车把我送到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又到青岛去休养了一个月,才缓过劲来。我知道于再清竞选我必须得去,我跟医生讲我要去,医生说,“你这个情况怎么能去啊?”那次于再清可惜落选了,他们又说是我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