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易过廉关难”的现象在当今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确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每到春节临近，这种现象就会周而复始地提到我们面前，成为不可治愈的官场顽疾
　　
　　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狱中所写《我的罪行与反思》讲到，他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直到事发。调查统计，相当一批出问题的领导干部平时尚能自律，但是节日期间则以“人情往来”而放松警惕，最终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为此，引来如下三问：
　　问一：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与民间的交往风俗不同在哪？
　　诚然，从表面现象上看，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一样，同为血肉之躯，也拥有七情六欲，利用新春佳节享受人之常情，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手中掌握着决定他人命运的公共权力。这决定了一些人在年关期间针对领导干部开展的交往活动与一般百姓之间的交往风俗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实，权衡一下二者之间的差异，最起码有两点：一是交往目的大相径庭。普通百姓之间相互走访互致问候，恭贺新禧。这其中透出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纯情和健康，目的非常高尚。而一些人在年关针对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则透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和颓废，目的则比较庸俗。二是交往方式大为迥异。普通百姓之间相互走访时略带薄礼、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义重；而一些人在年关针对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则出手阔绰，少则数千，重则数万，当然这些钱极少出自自己的腰包，多数是公款送礼。仅仅有此两条，就可看破这种交往的实质，无非是利用春节这个全民族的节日，借鸡下蛋，搞权钱交易。
　　问二：何以总有人热衷于对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
　　近年来，一些人在年关期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之风愈演愈烈。对于现代官场上这种“人情往来”的时间源头，因为没有这方面文献做过专门记载，无从考证。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深入分析，因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剖析一个案例即可发现，“人情往来”中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是领导干部，因为他手中掌握着控制各种稀缺资源的公共权力，因而他是“供方”；另一方是有求于该领导干部的人，因为他需要领导干部掌握的稀缺资源，因而是“求方”。从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供方”控制着稀缺资源，“求方”希望获得这种稀缺资源，而这个目的的实现，必须获得“供方”的认可。因而，他们之间实际就形成了一种供求关系。按照价值规律，只要存在供求关系，就意味着一种交易发生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样一种供求关系的大量存在，是这些年来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情往来”产生的深刻动因。
　　问三：热衷于对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何以成风？
　　仅仅有单纯的供求关系，还不足以使这种“人情往来”形成气候，因为这种供求关系的存在，只是为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这样一种可能性最终变成一种风气，还得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
　　实际上自从公共权力产生以来，这样一种供求关系就在所有的政治生态中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时期都大量地存在着这样的人情交易。在我国，近些年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症结在于：
　　其一，领导干部掌握了高度集中的公共权力。在热衷年关送礼的人群中，有人是出自谋取经济利益的，企图通过领导的“权力庇护”，打通审批等关节，以小钱换大钱，取得更可观的经济回报；有人是出自谋取政治利益的，希冀博得领导的“权力好感”，以便日后在官职上能得到更快的升迁；还有的想得到领导的“权力照应”，谋取方方面面的社会利益。总之，不同人都希望在领导干部那里获得稀缺的资源。
　　其二，领导干部所掌握的权力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制约。法制完善的国家，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问题不像我们这样普遍，另一方面即使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也受到了严格的制约，健全的法治使得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而在我国，由于当前法治不完善、不健全，还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权力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和道德修养是靠不住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由于我们不能从体制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制约乏力的问题，一些人针对领导干部的“人情往来”就会在年关找到合适的时机恣意生长，最终形成一种风气。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在年关将近的时候，我们利用传统的教育和惩治方式来加以治理未尝不可，但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这样一种风气，还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建设完备的法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