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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7年11月7日，在这个被一些人们淡忘的伟大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成百上千的首都各界人士，在庄严肃穆的八宝山大礼堂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最优秀经济学家之一的马洪同志，隆重地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看着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详地躺在苍松翠柏之间的马老，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我是从1993年底开始就一直在马老领导下工作的。作为在马老身边工作和成长长达14年多的助手和晚辈，我对马老充满了最衷心的崇敬和最深切的怀念。尽管在这次遗体告别仪式上为马老盖棺论定的生平简介中，没有出现有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任何文字，但是几乎所有熟悉马老的人都知道，马老最后十多年的生命轨迹更多是与他所创建的这个中国第一家全国性新型民间研究机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这个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外重要研究咨询机构且被誉为“中国脑库”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是马老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是马老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事业最后的重大贡献。
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们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单凭已有的经验和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做出科学决策了。于是，学习国外经验，建立具有独立和客观公正地位、能够为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咨询意见的“脑库”智囊机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以下简称研究院）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产物。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同志，在发起创建研究院过程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他不但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等一些同志共同克服各种困难，策划、组织和推进了研究院的建立，而且还与其他同志一道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的办院方针，明确了研究院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要成为能够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及企业提供科学决策的最重要研究咨询机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得到了国内众多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热烈赞许和积极支持。1989年2月，一个新型的脑库机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尽管创办研究院时马老已年近七旬，而且已经是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高级领导人，但是他为创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研究咨询机构，不辞辛苦、亲力亲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始终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建院初期，他不但为研究院制订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与全国各地应聘来到研究院创业的志愿者们见面谈心，亲自考察研究院的院址，筹划研究院的经费来源，审定研究院建设的规划，亲手制订研究院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甚至冒雨看望最早来到研究院创业住在安置区铁皮房中的员工和家属。
1992和1993年，在研究院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又是马老与李灏同志一道，为如何办好这个研究院上书李鹏总理，在李鹏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这样一个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发展问题给国家11个部委和深圳市下发了正式文件，从而使研究院的发展得到了政府支持的根本保证。
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研究院今后长期发展问题，又是马老亲自在北京和深圳等地物色和延揽研究院的关键领导人才，解决研究院的领导班子问题，并且亲自找到深圳市主要领导反复商量。我就是那时由深圳市委主要领导推荐给马洪同志的。说实话，我作为深圳市委的副秘书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到这个当时发展十分困难，几乎一无所有的机构来做秘书长主持工作。马老不但亲自与我通电话，还派人来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后来又专门约我到北京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中去谈话。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声名远播、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见面，他那种全心全意为研究院发展着想的精神、平易近人的风格、坦诚亲切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平心而论，我后来自愿到研究院来工作，而且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完全是因为马老的精神和人格感动了我，折服了我。
说起来还有一个细节，我第一次与马老谈话，就向马老讲了要我来主持工作的“约法三章”，大意就是应当充分信任我，放手让我大胆工作。马老当时就拍板同意，而且后来也一直是这样遵守诺言的。我以为正是马老这种用人不疑，充分信任，大胆放手、全力支持的领导风范，才使我在主持研究院工作的十三年半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为研究院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且也正是马老及院常务理事会其他同志，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个关键环节，对我和研究院工作班子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才使研究院得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壮大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脑库”。
此后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发展，正如马老2004年2月为纪念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15周年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15年来研究院坚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首先，逐步构建了理论研究、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相兼容，自立课题、政府任务、企业委托相结合，信息资讯、国际合作、兴办会议、刊物出版、人才培养、影视传播相配套的综合性主体业务框架；
其次，始终实行了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在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和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管理制度之间，理性地坚持了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根本性质，为研究中国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第三，探索建立了‘以创收分配规则’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为既能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又能保障研究院自身机构的可持续运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非营利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有益经验。”
研究院发展到今天和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在研究咨询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是研究院全体员工在院常务理事会正确领导以及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拼搏奋斗的丰硕成果，而且也是马老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对改革开放身体力行的心血结晶，更是他一生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咨询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生动体现。
马老对研究院所具有特殊的感情，也可以从他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后的安排看出一斑。一方面由于他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能亲自去领奖，因而特别指定我代表他去领奖；另一方面，他把所得的30万元奖金全都捐赠给了研究院。尽管30万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它所代表的马老对研究院的深情和希望更是无限的。现在研究院已经在马老捐助30万元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300万元的“马洪学术奖励基金”，以永远发扬光大马老所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咨询为科学决策服务的精神，永远报答马老对研究院的创建与发展的贡献与恩情。
三
马老逝世后，他老人家亲手创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许多当年跟随他一道创业和长年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都在媒体上发表了充满崇敬和爱戴的回忆文章。
文章列举大量生动的事实，指出马老不但是一位思想开放，勇于改革，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具有丰富学术造诣，学风严谨，具有高尚学术品质的经济学大师；更是一位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谦虚朴实，不计个人得失，能倾听不同意见，具有崇高人格的忠厚长者。
他锐意改革，矢志不移；敬业精神，长盛不衰；为人谦虚，待人热情。他具有超人的勤奋，非常负责任，而且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投身于改革理论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工作中，成为我国政府咨询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我读了这些回忆文章，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对马老生平事迹的每一段回忆和评价，都引起我内心的强烈共鸣。
李伯溪同志回忆说，马老在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始终把党中央提出的旗帜、路线、基本政策作为指导思想，以此为保证决策咨询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并且强调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必须把握国情和了解国情；同时要非常注重建立坚固的研究基础，使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扎实、可靠；此外他还非常注重研究氛围和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要开展热烈的讨论，做到集思广益；他还多次指出，决策咨询研究要对一个问题提出多个解决方案，要为领导提供决策选择空间。我在研究院工作这些年来，不仅不断聆听马老的教诲，而且通过马老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马老当年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提出的要求和所倡导的风格，后来全部贯穿到研究院的研究咨询工作中，并且已经在全院深深地扎了根，形成了研究院所具有的根本思想风貌和专业精神。
周叔莲同志回忆说，他和马老相处30年，深感马老既是一个要求严格的领导，又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马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勤奋、认真、谦和、负责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使周边每个同志都深受感动，深受教育；他对己严格，待人宽厚，爱惜人才，乐于助人；他善于发现和发挥别人的优点长处，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在他领导下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心情是愉快的，成绩是明显的，学到东西也是更多的。对此，我的体会更为深刻，尤其是马老待人宽厚这一点。我刚接手研究院秘书长工作的头几年，由于当时困难很多，需要处理的矛盾和问题也很多，而且还有许多杂音和干扰，使我有几次都与马老发生了当面的激烈争执。现在回想起我当年在马老面前那种年轻气盛的样子，都深感羞愧和内疚。但马老当时完全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听我激动地申辩。最后，他对我讲的对的地方予以肯定，而对错的地方则口气平和但十分深刻地给予批评，使我心服口服。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后都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汪海波同志回忆说，马老的职务和级别虽然很高，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以平等一员的姿态出现，丝毫都感觉不到他有那种所谓领导者的架子。我想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这些经常接触马老的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即使是研究院的普通员工，都有深切的体会。
汪海波同志还回忆说，他患腰间盘突出病时，第一个来他家中看望的就是马老。我也是如此。1995年初，我得重病手术后住在北京父母家中，马老亲自到家中看望我。马老对我这种关怀备至和仁慈厚爱，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周叔莲和刘世锦同志都回忆说，马老患病住院期间，只要他们去看望，马老总要他们讲述外面的情况和动态，介绍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了解新的信息和知识，关注正在争论的一些热点问题。而且每当说起他关心的问题时，他就目光发亮，兴奋起来。尽管他说话不方便，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我们每次去看望马老，他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近几年他已经卧床不起不能离开医院后，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不仅要给他讲一些他所关心的形势和热点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他汇报研究院的工作。他对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听得都特别认真，同时还不断提出希望了解的问题，最后他总是要对研究院的工作给予重要的指示，使我们深感即使马老重病在身，但他仍然在领导着研究院，思考着研究院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指引着研究院发展的方向。尽管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讲话已经十分不方便了，但是他直到辞去研究院理事长之前，都始终坚持了这样一种对事业永远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
四
我最后一次见马老是在今年的1月25日下午。
那天下午医院本来是不允许探视的，而且由于马老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医院对探视马老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在张建民秘书与医院沟通后，医生同意了我去探视，但是规定只能看望十分钟。
我到现在都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我坐在马老的病床前，马老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非常认真地听我给他讲外面的形势，讲他最关心的研究院的情况（虽然那时他已辞去了研究院理事长的职务），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一位小护士跑过来，一定要我立即结束探视，马上离开。马老当时仍然拉着我的手，而且用孩子一般十分不满的目光盯着那个小护士。我再次紧紧地握住马老的手，与马老深情地告别。马老那种依依不舍的目光和紧握着我的那只手的温暖，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在我感情的最深处。出了医院，我激动和难过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涌流出来，我当时似乎已经感觉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与马老的见面了。
应该说，我自到研究院的工作岗位上后，与马老已经共处了15年，在我内心里，对马老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上下级领导关系。马老对我而言，不仅是领导，而且是恩师甚至是慈父。而马老对我，也越来越有一种亲情表现出来。特别是他卧床的最后几年，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听我讲这讲那；而我则每次都是无拘无束，像对自己长辈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这讲那。张建民秘书说，一般情况下马老能坚持半个小时听人讲话就不错了，而我在马老病床前往往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过去，到临走时马老还总是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不放。张建民秘书还对我说，每次我要来看望马老时，马老总是在约好时间的半个小时前，已经等着我来了。直到今天，每当我想到这些，一股股激情都会不断涌上我的心头，眼泪也总是要夺眶而出。
也许我至今最痛心和最遗憾的就是从今年1月那次见面之后直到马老逝世之前，我再没有去探望他。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的病情恶化，我担心探视会加重他的病情，而且我的工作变动后也没有那么方便的条件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深深的自责，毕竟如果一定要去看望的话，总是还能与马老再见上一面的，总是能够在马老离开前再次表达我对他的深情的。这样一种自责和缺憾在听到马老逝世的噩耗后就立即刺痛了我的心。不仅如此，这种自责和缺憾在11月7日清晨我们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与马老的家人们一道为马老起灵时，在遗体告别仪式没开始前我们为马老布置灵堂时，在我为马老抚平盖在遗体上的党旗时，在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目送马老的遗体送上灵车去火化时，都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想，它可能会像我对马老的怀念一样，永远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痛。
吴敬琏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最后说，马洪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面对复杂的改革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感，为推动新时期政府决策科学化所作的辛勤努力，将永远铭记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上。
我则还要补充说，马老对开创和建设研究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同样会永远铭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教诲、培养、关爱和深情，则永远会铭记在我们的心上。
（收稿日期: 2007-11-15责任编辑: 垠喜）
2007年11月7日，在这个被一些人们淡忘的伟大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成百上千的首都各界人士，在庄严肃穆的八宝山大礼堂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最优秀经济学家之一的马洪同志，隆重地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看着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详地躺在苍松翠柏之间的马老，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我是从1993年底开始就一直在马老领导下工作的。作为在马老身边工作和成长长达14年多的助手和晚辈，我对马老充满了最衷心的崇敬和最深切的怀念。尽管在这次遗体告别仪式上为马老盖棺论定的生平简介中，没有出现有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任何文字，但是几乎所有熟悉马老的人都知道，马老最后十多年的生命轨迹更多是与他所创建的这个中国第一家全国性新型民间研究机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这个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外重要研究咨询机构且被誉为“中国脑库”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是马老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是马老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事业最后的重大贡献。
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们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单凭已有的经验和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做出科学决策了。于是，学习国外经验，建立具有独立和客观公正地位、能够为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咨询意见的“脑库”智囊机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以下简称研究院）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产物。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同志，在发起创建研究院过程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他不但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等一些同志共同克服各种困难，策划、组织和推进了研究院的建立，而且还与其他同志一道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的办院方针，明确了研究院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要成为能够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及企业提供科学决策的最重要研究咨询机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得到了国内众多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热烈赞许和积极支持。1989年2月，一个新型的脑库机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尽管创办研究院时马老已年近七旬，而且已经是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高级领导人，但是他为创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研究咨询机构，不辞辛苦、亲力亲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始终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建院初期，他不但为研究院制订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与全国各地应聘来到研究院创业的志愿者们见面谈心，亲自考察研究院的院址，筹划研究院的经费来源，审定研究院建设的规划，亲手制订研究院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甚至冒雨看望最早来到研究院创业住在安置区铁皮房中的员工和家属。
1992和1993年，在研究院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又是马老与李灏同志一道，为如何办好这个研究院上书李鹏总理，在李鹏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这样一个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发展问题给国家11个部委和深圳市下发了正式文件，从而使研究院的发展得到了政府支持的根本保证。
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研究院今后长期发展问题，又是马老亲自在北京和深圳等地物色和延揽研究院的关键领导人才，解决研究院的领导班子问题，并且亲自找到深圳市主要领导反复商量。我就是那时由深圳市委主要领导推荐给马洪同志的。说实话，我作为深圳市委的副秘书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到这个当时发展十分困难，几乎一无所有的机构来做秘书长主持工作。马老不但亲自与我通电话，还派人来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后来又专门约我到北京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中去谈话。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声名远播、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见面，他那种全心全意为研究院发展着想的精神、平易近人的风格、坦诚亲切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平心而论，我后来自愿到研究院来工作，而且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完全是因为马老的精神和人格感动了我，折服了我。
说起来还有一个细节，我第一次与马老谈话，就向马老讲了要我来主持工作的“约法三章”，大意就是应当充分信任我，放手让我大胆工作。马老当时就拍板同意，而且后来也一直是这样遵守诺言的。我以为正是马老这种用人不疑，充分信任，大胆放手、全力支持的领导风范，才使我在主持研究院工作的十三年半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为研究院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且也正是马老及院常务理事会其他同志，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个关键环节，对我和研究院工作班子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才使研究院得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壮大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脑库”。
此后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发展，正如马老2004年2月为纪念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15周年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15年来研究院坚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首先，逐步构建了理论研究、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相兼容，自立课题、政府任务、企业委托相结合，信息资讯、国际合作、兴办会议、刊物出版、人才培养、影视传播相配套的综合性主体业务框架；
其次，始终实行了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在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和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管理制度之间，理性地坚持了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根本性质，为研究中国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第三，探索建立了‘以创收分配规则’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为既能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又能保障研究院自身机构的可持续运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非营利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有益经验。”
研究院发展到今天和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在研究咨询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是研究院全体员工在院常务理事会正确领导以及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拼搏奋斗的丰硕成果，而且也是马老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对改革开放身体力行的心血结晶，更是他一生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咨询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生动体现。
马老对研究院所具有特殊的感情，也可以从他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后的安排看出一斑。一方面由于他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能亲自去领奖，因而特别指定我代表他去领奖；另一方面，他把所得的30万元奖金全都捐赠给了研究院。尽管30万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它所代表的马老对研究院的深情和希望更是无限的。现在研究院已经在马老捐助30万元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300万元的“马洪学术奖励基金”，以永远发扬光大马老所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咨询为科学决策服务的精神，永远报答马老对研究院的创建与发展的贡献与恩情。
三
马老逝世后，他老人家亲手创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许多当年跟随他一道创业和长年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都在媒体上发表了充满崇敬和爱戴的回忆文章。
文章列举大量生动的事实，指出马老不但是一位思想开放，勇于改革，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具有丰富学术造诣，学风严谨，具有高尚学术品质的经济学大师；更是一位为人宽厚，平易近人，谦虚朴实，不计个人得失，能倾听不同意见，具有崇高人格的忠厚长者。
他锐意改革，矢志不移；敬业精神，长盛不衰；为人谦虚，待人热情。他具有超人的勤奋，非常负责任，而且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投身于改革理论研究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工作中，成为我国政府咨询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我读了这些回忆文章，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对马老生平事迹的每一段回忆和评价，都引起我内心的强烈共鸣。
李伯溪同志回忆说，马老在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始终把党中央提出的旗帜、路线、基本政策作为指导思想，以此为保证决策咨询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并且强调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必须把握国情和了解国情；同时要非常注重建立坚固的研究基础，使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扎实、可靠；此外他还非常注重研究氛围和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要开展热烈的讨论，做到集思广益；他还多次指出，决策咨询研究要对一个问题提出多个解决方案，要为领导提供决策选择空间。我在研究院工作这些年来，不仅不断聆听马老的教诲，而且通过马老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马老当年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提出的要求和所倡导的风格，后来全部贯穿到研究院的研究咨询工作中，并且已经在全院深深地扎了根，形成了研究院所具有的根本思想风貌和专业精神。
周叔莲同志回忆说，他和马老相处30年，深感马老既是一个要求严格的领导，又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马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勤奋、认真、谦和、负责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使周边每个同志都深受感动，深受教育；他对己严格，待人宽厚，爱惜人才，乐于助人；他善于发现和发挥别人的优点长处，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在他领导下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心情是愉快的，成绩是明显的，学到东西也是更多的。对此，我的体会更为深刻，尤其是马老待人宽厚这一点。我刚接手研究院秘书长工作的头几年，由于当时困难很多，需要处理的矛盾和问题也很多，而且还有许多杂音和干扰，使我有几次都与马老发生了当面的激烈争执。现在回想起我当年在马老面前那种年轻气盛的样子，都深感羞愧和内疚。但马老当时完全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听我激动地申辩。最后，他对我讲的对的地方予以肯定，而对错的地方则口气平和但十分深刻地给予批评，使我心服口服。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后都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汪海波同志回忆说，马老的职务和级别虽然很高，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以平等一员的姿态出现，丝毫都感觉不到他有那种所谓领导者的架子。我想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这些经常接触马老的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即使是研究院的普通员工，都有深切的体会。
汪海波同志还回忆说，他患腰间盘突出病时，第一个来他家中看望的就是马老。我也是如此。1995年初，我得重病手术后住在北京父母家中，马老亲自到家中看望我。马老对我这种关怀备至和仁慈厚爱，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周叔莲和刘世锦同志都回忆说，马老患病住院期间，只要他们去看望，马老总要他们讲述外面的情况和动态，介绍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了解新的信息和知识，关注正在争论的一些热点问题。而且每当说起他关心的问题时，他就目光发亮，兴奋起来。尽管他说话不方便，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我们每次去看望马老，他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近几年他已经卧床不起不能离开医院后，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不仅要给他讲一些他所关心的形势和热点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他汇报研究院的工作。他对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听得都特别认真，同时还不断提出希望了解的问题，最后他总是要对研究院的工作给予重要的指示，使我们深感即使马老重病在身，但他仍然在领导着研究院，思考着研究院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指引着研究院发展的方向。尽管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讲话已经十分不方便了，但是他直到辞去研究院理事长之前，都始终坚持了这样一种对事业永远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
四
我最后一次见马老是在今年的1月25日下午。
那天下午医院本来是不允许探视的，而且由于马老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医院对探视马老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在张建民秘书与医院沟通后，医生同意了我去探视，但是规定只能看望十分钟。
我到现在都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我坐在马老的病床前，马老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非常认真地听我给他讲外面的形势，讲他最关心的研究院的情况（虽然那时他已辞去了研究院理事长的职务），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一位小护士跑过来，一定要我立即结束探视，马上离开。马老当时仍然拉着我的手，而且用孩子一般十分不满的目光盯着那个小护士。我再次紧紧地握住马老的手，与马老深情地告别。马老那种依依不舍的目光和紧握着我的那只手的温暖，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在我感情的最深处。出了医院，我激动和难过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涌流出来，我当时似乎已经感觉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与马老的见面了。
应该说，我自到研究院的工作岗位上后，与马老已经共处了15年，在我内心里，对马老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上下级领导关系。马老对我而言，不仅是领导，而且是恩师甚至是慈父。而马老对我，也越来越有一种亲情表现出来。特别是他卧床的最后几年，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听我讲这讲那；而我则每次都是无拘无束，像对自己长辈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这讲那。张建民秘书说，一般情况下马老能坚持半个小时听人讲话就不错了，而我在马老病床前往往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过去，到临走时马老还总是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不放。张建民秘书还对我说，每次我要来看望马老时，马老总是在约好时间的半个小时前，已经等着我来了。直到今天，每当我想到这些，一股股激情都会不断涌上我的心头，眼泪也总是要夺眶而出。
也许我至今最痛心和最遗憾的就是从今年1月那次见面之后直到马老逝世之前，我再没有去探望他。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的病情恶化，我担心探视会加重他的病情，而且我的工作变动后也没有那么方便的条件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深深的自责，毕竟如果一定要去看望的话，总是还能与马老再见上一面的，总是能够在马老离开前再次表达我对他的深情的。这样一种自责和缺憾在听到马老逝世的噩耗后就立即刺痛了我的心。不仅如此，这种自责和缺憾在11月7日清晨我们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与马老的家人们一道为马老起灵时，在遗体告别仪式没开始前我们为马老布置灵堂时，在我为马老抚平盖在遗体上的党旗时，在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目送马老的遗体送上灵车去火化时，都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想，它可能会像我对马老的怀念一样，永远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痛。
吴敬琏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最后说，马洪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面对复杂的改革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感，为推动新时期政府决策科学化所作的辛勤努力，将永远铭记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上。
我则还要补充说，马老对开创和建设研究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同样会永远铭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教诲、培养、关爱和深情，则永远会铭记在我们的心上。
（收稿日期: 2007-11-15责任编辑: 垠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