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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7月17日至26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和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会议期间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排全体参会学者为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周吉先生的铜像揭幕，体现了对前辈学者的缅怀与敬意。同时组织单位也呈现了两场精彩的]出，与会学者在享受新疆丰富音乐文化盛宴之余，深深感受到组织单位的辛勤付出与良苦用心。三天会议结束后，组织单位为与会者安排了五天行程的“环东天山传统音乐文化考察”活动。
本届年会参会者来自新疆、西藏、云南、湖南、江苏、广西、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以及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近110人，会议收到论文八十余篇。本届年会共设三个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回顾本届年会，本文拟从如下四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一、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跨界民族指在国家行政概念下被人为划分或历史上因自然或战争等原因造成的族群迁徙，使得同一族群在当下分属于不同国家，实际形成跨界而居的民族。据田联韬先生统计“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21个民族是非跨界民族，如果减去其中的撒拉族（撒拉族族源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也可解释为跨界民族），非跨界民族只有20个，跨界民族共有35个，占我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①学界对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一方面是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后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有关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虽然在近年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受条件所限对其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届年会特设“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题，但相关文章数量较少，这也正说明此领域的学术空间较大。王桂芹的《从“跨界”一词看我国边疆地区民族音乐研究》一文，从“跨界”一词的历史渊源入手，从“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我国的跨界民族大体分为三类”、“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着[点”三方面对我国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给予了关注。阮清河《从中越文献看越南琵琶的起源及历史发展》，对中国和越南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在诸多证据的支持下，最终得出越南琵琶更可能是由扶南国（现越南南部）传入到林邑国（现越南中部）后近一步发展的结果，质疑了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种跨国的文献比对也是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该议题涵盖研究范围较广，也是本届年会论文数量最多的一项议题。纵观年会论文，该议题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及现状的调查、研究等。就论域而言，个案研究可以涵盖现状研究，本文将二者分别列出意在强调二者相异之处，以及二者在音乐文化研究中不同的功用。
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研究
作为民族音乐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对民族音乐文化做微观个案研究历来是国内外音乐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届年会论文所涉音乐文化个案研究，就传统音乐分类而言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三类。民间音乐中又包括民歌、乐器与器乐、歌舞音乐等。就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而言，涉及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
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方面：吐尔洪·司拉吉丁《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的艺术特征及文化社会功能》，对“吐鲁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歌舞乐”——“纳孜尔库姆”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述了“纳孜尔库姆”在吐鲁番维吾尔族文化中的文化功能意义以及在民间语境中重要的民俗意义。石娜·沙里江《关于哈萨克族婚礼习俗及其音乐的若干调查与研究》，以哈萨克族传统婚庆礼仪为视域，从“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形态特征”三方面，阐述了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民俗语境及其音乐形态特征。齐柏平《楚人“流徵”今何在 土家长歌传四方——论流徵在土家族民歌中的存在情形》，运用历史音乐学中逆向考察的方法，并结合音乐形态学来分析土家族音乐。通过举例并分析土家族民歌，意在追溯当代土家族活的音乐形态及其文化释义。来自新加坡的董大卫的《当代马来民族音乐中木卡姆音乐现象的延续》一文，作者观察到伊斯兰教影响下马来民族音乐中带有木卡姆音乐现象的音乐不断在民间延续、发展。文章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试图理解宗教之于音乐的影响，阐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建立及推进与宗教虔信的关系密切，同时音乐也反映了新兴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取向”。
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王慧《论维吾尔族“Toy”仪式场域下“吐鲁番木卡姆”表]的循环结构》，文章将“吐鲁番木卡姆”置于人生礼仪“Toy”（婚礼）仪式的场域中，从仪式行为层面出发，运用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中的“定——活两级变量”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吐鲁番地区鲁克沁镇的维吾尔族传统婚礼仪式音乐进行由表层到深层的文化考察与阐释。王风莉、鲍燕《普米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研究》，文章以普米族丧葬仪式活动实例为例，从信仰观念、仪式行为、音乐本体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普米族丧葬仪式的音乐形态和文化特质。
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格桑曲杰《从囊玛歌曲“阿玛勒霍”的原型歌看其“囊玛”音乐的流传与]变过程》，通过对囊玛歌曲“阿玛勒霍”及原型歌（母体）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原型歌流传、]变过程的分析，论证了囊玛音乐构成中存有日喀则西部酒歌等民歌因素。并阐明了囊玛形成于日喀则西部一带，后流传至日喀则、拉萨等城镇地区，并不断]变、发展的历史背景。楚卓《中越民歌〈过桥风吹〉的比较研究》，在深入历史、关照中越边境歌谣文化流变性特征的前提下，对实地调查中收集到的十余首共同流传于中国京族和越南地区的民歌《过桥风吹》的不同版本进行了音乐形态比较和文化解读研究。
2.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历来将田野调查作为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立足于田野工作的传统音乐现状研究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断层”现象，也可相对弥补学界一直存在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现状的问题。可以预见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崔玲玲《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与坚守者：行走在田野调查工作路上的一次次感动》，以实地田野调查为切入点，在表达对被采访对象敬意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进行了反思，正如作者感言：“正是因为有这样许许多多的民间有识之士，才能让我们对他们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讨，他们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被其他的民族文化所侵蚀，全力地诠释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坚守者，是我们必须向以致敬的民族智者”。刘雪英《赫哲族“伊玛堪”调查研究综述及其生存现状阐释》，文章对赫哲族“伊玛堪”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同时作者依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发现“伊玛堪”说唱音乐正濒临消亡，文章对此生存现状给予了关注与阐释，并提出对“伊玛堪”说唱音乐进行保护的具体措施。杨红《“辽阔富饶的阿拉善”——对民俗节庆中阿拉善民歌展]的考察与思考》，该文以作者近年对阿拉善民歌的实地调研为基础，特别是对阿拉善长调民歌在蒙古族民俗风情和节庆活动中的音乐展]活动所进行的景深体验和田野记录，从中解析当下阿拉善民歌的音乐特质、生态格局和厚重的文化内涵。
3.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从行政角度对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给予关注与引导，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有关民族音乐保护与发展的学术探讨也因其日益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备受关注。
刘阳生《关于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该文从花儿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出发，建议将保护花儿的工作列入政府发展战略。并从“在普及基础上培养和提高民间歌手和专业]唱者的]唱技能”、“编写花儿教材及花儿声乐教学法”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保护和传承花儿的有效方法与措施。徐欣《浅析乌江流域土家族山歌及保护利用》，文章论述了乌江流域独特的土家族山歌的艺术特征及文化意义，并关注其生存现状与传承困境。同时作者对土家族山歌“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认可，认为其是土家族山歌保护与利用有效的尝试。覃金盾《从广养歌圩和敢壮山歌圩的比较看壮族歌圩的变迁对壮族山歌传承的影响》，文章提出传统歌圩和现代歌圩的概念，通过对形式、规模等保存较为原始的广养歌圩和政府行为较多、经济因素和旅游因素分量较大的敢壮山歌圩的比较研究，探讨了经济、旅游因素及政府行为对壮族歌圩
和壮族山歌传承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三、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
教学改革研究
中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正式开设民族音乐理论课程已经近30年，回顾其历史不难看到相关教学在内容、模式、思维等方面均表现出无限延伸的发展趋势。本届年会再次将此问题作为议题，意在相互学习、交流、共享近年来本领域新的发展趋向与成果，促进、优化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学工作。
蓝雪霏《我可以拥有不一样的天空——台湾南投县信义乡东埔布农族原声音乐学校校长访谈实录》，通过对校长的访谈并借鉴口述史的某些写作方法，从“音乐不是目的”、“唱出自己的声音”、“办出自己的文化价值”三方面阐述布农族原声音乐学校的办学宗旨与目标以及给我们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启示。张应华《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及其文化背景》，梳理了贵州学校将苗族音乐引入学校教学的历史脉络，并将其做了阶段性划分。作者认为贵州苗族音乐在学校教育中传播的萌芽、创建、扩大和反思，与近半个世纪社会文化背景、教育文化背景以及音乐教育研究的变迁密切相关，据此作者提出了对民族音乐进课堂教学的看法与期望。另外，石应宽《〈跨世纪的乐章〉——乌蒙山区民族音乐和艺术教育历史的回忆》，是石先生总结自己过往经历写成的一部130万字的专著。本次会议先生将其专著内容做了框架式介绍，专著从三个不同时期叙述了乌蒙山区音乐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情况，令与会学者感触颇深。我们应该向这样为我们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付出极大热情的前辈学者们致敬。
四、其他类研究
从本届年会整体论文来看，出现了一些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某些学界较少关注到的研究领域本次会议也有涉及。该类论文数量较少，但作为学科新的发展趋向之一应该被学界所关注。
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30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文章建立在地理空间、文化变迁、历史语境等角度，对近三十年来（1980—2010）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和综述。依此作者认为，30年来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发展特点是：“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视角趋于多样”、“学科意识日益增强”。侯燕《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该文以音乐美学为视角，以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审美观念、音乐结构形态两个方面探讨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问题。李建军《音乐组合视域下的民族传统音乐转型——以蒙古族九支音乐组合为例》，文章以现代民族音乐组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蒙古族九支现代音乐组合，阐明了现代民族音乐组合是民族传统音乐的转型，现代民族音乐组合承载着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历史使命的结论。陈波《城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以成都市藏族群落为个案》，该文从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切入，以成都市藏族群落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交流、文化互动、文化变迁等方面阐述了城市藏族音乐的现状及其文化意义。文中作者也呼吁应有更多学者关注都市，关注城市里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作者认为这是民族音乐学者的责任，同时也是机遇。
结 语
纵观本届年会，参会学者多，论文数量也较多。论文所涉及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但也存有不足之处：1.论文数量多，但论文质量亟待提高；2.研究领域广，但研究不够系统和均衡；3.学者数量多，但合作、团队研究较少。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大议题，是召开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大会民主选举，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教授被选举为新一届会长。相信赵塔里木会长将带领学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同时，会议决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将于2014年在贵州举行，这也是继1984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后，为了庆祝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成立30周年又回到出发地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会议。贵州省政府文化部门也表达了对学会的祝福和支持，并派文化厅的领导专程到乌鲁木齐进行“接旗”仪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已经成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组织，相信未来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将更加成熟，为我国民族音乐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
①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初探》，《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未正式出版），第164页。
李建军 中央音乐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宁）
本届年会参会者来自新疆、西藏、云南、湖南、江苏、广西、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以及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近110人，会议收到论文八十余篇。本届年会共设三个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回顾本届年会，本文拟从如下四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一、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跨界民族指在国家行政概念下被人为划分或历史上因自然或战争等原因造成的族群迁徙，使得同一族群在当下分属于不同国家，实际形成跨界而居的民族。据田联韬先生统计“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21个民族是非跨界民族，如果减去其中的撒拉族（撒拉族族源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也可解释为跨界民族），非跨界民族只有20个，跨界民族共有35个，占我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①学界对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一方面是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后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有关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虽然在近年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受条件所限对其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届年会特设“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题，但相关文章数量较少，这也正说明此领域的学术空间较大。王桂芹的《从“跨界”一词看我国边疆地区民族音乐研究》一文，从“跨界”一词的历史渊源入手，从“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我国的跨界民族大体分为三类”、“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着[点”三方面对我国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给予了关注。阮清河《从中越文献看越南琵琶的起源及历史发展》，对中国和越南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在诸多证据的支持下，最终得出越南琵琶更可能是由扶南国（现越南南部）传入到林邑国（现越南中部）后近一步发展的结果，质疑了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种跨国的文献比对也是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该议题涵盖研究范围较广，也是本届年会论文数量最多的一项议题。纵观年会论文，该议题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及现状的调查、研究等。就论域而言，个案研究可以涵盖现状研究，本文将二者分别列出意在强调二者相异之处，以及二者在音乐文化研究中不同的功用。
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研究
作为民族音乐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对民族音乐文化做微观个案研究历来是国内外音乐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届年会论文所涉音乐文化个案研究，就传统音乐分类而言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三类。民间音乐中又包括民歌、乐器与器乐、歌舞音乐等。就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而言，涉及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
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方面：吐尔洪·司拉吉丁《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的艺术特征及文化社会功能》，对“吐鲁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歌舞乐”——“纳孜尔库姆”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述了“纳孜尔库姆”在吐鲁番维吾尔族文化中的文化功能意义以及在民间语境中重要的民俗意义。石娜·沙里江《关于哈萨克族婚礼习俗及其音乐的若干调查与研究》，以哈萨克族传统婚庆礼仪为视域，从“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形态特征”三方面，阐述了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民俗语境及其音乐形态特征。齐柏平《楚人“流徵”今何在 土家长歌传四方——论流徵在土家族民歌中的存在情形》，运用历史音乐学中逆向考察的方法，并结合音乐形态学来分析土家族音乐。通过举例并分析土家族民歌，意在追溯当代土家族活的音乐形态及其文化释义。来自新加坡的董大卫的《当代马来民族音乐中木卡姆音乐现象的延续》一文，作者观察到伊斯兰教影响下马来民族音乐中带有木卡姆音乐现象的音乐不断在民间延续、发展。文章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试图理解宗教之于音乐的影响，阐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建立及推进与宗教虔信的关系密切，同时音乐也反映了新兴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取向”。
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王慧《论维吾尔族“Toy”仪式场域下“吐鲁番木卡姆”表]的循环结构》，文章将“吐鲁番木卡姆”置于人生礼仪“Toy”（婚礼）仪式的场域中，从仪式行为层面出发，运用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中的“定——活两级变量”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吐鲁番地区鲁克沁镇的维吾尔族传统婚礼仪式音乐进行由表层到深层的文化考察与阐释。王风莉、鲍燕《普米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研究》，文章以普米族丧葬仪式活动实例为例，从信仰观念、仪式行为、音乐本体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普米族丧葬仪式的音乐形态和文化特质。
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格桑曲杰《从囊玛歌曲“阿玛勒霍”的原型歌看其“囊玛”音乐的流传与]变过程》，通过对囊玛歌曲“阿玛勒霍”及原型歌（母体）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原型歌流传、]变过程的分析，论证了囊玛音乐构成中存有日喀则西部酒歌等民歌因素。并阐明了囊玛形成于日喀则西部一带，后流传至日喀则、拉萨等城镇地区，并不断]变、发展的历史背景。楚卓《中越民歌〈过桥风吹〉的比较研究》，在深入历史、关照中越边境歌谣文化流变性特征的前提下，对实地调查中收集到的十余首共同流传于中国京族和越南地区的民歌《过桥风吹》的不同版本进行了音乐形态比较和文化解读研究。
2.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历来将田野调查作为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立足于田野工作的传统音乐现状研究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断层”现象，也可相对弥补学界一直存在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现状的问题。可以预见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崔玲玲《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与坚守者：行走在田野调查工作路上的一次次感动》，以实地田野调查为切入点，在表达对被采访对象敬意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进行了反思，正如作者感言：“正是因为有这样许许多多的民间有识之士，才能让我们对他们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讨，他们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被其他的民族文化所侵蚀，全力地诠释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坚守者，是我们必须向以致敬的民族智者”。刘雪英《赫哲族“伊玛堪”调查研究综述及其生存现状阐释》，文章对赫哲族“伊玛堪”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同时作者依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发现“伊玛堪”说唱音乐正濒临消亡，文章对此生存现状给予了关注与阐释，并提出对“伊玛堪”说唱音乐进行保护的具体措施。杨红《“辽阔富饶的阿拉善”——对民俗节庆中阿拉善民歌展]的考察与思考》，该文以作者近年对阿拉善民歌的实地调研为基础，特别是对阿拉善长调民歌在蒙古族民俗风情和节庆活动中的音乐展]活动所进行的景深体验和田野记录，从中解析当下阿拉善民歌的音乐特质、生态格局和厚重的文化内涵。
3.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从行政角度对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给予关注与引导，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有关民族音乐保护与发展的学术探讨也因其日益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备受关注。
刘阳生《关于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该文从花儿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出发，建议将保护花儿的工作列入政府发展战略。并从“在普及基础上培养和提高民间歌手和专业]唱者的]唱技能”、“编写花儿教材及花儿声乐教学法”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保护和传承花儿的有效方法与措施。徐欣《浅析乌江流域土家族山歌及保护利用》，文章论述了乌江流域独特的土家族山歌的艺术特征及文化意义，并关注其生存现状与传承困境。同时作者对土家族山歌“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认可，认为其是土家族山歌保护与利用有效的尝试。覃金盾《从广养歌圩和敢壮山歌圩的比较看壮族歌圩的变迁对壮族山歌传承的影响》，文章提出传统歌圩和现代歌圩的概念，通过对形式、规模等保存较为原始的广养歌圩和政府行为较多、经济因素和旅游因素分量较大的敢壮山歌圩的比较研究，探讨了经济、旅游因素及政府行为对壮族歌圩
和壮族山歌传承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三、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
教学改革研究
中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正式开设民族音乐理论课程已经近30年，回顾其历史不难看到相关教学在内容、模式、思维等方面均表现出无限延伸的发展趋势。本届年会再次将此问题作为议题，意在相互学习、交流、共享近年来本领域新的发展趋向与成果，促进、优化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学工作。
蓝雪霏《我可以拥有不一样的天空——台湾南投县信义乡东埔布农族原声音乐学校校长访谈实录》，通过对校长的访谈并借鉴口述史的某些写作方法，从“音乐不是目的”、“唱出自己的声音”、“办出自己的文化价值”三方面阐述布农族原声音乐学校的办学宗旨与目标以及给我们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启示。张应华《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及其文化背景》，梳理了贵州学校将苗族音乐引入学校教学的历史脉络，并将其做了阶段性划分。作者认为贵州苗族音乐在学校教育中传播的萌芽、创建、扩大和反思，与近半个世纪社会文化背景、教育文化背景以及音乐教育研究的变迁密切相关，据此作者提出了对民族音乐进课堂教学的看法与期望。另外，石应宽《〈跨世纪的乐章〉——乌蒙山区民族音乐和艺术教育历史的回忆》，是石先生总结自己过往经历写成的一部130万字的专著。本次会议先生将其专著内容做了框架式介绍，专著从三个不同时期叙述了乌蒙山区音乐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情况，令与会学者感触颇深。我们应该向这样为我们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付出极大热情的前辈学者们致敬。
四、其他类研究
从本届年会整体论文来看，出现了一些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某些学界较少关注到的研究领域本次会议也有涉及。该类论文数量较少，但作为学科新的发展趋向之一应该被学界所关注。
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30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文章建立在地理空间、文化变迁、历史语境等角度，对近三十年来（1980—2010）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和综述。依此作者认为，30年来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发展特点是：“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视角趋于多样”、“学科意识日益增强”。侯燕《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该文以音乐美学为视角，以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审美观念、音乐结构形态两个方面探讨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马”的审美尺度问题。李建军《音乐组合视域下的民族传统音乐转型——以蒙古族九支音乐组合为例》，文章以现代民族音乐组合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蒙古族九支现代音乐组合，阐明了现代民族音乐组合是民族传统音乐的转型，现代民族音乐组合承载着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历史使命的结论。陈波《城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以成都市藏族群落为个案》，该文从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切入，以成都市藏族群落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交流、文化互动、文化变迁等方面阐述了城市藏族音乐的现状及其文化意义。文中作者也呼吁应有更多学者关注都市，关注城市里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作者认为这是民族音乐学者的责任，同时也是机遇。
结 语
纵观本届年会，参会学者多，论文数量也较多。论文所涉及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但也存有不足之处：1.论文数量多，但论文质量亟待提高；2.研究领域广，但研究不够系统和均衡；3.学者数量多，但合作、团队研究较少。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大议题，是召开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大会民主选举，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教授被选举为新一届会长。相信赵塔里木会长将带领学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同时，会议决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将于2014年在贵州举行，这也是继1984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后，为了庆祝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成立30周年又回到出发地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会议。贵州省政府文化部门也表达了对学会的祝福和支持，并派文化厅的领导专程到乌鲁木齐进行“接旗”仪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已经成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组织，相信未来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将更加成熟，为我国民族音乐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
①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初探》，《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未正式出版），第164页。
李建军 中央音乐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