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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崩岗天葬台山坡上的简易棚子下，晋美旺扎盘腿就坐，面朝低处的天葬台，祈诵《普贤行愿品》。他手中的扎玛如鼓和摇铃，此起彼伏地发出乐音来，给山谷添增了一份安详与寂寥。
山坡上云雾缭绕，徐风吹来，它们向四处散开，留下的只有静谧。
一缕桑烟从天葬台边袅袅升腾，如柱地刺向空际，气味里弥漫松柏的醇香；秃鹫离开天葬台，在旭日的光芒里振翅远飞，化成一些小黑点，嵌在一览无余的蓝天中。”
2015年初夏，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藏族题材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与读者见面。次仁罗布带着小说主人公——一心向佛，在灾难岁月里被迫还俗，晚年了悟人生再次出家的僧人晋美旺扎，穿过西藏半个世纪的尘世风烟缓缓走来，将历史的宏阔、生活的细腻和文化的独特徐徐铺展在读者面前。
这部发表于《芳草》杂志2015年第3期的小说，是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藏族作家次仁罗布首部长篇作品。以特有的谦逊态度，次仁罗布语调轻而平稳地讲起《祭语风中》和自己的创作历程，对西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让国内外读者知道西藏近五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我希望以自己的作品展示藏族人的心灵，感受他们的谦卑、隐忍、善良和宽阔。”
高原之子的行走与书写
高原西藏自古被视为心灵的神圣之所。紧邻布达拉宫，环绕大昭寺而存在的拉萨八廓街，则是藏地宗教与尘世、文化与经济汇聚的核心区。次仁罗布就在这里长大，寺院的金顶红墙、八廓街自由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杂货摊，还有终日举着转经筒来此礼佛的八方信徒，在阳光下都像一锭锭燃烧的金子，深深烙印在这个藏族孩子的心里。
天长日久，那些看到的听到的便在次仁罗布脑子里生发出一个个故事。1992年，他动笔写下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当时我到拉萨市尼木县下面的乡村看亲戚，离开时我们徒步走到马路边等车，山脚下有一条河，河里有一个老人划牛皮船。我一下子产生写这个老人的冲动。”回到拉萨，次仁罗布开始慢慢地写。最终，他为读者讲述一个从偏僻的罗孜江边到繁华城市找寻女儿的老人，在城市感受各种不适和遭遇不同冷遇后，心生厌腻回到乡下的故事。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冲突令人深思。
次仁罗布的这篇处女作后来发表在《西藏文学》上，时任编辑李佳俊为小说写下按语：“唯其稚嫩，更具希望。”
备受期待的次仁罗布此后并没有持续爆发，那时他还在西藏昌都地区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1986年从西藏大学藏语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藏昌都地区当藏语文老师，而后在西藏自治区邮电学校教了五年书，《罗孜的船夫》就发表在这期间。几年后我调入西藏日报社工作，在这里我要感谢葛卫平主任，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的汉文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在报社工作时期，由于工作任务重，压力比较大，次仁罗布几年内只写过一两个短篇小说，每天忙于约稿、写稿、编稿、画版、校对等琐碎事务，他说那时感觉“文学离我很遥远了”。
值得庆幸的是，无暇写作，次仁罗布并未真正与文学渐行渐远，他行走于高原之上，不断与各种故事“相遇”。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主人公晋美旺扎的形象，也来源于次仁罗布的早年行走。很多年前他去过一次帕崩岗天葬台，当时一位老僧端坐在棚子下边诵经边摇动扎玛如鼓和铃铛，老僧的形象和那种氛围一下子牢牢地镌刻在次仁罗布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他回忆道：“这一老僧形象随之牵来了我曾熟识的八廓街措那巷子里生活的那些还俗僧人，在我童年、少年时他们一直在我眼睛里晃来荡去，其中有些成家有些孑然一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僧人在整个藏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受人尊敬，有知识，又懂佛法，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世俗的人来讲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他们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垒叠、丰满，最终有了晋美旺扎这一主人公。”
“只要有心，很多时候都能发现好的故事素材。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或跟亲戚聚首、抑或到基层转一圈，都会找到可写的东西。当然，找到故事素材并不代表都可以转化为小说，还要有敏锐的辨别力。从我个人来讲，我只能写西藏，要是让我去写其他民族的话，我永远都写不好，因为我没有那种生活经历。”
面对人性的思索与考量
“这是一个关于祈祷与救赎的故事。小说中流淌着悲悯与温情，充盈着藏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为次仁罗布的获奖作品《放生羊》所写的颁奖词。
次仁罗布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唯一获奖的少数民族作家，除了唯美语言之外，他作品中对人性刻画与思索震动人心。
“放生羊是西藏最有特色的事物之一，在西藏转经路上、寺庙里经常可以看见一个老人牵着一头或几头羊去转经，表达内心的祈愿。当我只写了一千来字时，就深陷进去了，以很小的视角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次仁罗布娓娓道来《放生羊》的创作初衷，这是小说主人公年扎的一个梦境，梦见的是去世12年的妻子。为救赎妻子的“罪孽”，让她在另一个世界免于苦难，年扎买回一头待宰的羔羊“放生”。日复一日牵着小羊转经、焚香，主人公以这种方式与亡妻对话，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与慰藉。然而，从天而降的癌病让主人公面临离别放生羊的更大痛苦，他以超乎寻常的虔诚与努力争取生命的长度，希望能更多陪伴放生羊一程。
“我小的时候一直生活在八廓街里，有许多老人像《放生羊》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八廓街里生活，他们成了我记忆的一部分。2008年《芳草》杂志跟我约稿，要推一期‘吉祥青藏专号’，我就写了《传说》。没有想到杂志社打来电话要我多写几篇发过去，我陆续完成了《阿米日嘎》、《德剁》、《放生羊》三个短篇小说。”
很多人把次仁罗布的作品归类到灵魂叙事，他坦言这是自己最初创作时没有想到过的。次仁罗布赋予作品以“沉重”，但并不缺少温暖和希望，正是“沉重”之后显现的温暖和希望，给了读者一些亮光和暖意，这才是次仁罗布希望传递给读者的。小说被认为是“民族的秘史”，他写下《焚》、《杀手》、《阿米日嘎》等文学作品，将藏族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一一展现，他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不流于表层，而是表现藏族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看到受一千多年佛教耳濡目染的藏族人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心态，感受人类共有的喜怒哀乐。 面对老一辈藏族作家创造的魔幻文学巅峰，及互联网时代对西藏的大众书写热潮，次仁罗布认为这是好事，“虽然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可整体上还是把西藏推到了前沿，也得到更多的人关注”。至于他自己，只想坚持展示内心本质的文学道路，用笔还原真实的西藏。次仁罗布讲道：“‘还原真实的西藏’并不是针对当下内地文学创作中的西藏热而提出来的，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藏族文学，以魔幻现实主义而享誉国内外，但那是真实的西藏吗？那里体现出了多少藏族文化和人文情怀？因此，我说的‘还原真实的西藏’就是要超越上世纪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藏族文学的辉煌，找到属于当下的一个叙事世界，在作品里呈现藏族人的内心世界和传统的价值观。”
次仁罗布在自己的作品里努力实践着。“跟西藏的作者朋友在一起时，我常说我们不要去刻意写藏族人，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写，这样我们写出来的人物就超越了种族，超越了阶级，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是任何种族都能接受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人性也是相通的。”
民族文学的呈现与突破
一间简单装修的屋子，靠墙而立的三四个书柜都是不同的款式，却同样塞满了书，柜前立着两大幅藏式挂毯。一张最普通的刷着米黄色亮漆的写字桌摆在窗前，柔软的白色窗纱在拉萨的阳光下轻扬。桌子左边靠窗摆着一大幅结婚照，年轻的次仁罗布拥着新娘幸福腼腆地微笑。这是次仁罗布的书房，就在这样的简朴里，他完成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一次次探索、寻求、突破。
毕业于西藏大学藏语文专业的次仁罗布，读书期间就读过很多传统文学作品，冥冥之中，命运把他与文学相连。次仁罗布在第一篇小说发表之际就遇上伯乐，时任《西藏文学》编辑李佳俊，后来又得到著名评论家唐近中、著名作家色波等人的指导和扶持。“2009年，李佳俊老师曾担心我因《放生羊》而不再进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当他听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时，既激动又高兴，还要我把完成的作品先拿给他看。”
2004年，次仁罗布被西藏自治区作协选送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当时以为只是教文学创作的，没有想鲁院除了教授文学理论和传授创作经验外，更多的是经济、政治、军事、电影、美术、外交、自然科学等课程，内容多样性超出了我的预想。其间我们民族作家在一起学习生活，彼此间了解到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宗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有一个关于鲁院的故事，次仁罗布时常回忆：“一次听阎连科老师讲课，他说‘你要是写不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还不如不写’。这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迷惘和反思。从那开始，我写作时不光注意故事的内涵，更多关注的是该怎样写了。我较为成熟的作品都是在鲁院毕业后完成的。”
次仁罗布曾用藏语写过诗歌和散文，后来主要用汉语进行创作。他时常阅读藏文作品。“由于语种的原因，藏语文学的影响力只能在藏区里，想要走向全国和世界，就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和英语向外推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现在开始实施这项惠及民族作家的工程，这对藏语作家们是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还高兴地感受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设立了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而且每届的奖金都在往上提高；鲁迅文学院投入大量资金为少数民族培养作家队伍，其中既有短期的培训班，也有较长时间的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民族处，每年都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考察等。
“国家通过各种办法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为一名民族作家一定不辜负祖国的希望，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2005年底，距离第一次在正式期刊上发表作品将近20年之后，次仁罗布从西藏日报社调入西藏文联工作，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今，次仁罗布担任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主要精力还是用于《西藏文学》杂志的管理和编辑工作。他加入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协少数民族学会时，藏族作协会员不过十多人，现在人数增加了。但让他备感遗憾的是，西藏地区至今没有专职作家，所有的写作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我是从《西藏文学》慢慢起步的，得到过历届编辑老师的提携与扶持，心里对他们满怀感激。现在，我也秉承着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努力为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搭建好的平台，希望有更多年轻作者从这里走向国内外。希望民族作家在努力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学习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站在更高的地方审视本民族，将民族精神里最优秀的品质书写下来，使读者看到我们除了物质之外，还有强大的精神家园。”
山坡上云雾缭绕，徐风吹来，它们向四处散开，留下的只有静谧。
一缕桑烟从天葬台边袅袅升腾，如柱地刺向空际，气味里弥漫松柏的醇香；秃鹫离开天葬台，在旭日的光芒里振翅远飞，化成一些小黑点，嵌在一览无余的蓝天中。”
2015年初夏，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藏族题材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与读者见面。次仁罗布带着小说主人公——一心向佛，在灾难岁月里被迫还俗，晚年了悟人生再次出家的僧人晋美旺扎，穿过西藏半个世纪的尘世风烟缓缓走来，将历史的宏阔、生活的细腻和文化的独特徐徐铺展在读者面前。
这部发表于《芳草》杂志2015年第3期的小说，是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藏族作家次仁罗布首部长篇作品。以特有的谦逊态度，次仁罗布语调轻而平稳地讲起《祭语风中》和自己的创作历程，对西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让国内外读者知道西藏近五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我希望以自己的作品展示藏族人的心灵，感受他们的谦卑、隐忍、善良和宽阔。”
高原之子的行走与书写
高原西藏自古被视为心灵的神圣之所。紧邻布达拉宫，环绕大昭寺而存在的拉萨八廓街，则是藏地宗教与尘世、文化与经济汇聚的核心区。次仁罗布就在这里长大，寺院的金顶红墙、八廓街自由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杂货摊，还有终日举着转经筒来此礼佛的八方信徒，在阳光下都像一锭锭燃烧的金子，深深烙印在这个藏族孩子的心里。
天长日久，那些看到的听到的便在次仁罗布脑子里生发出一个个故事。1992年，他动笔写下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当时我到拉萨市尼木县下面的乡村看亲戚，离开时我们徒步走到马路边等车，山脚下有一条河，河里有一个老人划牛皮船。我一下子产生写这个老人的冲动。”回到拉萨，次仁罗布开始慢慢地写。最终，他为读者讲述一个从偏僻的罗孜江边到繁华城市找寻女儿的老人，在城市感受各种不适和遭遇不同冷遇后，心生厌腻回到乡下的故事。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冲突令人深思。
次仁罗布的这篇处女作后来发表在《西藏文学》上，时任编辑李佳俊为小说写下按语：“唯其稚嫩，更具希望。”
备受期待的次仁罗布此后并没有持续爆发，那时他还在西藏昌都地区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1986年从西藏大学藏语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藏昌都地区当藏语文老师，而后在西藏自治区邮电学校教了五年书，《罗孜的船夫》就发表在这期间。几年后我调入西藏日报社工作，在这里我要感谢葛卫平主任，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的汉文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在报社工作时期，由于工作任务重，压力比较大，次仁罗布几年内只写过一两个短篇小说，每天忙于约稿、写稿、编稿、画版、校对等琐碎事务，他说那时感觉“文学离我很遥远了”。
值得庆幸的是，无暇写作，次仁罗布并未真正与文学渐行渐远，他行走于高原之上，不断与各种故事“相遇”。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主人公晋美旺扎的形象，也来源于次仁罗布的早年行走。很多年前他去过一次帕崩岗天葬台，当时一位老僧端坐在棚子下边诵经边摇动扎玛如鼓和铃铛，老僧的形象和那种氛围一下子牢牢地镌刻在次仁罗布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他回忆道：“这一老僧形象随之牵来了我曾熟识的八廓街措那巷子里生活的那些还俗僧人，在我童年、少年时他们一直在我眼睛里晃来荡去，其中有些成家有些孑然一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僧人在整个藏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受人尊敬，有知识，又懂佛法，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世俗的人来讲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他们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垒叠、丰满，最终有了晋美旺扎这一主人公。”
“只要有心，很多时候都能发现好的故事素材。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或跟亲戚聚首、抑或到基层转一圈，都会找到可写的东西。当然，找到故事素材并不代表都可以转化为小说，还要有敏锐的辨别力。从我个人来讲，我只能写西藏，要是让我去写其他民族的话，我永远都写不好，因为我没有那种生活经历。”
面对人性的思索与考量
“这是一个关于祈祷与救赎的故事。小说中流淌着悲悯与温情，充盈着藏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为次仁罗布的获奖作品《放生羊》所写的颁奖词。
次仁罗布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唯一获奖的少数民族作家，除了唯美语言之外，他作品中对人性刻画与思索震动人心。
“放生羊是西藏最有特色的事物之一，在西藏转经路上、寺庙里经常可以看见一个老人牵着一头或几头羊去转经，表达内心的祈愿。当我只写了一千来字时，就深陷进去了，以很小的视角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次仁罗布娓娓道来《放生羊》的创作初衷，这是小说主人公年扎的一个梦境，梦见的是去世12年的妻子。为救赎妻子的“罪孽”，让她在另一个世界免于苦难，年扎买回一头待宰的羔羊“放生”。日复一日牵着小羊转经、焚香，主人公以这种方式与亡妻对话，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与慰藉。然而，从天而降的癌病让主人公面临离别放生羊的更大痛苦，他以超乎寻常的虔诚与努力争取生命的长度，希望能更多陪伴放生羊一程。
“我小的时候一直生活在八廓街里，有许多老人像《放生羊》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八廓街里生活，他们成了我记忆的一部分。2008年《芳草》杂志跟我约稿，要推一期‘吉祥青藏专号’，我就写了《传说》。没有想到杂志社打来电话要我多写几篇发过去，我陆续完成了《阿米日嘎》、《德剁》、《放生羊》三个短篇小说。”
很多人把次仁罗布的作品归类到灵魂叙事，他坦言这是自己最初创作时没有想到过的。次仁罗布赋予作品以“沉重”，但并不缺少温暖和希望，正是“沉重”之后显现的温暖和希望，给了读者一些亮光和暖意，这才是次仁罗布希望传递给读者的。小说被认为是“民族的秘史”，他写下《焚》、《杀手》、《阿米日嘎》等文学作品，将藏族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一一展现，他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不流于表层，而是表现藏族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看到受一千多年佛教耳濡目染的藏族人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心态，感受人类共有的喜怒哀乐。 面对老一辈藏族作家创造的魔幻文学巅峰，及互联网时代对西藏的大众书写热潮，次仁罗布认为这是好事，“虽然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可整体上还是把西藏推到了前沿，也得到更多的人关注”。至于他自己，只想坚持展示内心本质的文学道路，用笔还原真实的西藏。次仁罗布讲道：“‘还原真实的西藏’并不是针对当下内地文学创作中的西藏热而提出来的，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藏族文学，以魔幻现实主义而享誉国内外，但那是真实的西藏吗？那里体现出了多少藏族文化和人文情怀？因此，我说的‘还原真实的西藏’就是要超越上世纪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藏族文学的辉煌，找到属于当下的一个叙事世界，在作品里呈现藏族人的内心世界和传统的价值观。”
次仁罗布在自己的作品里努力实践着。“跟西藏的作者朋友在一起时，我常说我们不要去刻意写藏族人，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写，这样我们写出来的人物就超越了种族，超越了阶级，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是任何种族都能接受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人性也是相通的。”
民族文学的呈现与突破
一间简单装修的屋子，靠墙而立的三四个书柜都是不同的款式，却同样塞满了书，柜前立着两大幅藏式挂毯。一张最普通的刷着米黄色亮漆的写字桌摆在窗前，柔软的白色窗纱在拉萨的阳光下轻扬。桌子左边靠窗摆着一大幅结婚照，年轻的次仁罗布拥着新娘幸福腼腆地微笑。这是次仁罗布的书房，就在这样的简朴里，他完成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一次次探索、寻求、突破。
毕业于西藏大学藏语文专业的次仁罗布，读书期间就读过很多传统文学作品，冥冥之中，命运把他与文学相连。次仁罗布在第一篇小说发表之际就遇上伯乐，时任《西藏文学》编辑李佳俊，后来又得到著名评论家唐近中、著名作家色波等人的指导和扶持。“2009年，李佳俊老师曾担心我因《放生羊》而不再进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当他听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时，既激动又高兴，还要我把完成的作品先拿给他看。”
2004年，次仁罗布被西藏自治区作协选送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当时以为只是教文学创作的，没有想鲁院除了教授文学理论和传授创作经验外，更多的是经济、政治、军事、电影、美术、外交、自然科学等课程，内容多样性超出了我的预想。其间我们民族作家在一起学习生活，彼此间了解到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宗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有一个关于鲁院的故事，次仁罗布时常回忆：“一次听阎连科老师讲课，他说‘你要是写不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还不如不写’。这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迷惘和反思。从那开始，我写作时不光注意故事的内涵，更多关注的是该怎样写了。我较为成熟的作品都是在鲁院毕业后完成的。”
次仁罗布曾用藏语写过诗歌和散文，后来主要用汉语进行创作。他时常阅读藏文作品。“由于语种的原因，藏语文学的影响力只能在藏区里，想要走向全国和世界，就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和英语向外推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现在开始实施这项惠及民族作家的工程，这对藏语作家们是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还高兴地感受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设立了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而且每届的奖金都在往上提高；鲁迅文学院投入大量资金为少数民族培养作家队伍，其中既有短期的培训班，也有较长时间的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民族处，每年都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考察等。
“国家通过各种办法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为一名民族作家一定不辜负祖国的希望，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2005年底，距离第一次在正式期刊上发表作品将近20年之后，次仁罗布从西藏日报社调入西藏文联工作，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今，次仁罗布担任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主要精力还是用于《西藏文学》杂志的管理和编辑工作。他加入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协少数民族学会时，藏族作协会员不过十多人，现在人数增加了。但让他备感遗憾的是，西藏地区至今没有专职作家，所有的写作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我是从《西藏文学》慢慢起步的，得到过历届编辑老师的提携与扶持，心里对他们满怀感激。现在，我也秉承着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努力为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搭建好的平台，希望有更多年轻作者从这里走向国内外。希望民族作家在努力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学习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站在更高的地方审视本民族，将民族精神里最优秀的品质书写下来，使读者看到我们除了物质之外，还有强大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