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们的忏悔，大多其实是忏而不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忏悔、忏悔秀和工具性忏悔。他们妄图借此来制造假象、混淆视听、开脱罪责，最终达到减轻或逃避惩罚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苦心孤诣，甚至不惜炮制出形形色色的大谬不然的“忏悔理论”来。
　　“相对廉洁”论
　　辽宁省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实实在在地讲，我并不是一个狠命捞钱、借机敛财的人。我对钱看得很淡。如果想捞钱，在我前妻去世、儿女结婚，包括自己再婚时，通知朋友，操办一把，弄个几百万没问题。可我没有那么做，就在单位的小食堂简单聚了一下。如果我真是爱财的人，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一个疯狂索贿受贿300多万元的人，一个由此给国家造成768万元重大损失的人，一个与五名风尘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不惜花8万元买一夜之欢的人，居然还能“实实在在地”对人吹嘘自己“把钱看得很淡”。
　　按照他的逻辑，其潜台词就是：幸亏当时在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的宝座上端坐着的是他郭久嗣，如果换了别人，那可绝对不会是“把钱看得很淡”的，必将是“狠命捞钱”、“借机敛财”、“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因此，他郭久嗣不但不贪，反而廉洁；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但不应该受人憎恨，反而应该让人感激！
　　这种“相对廉洁论”的实质，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试图用量的差异掩盖质的相同。因此，它不但是愚蠢的，更是寡廉鲜耻的。
　　“将功折罪”论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许亚非：衷心恳求组织和各位领导念着我的真诚悔过的决心……给我一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宏观体制司原副司长李雄：如果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扫地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地前行……
　　这是“将功折罪”论中的“将以前之‘功’折现在之罪”。这也是贪官们每每在他们的“忏悔录”中以巨大的甚至不成比例的篇幅浓墨重彩地痛说其“革命家史”、“奋斗历程”和“无上荣誉”的根本原因。这种理论直接催生了下面这一幕滑稽的景观——
　　贵港市港北区原副区长潘佐英于1999年12月因涉嫌受贿被逮捕。经法院审理查明，潘于1995年2月至1996年7月间，利用其担任县级贵港市农委主任兼贵港市农村合作基金会理事长的职务之便，共收受陈某、韦某等10人的贿赂18.1万元。审判中，潘佐英为了减轻法律对他的惩罚，当庭出示了自己曾获得的14份奖励证书……
　　潘佐英“将功折罪”的企图当然不可能得逞，一切都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她的这种“将功折罪”论不仅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反而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立现在之功折过去之罪”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十几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他们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如何坦白交代，如何检举揭发，以捞取一根“有立功表现”的救命稻草。按理说，这种做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因此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贪官们一激动，问题又来了——他们不管自己是否真的坦白了，便迫不及待地对“坦白从宽”的“宽”字进行曲解，认为它可以“宽”到无边无际。
　　不过，有人想得比徐炳松还美呢！无论是名声还是罪恶都比徐炳松大得多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他的“悔过书”中是这么说的——“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理应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我愿诚恳地接受党组织对我的严厉批评教育和严重处分。但是，此时此刻，我又迫切地真诚地恳请组织饶恕我，挽救我……我迫切而真诚地恳请组织保留我的党籍，在党的怀抱里重新接受改造，接受组织的严格教育、监督和管理。”
　　从胡长清开始，贪官们的美梦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还想继续当他们的官呢！于是，贪官们以此为前提，开始抛出一张巨大的空头支票，向人们刻意描绘自己光辉的未来。
　　“感情不变”论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我对党是有感情的，在建党8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有3000字。今天我要被枪毙了，从我的成长来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人不能忘本。
　　至死不忘“对党的感情”，至死仍论“对党的信念”，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哀婉动人！
　　然而我们的理智乃至直觉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说法，他始终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再联系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势必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疯狂的拜金主义者、一个极端的自私自利者、一个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人。
　　无疑，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
　　这不仅是对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信仰本身的可耻亵渎。
　　这就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他在政治上必然是与党离心离德、在信仰上必然是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他哪里还会有对党的感情、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环境决定”论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书记肖作新：我爱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固然有其主观原因，她的责任是不能开脱的，但她当了十年社保局长，管理了上10亿的社保资金，没出任何问题，多次受到省市表扬。她的问题是特定社会背景下酿的人生苦酒，是社会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
　　如果我们孤立地、片面地、机械地看这番言论，也许会承认它是有理的，而且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不错，马克思主义承认环境对人的作用，但更强调“内因才是决定因素”。探究一个人为何腐败，归根到底还要从他自身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顾左右而言他。何况你是在忏悔，而不是控诉——忏悔是指向自我的，控诉才是指向他人的。
　　现在贪官们的“忏悔录”中，以控诉来取代忏悔，已经成了一个愈演愈烈的潮流。他们怨老婆，如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原总经理孙信昌说：“都是贪妻惹的祸。”他们怨奸商，如厦门海关调查局原副局长杨上进说：“我万分地痛恨赖昌星等人，我默默地痛恨自己没有站稳立场而步入歧途。”他们怨组织，如南京三乐电气总公司原总经理朱永飞说：“我的沦落说明，组织要注意关心年轻干部的行为，时常敲警钟。”他们怨媒体，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但贪官们怨来怨去，惟独就是不肯怨自己。所谓“贬低别人的同时就是抬高自己”，这种把戏也太过拙劣了吧！又骗得了谁？
　　（摘编自《远离贪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