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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10个年头了。经济改革的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开启了全面改革的历史。此时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又未能摆脱“过热—紧缩”循环的怪圈。
1984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被称之为“四过一乱”，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比较严重。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官倒”现象猛烈开火，引起高层的关注，并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但“价格闯关”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诱发了全国性抢购风潮。
专家和总书记激辩
要弄清“价格闯关”的由来，还得从“价格放开”说起。
198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5月，国家放开肉、菜、蛋、糖价格，市场上有一些抢购和议论，但总体平稳。
5月25日至2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并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反对刘国光的意见。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货膨胀，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也认为赵紫阳讲的不对。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
当时，国家体改委体改所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赵紫阳和国务院领导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于是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赵紫阳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结果，“价格闯关”的决策就这样敲定了。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一经发表，很多人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现象。
价格改革有了新解释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人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陆续扛回10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售货员只能和顾客隔着门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抢购的人群在大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声此起彼伏，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骚乱。
在普通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开始了囤积居奇。当时，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家用电器。一些人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购买若干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
这次“价格闯关”引发的冲击面之广、抢购商品种类之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之大，都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则减少了26.1亿元……
这种抢购和混乱局面，自然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并提出由时任总理李鹏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8月30日上午，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这份文件做出一个解释，称北戴河会议说的“价格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并提出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之后，抢购风潮最终得以平息。
及时治理经济环境和秩序
秋季爆发的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闯关”失利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针，并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会议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5年或较长一段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
根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当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李鹏主持会议并强调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质上是一次经济调整。他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但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治理和整顿，而且许多治理和整顿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
12月26日，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大家首先谈到上半年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的问题。李鹏发言说，看来改革不能搞目标模式，正确与否要看是否发展生产力，看能否稳定局势，并说以后不能只听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的意见。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1984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被称之为“四过一乱”，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比较严重。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官倒”现象猛烈开火，引起高层的关注，并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但“价格闯关”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诱发了全国性抢购风潮。
专家和总书记激辩
要弄清“价格闯关”的由来，还得从“价格放开”说起。
198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5月，国家放开肉、菜、蛋、糖价格，市场上有一些抢购和议论，但总体平稳。
5月25日至2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并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反对刘国光的意见。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货膨胀，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也认为赵紫阳讲的不对。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
当时，国家体改委体改所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赵紫阳和国务院领导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于是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赵紫阳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结果，“价格闯关”的决策就这样敲定了。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一经发表，很多人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现象。
价格改革有了新解释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人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陆续扛回10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售货员只能和顾客隔着门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抢购的人群在大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声此起彼伏，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骚乱。
在普通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开始了囤积居奇。当时，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家用电器。一些人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购买若干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
这次“价格闯关”引发的冲击面之广、抢购商品种类之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之大，都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则减少了26.1亿元……
这种抢购和混乱局面，自然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并提出由时任总理李鹏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8月30日上午，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这份文件做出一个解释，称北戴河会议说的“价格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并提出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之后，抢购风潮最终得以平息。
及时治理经济环境和秩序
秋季爆发的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闯关”失利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针，并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会议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5年或较长一段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
根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当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李鹏主持会议并强调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质上是一次经济调整。他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但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治理和整顿，而且许多治理和整顿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
12月26日，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大家首先谈到上半年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的问题。李鹏发言说，看来改革不能搞目标模式，正确与否要看是否发展生产力，看能否稳定局势，并说以后不能只听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的意见。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