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机构丑闻不断，无论郭美美，还是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侵吞善款疑云，不但破坏了红会的公众形象，也使中国的慈善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所以，回顾一下中国红会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据说中国的红十字运动肇始于1880年代，最初出现在台湾，后来扩展到上海、东北一带。但由于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整个中国对于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理念非常陌生。正因为如此，甲午战争期间，当人们看到日本赤十字会的医生在战火中救治双方伤员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种落后观念曾经引来国际社会的嘲笑。
　　1898年，一位名叫孙淦的旅日侨商通过中国大使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顺应世界潮流，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年，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也向清廷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仿照日本章程，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1904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再次上奏朝廷，从国内外形势和如何筹措经费等方面阐述了成立红会之必要。这时，《申报》也先后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详细介绍了红十字会的历史、性质、宗旨和任务，还把是否成立红十字会提高到文明与野蛮分野的高度。至此，朝野上下在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以严守中立为名不敢救助难民，从而激起了公众的义愤。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官绅沈敦和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门救济战争难民。不久，他又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以各省善堂为基础，由中、英、法、德、美等五个国家的慈善人士组成。
　　有关资料显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通过收容、遣送、治疗、赈济等手段，共救助难民“467000余人，全部募捐收入银641900两，支出银597400两，余下银44500两，招商局及电报局捐送运费、电报费计银5000两，又洋60余万元尚未计算在内。”（《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第4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在起步阶段就奉行了严格的账目公开制度。
　　对于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沈敦复及其同仁们认为：“溯自中外通商以来，万国一心，踊跃奔赴，能与我华合办大善事者，在上海当推此为第一伟举。”（同上）对于这种评价，社会上并无异议。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万国”组织，好像与我中华帝国关系不大。因此在战争结束以后，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开始高涨，有人甚至把是否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提升到国家耻辱和民族危亡的高度。
　　这种情况引起当局的重视。1907年，吕海寰和盛宣怀向朝廷提出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建议，希望仿照日本模式筹办。两年后，他们拟定《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再次上奏朝廷，终于打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年年初，清廷将他们的奏折交给军咨处核议。核议的结果是除了委任盛宣怀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之外，其他条款均被否决。
　　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对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名称并不满意，于是他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关防大印上把“中国”改为“大清”二字。
　　盛氏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前面提到的沈敦和，他认为大清红会归陆军部（军咨处是该部下属机构）筹办，与国际红十字会纯属民间团体的宗旨不符，同时这样做对筹款也极为不利。与此同时，包括贝勒、福晋在内的官二代们却蠢蠢欲动，他们纷纷表示要做“善事”。所幸这时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没过多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红十字会于1912年9月底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第一届领导集体，通过了红会章程，并化解了京沪两地的矛盾。一个月以后，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首先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纯属民间团体的基本性质，并解决了领导多头、管理混乱等问题，从而使中国红会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归内政部主管，受军政、海军、外交各部监督。同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根据这一条例进行改组，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抗日战争前夕，该会又改由卫生署主管，并以战时救护为第一任务。
　　抗日战争开始后，因为中国既没有自己的军医院，又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和救护体系，所以中国红十字会设立了大量的伤兵医院。但是随着战线的拉长和战争的扩大，这种策略无法应付日益严重的伤亡局面，于是该会作出了组织各种医疗救护队，分路前往战区实施救护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还任命协和医学院著名专家林可胜为临时救护委员会代理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全面负责战地救护工作。
　　林可胜上任后，仅仅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就“训练了一千四百余名医务工作者，给三十二名外科医生、一百六十余名内科医生上了专业课……还在军队中组织了流动救护车和担架”（《协和医事》第205页，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
　　1950年以后，红十字会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