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暮春，一部经由八千卷楼旧藏的《唐大诏令集》从海外回到杭州。此书为清初藏书家、校勘家吴焯通篇批校题跋，又经许宗彦、丁丙、周大辅、沈曾植等数位江浙藏书家递藏、著录。翻开书册，朱墨纷披，藏书楼中的文人雅事也随之一一浮现。
　　校书达人的风雅与痴狂
　　吴焯（1676l年至1733年），字尺凫，号绣谷，又号蝉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据《武林藏书录》载，吴焯“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获而后已。故瓶花斋藏书之名，称于天下”。吴焯校跋古籍的学问功夫，也十分了得，且存世稀少，故向为藏书家所看重。
　　这部《唐大诏令集》是现存保留吴焯手迹最多的一部书，也是对唐大诏令最早的研究。卷中有吴焯手书题跋30处，读来颇足玩味。以下试举数例，以飨读者。
　　“南华堂侧黄梅盛开，姬人拭方壶，濯以新水，插供几上。向晚燃三衢白蜡，余披阅此卷。小平朝次。”（第一百七卷）
　　又，“岁行尽矣，低窗竹屋，灯火青萤，时于此间得少佳趣。坡云是语，真乃冰雪胸襟，烟霞气质。吾辈纵不能到此境地，当此残年，风雪中篝灯拥炉，宵分未罢，亦是冷澹生涯中一种快事也。丙午小除夜。”（第一百三卷）
　　以上不过寥寥数语，足以于冷澹寂静中透出的快意，若非识得书中三昧之人，何能体悟如此深切。
　　当然，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在杭州这样的人文萃集之地，藏书风气之盛，在瓶花斋的“文人沙龙”中就可见一斑。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中，吴焯写道：“卷内错简，寻绎数十过方得补全，命侍史重书。中春花生日，招同栾城、樊榭、堇浦、小山兄弟瓶花斋集，出此编欣赏永日。”
　　这里提到的沈嘉辙（栾城）、厉鹗（樊榭）、杭世骏（堇浦）、赵昱（小山）俱为一时名流，又同为吴焯的同里密友，真当算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那么，能让吴焯在春暖花开之日，拿出来与诸友“欣赏永日”的这部《唐大诏令集》，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
　　解密《唐大诏令集》
　　“诏令”即民间所谓的圣旨，是以帝王的名义发布、并经文人学士之手的官方文章。这其中有不少“独家新闻”，比如《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中有一条“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记录了寿王妃杨玉环入道一事，其他史书中多未提及。
　　《唐大诏令集》共有一百三十卷，由北宋宋绶编，其子宋敏求整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元明清三朝无刻本流传，留存下来的抄本也都不完整。当前通行的中华书局排印本，被公认是最好的整理本，但与吴校本的底本相比，仍有可补者。如：卷四十一《册昌乐公主文》，中华本缺十一字，吴校本底本不缺。另外，吴本中“贞观”多作“正观”，乃避宋讳。由此可知，吴本与流通诸本实非一源，而且是依宋本抄录，颇具校勘价值。
　　为校勘此书，吴焯翻查了大部头史书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以及唐人文集，通篇批校、补抄不下数万字。在现存抄本中，经过校勘的仅有数部，而吴本应当是校勘最精的一部。从中我们见证了在“顾批黄跋”的朴学鼎盛期到来之前校勘学的一个高峰。
　　劫后幸存 名家递藏
　　嘉庆庚申年（1800年），许宗彦获此书，他不仅题写封面还将其著录在《鉴止水斋藏书目》中。许宗彦（1768年至1818年），号周生，浙江德清人，事迹见载《清代学人列传》，后移居杭州马市街如松坊，与瓶花斋相隔不远。许宗彦所藏多精善之本，然大半毁于太平天国，少数残帙被兵勇攫卖于市，后由丁丙买回，入藏“八千卷楼”，《唐大诏令集》即是其一，可谓万幸！
　　对于此等劫余之书，丁丙非常珍视，将其收入《善本书室藏书志》。首册卷首的扉页上黏贴着他手书的提要原稿一纸，另钤有鉴藏印多方。其中有一方“四库著录”印，还有几张夹签，上面注明了“钦定四库”的抄录格式。由此推知，此书应是丁氏兄弟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所据的底本。
　　“八千卷楼”藏书后被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低价购藏，只有少量零星散出，《唐大诏令集》又一次成为漏网遗珍，被藏书家周大辅揽入怀中。这也是八千卷楼藏书迄今尚流落民间的少数几部善本之一，极为珍贵。
　　之后，这部书又为沈曾植海日楼所藏，《海日楼书目》著录。上世纪40年代，沈氏藏书散出，此书也随之流于海外。它的新主人没有留下任何印记，但一定是同样爱书之人，才能使它在70年后，完好如初地再度归来。今春，此书将在西泠拍场等待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