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一出生就差点当了亡国奴。然而，当他们浑浑噩噩度过恐怖的童年之后，又幸运地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在红旗下，他们的梦想如花蕊绽放。中国人梦想的没有压迫和剥削、丰衣足食和人人平等的社会来了。可是这一代农民真的吃了很多苦，他们不仅要为新中国农业基础差担当，而且还要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慢担当，他们不仅要忍受城乡不平等待遇，而且还要节衣缩食把襁褓中的城市喂大。他们饱受了三年自然灾难，并在这个苦难的岁月里娶妻生子，接着是跟着国家机器没完没了地运动，人到中年才迎来了自己可以做主的日子。
　　60后无论如何比他们的父辈要幸运得多。他们有机会参加高考，获得了一个跳龙门的跳板，尽管这个机会对于许许多多的农村孩子像是摸奖中彩，但毕竟洞开了一扇门。我曾经在这扇门的外边，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尽管我知道这个世界不会花团锦簇，但是最起码我会有一个不被饥饿困扰的人生，有一个被人羡慕和体面的人生。然而，对于大多数60后农村人而言，他们的宿命就是农村，他们还必须跟随父辈承受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这样的负担。
　　我过去不懂得出身的利害，现在我懂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假若你出生在城市，哪怕是个小县城，你的命运一定是朝着城里人的轨迹走，你不用养猪，而凭票买到猪肉，你不用种粮，而凭票买到粮食，尽管房子不大，你却可以在电灯下读书，你可以不用考虑未来，因为你最终还是吃商品粮。假若你出生在农村，哪怕就在城郊，可以看到夜里城市的灯光，你的命运也只能按照农村人的逻辑发展，你养猪却只能吃猪头，你种菜却只能吃黄菜，这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因为你是农村粮。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就是读书。二十多年前当我坐在高考的教室想着自己命运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在寂静的考场我的手心溢满了汗，试卷的汗迹经过十多年尘封已经泛黄，等到有一天我在组织部有幸再见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的情景并暗自庆幸。
　　我的小学是在三所学堂里完成的。在村庄一座老旧的仓库里，二十几个孩子以复式班的形式完成了小学两年级。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教室里光线不好，两个尿桶放在后面供学生撒尿，那时的孩子单纯，没有男女之分，也不用帘子遮掩，孩子们该撒尿时就撒尿，并无顾忌。在散布着尿臊味的环境里我完成了启蒙教育。三年级的时候，全大队的孩子都集中在聂家的一个祠堂里上课，一个班几十个人，只有一个叫李和生的老师，他教完语文教数学，好像还教其他什么，反正他不亦乐乎，而我们则不胜其烦，只有放学回家的这段路上才会有孩子野性的发泄，掷石子打仗的游戏野蛮却充满自由的向往，很多孩子经常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到了四年级，大队的小学校终于落成了，全大队的小学生都集中在小学校上课，这时候我感到了学校的味道。教室是一间间的，学生和老师都多了，还有音乐和体育这样的课程。
　　我的初中在大洋洲公社中心小学读的。学校离我家七八里地，早晨村里的男孩子结伴而行，那时候，拖拉机是105国道上主要的运输工具，孩子们看到拖拉机就爬，有点像当年的铁道游击队。但是有天中午出了意外，同村的李欠牛被拖拉机甩下来一命呜呼。这件事之后，村庄里的男孩子都不去读书，只有几个女孩儿和我上学。注定我的初中是灰色的，教物理化学的两个老师都姓杨，这一男一女俩都是初中毕业的大孩子，对于书本他们自己没弄明白，而我就更糊涂，到后来我干脆不听他们的课了。那时的初中本来是教英语的，但学校没老师，课就撂下了，等到上高中时我天天都在云里飞，高考时猜谜似的得了十八分。所幸的是，我遇到了两位好老师，语文老师刘秀英是同丈夫一起从南昌下放来的，她水平高，要求严，视我如己出，她给了我特别多的鼓励和温暖，她让我参加全县作文比赛，我得了奖，她长了脸。数学老师叫李新辉，虽然是民办老师，但他是响当当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他教几何画圆可以不用圆规，让我感到数学的美。这两位老师造就了我的长处，我凭着这点硬功夫勉强走出了农村。
　　1980年我进入大洋洲中学读高中。因为基础差，物理化学英语几科都跟不上，我像是折了翅的鹰感觉飞不动。大洋洲中学有许多土地，最多时有山地三百亩，菜地三十多亩，分配给每个班级种，学校每年收获花生差不多有十万斤。每个学生按学期上交各种蔬菜，完不成任务得从家里拿钱缴菜金。这样的体制，学生除了劳动就是上课，课外的书本基本没碰过。学校条件差，在危房里上课整天提心吊胆，某日早晨我们在教室自习，突然教室中间的墙轰然倒塌，两个班的学生瞬间钻入桌子底下，这才避免了一场不幸。
　　1982年我参加高考以二分之差落榜，那时新干已经分田单干，父亲希望我留下来帮他种田，母亲不依，她是文盲，却说了一句最有远见的话：“我宁肯穷死累死也要让儿女读书出去（农村）。”母亲不懂这个世界，她是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抗争。多年以后，我一直有一个心愿，为母亲写一本书，把平常说不出来的情话说给母亲。母亲这一代农村妇女文盲居多，我理解文盲仅仅是不识字而已，可是她们传承的母爱文化是当下知识女性所没有的，我有理由为那一代文盲母亲立传。
　　我吃了很大的苦头考取了樟树农校，学的是农业经济，这个专业就是会计加经济学常识。我不喜欢会计，老师教给我的这点经济学常识把我引领到一个很大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有亚当·斯密、琼·罗宾逊和凯恩斯，在学校的图书馆，我偶然发现这世上除了梁漱溟，还有董时进、晏阳初等这样的农村社会学领域的开拓者。我后来有机会做了乡镇党委书记，我把自己交给了农村社会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发表过风花雪月的文字，我致力于解剖农村社会、构建农村秩序。我本性情中人，重感性多于理性，最后却常常是理性占了上风，让我在后来赋闲的时光中不断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挣扎，我无法放弃著述“三农”，或许是因为我成长的痛苦。
　　成长的痛苦是洁白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