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邓飞，曾任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现为《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生于改革开放元年，200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之后，以10年的调查报道关注中国，形成其独特的报道风格：着力反映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2010年前后，邓飞以自己的报道成就问鼎中国多个传媒奖项，名扬圈内圈外。
从业10年之际，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微博的出现，这一新的社交媒体给予邓飞从记者身份向他处转型的契机：2011年2月，发起“微博打拐”社会运动；同年4月，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运动”，这两项运动改变了中国诸多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免费午餐运动”让几百万贫穷孩子吃上了中午饭；“微博打拐”让众多家庭破碎者重新实现了团圆梦。邓飞以及这两项运动吸引了社会的关注，还触发了政府相关政策的迅速调整。通过这两项运动，身为记者的邓飞从一个单纯的报道者转变为公益项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时至今日，邓飞掌舵下的公益项目已增至六个，包括四个儿童项目和两个环保项目，这些项目确立的标准是按其社会严重程度来定的。当前，邓飞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公益，所供职的《凤凰周刊》保留其职位和待遇。
本次就邓飞身份的转型进行深入访谈，以期透过这一转型来探究中国传媒生态及记者转型现状的身份话题。
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的原因
赵智敏：您做调查是2000年开始，其实，您在读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做调查了，算起来已有13年。回顾您的调查生涯，十几年前做调查和现在相比，您感觉这个空间有变化吗？
邓飞：2003年以前，调查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出现了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那样的市场化媒体。后来，舆论监督一度跌入低谷。到了微博时代，我们有新的渠道可以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它是有起伏变化的。现在已经无法压制信息的流动了，所以国家要采取新的办法管理微博。
但《南方周末》只是一个湖泊，微博是面大海，管理者要付出更多的人手、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管住微博。但即便管住了微博，还有新的技术和工具，比如微信。你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信息流通必然更加快速，人和人的联合合作也必然更方便。
赵智敏：在做调查记者时您对自己的要求和今天做公益您对自己的要求有何异同？
邓飞：相同的第一点是人要正派，做调查记者如果想着搞人家的钱，报道失实伤害到他人就会成为被告，做公益如果贪钱，就会失去信任，所以都需要正派正直。第二点是人要诚挚。做调查记者时人不诚挚，不被人当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采访，得不到这样的采访者，他就不会帮助你。每次我采访的时候，心里都是很感激很感恩的，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就好像现在大家对我的捐款，我是感恩的。第三点是要理性、克制。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
不同的地方是：做调查记者时我只需要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但是做公益只发现问题是不够的，你还要去找解决方案并尝试。所以，以前是单纯的记录者、观察者，现在是一个行动者、执行者、组织者。
赵智敏：以前做记者对您有无帮助？
邓飞：我做了10年的调查记者，调查中国问题出在哪里，形成一定的判断力、洞察力。另外，数年的特稿训练，意外地帮助我得到一种能力——除了发现问题之外，还要去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停地锻造思考力。
当我们得到一个工具后，就可以尝试去改变我们的观察、思考，变成一个行动者，水到渠成。感激我以前做记者的积累。
赵智敏：这种准备也是不自觉的？
邓飞：不自觉的。阴差阳错，造化弄人。
赵智敏：在微博、微信上您说对中国要有信心，这是基于您当时的心态还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邓飞：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以前是去做调查记者，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解决它，让这个国家能变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以前调查那么黑暗的新闻事件，自己没有被负能量打倒，没有沉浸到黑暗中去，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是有希望的、有信心的。
赵智敏：怎么看自己有这样一种信心的根基？
邓飞：第一，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从逻辑上看，现在的黑暗丑陋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义、不正常的东西注定是要失败的，我有这样的认识。第三，如今我们得到微博这样的工具一方面促使大家觉醒，加速推动思想启蒙；另一方面我们有行动力，我们自己去改变。在我没有发现微博之前，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东西注定要被清除，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微博缩短了这个时间。
赵智敏：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照片上看您很辛劳，像快四十岁的人了吧？
邓飞：你看到过我两年前的照片吗？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两年头发白了。
赵智敏：做公益之后这种外形上的变化很大？
邓飞：变化很大，我做记者，开始写一些黑暗的新闻，都是皱着眉头去采访，皱着眉头写稿子，因为这都需要调查，你要沉浸到那种氛围里面，需要不停地思考。但做公益之后，我发现心态更加开放、更加有希望，因为你自己就在促成改变。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把握好节奏，一路狂飙，飙了六个项目，全部都在那里运行。两年里，我把很多人一辈子的事情做完了，但是我又是个外行，做公益比做企业还要难。
赵智敏：为什么难，是没钱吗？
邓飞：不是没钱，是我拿着大家的钱，接受大家的委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完成一个公益任务。如果是自己的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拿着大家的钱，要让他们满意，并且要让大多数人满意，这个就很难了。更难的是，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支出是被严格控制的，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这些艰难，可能就是我要接受的训练，需要更用心去解决。
赵智敏：2011年4月为何会转型到公益，您在凤凰周刊的领导对您做公益是什么态度？
邓飞：4月做“免费午餐”得到了全国爆炸式的反应，因为以前打拐也得到了良好评价，在单位写了11年的报道，他们看到我做公益也有良好的评价，我们社长一直很支持我，所以他们到现在还给我开工资。 赵智敏：如果没有单位的支持，会干下去吗？
邓飞：那我也要干呀。
赵智敏：也要干？
邓飞：对呀，当然干。
赵智敏：那还要一边完成单位的任务，一边做公益？
邓飞：没有，不用完成任务了，没任务给我。没有领导支持的话我肯定就会辞职了，因为我做的事情需要我完全投入，我不能脚踏两只船，这样的话两边都做不好。左手监督，右手公益，现在监督更多的是通过微博，但如果要我写篇报道，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
另外，我不想再写一篇篇报道了，改变太少。
赵智敏：您觉得一篇报道改变得太少，这也是您当初转型的理由吗？
邓飞：对，很少有像我这样写了11年报道的记者。写了11年，是人都会有疲劳。另外，我看到我写的报道以后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换了个人名地名，会很失望，会有沮丧感。虽然用报道救了两条人命，但我觉得改变太少。
赵智敏：您曾写过一段话，中国不缺少写文字的人，但缺少行动者，这是不是您当初转型的原因呢？
邓飞：对。我写了本书叫《我这样使用生命》。
微博和微信之于公益的价值
赵智敏：您微博上现有300多万粉丝，可以说您是个微博控吗？微博与您所做的事业是什么关系？
邓飞：别人发微博是他额外的工作，但我发微博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我利用我所有的零碎时间发微博。微博一方面是展示我们在公益领域的努力，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还要表现我记者职责的存在，监督公权力。公益和监督，我两个都没有停止。如果你在微博上只是去做公益，你的微博影响力就会衰败，因为好事不出门，大家对一个天天做好事的人不会那么有兴趣，这就是传播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记者，监督的天职是不能放弃的。
所以，我的微博会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会呈现两种面貌。我只要停下来，有一点时间，我就会发微博，和大家的互动还是比较多的。
赵智敏：但是现在很多人对微博功能的认知有些沮丧，过去觉得微博可以围观改变中国，最近有一种论调，觉得围观不能改变中国，好像大家有种纷纷退去的趋势，您没有退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邓飞：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从来不可能有一味灵丹妙药，吃下去就会好，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思想启蒙、公共教育和训练——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围观就是实现启蒙、教育和训练的第一步。所以，我赞同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当然，我认为行动会更加有力地改变中国。
赵智敏：现在微博上不仅仅是围观，还有博弈，争吵得不可开交，令人无所适从。
邓飞：微博上出现了很有趣的变化。过去，公知几乎一边倒，现在出现很多人来和公知们骂战，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虽然有争吵、有骂架，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到洞若观火，免予被蒙蔽的。一件事是有规律的，是有基本是非曲直的标准的。比如湖南临武瓜农被打死，不管有人怎么跳，一个人被打死了，这就是恶，是大恶。
网络水军说瓜农也打了人，瓜农是自己死的，肯定会有这种声音，我们要容忍这种多元性。如果微博上都是一边倒的声音，这也很可怕，这和我们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呢？信息就是通过公开、自由流动而实现自我净化，真相和真理得以凸显。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会明白即使我们挨骂了，我们也不会离开微博。
赵智敏：您说过：“做公益必须要依靠网络的力量。”这是您做了两年多公益的深切体会吗？您在运用网络这个力量时是怎样整合的？
邓飞：网络是手段、工具，功力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要找什么样的人去微博上喊一嗓子，这些人和资源就会跳出来，我再通过微信把他们放到一个微信群，用群的方式开始工作。
很多人看到我以前做的事情，觉得我靠谱，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一起，我为大家提供良好制度——透明、公开、民主和道义等，让大家各得其所，最后拼装起来，形成合力。
赵智敏：身为媒体人，利用微博发展公益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吗？
邓飞：我的优势就是快速传播、整合资源和良好的视野，但我不是一个专业公益人，执行中不会做得那么精细，但是我们可以找专人去做，去做精细。
赵智敏：您粉丝量超大，所以估计每天@您微博的信息一定很多，您会对哪些类别的信息加以转发？
邓飞：标准就是符合我的价值观，合乎我关注的焦点，或者是有传播价值的。比如瓜农被打死，我关注这个事件就是为了避免更多这样的人被打死。比如贺卫方老师的文章，他合乎我的价值观，我会转发它。还有孩子、污染的问题我会转发，因为那是我关注的焦点问题。
赵智敏：现在大众对微博有厌烦症，认为上面的负面东西比较多。如果大家以后对微博厌烦了，会对免费午餐有影响吗？
邓飞：肯定会有影响，一个社会热点不可能持续成为社会热点，大家对免费午餐的关注肯定不止一年，我们需要不停地研发制度，采取更多的方法，比如拍卖，让它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成为热点。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帮助我们的工具，比如现在最火的微信，还有最新的易信。
赵智敏：对，您在微信上玩的时间多吗？
邓飞：微博对我来讲是一片大海，微信是一个加工厂，我把大海中捞的资源在微信中进行整合，对我而言，两者都很重要。
赵智敏：其实，民众通过微博、微信在做更多的沟通，有时会对一个公共事件去表达不满，您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态度会持续吗？
邓飞：会持续的。我一直说微博是上帝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它赋予了人民更多的力量，让人民可以迅速联合，联合既可以做公益，也可以抗议，或者维权行动。政府试图使用以前的方法，不适用对付微博微信，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显然是虚弱的。现在已经无法阻挡信息的快速流通，他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体系、执政方式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公益改变了什么
赵智敏：您认为做公益比写调查报道影响更大，目前看来，您已经改变了哪些？
邓飞：第一，我们激活了人们的爱和善良，改变了国民人格。第二，我们采取行动，激发民间自治能力，民间开始建立新的组织体系和建设能力。第三，我们改变了和政府的关系。以前和政府的关系有三种，其一求政府，其二骂政府，其三对政府绝望，不信任政府。现在，我们还和政府合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是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问题的制造者，因此也要成为问题的解决者，我们是公民，要参与行动，和政府一起去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改变。
赵智敏：微博上您有一段说给李克强总理的话，“李总理，他们把您的钱是怎么用的”，您还记得吗？当时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
邓飞：对，因为现在国家160个亿的国家营养改善一直在出问题，我们觉得正确的办法是要给孩子们去做饭而不是牛奶和面包，也不是食品伤害和有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我们觉得给孩子们做午餐是这160个亿最恰当的使用方法。但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不一定能掌握这些信息，所以我们才在微博上喊话。
赵智敏：您觉得他们听得到吗？
邓飞：我不管他们听不听得到，告诉他们是我的职责。只要我们持续地喊，他们会听得到。
赵智敏：您说这是您的职责，这时您的身份是什么？
邓飞：公民。你说我是记者也好，志愿者也好，都行。不管是记者、志愿者还是一般的公民，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让正确的声音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赵智敏：你们做公益、做水污染、打拐，做得很成功，是不是有上层的支持？
邓飞：我们不可能有上层的支持。因为我们做调查记者，不和公权力保持距离的话，你就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
赵智敏：那您的公益呢，有上层支持吗？
邓飞：我们拿到了很多奖，最高是李克强总理颁发的“中国慈善奖”，有很多部委表达了对我们的敬意和谢意，但具体什么支持，确实没有。
赵智敏：那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邓飞：我觉得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中立，只有中立才能做到融合，如果你自己不中立、不公平，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赵智敏：您现在全力做公益了，还保留着记者身份，是这样吗？在微博里，您还是用记者这个身份来监督一切的，这两个身份有没有冲突？
邓飞：一个是好人形象，一个是严厉的批评者形象，会有冲突的。我不是一个单纯的记者，除了批评，我还有建设的方式。我有两种力量，但是不管是公益还是监督，我都努力让自己公平、诚实、正派，没有私利没有私心。所以更多的人认可我，觉得我敢言，这是记者的职责。还有我不去抱怨，带着大家去改变和解决问题，这样的形象也很好，认可我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也没想着要去改变自己。这也是特色。
赵智敏：如果说当初您做调查记者的时候会有来自各方面的控制，那您现在做公益有没有有形无形的控制？
邓飞：没有。现在控制我的是我的组织治理能力。
赵智敏：这是来自自我的问题，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力量。
邓飞：所以说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能够解决他们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也会有自己能力的瓶颈，所以我选择去读中欧国际商学院，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赵智敏：那现在您的角色是什么？
邓飞：我联合了环保界、法律界、学界、媒体界各个类别的精英形成了一个团队，我们的方法包括展现、检测、救济（止水）、追责、综合治理（包括和环保局合作，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动员当地人民）、政策的游说，推动政策的改善。我们联手政府解决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可以这样说吧，我是一个融合者了。
赵智敏：融合者，能具体谈谈吗？
邓飞：我要争取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来做成每一件公益大事。对政府来说，我要呼吁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但是我不会去接受他们的采购，因为我是做模型的，我的任务不是承接政府多少采购，而是要做出模型，我不能变成一个包工头，否则就丧失了我的优势和核心资源。我和政府合作的前提是必须保障我们的模型和运行公开透明，你不透明的话我不和你合作。
在寻求地方政府支持方面，我通过各种途径说服地方政府的加入：一个是通过媒体，继续游说，媒体（党报、党媒）和政府的关系不错。另一个是摆明利害关系，约定规则。政府认为这个事情是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不干预，做的是增量，纯粹是帮助政府来增加资源。我们采取透明公开、平等合作的方法，让政府觉得我们靠谱，可以控制。
我还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以微博为例，微博就像大海，透过微博可以捞到鱼虾，还有共同领域的志愿者看到我们会主动联系，把社会的各类资源激活，比如天猫店、银联都有，不期待大家每个人都捐款，我希望大家变成我们的伙伴，大家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多姿多彩无处不在，这就是联合的力量。
赵智敏：您在2013年开始这样说：2013年，我将如此使用生命。1.建立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统筹儿童公益。2.联合多界，阻止中国地下水污染。您觉得您的时间够用吗？
邓飞：我现在要做的三件事，是人、流程标准化和系统的优化，实现专业治理，保障项目能够自我运行。我不是火车头，整个团队有内生动力，那我就可以功遂身退了。
赵智敏：最后呢？
邓飞：把它交给社会，让它自我运转，并能影响很多组织成长，分别支持国家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就行了。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微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CXW005；2012GGJS-025]
（赵智敏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
从业10年之际，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微博的出现，这一新的社交媒体给予邓飞从记者身份向他处转型的契机：2011年2月，发起“微博打拐”社会运动；同年4月，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运动”，这两项运动改变了中国诸多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免费午餐运动”让几百万贫穷孩子吃上了中午饭；“微博打拐”让众多家庭破碎者重新实现了团圆梦。邓飞以及这两项运动吸引了社会的关注，还触发了政府相关政策的迅速调整。通过这两项运动，身为记者的邓飞从一个单纯的报道者转变为公益项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时至今日，邓飞掌舵下的公益项目已增至六个，包括四个儿童项目和两个环保项目，这些项目确立的标准是按其社会严重程度来定的。当前，邓飞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公益，所供职的《凤凰周刊》保留其职位和待遇。
本次就邓飞身份的转型进行深入访谈，以期透过这一转型来探究中国传媒生态及记者转型现状的身份话题。
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的原因
赵智敏：您做调查是2000年开始，其实，您在读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做调查了，算起来已有13年。回顾您的调查生涯，十几年前做调查和现在相比，您感觉这个空间有变化吗？
邓飞：2003年以前，调查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出现了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那样的市场化媒体。后来，舆论监督一度跌入低谷。到了微博时代，我们有新的渠道可以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它是有起伏变化的。现在已经无法压制信息的流动了，所以国家要采取新的办法管理微博。
但《南方周末》只是一个湖泊，微博是面大海，管理者要付出更多的人手、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管住微博。但即便管住了微博，还有新的技术和工具，比如微信。你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信息流通必然更加快速，人和人的联合合作也必然更方便。
赵智敏：在做调查记者时您对自己的要求和今天做公益您对自己的要求有何异同？
邓飞：相同的第一点是人要正派，做调查记者如果想着搞人家的钱，报道失实伤害到他人就会成为被告，做公益如果贪钱，就会失去信任，所以都需要正派正直。第二点是人要诚挚。做调查记者时人不诚挚，不被人当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采访，得不到这样的采访者，他就不会帮助你。每次我采访的时候，心里都是很感激很感恩的，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就好像现在大家对我的捐款，我是感恩的。第三点是要理性、克制。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
不同的地方是：做调查记者时我只需要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但是做公益只发现问题是不够的，你还要去找解决方案并尝试。所以，以前是单纯的记录者、观察者，现在是一个行动者、执行者、组织者。
赵智敏：以前做记者对您有无帮助？
邓飞：我做了10年的调查记者，调查中国问题出在哪里，形成一定的判断力、洞察力。另外，数年的特稿训练，意外地帮助我得到一种能力——除了发现问题之外，还要去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停地锻造思考力。
当我们得到一个工具后，就可以尝试去改变我们的观察、思考，变成一个行动者，水到渠成。感激我以前做记者的积累。
赵智敏：这种准备也是不自觉的？
邓飞：不自觉的。阴差阳错，造化弄人。
赵智敏：在微博、微信上您说对中国要有信心，这是基于您当时的心态还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邓飞：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以前是去做调查记者，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解决它，让这个国家能变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以前调查那么黑暗的新闻事件，自己没有被负能量打倒，没有沉浸到黑暗中去，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是有希望的、有信心的。
赵智敏：怎么看自己有这样一种信心的根基？
邓飞：第一，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从逻辑上看，现在的黑暗丑陋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义、不正常的东西注定是要失败的，我有这样的认识。第三，如今我们得到微博这样的工具一方面促使大家觉醒，加速推动思想启蒙；另一方面我们有行动力，我们自己去改变。在我没有发现微博之前，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东西注定要被清除，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微博缩短了这个时间。
赵智敏：问您一个私人问题，从照片上看您很辛劳，像快四十岁的人了吧？
邓飞：你看到过我两年前的照片吗？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两年头发白了。
赵智敏：做公益之后这种外形上的变化很大？
邓飞：变化很大，我做记者，开始写一些黑暗的新闻，都是皱着眉头去采访，皱着眉头写稿子，因为这都需要调查，你要沉浸到那种氛围里面，需要不停地思考。但做公益之后，我发现心态更加开放、更加有希望，因为你自己就在促成改变。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把握好节奏，一路狂飙，飙了六个项目，全部都在那里运行。两年里，我把很多人一辈子的事情做完了，但是我又是个外行，做公益比做企业还要难。
赵智敏：为什么难，是没钱吗？
邓飞：不是没钱，是我拿着大家的钱，接受大家的委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完成一个公益任务。如果是自己的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拿着大家的钱，要让他们满意，并且要让大多数人满意，这个就很难了。更难的是，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支出是被严格控制的，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这些艰难，可能就是我要接受的训练，需要更用心去解决。
赵智敏：2011年4月为何会转型到公益，您在凤凰周刊的领导对您做公益是什么态度？
邓飞：4月做“免费午餐”得到了全国爆炸式的反应，因为以前打拐也得到了良好评价，在单位写了11年的报道，他们看到我做公益也有良好的评价，我们社长一直很支持我，所以他们到现在还给我开工资。 赵智敏：如果没有单位的支持，会干下去吗？
邓飞：那我也要干呀。
赵智敏：也要干？
邓飞：对呀，当然干。
赵智敏：那还要一边完成单位的任务，一边做公益？
邓飞：没有，不用完成任务了，没任务给我。没有领导支持的话我肯定就会辞职了，因为我做的事情需要我完全投入，我不能脚踏两只船，这样的话两边都做不好。左手监督，右手公益，现在监督更多的是通过微博，但如果要我写篇报道，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
另外，我不想再写一篇篇报道了，改变太少。
赵智敏：您觉得一篇报道改变得太少，这也是您当初转型的理由吗？
邓飞：对，很少有像我这样写了11年报道的记者。写了11年，是人都会有疲劳。另外，我看到我写的报道以后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换了个人名地名，会很失望，会有沮丧感。虽然用报道救了两条人命，但我觉得改变太少。
赵智敏：您曾写过一段话，中国不缺少写文字的人，但缺少行动者，这是不是您当初转型的原因呢？
邓飞：对。我写了本书叫《我这样使用生命》。
微博和微信之于公益的价值
赵智敏：您微博上现有300多万粉丝，可以说您是个微博控吗？微博与您所做的事业是什么关系？
邓飞：别人发微博是他额外的工作，但我发微博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我利用我所有的零碎时间发微博。微博一方面是展示我们在公益领域的努力，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还要表现我记者职责的存在，监督公权力。公益和监督，我两个都没有停止。如果你在微博上只是去做公益，你的微博影响力就会衰败，因为好事不出门，大家对一个天天做好事的人不会那么有兴趣，这就是传播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记者，监督的天职是不能放弃的。
所以，我的微博会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会呈现两种面貌。我只要停下来，有一点时间，我就会发微博，和大家的互动还是比较多的。
赵智敏：但是现在很多人对微博功能的认知有些沮丧，过去觉得微博可以围观改变中国，最近有一种论调，觉得围观不能改变中国，好像大家有种纷纷退去的趋势，您没有退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邓飞：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从来不可能有一味灵丹妙药，吃下去就会好，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思想启蒙、公共教育和训练——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围观就是实现启蒙、教育和训练的第一步。所以，我赞同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当然，我认为行动会更加有力地改变中国。
赵智敏：现在微博上不仅仅是围观，还有博弈，争吵得不可开交，令人无所适从。
邓飞：微博上出现了很有趣的变化。过去，公知几乎一边倒，现在出现很多人来和公知们骂战，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虽然有争吵、有骂架，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到洞若观火，免予被蒙蔽的。一件事是有规律的，是有基本是非曲直的标准的。比如湖南临武瓜农被打死，不管有人怎么跳，一个人被打死了，这就是恶，是大恶。
网络水军说瓜农也打了人，瓜农是自己死的，肯定会有这种声音，我们要容忍这种多元性。如果微博上都是一边倒的声音，这也很可怕，这和我们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呢？信息就是通过公开、自由流动而实现自我净化，真相和真理得以凸显。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会明白即使我们挨骂了，我们也不会离开微博。
赵智敏：您说过：“做公益必须要依靠网络的力量。”这是您做了两年多公益的深切体会吗？您在运用网络这个力量时是怎样整合的？
邓飞：网络是手段、工具，功力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要找什么样的人去微博上喊一嗓子，这些人和资源就会跳出来，我再通过微信把他们放到一个微信群，用群的方式开始工作。
很多人看到我以前做的事情，觉得我靠谱，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一起，我为大家提供良好制度——透明、公开、民主和道义等，让大家各得其所，最后拼装起来，形成合力。
赵智敏：身为媒体人，利用微博发展公益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吗？
邓飞：我的优势就是快速传播、整合资源和良好的视野，但我不是一个专业公益人，执行中不会做得那么精细，但是我们可以找专人去做，去做精细。
赵智敏：您粉丝量超大，所以估计每天@您微博的信息一定很多，您会对哪些类别的信息加以转发？
邓飞：标准就是符合我的价值观，合乎我关注的焦点，或者是有传播价值的。比如瓜农被打死，我关注这个事件就是为了避免更多这样的人被打死。比如贺卫方老师的文章，他合乎我的价值观，我会转发它。还有孩子、污染的问题我会转发，因为那是我关注的焦点问题。
赵智敏：现在大众对微博有厌烦症，认为上面的负面东西比较多。如果大家以后对微博厌烦了，会对免费午餐有影响吗？
邓飞：肯定会有影响，一个社会热点不可能持续成为社会热点，大家对免费午餐的关注肯定不止一年，我们需要不停地研发制度，采取更多的方法，比如拍卖，让它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成为热点。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帮助我们的工具，比如现在最火的微信，还有最新的易信。
赵智敏：对，您在微信上玩的时间多吗？
邓飞：微博对我来讲是一片大海，微信是一个加工厂，我把大海中捞的资源在微信中进行整合，对我而言，两者都很重要。
赵智敏：其实，民众通过微博、微信在做更多的沟通，有时会对一个公共事件去表达不满，您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态度会持续吗？
邓飞：会持续的。我一直说微博是上帝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它赋予了人民更多的力量，让人民可以迅速联合，联合既可以做公益，也可以抗议，或者维权行动。政府试图使用以前的方法，不适用对付微博微信，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显然是虚弱的。现在已经无法阻挡信息的快速流通，他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体系、执政方式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公益改变了什么
赵智敏：您认为做公益比写调查报道影响更大，目前看来，您已经改变了哪些？
邓飞：第一，我们激活了人们的爱和善良，改变了国民人格。第二，我们采取行动，激发民间自治能力，民间开始建立新的组织体系和建设能力。第三，我们改变了和政府的关系。以前和政府的关系有三种，其一求政府，其二骂政府，其三对政府绝望，不信任政府。现在，我们还和政府合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是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问题的制造者，因此也要成为问题的解决者，我们是公民，要参与行动，和政府一起去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改变。
赵智敏：微博上您有一段说给李克强总理的话，“李总理，他们把您的钱是怎么用的”，您还记得吗？当时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
邓飞：对，因为现在国家160个亿的国家营养改善一直在出问题，我们觉得正确的办法是要给孩子们去做饭而不是牛奶和面包，也不是食品伤害和有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我们觉得给孩子们做午餐是这160个亿最恰当的使用方法。但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不一定能掌握这些信息，所以我们才在微博上喊话。
赵智敏：您觉得他们听得到吗？
邓飞：我不管他们听不听得到，告诉他们是我的职责。只要我们持续地喊，他们会听得到。
赵智敏：您说这是您的职责，这时您的身份是什么？
邓飞：公民。你说我是记者也好，志愿者也好，都行。不管是记者、志愿者还是一般的公民，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让正确的声音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赵智敏：你们做公益、做水污染、打拐，做得很成功，是不是有上层的支持？
邓飞：我们不可能有上层的支持。因为我们做调查记者，不和公权力保持距离的话，你就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
赵智敏：那您的公益呢，有上层支持吗？
邓飞：我们拿到了很多奖，最高是李克强总理颁发的“中国慈善奖”，有很多部委表达了对我们的敬意和谢意，但具体什么支持，确实没有。
赵智敏：那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邓飞：我觉得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中立，只有中立才能做到融合，如果你自己不中立、不公平，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赵智敏：您现在全力做公益了，还保留着记者身份，是这样吗？在微博里，您还是用记者这个身份来监督一切的，这两个身份有没有冲突？
邓飞：一个是好人形象，一个是严厉的批评者形象，会有冲突的。我不是一个单纯的记者，除了批评，我还有建设的方式。我有两种力量，但是不管是公益还是监督，我都努力让自己公平、诚实、正派，没有私利没有私心。所以更多的人认可我，觉得我敢言，这是记者的职责。还有我不去抱怨，带着大家去改变和解决问题，这样的形象也很好，认可我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也没想着要去改变自己。这也是特色。
赵智敏：如果说当初您做调查记者的时候会有来自各方面的控制，那您现在做公益有没有有形无形的控制？
邓飞：没有。现在控制我的是我的组织治理能力。
赵智敏：这是来自自我的问题，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力量。
邓飞：所以说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能够解决他们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也会有自己能力的瓶颈，所以我选择去读中欧国际商学院，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赵智敏：那现在您的角色是什么？
邓飞：我联合了环保界、法律界、学界、媒体界各个类别的精英形成了一个团队，我们的方法包括展现、检测、救济（止水）、追责、综合治理（包括和环保局合作，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动员当地人民）、政策的游说，推动政策的改善。我们联手政府解决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可以这样说吧，我是一个融合者了。
赵智敏：融合者，能具体谈谈吗？
邓飞：我要争取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来做成每一件公益大事。对政府来说，我要呼吁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但是我不会去接受他们的采购，因为我是做模型的，我的任务不是承接政府多少采购，而是要做出模型，我不能变成一个包工头，否则就丧失了我的优势和核心资源。我和政府合作的前提是必须保障我们的模型和运行公开透明，你不透明的话我不和你合作。
在寻求地方政府支持方面，我通过各种途径说服地方政府的加入：一个是通过媒体，继续游说，媒体（党报、党媒）和政府的关系不错。另一个是摆明利害关系，约定规则。政府认为这个事情是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不干预，做的是增量，纯粹是帮助政府来增加资源。我们采取透明公开、平等合作的方法，让政府觉得我们靠谱，可以控制。
我还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以微博为例，微博就像大海，透过微博可以捞到鱼虾，还有共同领域的志愿者看到我们会主动联系，把社会的各类资源激活，比如天猫店、银联都有，不期待大家每个人都捐款，我希望大家变成我们的伙伴，大家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多姿多彩无处不在，这就是联合的力量。
赵智敏：您在2013年开始这样说：2013年，我将如此使用生命。1.建立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统筹儿童公益。2.联合多界，阻止中国地下水污染。您觉得您的时间够用吗？
邓飞：我现在要做的三件事，是人、流程标准化和系统的优化，实现专业治理，保障项目能够自我运行。我不是火车头，整个团队有内生动力，那我就可以功遂身退了。
赵智敏：最后呢？
邓飞：把它交给社会，让它自我运转，并能影响很多组织成长，分别支持国家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就行了。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微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CXW005；2012GGJS-025]
（赵智敏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