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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西转型时期，新兴商人资本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西新兴商人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有较多的相似性。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都曾在各自世界市场大开之初，是各自区域的“中间商”：荷兰商人商船是17世纪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广东买办资本是19世纪中国的“东西间桥梁”。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在各自发展中都曾出现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英国商人资本在发展中大量向工业资本转化，最终促发了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宁波商人资本也曾一度大量向工业资本转化，但是，在政局动荡，内忧外困等特殊国情之下，这种转化“半途而废”，最后沉寂消散。
关键词：荷兰商人资本;广东商人资本;英国商人资本;宁波商人资本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114-07
西欧近代转型时期，主要是指16-18世纪，这一时期，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①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是指鸦片战争至解放前，不过本文研究的时段主要是指1840-1936年，即鸦片战争之后至抗战前夕。“商人资本”可以细分为“新兴商人资本”与“大商人资本”，这两个词是指商人资本发展阶段中的两个不同称谓。新兴商人资本，是指其在一个新时代出现及财力正在上升中的商人资本，如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兴起的荷兰商人资本、英国商人资本等;如中国开埠通商之后崛起的粤商资本、江浙商人资本（主要是宁波商人资本）等。大商人资本，是指已完全发达的、资本雄厚的商人資本，如16世纪威尼斯商人资本、德意志南部奥格斯堡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等;如19世纪50—60年代的晋商资本、徽商资本等。在同一个时空中，新兴商人资本与大商人资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中西新兴商人资本，尽管进入近代转型时期的时间不同，但是却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在此，将两者的“角色”分别进行比较，希冀对近代中国新兴商人资本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对中西不同的现代化进程有新的认识。
一、“中间商”——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
威尼斯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南德商人资本，是欧洲近代早期已发达的大商人资本，晋商是中国近代早期已发达的大商人资本，而荷兰商人资本、广东商人资本则是近代西欧、近代中国转型时期正在上升中的第一批新式商人资本，是近代早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的前驱：它们都是在各自世界市场扩大之初，率先占领先机——荷兰是17世纪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大多数广东商人（简称“粤商”）则是近代中国东西方之间的“桥梁”（郝延平语）。中西这两大新兴商人资本最著名和共同的角色就是“中间商”，在扮演“中间商”过程中发迹，最后也都因“中间商”这个角色而沉寂。
（一）17世纪欧洲“海上马车夫”——荷兰商人资本
荷兰商人资本的发迹，主要是承担国际中间商职能，从事国际转运贸易。
首先，荷兰商船是波罗的海东西部之间贸易的“马车夫”，该航运贸易滋养了荷兰商人资本的发展壮大。在1562—1568年间，荷兰东行船只平均每年有1357艘。在那些年代里，北尼德兰（荷兰）承担了波罗的海大部分进口贸易：66%的盐，74%的莱茵河酒，76%的鲱鱼，以及64%其他酒的进口。②
其次，荷兰商船是欧洲南北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贸易的“马车夫”。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大宗贸易，如谷物贸易、鲱鱼贸易、木材贸易等，多数是由荷兰商船来承担。仅就波罗的海谷物贸易一项，在1580—1650年间，平均每年给荷兰商人带来100万盾的利润。从16世纪以来，荷兰商人资本长期主导着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其间利润可想而知。1621年波罗的海所有进口货物总值中，荷兰运进的鲱鱼、盐就占45%。木材贸易也是波罗的海——地中海之间的主要商品。在木材国际贸易中，运输费用占很大比例，这是国际木材贸易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这也正是荷兰商船的优势。荷兰商船承担了波罗的海——地中海之间大部分木材贸易，这种贸易占了荷兰商人大部分航运力量。仅在1652年的8个月时间里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3000艘船只中，就有1000多艘是去挪威港口运输木材的。③ 正是荷兰商船在欧洲南北之间“中间商”的这一角色，带动了荷兰国内加工产业，以及农业的发展，在马太效应之下，荷兰商人资本实力愈来愈强大。
最后，荷兰商船是17世纪非洲与欧洲、“新大陆”美洲与欧洲，亚洲与欧洲等之间的“海上马车夫”。地理大发现之后，荷兰商人资本逐渐向外殖民扩张，成立了诸多贸易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用其发达的商船，把非洲的黄金，美洲的白银、毛皮，亚洲的胡椒、豆蔻等运回欧洲，再把从美洲来的白银和欧洲的铜块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
（二）19世纪“东西间桥梁（买办）”——广东商人资本
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发现，不同的商业制度与商业习惯，强大的传统行会，紊乱的货币制度等诸多问题，横亘在它们面前，单靠它们自己是无法顺利开拓中国市场的。它们需要中国商人作为中介，这些中介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买办。
首先成为外国洋行贸易中介的，或者说成为买办的，就是那些长期处在国际贸易前沿的十三行的广东行商或与此相联系的广东商人。近代早期中国买办之所以多是粤商，就是因为广州曾是清朝前期中国唯一的开放窗口，那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为中西方贸易服务的掮客。在这些广东掮客当中，不少是广州公行时期的行商和他们管理之下的通事、买办或跟随仆役。④ 他们因为熟悉“洋务”，在开埠通商不久，就跟随着洋行洋商出现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在那里成为后者的代理人，或深入内陆腹地为后者采购茶叶、生丝、桐油等土产，因此，近代早期中国各通商口岸的买办多是广东商人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美国的旗昌、琼记，英国的宝顺、怡和这几家大洋行在进入中国新开的通商口岸之初，所用的买办几乎全是广东籍商人。19世纪30至60年代，旗昌洋行所雇请的16个买办中，13个是广东人;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琼记洋行买办全部是广东人;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宝顺洋行所有的买办全是广东人;19世纪下半期，怡和洋行所雇请的13个买办中，有12个是广东人。这些广东买办，广泛分布于各通商大埠，如上海、香港、福州、九江、汉口甚至是日本的横滨，或越南的西贡。⑤ 近代中国四大买办全都是广东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莫仕扬。有些口岸还出现“非广东买办不能参加”的商业组织，不少广东买办就是当地商人集团的领袖，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对外贸易中，广东商人的“中介”作用不可或缺。 作为“中介”的广东商人，以前或有自己的商业，或为洋行办事，但是，随着洋行扩散到其他通商口岸，“离开自己原来的地位，去适应新的环境，”“作为私人掮客而继续维持下去。”他们有的紧跟外国商人来到新开的通商口岸，有的甚至比外国商人还先来一步，不仅仅是为外国商人穿针引线，而且还充当打前站的角色。1843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他发现广州的商人已经先期到达那里。19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的外商贸易，有2/3是由一个广东籍的掮客经手成交的。广东商人是19世纪“东西方的桥梁”⑥，依靠“洋势”而发财，进而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兴商人群体的核心。
利用买办身份，开拓自己的商业活动，这是广东买办商人一般的做法。一方面，当买办有佣金可提;另一方面，附着于那些在中国有特权的洋行洋商的羽翼之下，广东商人自己的商业活动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还可以避免来自官方的勒索。
然而，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繁荣之际，却没有出现一个有如荷兰商人那样的一个以航运起家的中国籍商帮？或者说，广东商人或宁波商人为什么没能成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呢？在开埠通商之前，宁波商人的沿海航运业比较突出。宁波北帮宁船有600号之多，出现过不少著名的航运资本家，如镇海小港李家、慈溪盛家、费市费家等。小港李家的李也亭，发达之时拥有沙船100多只，并在上海辟有自己的专用码头。曾经上海80%的沙船业是由宁波商人经营的，这些人在沪南荷花池成立了公所。⑦ 李也亭无疑是帆船时代宁波商人的杰出代表，不过，这只是一个帆船时代的盛事。鸦片战后的时代是蒸汽（机器）船运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宁波商人在蒸汽航运业上没能继续以往的主导地位。
细究起来，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有机会、最有实力接住“航运业之棒”的应该是广东商人，因为他们是中西贸易的“桥梁”“掮客”，他们熟悉这个行业，他们有机会和经济实力把木船航运改为蒸汽航运⑧来经营近代中国的航运业。国门洞开之后，正是转运贸易蓬勃发展之际，巨大的航运需求极大地促进了蒸汽航运业的发展，但是为何在这样一个新兴领域之中，广东商人却未能脱颖而出呢？
在中国近代早期航运领域之中，外国洋行凭借技术、资本等优势占尽了先机，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把持中国沿海沿江航运业长达数十年之久，攫取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利益，后来，虽有中国官办的轮船招商局，强行在虎口之中分得一杯羹，但是外国洋行主导中国航运的局面并未动摇，到了民国，以虞洽卿为核心的宁波商人组建了大型航运船队，才能与外商航运争雄。19世纪60年代初期，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中，已经有人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1865年进入牛庄的274艘外国商船中，有237艘是中国商人租雇的外国帆船。1871年，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在回顾60年代的情形时说：“广州、福建、宁波、上海、山东和天津的帆船也日渐减少……以前这些帆船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已经全部被外国轮船夺去。偶然有一些零星货物的运输，目前也归了外国的帆船。”⑨ 从目前史料来看，广东买办资本，曾经大量投资过航运业，但他们多是附股于外国轮船公司，因而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没有出现一个如荷兰商人那样以航运见长的中国商帮或商人群体。
广东著名商人、怡和洋行买办唐景星（即唐廷枢，1832—1892），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增长，担任买办期间，在来华的外国航运业中有大量投资。在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成立之前，唐景星已先后投资了1867年成立的公正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这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并且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在唐景星40岁（即1872年）的那一年，他还曾投资了琼记洋行的航运企业，附股于马立司和美记洋行的轮船等。1878年怡和洋行组建了自己的华海轮船公司，唐景星是该轮船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一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独买400股，几乎占有公司股本的1/4。他不僅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还担任了公司的襄理。⑩
唐景星不仅自己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而且还为后者大量揽收了中国买办和其它商人的资本，在此过程他是不折不扣的“中介”。在怡和洋行华海公司的第一期股本中，中国人的股份占930股，其中由唐景星一人包揽的股份竟达700股（其中包括他自有的400股）。在北清轮船公司中，他是“华股的领袖和代言人”，该公司的股份，有1/3为“唐景星所能影响的”华商持有。“唐景星简直成了它（外国公司）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11}
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之际，广东商人积极投资外国轮船公司，尽力购买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并尽心管理该公司，他们是一群尽心尽力的“职业经理人”。另外，唐景星49岁时曾与徐润、郑观应商办佛山码头，52岁时开设过长源泰、长发货栈，58岁与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12} 徐润，也曾“与唐景星诸观察，创办过轮船招商局”{13}，也就说，唐景星、徐润，这两位粤商“大佬”，筹办过轮船招商局、开辟过码头、开办过货栈，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独立开办属于自己的大型轮船公司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三）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的衰落
荷兰商人资本因承担了国际间转运贸易而发达，最后也是因这样的转运贸易而衰落。当欧洲民族国家崛起，重商主义兴起之时，贸易壁垒林立，但当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有了直接贸易往来时，荷兰商人商船的中介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当时代经济的潮流转向工业发展之时，荷兰商人资本不愿改变投资方向，不愿过多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依旧沿着原有路径，热衷于转运贸易与生息资本投资，所以，在后起英国商人资本的打压之下，荷兰商人资本渐渐衰落了，不复昔日雄风。
广东商人，在近代早期因得风气之先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商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发达的大商人{14}，曾经富可敌国，洋务运动中不少民用企业还得仰仗他们的投资、管理经验和市场技术等，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个群体逐渐暗淡下去了，其主要原因与荷兰商人一样：对原有路径依赖太深，跟不上新经济形势，逐渐被新经济淘汰。虞和平先生曾论及广东香山籍买办衰落的原因，也适于解释整个广东商人在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的衰退。近代早期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大放光芒的广东商人，主要是香山籍买办。香山籍买办的暗淡，也可以说是广东籍商人的暗淡。他们暗淡的主要原因是：死守老东家，死守老行业。{15} 广东商人随着洋行洋商向通商口岸的扩散，仍然主要集中在原先的琼记、旗昌、怡和、宝顺4大洋行中，依旧从事着他们熟悉的茶叶、生丝等行业{16}的贸易代理。他们在新通商口岸的发展“是一种保守型的发展”。{17} 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前述洋行中有3家相继破产或衰落。另外，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兴旺发达的茶叶、生丝等土产贸易在国际市场上遇冷，从此再也不复往日盛况。固守老东家，固守在这些传统土产贸易中的广东商人，没能紧跟新的经济形势{18}，逐渐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暗淡下去。
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各自曾经是近代中西最早的一批新兴商人资本群体，其出现、发达都得益于世界市场大开的新经济形势，其主要角色是“中间商”，在“中介”中发迹，在“中介”中衰落，在面临新经济形势时，死守“中介”位置而不肯做出改变，因而逐渐衰落。
二、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
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是近代中西新兴商人资本的集大成者：都曾担负了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职能转变，然而，因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最后的归属不同：英国商人资本成功转向了工业资本，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宁波商人资本（或说江浙财团）在近代中国动荡的环境中不得不趋于保守，最后因政治而沉寂消散。
（一）英国商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化——成功
英国商人资本是在威尼斯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荷兰商人资本肩膀上崛起的，其崛起之路最初是如前者一样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英国勃兴初期，其社会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商业资本。“在英国变为典型的工业国，即变为拥有矿山、制铁厂和纺纱厂的国家以前五十年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大商业国。正如一句名言所云：是个商人的国家。在那里，商业发达走在工业变化的前头，而且，它也许决定着工业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前，在英国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依旧是商业资本。不过，这一时期的英国商人已经不是纯粹的商人了，其资本也不是纯粹的商业资本了，在他们身上，已极大地体现出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代趋势。{19}
这一时期的英国商人资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产中，不少商人资本家亲自组织生产活动。虽然“英国商人资本仍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他们日益走上这条道路的仍然是商业，是英国商业的发展”。但是“新工业正是要从商业和贸易精神中产生出来”。{20}
英国不少进行海外扩张的商人资本家，具有商人与生产者双重身份。例如英国商人威廉·麦尔士、塞缪尔·陶切特、乔纳斯·博尔德既从事西印度贸易，又在国内开办工厂。威廉·麦尔士曾在布里斯托尔开办了大型糖厂{21}，塞缪尔·陶切特曾在兰开夏郡开办纺织厂。乔纳斯·博尔德曾在利物浦开办了炼糖厂。{22} 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商人资本家积极投入生产领域，以“商人工厂主”身份极大地推动着西欧制造业的发展。{23}
在英国近代转型时期，商人与工厂主往往是“一体”的。早在英国开拓海外市场之初，英国商人资本就有投资生产的偏好。例如，商人威廉·彻斯特在1544年与其他商人一起开创了英国的炼糖业，而其后投资于炼糖业的商人越来越多，乔治·霍尔曼、波因滋、托马斯·米德尔顿等，都是英国炼糖业界的翘楚。托马斯·米德尔顿曾于1592年把5961多镑投入糖厂，一年内获利297镑17先令5便士。约翰·奥尔登与克里斯托夫曾把14000左右英镑投入另一家糖厂。托马斯·奥弗曼曾大量投资制皂业，后来成为伦敦最大的制皂业主。英国商人资本对工矿企业的投资也很积极。1568年经英国国王特许建立的两个股份制公司：皇家矿业公司、矿石冶炼与金属器皿公司，初建时前一个公司有股东57人，其中25人是商人，占44.6%;后一個公司有77人，商人29人，占38.7%，投资于这两家公司的大都同时亦是利凡特、东印度、爱尔兰、弗吉尼亚等公司的成员。大商人理查德·马丁是矿石冶炼与金属器皿公司的大股东，1596年他与两个儿子拥有该公司1/3的股份，所获利润极大，据说年利润达900镑，或3000镑。同时他还投资了一个盐场，每年能给他带来200镑的收入。{24}
如前所述，在近代转型时期的英国新兴商人，已极大地体现出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代趋势了。在这种趋势中商业资本逐渐转化为工业资本， 加快了社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欧的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25} 英国商人资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者，它们率先投入手工业生产与技术改进中，促进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正是在投入生产的过程中，英国大量的商人资本逐渐转化为工业资本。{26}
（二）宁波商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化——半途而废
宁波商人，是以经营商品发迹的，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广东商人，宁波商人起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他们抓住了广东商人没有在意的新商品行业如五金、颜料等发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式商人，这是其一;其二，宁波商人，起初也多是依附于外国洋行或银行的买办，如果说广东商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代买办群体，那么，宁波商人就是第二代买办群体。19世纪80年代之后，宁波买办在各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其后在财力与活动能力等方面都超过了广东买办。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在洋人羽翼之下，似乎更安全一些，或许更能实现发财的梦想。买办生涯除了给他们带来原始资本，还能让他们在买办这个特殊身份保护下经营自己的工商业。
宁波商人如同前辈广东商人一样，往往是集买办与商人于一体而发财致富，他们以上海为基地，向其他通商口岸进行商业扩张，当发现工业生产能获得可观利润时，就把资本投向了工业生产，主要是民用工业，他们独立创办了多个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现象，其中就有大量宁波商人资本的转化。
宁波商人大多从事新式商品进出口贸易，在上海，“输入贸易方面，金属、棉布、棉纱、机械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美孚、亚细亚两公司之煤油，亦“十之六七”由定海商人经销。{27} 可以说，宁波商人资本是在经营新式商品行业中崛起的。 19世纪80年代，以茶叶、生丝等为大宗的中国传统国际贸易，接连受到打击，不少曾赖以发达的商人资本遭到重创，如徐润破产、胡雪岩破产等，但是，宁波商人资本却正于此时崛起。19世纪80年代之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宁波商人资本的时代。虽然宁波商人也不乏为洋行、为自己经营丝茶等传统商品，但是真正让宁波商人资本发迹的是当时的新式商业，如五金业、洋油业、眼镜钟表业、颜料业、西药业等{28}，这些新式商业，利润很高，造就了近代中国商业舞台上继广东商人之后的另一批江浙籍的富商巨贾。据调查，清末新式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0%左右{29}，五金业曾经造就了上海两大著名富豪：一个是叶澄衷，另一个是朱葆三，二人皆为上海“五金大王”，而颜料业成就了周宗良，时人称之为“颜料大王”。买办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宁波商人进军新式商业，除了叶澄衷、朱葆三之外，上海经济舞台上其他呼风唤雨的宁波籍买办，如傅筱庵、虞洽卿、徐庆云、周宗良、朱志尧、刘鸿生、袁履登、邬挺生、丁忠茂等，他们的发迹皆与新式商业有关。{30} 19世纪80年代之后，上海的宁波籍买办逐渐超过了广东籍买办而占居首位。1891年，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在其报告中说，此时上海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31}
“无宁不成市”。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宁波商人逐渐将其资本扩展到天津、汉口、杭州等城市。{32}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宁波商人资本，早期向外的扩张，依然主要是商品资本的扩张。宁波商人资本北上天津，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行是其先锋者，在那里为天津培养了大批宁波商人买办。继之，宁波老九章绸缎庄、亨得利钟表店、大明眼镜公司等在天津相继开设分号，乐家老药铺达仁堂和南味食品稻香村也在天津开业，严氏父子（严信厚父子）也在天津开设了著名的物华楼金店。{33} 可以说，宁波商人资本在天津的五金、航运、服装、食品、西药等新式行业里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天津新式商业的发展。在汉口“尤以宁波商人为最……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入……宁波商人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航运业……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促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34}
虽说宁波商人依旧是以商品资本不断扩张的，但是当其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当工业利润比较丰厚之时，宁波商业资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工业投资，形成了一股投资热潮。与前辈广东商人喜好依附于外国公司或中国官办企业不同，叶澄衷、朱葆三、朱志尧、虞洽卿、傅筱庵、周宗良、邬挺生、刘鸿生等，基本上都独立投资过多个民用工业，部分商业资本转向了工业资本。
严信厚，被公认为“宁波商帮”的开路先锋，他不是买办，但是曾得到李鸿章的关照，转任过中国多个盐场的官员，后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其分号遍布于中国各重要城市，这为其以后的创业活动奠定了资金基础。19世纪80年代之后，他开始创办现代企业。1887年，他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1889年，严信厚在宁波独资创办了慈溪火柴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火柴厂。1894年，严信厚集资创立了通久源纺纱织布局，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其后，他还创办或参与投资大量实业，如通利源榨油厂、华新纺织厂、龙章造纸厂等大批民用工业。可以说，严信厚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他是宁波商帮转化为近代企业家的“领头羊”。
叶澄衷，宁波镇海人，原本在上海黄浦江上靠摇小舢板为生，专门为外国轮船运送日常生活用品和副食品，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一家洋行买办。同治元年，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开设了顺记五金杂货店，随后投资多个商品行业，积累起雄厚的资本，19世纪90年代，他开办了上海燮昌火柴公司及纶华缎丝厂。{35} 朱葆三，亦是以代理五金进口发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已是上海五金行业的头面人物，此后他跨出了五金行业的范围，与其他商人一道，于1897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他与李云书等人又创设东方轮船公司。进入20世纪以后，据不完全统计，他逐步投资于各种民族工业：1905年，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1906年，江苏海州赣丰饼油厂、宁波和丰纱厂等等。{36}
前述宁波商人是投资工业企业的先驱者。20世纪以来，中国有更多的宁波商人投资工业。商人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宁波商业资本不仅仅在上海投资工业，同时还在上海周边城市全面“开花”。1897年，叶澄衷在苏州创办燮昌火柴厂苏州分厂。1918年，朱葆三在杭州投资50万元创设办西湖啤酒公司。1920年刘鸿生在镇江投资40万创办镇江荧昌火柴厂。1924年，慈溪商人阮雄扬在扬州开办康元制罐公司扬州厂。与此同时，宁波商人在南通、常州、泰州等地也开办了不少近代工业企业。{37}
除了在“长三角”投资工业以外，宁波商人资本还扩展到其他城市进行工业投资。来自上海的宁波商人宋炜臣，人称之为“汉口头号商人”，1896年，叶澄衷派宋炜臣携带20多万两银子到汉口发展叶氏工业，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这是湖北第一家火柴厂，投产当年即获利18万两。{38} 此后，宋炜臣又在汉口开办了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创办了著名的“汉镇暨济水电公司”，以及扬子机器厂等。近代湖北许多著名的工业，多是由宁波帮商人开创的。如1911年贺宝庆（镇海）创办宝华印染厂，1912年李厚漠（镇海）创办茂记皮鞋厂，1904年盛竹书（镇海）创办汉丰面粉厂，1906年宁波商人景庆云开办金龙面粉厂，1907年宁波商人在汉阳开办顺丰榨油厂等。{39} 可以说，宁波商人是近代湖北工业化的开拓者。除了武汉，宁波商人资本也在天津创办了不少近代企业：乐达仁、乐钊父子创立天津达仁堂，是最早的民营中药制药企业，王楚章创办的惠福木器行，也是当地较早的家具制造厂之一，朱继圣组建的天津仁立毛纺织厂，则是华北地区较早的民营纺织业之一。{40}
从商品资本到工业资本的投资转向中，宁波商人“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礎”，在不知不觉中向近代工业企业家转型。他们的转型代表着一个时代可贵的转型，相较于前辈广东商人来说，20世纪20—30年代，宁波商人已经是一个集工商于一体的商人群体了。 宁波商人资本，亦曾以开办钱庄而闻名，然而与大多数广东商人资本还停留在钱庄投资不同，它们很快就从钱庄向银行转向了。中国人创立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虽说是由盛宣怀奏请朝廷设立的，但是，是由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宁波商人筹建的，此三人曾是多家钱庄的老板，他们率先创办银行的投资转向非常可贵。此后北洋政府时期，有更多的宁波商人资本投资银行，其创办的四明银行，是民族银行业中的佼佼者。秦润卿、孙衡甫、李寿山、李泳裳、秦善福、林莲荪等宁波商人，都曾是以钱庄老板身份投资银行，而后转变为近代著名银行家。{41} 由传统的钱庄转向银行，这是适应时代所作出的投资改变，因为银行能够更好地为新时代工商业服务。
然而，此时已经发达的宁波商人资本，在时代的变化下，也逐渐走上了如同大多数商人资本一样的不归路：或是政局动荡不安，或是利率较高等原因，宁波商人资本纷纷卷入政治漩涡，大量放贷给政府，最后暗淡下去。其实，早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宁波商人资本就曾北上以多种形式购买北洋政府公债，而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正是在以宁波商人资本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建立的，不论是其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宁波商人资本以银行组团的形式给国民政府放贷，或者如同发达的荷兰商人资本一样，大量购买国家公债，此举获得了大量稳定的高额利息。宁波商人资本的这种收缩性与保守性在时局动荡之下展现无遗。
近代转型时期，宁波商人资本与荷兰商人也有相似性，宁波商人资本也曾专注于航运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不过，宁波商人资本与英国商人资本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在近代西欧转型时期，与威尼斯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荷兰商人资本不同，英国商人资本最终走向了工业资本，并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中国，与晋商、徽商、粤商不同的是，宁波商人资本也曾大量投资工业，组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大型企业集团，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尤其是抗战前夕，宁波商人资本从工业中大量抽逃，致使工业投资大为萎缩，这是宁波商人资本与英国商人资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可能是因近代中国“非常态”的国情所致。
总而言之，在新兴商人资本上升时期，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充满了活力，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荷兰新兴商人资本，曾成就了荷兰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之荣誉，18世纪的英国新兴商人资本，直接促使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近代中国开埠通商之后的新兴商人资本，如广东商人资本到各通商口岸，带着西方经营理念，努力把中国传统的丝茶贸易打入国际市场之中，并在实际上主持了官方创办的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并以附股的形式从资金上给予了支持;宁波商人资本在新式商业进口贸易中不遗余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些新式工业的创建中，它们也是一马当先。在自来水、保险、电气公司等一些具有现代性的企业中，总能看到近代中国新兴商人资本的推动。不过，因诸多原因它们并未打造出“卓越”的工业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广东商人资本，还是宁波商人资本，最后都逐渐向政府靠拢，为政府所用{42}，或向政府放贷，如此之途，以致于整个近代中国，都未曾走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只能说这个时代曾经一度有过工业的发展，然而并未完全走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注释：
① 商人资本的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中说：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可见，马克思是把商人资本等同于商业资本的，并且认为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同属于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
②③{19}{20}{22}{23}{24} 罗翠芳：《商人资本国际流动与近代西欧社会经济转型》，武汉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1—102、101、110—112、112、115—116、116、115—116页。
④⑨⑩{11}{12}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5—17、4—5、5—6、154—223页。
⑤⑥ 根据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90页的附录1—4得出。
⑦ 陈铨亚、孙善根：《晚近宁波的航运与金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⑧ 广东籍买办如唐廷枢、徐润等就曾大量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可参见上揭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一书。
{1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页。
{14} 山西商人资本是属于前近代已经发达的大商人资本。在1840年前，不少晋商开设票号，此举说明它们资财已经相当雄厚了，才能从事金融活动，19世纪50—60年代晋商资本逐渐放贷给政府或为政府垫解京饷或协饷等，此类活动进一步说明了晋商资本的强大。
{15}{17}{18}{27} 虞和平：《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6} 宁波商人买办的发迹，主要是从事新商品的进口代理，出现了不少五金大王、颜料大王等。
{21}{25}{26} 罗翠芳：《浅述中世纪及近代西欧新兴商人资本积极作用》，《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28}{30}{31}{32}{41} 参见张守广：《从传统商帮到江浙团的支柱——宁波商帮研究》，南京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
{29} 易继苍：《论浙籍买办与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求索》2011年第3期。
{33}{35}{40}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28、136页。
{34}{38}{39} 徐凯希：《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6}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37} 乐承耀：《在杭州的近代宁波商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42} 近代早期中国四大买办中的三位，也都是粤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他们到最后都進入了政府圈子，成为政府的“职业经理人”。
作者简介：罗翠芳，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56。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荷兰商人资本;广东商人资本;英国商人资本;宁波商人资本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114-07
西欧近代转型时期，主要是指16-18世纪，这一时期，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①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是指鸦片战争至解放前，不过本文研究的时段主要是指1840-1936年，即鸦片战争之后至抗战前夕。“商人资本”可以细分为“新兴商人资本”与“大商人资本”，这两个词是指商人资本发展阶段中的两个不同称谓。新兴商人资本，是指其在一个新时代出现及财力正在上升中的商人资本，如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兴起的荷兰商人资本、英国商人资本等;如中国开埠通商之后崛起的粤商资本、江浙商人资本（主要是宁波商人资本）等。大商人资本，是指已完全发达的、资本雄厚的商人資本，如16世纪威尼斯商人资本、德意志南部奥格斯堡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等;如19世纪50—60年代的晋商资本、徽商资本等。在同一个时空中，新兴商人资本与大商人资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中西新兴商人资本，尽管进入近代转型时期的时间不同，但是却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在此，将两者的“角色”分别进行比较，希冀对近代中国新兴商人资本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对中西不同的现代化进程有新的认识。
一、“中间商”——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
威尼斯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南德商人资本，是欧洲近代早期已发达的大商人资本，晋商是中国近代早期已发达的大商人资本，而荷兰商人资本、广东商人资本则是近代西欧、近代中国转型时期正在上升中的第一批新式商人资本，是近代早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的前驱：它们都是在各自世界市场扩大之初，率先占领先机——荷兰是17世纪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大多数广东商人（简称“粤商”）则是近代中国东西方之间的“桥梁”（郝延平语）。中西这两大新兴商人资本最著名和共同的角色就是“中间商”，在扮演“中间商”过程中发迹，最后也都因“中间商”这个角色而沉寂。
（一）17世纪欧洲“海上马车夫”——荷兰商人资本
荷兰商人资本的发迹，主要是承担国际中间商职能，从事国际转运贸易。
首先，荷兰商船是波罗的海东西部之间贸易的“马车夫”，该航运贸易滋养了荷兰商人资本的发展壮大。在1562—1568年间，荷兰东行船只平均每年有1357艘。在那些年代里，北尼德兰（荷兰）承担了波罗的海大部分进口贸易：66%的盐，74%的莱茵河酒，76%的鲱鱼，以及64%其他酒的进口。②
其次，荷兰商船是欧洲南北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贸易的“马车夫”。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大宗贸易，如谷物贸易、鲱鱼贸易、木材贸易等，多数是由荷兰商船来承担。仅就波罗的海谷物贸易一项，在1580—1650年间，平均每年给荷兰商人带来100万盾的利润。从16世纪以来，荷兰商人资本长期主导着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其间利润可想而知。1621年波罗的海所有进口货物总值中，荷兰运进的鲱鱼、盐就占45%。木材贸易也是波罗的海——地中海之间的主要商品。在木材国际贸易中，运输费用占很大比例，这是国际木材贸易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这也正是荷兰商船的优势。荷兰商船承担了波罗的海——地中海之间大部分木材贸易，这种贸易占了荷兰商人大部分航运力量。仅在1652年的8个月时间里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3000艘船只中，就有1000多艘是去挪威港口运输木材的。③ 正是荷兰商船在欧洲南北之间“中间商”的这一角色，带动了荷兰国内加工产业，以及农业的发展，在马太效应之下，荷兰商人资本实力愈来愈强大。
最后，荷兰商船是17世纪非洲与欧洲、“新大陆”美洲与欧洲，亚洲与欧洲等之间的“海上马车夫”。地理大发现之后，荷兰商人资本逐渐向外殖民扩张，成立了诸多贸易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用其发达的商船，把非洲的黄金，美洲的白银、毛皮，亚洲的胡椒、豆蔻等运回欧洲，再把从美洲来的白银和欧洲的铜块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
（二）19世纪“东西间桥梁（买办）”——广东商人资本
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发现，不同的商业制度与商业习惯，强大的传统行会，紊乱的货币制度等诸多问题，横亘在它们面前，单靠它们自己是无法顺利开拓中国市场的。它们需要中国商人作为中介，这些中介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买办。
首先成为外国洋行贸易中介的，或者说成为买办的，就是那些长期处在国际贸易前沿的十三行的广东行商或与此相联系的广东商人。近代早期中国买办之所以多是粤商，就是因为广州曾是清朝前期中国唯一的开放窗口，那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为中西方贸易服务的掮客。在这些广东掮客当中，不少是广州公行时期的行商和他们管理之下的通事、买办或跟随仆役。④ 他们因为熟悉“洋务”，在开埠通商不久，就跟随着洋行洋商出现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在那里成为后者的代理人，或深入内陆腹地为后者采购茶叶、生丝、桐油等土产，因此，近代早期中国各通商口岸的买办多是广东商人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美国的旗昌、琼记，英国的宝顺、怡和这几家大洋行在进入中国新开的通商口岸之初，所用的买办几乎全是广东籍商人。19世纪30至60年代，旗昌洋行所雇请的16个买办中，13个是广东人;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琼记洋行买办全部是广东人;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宝顺洋行所有的买办全是广东人;19世纪下半期，怡和洋行所雇请的13个买办中，有12个是广东人。这些广东买办，广泛分布于各通商大埠，如上海、香港、福州、九江、汉口甚至是日本的横滨，或越南的西贡。⑤ 近代中国四大买办全都是广东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莫仕扬。有些口岸还出现“非广东买办不能参加”的商业组织，不少广东买办就是当地商人集团的领袖，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对外贸易中，广东商人的“中介”作用不可或缺。 作为“中介”的广东商人，以前或有自己的商业，或为洋行办事，但是，随着洋行扩散到其他通商口岸，“离开自己原来的地位，去适应新的环境，”“作为私人掮客而继续维持下去。”他们有的紧跟外国商人来到新开的通商口岸，有的甚至比外国商人还先来一步，不仅仅是为外国商人穿针引线，而且还充当打前站的角色。1843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他发现广州的商人已经先期到达那里。19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的外商贸易，有2/3是由一个广东籍的掮客经手成交的。广东商人是19世纪“东西方的桥梁”⑥，依靠“洋势”而发财，进而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兴商人群体的核心。
利用买办身份，开拓自己的商业活动，这是广东买办商人一般的做法。一方面，当买办有佣金可提;另一方面，附着于那些在中国有特权的洋行洋商的羽翼之下，广东商人自己的商业活动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还可以避免来自官方的勒索。
然而，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繁荣之际，却没有出现一个有如荷兰商人那样的一个以航运起家的中国籍商帮？或者说，广东商人或宁波商人为什么没能成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呢？在开埠通商之前，宁波商人的沿海航运业比较突出。宁波北帮宁船有600号之多，出现过不少著名的航运资本家，如镇海小港李家、慈溪盛家、费市费家等。小港李家的李也亭，发达之时拥有沙船100多只，并在上海辟有自己的专用码头。曾经上海80%的沙船业是由宁波商人经营的，这些人在沪南荷花池成立了公所。⑦ 李也亭无疑是帆船时代宁波商人的杰出代表，不过，这只是一个帆船时代的盛事。鸦片战后的时代是蒸汽（机器）船运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宁波商人在蒸汽航运业上没能继续以往的主导地位。
细究起来，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有机会、最有实力接住“航运业之棒”的应该是广东商人，因为他们是中西贸易的“桥梁”“掮客”，他们熟悉这个行业，他们有机会和经济实力把木船航运改为蒸汽航运⑧来经营近代中国的航运业。国门洞开之后，正是转运贸易蓬勃发展之际，巨大的航运需求极大地促进了蒸汽航运业的发展，但是为何在这样一个新兴领域之中，广东商人却未能脱颖而出呢？
在中国近代早期航运领域之中，外国洋行凭借技术、资本等优势占尽了先机，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把持中国沿海沿江航运业长达数十年之久，攫取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利益，后来，虽有中国官办的轮船招商局，强行在虎口之中分得一杯羹，但是外国洋行主导中国航运的局面并未动摇，到了民国，以虞洽卿为核心的宁波商人组建了大型航运船队，才能与外商航运争雄。19世纪60年代初期，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中，已经有人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1865年进入牛庄的274艘外国商船中，有237艘是中国商人租雇的外国帆船。1871年，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在回顾60年代的情形时说：“广州、福建、宁波、上海、山东和天津的帆船也日渐减少……以前这些帆船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已经全部被外国轮船夺去。偶然有一些零星货物的运输，目前也归了外国的帆船。”⑨ 从目前史料来看，广东买办资本，曾经大量投资过航运业，但他们多是附股于外国轮船公司，因而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没有出现一个如荷兰商人那样以航运见长的中国商帮或商人群体。
广东著名商人、怡和洋行买办唐景星（即唐廷枢，1832—1892），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增长，担任买办期间，在来华的外国航运业中有大量投资。在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成立之前，唐景星已先后投资了1867年成立的公正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这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并且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在唐景星40岁（即1872年）的那一年，他还曾投资了琼记洋行的航运企业，附股于马立司和美记洋行的轮船等。1878年怡和洋行组建了自己的华海轮船公司，唐景星是该轮船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一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独买400股，几乎占有公司股本的1/4。他不僅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还担任了公司的襄理。⑩
唐景星不仅自己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而且还为后者大量揽收了中国买办和其它商人的资本，在此过程他是不折不扣的“中介”。在怡和洋行华海公司的第一期股本中，中国人的股份占930股，其中由唐景星一人包揽的股份竟达700股（其中包括他自有的400股）。在北清轮船公司中，他是“华股的领袖和代言人”，该公司的股份，有1/3为“唐景星所能影响的”华商持有。“唐景星简直成了它（外国公司）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11}
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之际，广东商人积极投资外国轮船公司，尽力购买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并尽心管理该公司，他们是一群尽心尽力的“职业经理人”。另外，唐景星49岁时曾与徐润、郑观应商办佛山码头，52岁时开设过长源泰、长发货栈，58岁与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12} 徐润，也曾“与唐景星诸观察，创办过轮船招商局”{13}，也就说，唐景星、徐润，这两位粤商“大佬”，筹办过轮船招商局、开辟过码头、开办过货栈，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独立开办属于自己的大型轮船公司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三）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的衰落
荷兰商人资本因承担了国际间转运贸易而发达，最后也是因这样的转运贸易而衰落。当欧洲民族国家崛起，重商主义兴起之时，贸易壁垒林立，但当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有了直接贸易往来时，荷兰商人商船的中介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当时代经济的潮流转向工业发展之时，荷兰商人资本不愿改变投资方向，不愿过多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依旧沿着原有路径，热衷于转运贸易与生息资本投资，所以，在后起英国商人资本的打压之下，荷兰商人资本渐渐衰落了，不复昔日雄风。
广东商人，在近代早期因得风气之先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商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发达的大商人{14}，曾经富可敌国，洋务运动中不少民用企业还得仰仗他们的投资、管理经验和市场技术等，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个群体逐渐暗淡下去了，其主要原因与荷兰商人一样：对原有路径依赖太深，跟不上新经济形势，逐渐被新经济淘汰。虞和平先生曾论及广东香山籍买办衰落的原因，也适于解释整个广东商人在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的衰退。近代早期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大放光芒的广东商人，主要是香山籍买办。香山籍买办的暗淡，也可以说是广东籍商人的暗淡。他们暗淡的主要原因是：死守老东家，死守老行业。{15} 广东商人随着洋行洋商向通商口岸的扩散，仍然主要集中在原先的琼记、旗昌、怡和、宝顺4大洋行中，依旧从事着他们熟悉的茶叶、生丝等行业{16}的贸易代理。他们在新通商口岸的发展“是一种保守型的发展”。{17} 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前述洋行中有3家相继破产或衰落。另外，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兴旺发达的茶叶、生丝等土产贸易在国际市场上遇冷，从此再也不复往日盛况。固守老东家，固守在这些传统土产贸易中的广东商人，没能紧跟新的经济形势{18}，逐渐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暗淡下去。
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各自曾经是近代中西最早的一批新兴商人资本群体，其出现、发达都得益于世界市场大开的新经济形势，其主要角色是“中间商”，在“中介”中发迹，在“中介”中衰落，在面临新经济形势时，死守“中介”位置而不肯做出改变，因而逐渐衰落。
二、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
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是近代中西新兴商人资本的集大成者：都曾担负了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职能转变，然而，因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最后的归属不同：英国商人资本成功转向了工业资本，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宁波商人资本（或说江浙财团）在近代中国动荡的环境中不得不趋于保守，最后因政治而沉寂消散。
（一）英国商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化——成功
英国商人资本是在威尼斯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荷兰商人资本肩膀上崛起的，其崛起之路最初是如前者一样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英国勃兴初期，其社会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商业资本。“在英国变为典型的工业国，即变为拥有矿山、制铁厂和纺纱厂的国家以前五十年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大商业国。正如一句名言所云：是个商人的国家。在那里，商业发达走在工业变化的前头，而且，它也许决定着工业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前，在英国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依旧是商业资本。不过，这一时期的英国商人已经不是纯粹的商人了，其资本也不是纯粹的商业资本了，在他们身上，已极大地体现出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代趋势。{19}
这一时期的英国商人资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产中，不少商人资本家亲自组织生产活动。虽然“英国商人资本仍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他们日益走上这条道路的仍然是商业，是英国商业的发展”。但是“新工业正是要从商业和贸易精神中产生出来”。{20}
英国不少进行海外扩张的商人资本家，具有商人与生产者双重身份。例如英国商人威廉·麦尔士、塞缪尔·陶切特、乔纳斯·博尔德既从事西印度贸易，又在国内开办工厂。威廉·麦尔士曾在布里斯托尔开办了大型糖厂{21}，塞缪尔·陶切特曾在兰开夏郡开办纺织厂。乔纳斯·博尔德曾在利物浦开办了炼糖厂。{22} 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商人资本家积极投入生产领域，以“商人工厂主”身份极大地推动着西欧制造业的发展。{23}
在英国近代转型时期，商人与工厂主往往是“一体”的。早在英国开拓海外市场之初，英国商人资本就有投资生产的偏好。例如，商人威廉·彻斯特在1544年与其他商人一起开创了英国的炼糖业，而其后投资于炼糖业的商人越来越多，乔治·霍尔曼、波因滋、托马斯·米德尔顿等，都是英国炼糖业界的翘楚。托马斯·米德尔顿曾于1592年把5961多镑投入糖厂，一年内获利297镑17先令5便士。约翰·奥尔登与克里斯托夫曾把14000左右英镑投入另一家糖厂。托马斯·奥弗曼曾大量投资制皂业，后来成为伦敦最大的制皂业主。英国商人资本对工矿企业的投资也很积极。1568年经英国国王特许建立的两个股份制公司：皇家矿业公司、矿石冶炼与金属器皿公司，初建时前一个公司有股东57人，其中25人是商人，占44.6%;后一個公司有77人，商人29人，占38.7%，投资于这两家公司的大都同时亦是利凡特、东印度、爱尔兰、弗吉尼亚等公司的成员。大商人理查德·马丁是矿石冶炼与金属器皿公司的大股东，1596年他与两个儿子拥有该公司1/3的股份，所获利润极大，据说年利润达900镑，或3000镑。同时他还投资了一个盐场，每年能给他带来200镑的收入。{24}
如前所述，在近代转型时期的英国新兴商人，已极大地体现出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代趋势了。在这种趋势中商业资本逐渐转化为工业资本， 加快了社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欧的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25} 英国商人资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者，它们率先投入手工业生产与技术改进中，促进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正是在投入生产的过程中，英国大量的商人资本逐渐转化为工业资本。{26}
（二）宁波商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化——半途而废
宁波商人，是以经营商品发迹的，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广东商人，宁波商人起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他们抓住了广东商人没有在意的新商品行业如五金、颜料等发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式商人，这是其一;其二，宁波商人，起初也多是依附于外国洋行或银行的买办，如果说广东商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代买办群体，那么，宁波商人就是第二代买办群体。19世纪80年代之后，宁波买办在各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其后在财力与活动能力等方面都超过了广东买办。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在洋人羽翼之下，似乎更安全一些，或许更能实现发财的梦想。买办生涯除了给他们带来原始资本，还能让他们在买办这个特殊身份保护下经营自己的工商业。
宁波商人如同前辈广东商人一样，往往是集买办与商人于一体而发财致富，他们以上海为基地，向其他通商口岸进行商业扩张，当发现工业生产能获得可观利润时，就把资本投向了工业生产，主要是民用工业，他们独立创办了多个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现象，其中就有大量宁波商人资本的转化。
宁波商人大多从事新式商品进出口贸易，在上海，“输入贸易方面，金属、棉布、棉纱、机械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美孚、亚细亚两公司之煤油，亦“十之六七”由定海商人经销。{27} 可以说，宁波商人资本是在经营新式商品行业中崛起的。 19世纪80年代，以茶叶、生丝等为大宗的中国传统国际贸易，接连受到打击，不少曾赖以发达的商人资本遭到重创，如徐润破产、胡雪岩破产等，但是，宁波商人资本却正于此时崛起。19世纪80年代之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宁波商人资本的时代。虽然宁波商人也不乏为洋行、为自己经营丝茶等传统商品，但是真正让宁波商人资本发迹的是当时的新式商业，如五金业、洋油业、眼镜钟表业、颜料业、西药业等{28}，这些新式商业，利润很高，造就了近代中国商业舞台上继广东商人之后的另一批江浙籍的富商巨贾。据调查，清末新式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0%左右{29}，五金业曾经造就了上海两大著名富豪：一个是叶澄衷，另一个是朱葆三，二人皆为上海“五金大王”，而颜料业成就了周宗良，时人称之为“颜料大王”。买办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宁波商人进军新式商业，除了叶澄衷、朱葆三之外，上海经济舞台上其他呼风唤雨的宁波籍买办，如傅筱庵、虞洽卿、徐庆云、周宗良、朱志尧、刘鸿生、袁履登、邬挺生、丁忠茂等，他们的发迹皆与新式商业有关。{30} 19世纪80年代之后，上海的宁波籍买办逐渐超过了广东籍买办而占居首位。1891年，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在其报告中说，此时上海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31}
“无宁不成市”。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宁波商人逐渐将其资本扩展到天津、汉口、杭州等城市。{32}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宁波商人资本，早期向外的扩张，依然主要是商品资本的扩张。宁波商人资本北上天津，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行是其先锋者，在那里为天津培养了大批宁波商人买办。继之，宁波老九章绸缎庄、亨得利钟表店、大明眼镜公司等在天津相继开设分号，乐家老药铺达仁堂和南味食品稻香村也在天津开业，严氏父子（严信厚父子）也在天津开设了著名的物华楼金店。{33} 可以说，宁波商人资本在天津的五金、航运、服装、食品、西药等新式行业里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天津新式商业的发展。在汉口“尤以宁波商人为最……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入……宁波商人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航运业……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促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34}
虽说宁波商人依旧是以商品资本不断扩张的，但是当其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当工业利润比较丰厚之时，宁波商业资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工业投资，形成了一股投资热潮。与前辈广东商人喜好依附于外国公司或中国官办企业不同，叶澄衷、朱葆三、朱志尧、虞洽卿、傅筱庵、周宗良、邬挺生、刘鸿生等，基本上都独立投资过多个民用工业，部分商业资本转向了工业资本。
严信厚，被公认为“宁波商帮”的开路先锋，他不是买办，但是曾得到李鸿章的关照，转任过中国多个盐场的官员，后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其分号遍布于中国各重要城市，这为其以后的创业活动奠定了资金基础。19世纪80年代之后，他开始创办现代企业。1887年，他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1889年，严信厚在宁波独资创办了慈溪火柴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火柴厂。1894年，严信厚集资创立了通久源纺纱织布局，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其后，他还创办或参与投资大量实业，如通利源榨油厂、华新纺织厂、龙章造纸厂等大批民用工业。可以说，严信厚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他是宁波商帮转化为近代企业家的“领头羊”。
叶澄衷，宁波镇海人，原本在上海黄浦江上靠摇小舢板为生，专门为外国轮船运送日常生活用品和副食品，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一家洋行买办。同治元年，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开设了顺记五金杂货店，随后投资多个商品行业，积累起雄厚的资本，19世纪90年代，他开办了上海燮昌火柴公司及纶华缎丝厂。{35} 朱葆三，亦是以代理五金进口发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已是上海五金行业的头面人物，此后他跨出了五金行业的范围，与其他商人一道，于1897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他与李云书等人又创设东方轮船公司。进入20世纪以后，据不完全统计，他逐步投资于各种民族工业：1905年，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1906年，江苏海州赣丰饼油厂、宁波和丰纱厂等等。{36}
前述宁波商人是投资工业企业的先驱者。20世纪以来，中国有更多的宁波商人投资工业。商人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宁波商业资本不仅仅在上海投资工业，同时还在上海周边城市全面“开花”。1897年，叶澄衷在苏州创办燮昌火柴厂苏州分厂。1918年，朱葆三在杭州投资50万元创设办西湖啤酒公司。1920年刘鸿生在镇江投资40万创办镇江荧昌火柴厂。1924年，慈溪商人阮雄扬在扬州开办康元制罐公司扬州厂。与此同时，宁波商人在南通、常州、泰州等地也开办了不少近代工业企业。{37}
除了在“长三角”投资工业以外，宁波商人资本还扩展到其他城市进行工业投资。来自上海的宁波商人宋炜臣，人称之为“汉口头号商人”，1896年，叶澄衷派宋炜臣携带20多万两银子到汉口发展叶氏工业，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这是湖北第一家火柴厂，投产当年即获利18万两。{38} 此后，宋炜臣又在汉口开办了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创办了著名的“汉镇暨济水电公司”，以及扬子机器厂等。近代湖北许多著名的工业，多是由宁波帮商人开创的。如1911年贺宝庆（镇海）创办宝华印染厂，1912年李厚漠（镇海）创办茂记皮鞋厂，1904年盛竹书（镇海）创办汉丰面粉厂，1906年宁波商人景庆云开办金龙面粉厂，1907年宁波商人在汉阳开办顺丰榨油厂等。{39} 可以说，宁波商人是近代湖北工业化的开拓者。除了武汉，宁波商人资本也在天津创办了不少近代企业：乐达仁、乐钊父子创立天津达仁堂，是最早的民营中药制药企业，王楚章创办的惠福木器行，也是当地较早的家具制造厂之一，朱继圣组建的天津仁立毛纺织厂，则是华北地区较早的民营纺织业之一。{40}
从商品资本到工业资本的投资转向中，宁波商人“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礎”，在不知不觉中向近代工业企业家转型。他们的转型代表着一个时代可贵的转型，相较于前辈广东商人来说，20世纪20—30年代，宁波商人已经是一个集工商于一体的商人群体了。 宁波商人资本，亦曾以开办钱庄而闻名，然而与大多数广东商人资本还停留在钱庄投资不同，它们很快就从钱庄向银行转向了。中国人创立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虽说是由盛宣怀奏请朝廷设立的，但是，是由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宁波商人筹建的，此三人曾是多家钱庄的老板，他们率先创办银行的投资转向非常可贵。此后北洋政府时期，有更多的宁波商人资本投资银行，其创办的四明银行，是民族银行业中的佼佼者。秦润卿、孙衡甫、李寿山、李泳裳、秦善福、林莲荪等宁波商人，都曾是以钱庄老板身份投资银行，而后转变为近代著名银行家。{41} 由传统的钱庄转向银行，这是适应时代所作出的投资改变，因为银行能够更好地为新时代工商业服务。
然而，此时已经发达的宁波商人资本，在时代的变化下，也逐渐走上了如同大多数商人资本一样的不归路：或是政局动荡不安，或是利率较高等原因，宁波商人资本纷纷卷入政治漩涡，大量放贷给政府，最后暗淡下去。其实，早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宁波商人资本就曾北上以多种形式购买北洋政府公债，而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正是在以宁波商人资本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建立的，不论是其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宁波商人资本以银行组团的形式给国民政府放贷，或者如同发达的荷兰商人资本一样，大量购买国家公债，此举获得了大量稳定的高额利息。宁波商人资本的这种收缩性与保守性在时局动荡之下展现无遗。
近代转型时期，宁波商人资本与荷兰商人也有相似性，宁波商人资本也曾专注于航运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不过，宁波商人资本与英国商人资本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在近代西欧转型时期，与威尼斯商人资本、热那亚商人资本、荷兰商人资本不同，英国商人资本最终走向了工业资本，并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中国，与晋商、徽商、粤商不同的是，宁波商人资本也曾大量投资工业，组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大型企业集团，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尤其是抗战前夕，宁波商人资本从工业中大量抽逃，致使工业投资大为萎缩，这是宁波商人资本与英国商人资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可能是因近代中国“非常态”的国情所致。
总而言之，在新兴商人资本上升时期，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充满了活力，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荷兰新兴商人资本，曾成就了荷兰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之荣誉，18世纪的英国新兴商人资本，直接促使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近代中国开埠通商之后的新兴商人资本，如广东商人资本到各通商口岸，带着西方经营理念，努力把中国传统的丝茶贸易打入国际市场之中，并在实际上主持了官方创办的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并以附股的形式从资金上给予了支持;宁波商人资本在新式商业进口贸易中不遗余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些新式工业的创建中，它们也是一马当先。在自来水、保险、电气公司等一些具有现代性的企业中，总能看到近代中国新兴商人资本的推动。不过，因诸多原因它们并未打造出“卓越”的工业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广东商人资本，还是宁波商人资本，最后都逐渐向政府靠拢，为政府所用{42}，或向政府放贷，如此之途，以致于整个近代中国，都未曾走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只能说这个时代曾经一度有过工业的发展，然而并未完全走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注释：
① 商人资本的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中说：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可见，马克思是把商人资本等同于商业资本的，并且认为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同属于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
②③{19}{20}{22}{23}{24} 罗翠芳：《商人资本国际流动与近代西欧社会经济转型》，武汉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1—102、101、110—112、112、115—116、116、115—116页。
④⑨⑩{11}{12}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5—17、4—5、5—6、154—223页。
⑤⑥ 根据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90页的附录1—4得出。
⑦ 陈铨亚、孙善根：《晚近宁波的航运与金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⑧ 广东籍买办如唐廷枢、徐润等就曾大量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可参见上揭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一书。
{1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页。
{14} 山西商人资本是属于前近代已经发达的大商人资本。在1840年前，不少晋商开设票号，此举说明它们资财已经相当雄厚了，才能从事金融活动，19世纪50—60年代晋商资本逐渐放贷给政府或为政府垫解京饷或协饷等，此类活动进一步说明了晋商资本的强大。
{15}{17}{18}{27} 虞和平：《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6} 宁波商人买办的发迹，主要是从事新商品的进口代理，出现了不少五金大王、颜料大王等。
{21}{25}{26} 罗翠芳：《浅述中世纪及近代西欧新兴商人资本积极作用》，《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28}{30}{31}{32}{41} 参见张守广：《从传统商帮到江浙团的支柱——宁波商帮研究》，南京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
{29} 易继苍：《论浙籍买办与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求索》2011年第3期。
{33}{35}{40}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28、136页。
{34}{38}{39} 徐凯希：《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6}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37} 乐承耀：《在杭州的近代宁波商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42} 近代早期中国四大买办中的三位，也都是粤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他们到最后都進入了政府圈子，成为政府的“职业经理人”。
作者简介：罗翠芳，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56。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