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汪曾祺先生，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传说中读者与作者的相遇一般惊心动魄———“我读了你的作品，夜不能寐”。但我碰着汪先生的场面，显然没有那么气派。一个小孩子要出门去玩，照她的习惯，得带上一本书，一本愉快又不轻飘飘的书。于是，她从母亲的书柜里挑了一本汪曾祺的书。
　　当时的阅读记忆，现大多已在脑海中淡去，除了《故乡的食物》。11岁正是对食物最感兴趣的年纪，异国的土地上，我把这一篇翻来覆去地读，活活把东南亚菜品吃出高邮的味道来。从前，我以为写美食只能写它的滋味、色泽，顶多写到如何烹调也该结束了，哪里想到还有人把话题扯过来拉回去。写斑鸠，光写它与猎人的搏斗，对其滋味只字不提；写“鵽”，先把此字的门道摸清楚，再辨析“鵽”与“沙鸡”之别，至于味道，“鵽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味”。好了，这就算完。
　　回国后，我的中国胃被安抚，这本书也放下来了。往后几年，多是些色彩浓重的文学作品充斥着我的视野。老实说，它们也与横冲直撞的少年气质更相符些。话虽如此，得空我还是读了不少汪先生的书。究其原因：他的文章短。特别是小说，多是下课铃响了拿起来，上课铃响了能放下的篇幅。后来，读《说短》，其中道：“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他确实诚恳地实践着鲁迅的教导：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
　　此番思想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写作者时常面临一个问题：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一不留神，就容易废话连篇。于是，我向汪先生学习“收着写”。首先，把语言收住。这主要有两点，第一，短。第二，准确。其次，把感情收住。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收得太紧，小说会变得冷漠；收得不紧，有一种张扬肆意的风格。我读汪先生的文章，感到他的感情很深，但这种很深的感情都很重地放在一个句子里，这个句子便成为整篇文章的重心。例如，《鉴赏家》写画家季匋民和果贩叶三的友情，很深厚，然而深厚到什么程度呢？“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按理说，照汪先生这种写法，文章虽可以短而准确，未免失去些意趣。因为读者读书是需要反应时间的，文章太短，略有所感时，已经结束。显然，汪先生的文章沒有落入这个套子。应该说，他对在重要部分下笔墨总是很吝惜的，力求以最简短而准确的用词来表现“主题”。除此之外，他在文章中放了许多“闲笔”。这些“闲笔”看起来郑重其事，洋洋洒洒一大丛，让人难以忽视。可若比“主题”为明珠，“闲笔”为草木，单赏明珠，光华太盛；单看草木，无甚色彩；而草木葱茏，明珠其间，就是一个相映成趣的场面。更别提他的“主题”与“闲笔”其实构造自然，从未互相混淆，这是功夫。
　　梅尧臣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如果平淡意味着缺乏戏剧冲突，那么汪先生的小说，可以说是平淡的。他爱写人们在街头巷尾能看到的生活，这在80年代是比较稀奇的。起先我以为他性格敦和，所以作品也如此，后来发现，倒不全是。他是刻意藏敛了某些伤痛在写的，他的愿望是叫人有点反思，而不是写得那么白，叫人伤心。他的故事最多只叫人心酸，他人真好。
　　汪先生对自己的定义很清醒，“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儿子汪朗也对他的写作提出看法：“人间送小温，决定了汪曾祺不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深刻、伟大，这些词像天边的月亮，很远，很高，人须仰望。汪先生不会写月亮，不会写波澜壮阔与振聋发聩，他笔端是月亮下的闲话家常，是有过童年的人们望着月亮时想起的真正景色。
　　机缘巧合，我在汪先生视为第二故乡的昆明度过了大学四年，母校正是前身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云南师范大学。文林街、正义路、金马碧鸡坊……他的文里文外都已被我摸得门儿清，我甚至到处寻找他所写“培养正气”的汽锅鸡。我循着他的足迹认识昆明，我对写作和生活的认识，也无不是如此。
　　我是一个受汪曾祺文字庇护长大的孩子，这实在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