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黛玉、宝钗等人商议结社吟诗，大家取别号。宝钗对宝玉说：“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
　　其实，荣宁二府中，富贵闲人何止宝玉一人？达官贵人，公子小姐，饱食终日，游手好闲，多了去了。富贵又有闲，难免多愁善感，疾病缠身。如王熙凤与贾琏之女巧姐，时常生病。凤姐儿笑道：“……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刘姥姥道：“这也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多太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
　　别看刘姥姥是大老粗，对巧姐的病，提出的治疗方案，和王太医完全一致：“清清静静的饿两顿就好了。”吃太饱了撑出来的病，可谓“富贵病”。生活富裕，吃得好，却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活动量少，极易患上便秘、肥胖、肠道癌、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等非传染性流行病。反之，像刘姥姥这样的穷人，吃不饱，穿不暖，整天为生计劳作，很少患有这些被富贵闲人“垄断”的疾病。
　　如何防范“富贵病”，治疗“富贵病”，自古就是一道难题。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中国历史上有皇帝335人，平均壽命41岁。死亡原因有多种，但几乎都少不了“富贵病”。
　　郭玉，东汉医学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对“富贵病”有独到的“四难”见解——“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后汉书·郭玉传》）
　　“将身不谨”，可以解释为“不良生活习惯”;“骨节不强”“好逸恶劳”，乃是两大致病原因。更要命的，是“富贵闲人”讳疾忌医，“自用意而不任臣”，自以为是，不听医生的话。如《韩非子·喻老》一文中，扁鹊见蔡桓公，发现蔡桓公有病，劝他及早治疗，蔡桓公回答：“寡人无疾。”扁鹊走后，蔡桓公还讥讽扁鹊：“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好心当作了驴肝肺，蔡桓公发病遂死，只能怪自己。而《三国演义》中的一代奸雄曹操，患头风痛，让华佗给他治疗。一听华佗要给自己做开颅手术，立刻怒日：“汝要杀孤耶！”直接将华佗下了大狱，拷问致死。
　　看来，养尊处优的“富贵病”，大多伴有心理疾病，真的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此，两汉时期的文人枚乘，倒比内行人华佗、郭玉高出一筹。
　　枚乘的赋作《七发》，不仅是一篇优秀散文，而且还是治疗“富贵病”心理疗法的经典案例。
　　《七发》中，虚构了两个人物，其中，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吴客认为楚太子患的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富贵病，不是用药和针灸可以治愈的，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二人相互问答，耐心地从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娓娓说起，循序渐进，步步诱导，劝诫太子改变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最后，一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令太子“据几而起”，“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吴客不愧为心理大师，一席话，胜过灵丹妙药。
　　悬壶济世，贵在医德。
　　郭玉行医，“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患者不分出身贵贱，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医治。吊诡的是，郭玉给穷人治疗，几乎是治一个好一个。同样的病，同样的疗法，给富贵闲人治疗，却“时或不愈”。于是，有的富贵闲人隐瞒身份，穿上破衣服，打扮成穷人模样找郭玉治疗，这才见效。
　　有人问郭玉这是怎么回事。郭玉回答：“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於病哉？”原来，给富贵闲人看病，郭玉心理产生恐惧，治疗时谨小慎微，顾虑重重，这样，自然不利于治病。
　　你看，心理障碍，不仅病人有，连郭玉这样的一代名医也有，不妨叫做“富贵病恐惧症”。如今，“富贵病恐惧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某些医生和医院也患上了“富贵病”——收回扣，拿红包，过度治疗，套取医保……都是奔着富贵去的。
　　医生和医院的“富贵病”如何治？华佗、郭玉在世，恐怕也要头痛。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