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民族文字史料显示,“大元”国号是面向全体臣民、因而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符号。但是,不同文化圈对国号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经世大典·帝号总序》以疆域广大解释“元”,可能反映了参与大典编纂的蒙古局必阇赤们的看法;“以仁解元”则是元代汉人儒士的主流国号观。元代官方汉文文本构建起一个君王效法天道,以仁得天下、治天下的王朝形象;蒙古文化圈受此影响,也更多地将与“仁”、“民心”等对应的蒙文词汇应用于政治表达。元代国号的整体面貌是多元文化接触、吸收的结果,不能用“蒙汉分立”式的简单二元性来概括。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族文字史料显示,“大元”国号是面向全体臣民、因而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符号。但是,不同文化圈对国号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经世大典·帝号总序》以疆域广大解释“元”,可能反映了参与大典编纂的蒙古局必阇赤们的看法;“以仁解元”则是元代汉人儒士的主流国号观。元代官方汉文文本构建起一个君王效法天道,以仁得天下、治天下的王朝形象;蒙古文化圈受此影响,也更多地将与“仁”、“民心”等对应的蒙文词汇应用于政治表达。元代国号的整体面貌是多元文化接触、吸收的结果,不能用“蒙汉分立”式的简单二元性来概括。
其他文献
条约是隆重煌煌的国际交换文件,签约所用语言代表着国家沟通的官方语言。清代以来,中外条约作准文本有所演变:鸦片战争之前,以缔约方或第三方的文字为准,体现了平等理念。战后,不平等成为约章主调,但出于传统习惯,汉文本仍是依准本。至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作准文本改头换面,开启外文本在中外条约中居于基准的时代,这是列强对中国的语文强加。不能夸大清朝统治在条约文本中的“民族”成分与“种族”色彩,有清一朝,就约本来看,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突出的“国语”意识。
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猛安谋克,既是金代女真人的社会组织单位,又是金朝军队的编制单位。内迁猛安谋克,是指在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中都)前后的天德、贞元、正隆年间(1149—1160),将部分军政合一之下主要作为女真人社会组织的猛安谋克内迁至中原地区。对于金代政治史而言,内迁猛安谋克无疑是大事,被古今史家公认为解读金朝兴衰成败的一大关键所在。但是,由于《金史》等史籍记载的阙如,研究者迄今仍难以得出金朝内迁女真猛安谋克之准确数量,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众多相关问题的准确把握。
欧洲启蒙运动是全球迈向现代社会的先声,涌现出一大批对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大加挞伐的思想家,诸如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休谟、洛克以及康德等人。然而,有些思想或观念虽在当时针砭时弊,流传甚广,但终究在历史长河的大浪中淘尽当年风光,留下的只是这些学者所生活的时代记录和收藏在图书馆的著述。这样的学者应该很多,生前名噪一时,去世之后很快就黯然无光,乃至最终被世人所遗忘。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在继续办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历史研究杂志社将于2019年下半年创办《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强调要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3日上午,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座谈会暨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并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
本书力图对辽代前期政治史、制度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新的阐释,突破既有研究对辽代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汉化”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全书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谈研究的立意,带有与北美“新清史”的研究潮流商榷的问题意识;第九章结论是概述全书的提要;本书的主体,从第二章到第八章,按照时间先后逐一论述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圣宗一共六朝的政治史,基本上每一章谈一朝的大事。本书揭示出,自辽初开始,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即便在对外趋
在关于成吉思汗(Cinggis Qan)称号的讨论中,认为源自古突厥语Cingiz(可怕的,凶猛的,坚固的,强健的)的意见获得重视。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鲁尼文军需文书Or.8212/76(2)中,出现人名腊真巴彦谷成吉思(Lacin Bayanguq cingis)。其中的Cingis为“强大者”之义。蒙古语Cinggis存在源自回鹘语ingis“强大者”或蒙古语Cing(坚固和有力)之复数形式所充当的名词的可能。Cinggis之词根Cing可能是阿尔泰语系共同语。
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和史学传统相比,世界历史在我国还算一个年轻的学科。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编译《四洲志》、《海国图志》,揭开了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序幕。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深受欧美的影响,对以西欧为中心编纂世界史的方法习以为常,大学历史系也通行讲授西洋史、断代史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别史、专门史,很少以整体的眼光和方法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
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学术思潮在西方逐渐发展并蔓延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史学否定“大写的历史”,强调重视历史中的“他者”和边缘群体,渐有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和割裂为诸多碎片的趋势,传统宏大叙事的方式受到冲击和挑战。在后现代主义之前,悠久的历史学所关注的各类问题中总是存在着基于整体史探寻历史规律的范式。整体史是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寻求历史规律不仅支配着历史探索者的实践,而且激发着古往今来诸多研究者的历史认知。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探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