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两个坏皇帝--李后主和宋徽宗，都不幸做了亡国之君。弘一大师曾经说：宁可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惜这两位都是人以文艺传了。词传了李后主，他把所有的悲愁和忧愤或许还有些微的悔恨都融化在他的词中，那词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以至于千载而后，犹有王国维这样目空一切的天才还赞叹不已，以为“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说出了后主词中广大慈悲的关怀。设如当初后主一直“长于后宫之中”，恐怕只有他的《木兰花·晓妆初了明肌雪》那样的放纵不羁--“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吹”而必须“断”，“歌”而必须“彻”，这是何等的不加节制？人间的享乐竟至于能到这样的地步，国破城摧从中可见端倪。瘦金书传了宋徽宗，那纤纤如硬笔线的点画，起止顿挫都讲究到了极致，他太投入了，把艺术玩到这种地步，根本没给政治留下任何余地。他的花鸟画同样令人叹绝，他把所有的情感都无私赠与天地自然，在一花一鸟间寄托了自己的广大同情，他的画面透露出的气息，在我看来，同样“俨有释迦基督肩荷人类罪恶之意”。大概北宋立国日久，又举国重文偃武，这种风气不能不影响到徽宗的心理。面对强邻的虎视和劫掠，他那纤弱的气息根本不堪承受，或者还幻想着和他们理论一番，最后“秀才遇见兵”，束手就擒或许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