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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招牌的缔造者之一，《巴黎评论》访问者们的工作虽然用一对双引号就能代表，可是双引号里的内容却得来不易……而访谈很少有一次能完成，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比如对麦克尤恩的访谈就前后跨越了五年的时间。
确切地说，是跟着a piece of monologue 两名摄影记者的镜头，浏览了这本古老的文学杂志内部的面貌：原来在文学江湖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巴黎评论》，竟有如此静谧的简单，竟又如此简单地静谧着：
书架上摆满了书，书的主人，应该都在杂志的已/拟采访名单上;桌上平摊着几摞《巴黎评论》，封面从泛黄到簇新，光阴一路走过的痕迹;展示台上摆放着几台老式打字机，那些精彩的访谈，就是用它们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这里有a piece of monologue（一句独白）：我达达的马蹄“不”是美丽的错误;
办公区的举架很高，轩敞开阔，光线充足，让每一位编辑都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中，让每个人看上去都又低调又自在，仿佛与在故宫修文物的艺术家们有着同样的气质，书写创作也是一项古老手工艺吧？身为编辑的他们隐身于文学宫殿的深处，用时光的彩线，织绣出锦缎。
然而也有小小的遗憾：想见一见《巴黎评论》的访问者们，那些树立起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的人们，可办公室显然不是他们的工作间，他们不是在准备着访谈，就是在去访谈的路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自然主义博物学家”彼得·马修森与知友乔治·普利姆顿，在巴黎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后来闻名世界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杂志分为艺术、文化、访谈、文学几个部分，其中“作家访谈”这个版面最受读者欢迎，并逐渐演变成杂志中最持久也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数十年间，《巴黎评论》遍访世界文坛，一期不落地刊登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的长篇访谈，如今，“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
作为招牌的缔造者之一，《巴黎评论》访问者们的工作虽然用一对双引号就能代表，可是双引号里的内容却得来不易：采访前，要读遍受访者的全部作品，熟悉其生活与生平之后，才能与其促膝而坐，侃侃而谈，才能令其在不知不觉中放下防备，谈论起自己的“写作习惯，圈内秘闻，写作方法，脆弱的时刻”（帕慕克）……而访谈很少有一次能完成，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比如对麦克尤恩的访谈就前后跨越了五年的时间。
为了说服作家们接受采访，访问者使出浑身的解数：采访没有电话的凯鲁亚克，记者贝里根和几位诗人朋友选择直接上门的方式，結果被凯的夫人拒之门外，“我们眼看一无所获，但是我坚持用我希望是文明、理性、冷静和友好的腔调说服了她，”贝里根回忆道，幸好他坚持了，才得以带着一篇精彩的访谈回家，尽管它通篇弥漫着一股酒的气味。
有人发现，《巴黎评论》的访问者在对不同作家制定访谈提纲时，会有一定的访问框架，比如问是不是用笔写作？写作的最佳时间和地点？在文学上受到谁的影响最大？不写的时候在做什么？……虽然有框架，但因为与之对话的人太过优秀，他们在框架之内“话”上的内容依然各有各的精彩。
“《巴黎评论》的访谈总是从最佳的视角切入大作家们的内心和写作伦理”，戴夫·艾格斯所夸赞的“最佳的视角”，在访问者所撰写的题记中得到充分展现，他们以自己的眼睛为镜头，抓拍下作家们生活和工作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和瞬间，在与作家开始访谈之前，他们先与读者完成了一次访谈“热身”。
1966年，罗纳德·克莱斯特采访了博尔赫斯，访谈文本发表于《巴黎评论》第四十期上。博尔赫斯时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他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接近失明，“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人们始终充满敬畏和好奇，而罗纳德的采访题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好奇。
他写道：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学术证书和文学奖项的获奖凭证，（足见其博学多识）;但都挂得太高，让人无法看清，（谦逊又低调的姿态）;墙上还挂着几幅蚀刻版画，让人想起他小说《永生》中梦魇般的废墟，（又完成一次梦境与现实的转换）;而当罗纳德询问肖像画有何讲究时，秘书回答没什么重要的，这仿佛是“一个博尔赫斯式基本主题的无意识回应”——这几笔速写式的勾勒，让这位辞书一般丰富的大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喜欢通过谈话让别人进入自己内心的方式，比如厄普代克，他在拒绝一次之后，才充满疑虑地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邀请，最终，他又修改了一遍自己的问答部分，访谈才算结束，所以这是一篇“虚假的访谈，但同时也是一件艺术品，这正契合了作者的信仰：只有艺术才能追溯经验中的微妙之处”。这也是“作家访谈”的实话实说。
确切地说，是跟着a piece of monologue 两名摄影记者的镜头，浏览了这本古老的文学杂志内部的面貌：原来在文学江湖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巴黎评论》，竟有如此静谧的简单，竟又如此简单地静谧着：
书架上摆满了书，书的主人，应该都在杂志的已/拟采访名单上;桌上平摊着几摞《巴黎评论》，封面从泛黄到簇新，光阴一路走过的痕迹;展示台上摆放着几台老式打字机，那些精彩的访谈，就是用它们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这里有a piece of monologue（一句独白）：我达达的马蹄“不”是美丽的错误;
办公区的举架很高，轩敞开阔，光线充足，让每一位编辑都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中，让每个人看上去都又低调又自在，仿佛与在故宫修文物的艺术家们有着同样的气质，书写创作也是一项古老手工艺吧？身为编辑的他们隐身于文学宫殿的深处，用时光的彩线，织绣出锦缎。
然而也有小小的遗憾：想见一见《巴黎评论》的访问者们，那些树立起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的人们，可办公室显然不是他们的工作间，他们不是在准备着访谈，就是在去访谈的路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自然主义博物学家”彼得·马修森与知友乔治·普利姆顿，在巴黎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后来闻名世界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杂志分为艺术、文化、访谈、文学几个部分，其中“作家访谈”这个版面最受读者欢迎，并逐渐演变成杂志中最持久也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数十年间，《巴黎评论》遍访世界文坛，一期不落地刊登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的长篇访谈，如今，“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
作为招牌的缔造者之一，《巴黎评论》访问者们的工作虽然用一对双引号就能代表，可是双引号里的内容却得来不易：采访前，要读遍受访者的全部作品，熟悉其生活与生平之后，才能与其促膝而坐，侃侃而谈，才能令其在不知不觉中放下防备，谈论起自己的“写作习惯，圈内秘闻，写作方法，脆弱的时刻”（帕慕克）……而访谈很少有一次能完成，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比如对麦克尤恩的访谈就前后跨越了五年的时间。
为了说服作家们接受采访，访问者使出浑身的解数：采访没有电话的凯鲁亚克，记者贝里根和几位诗人朋友选择直接上门的方式，結果被凯的夫人拒之门外，“我们眼看一无所获，但是我坚持用我希望是文明、理性、冷静和友好的腔调说服了她，”贝里根回忆道，幸好他坚持了，才得以带着一篇精彩的访谈回家，尽管它通篇弥漫着一股酒的气味。
有人发现，《巴黎评论》的访问者在对不同作家制定访谈提纲时，会有一定的访问框架，比如问是不是用笔写作？写作的最佳时间和地点？在文学上受到谁的影响最大？不写的时候在做什么？……虽然有框架，但因为与之对话的人太过优秀，他们在框架之内“话”上的内容依然各有各的精彩。
“《巴黎评论》的访谈总是从最佳的视角切入大作家们的内心和写作伦理”，戴夫·艾格斯所夸赞的“最佳的视角”，在访问者所撰写的题记中得到充分展现，他们以自己的眼睛为镜头，抓拍下作家们生活和工作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和瞬间，在与作家开始访谈之前，他们先与读者完成了一次访谈“热身”。
1966年，罗纳德·克莱斯特采访了博尔赫斯，访谈文本发表于《巴黎评论》第四十期上。博尔赫斯时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他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接近失明，“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人们始终充满敬畏和好奇，而罗纳德的采访题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好奇。
他写道：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学术证书和文学奖项的获奖凭证，（足见其博学多识）;但都挂得太高，让人无法看清，（谦逊又低调的姿态）;墙上还挂着几幅蚀刻版画，让人想起他小说《永生》中梦魇般的废墟，（又完成一次梦境与现实的转换）;而当罗纳德询问肖像画有何讲究时，秘书回答没什么重要的，这仿佛是“一个博尔赫斯式基本主题的无意识回应”——这几笔速写式的勾勒，让这位辞书一般丰富的大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喜欢通过谈话让别人进入自己内心的方式，比如厄普代克，他在拒绝一次之后，才充满疑虑地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邀请，最终，他又修改了一遍自己的问答部分，访谈才算结束，所以这是一篇“虚假的访谈，但同时也是一件艺术品，这正契合了作者的信仰：只有艺术才能追溯经验中的微妙之处”。这也是“作家访谈”的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