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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调整分配关系，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无疑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党和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将收入分配列入“二五”规划和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
首先，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在2000年就越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现已接近或超过0.5。应，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到2020年再降到0.4以内。
其次，劳动报酣f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应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
再次，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快于国民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慢于国民收入增速。要确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最后，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据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其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中，约三分之一是政府垄断因素造成的。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差别应缩小到3倍以内，保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不要再继续扩大。
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
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保持企业收入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相应地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政府能否将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一分为二时向居民倾斜，这既取决于政府的良知，也取决于政府能否稳定公务员工资和非工资性收入，压缩行政性开支，有效地解决“三公”问题，还取决于政府能否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把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民生倾斜，使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居民的消费和民间的投资。
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于行政费用的支出占18％之多，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的支出。这相当于美国9％的2倍，法国6％的3倍，日本近3％的6倍。大力压缩政府包括“三公”在内的行政性支出，就可以在政府财政收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将更大比重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
国有企业推出竞争性行业
必须打破政府对诸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对自然垄断行业要加强政府管制，国有企业要上交国家利润，央企要从房地产市场退出，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垄断企业高管和职工薪酬。
强化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
1980年我国开征个税，作为起征点的800元是当时月平均工资的12倍；现在的2000元是月均工资的75％。这说明我国个税负担大都落在了中低收入阶层。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4000—5000元，在全国实行个税联网，不管应纳税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取得何种收入，都可以在月度的时限内进行累加并迅速计算出应纳税额。
考虑到我国财富的集中度极高，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第一代富翁大都面临财产继承问题，应该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我们要力争通过上述二次分配，使初次分配形成的基尼系数至少降低5个百分点，而不是相反进一步扩大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当务之急是把我国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1177元／月。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使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逐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政府要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赋，以便为企业劳动成本的增加留出一定的空间。
深化矿产融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
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过低，这不仅造成了对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使用，而且使得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油东流等工程会扩。大东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价格水平，绝对补偿费(可确定为5％左右)归中央政府，级差补偿费(15％左右)归地方政府，使西部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加快城市化进程
我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6.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
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这意味着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为此，我们必须推进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使城乡建设用地做到同地同权同价，打破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垄断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完善农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机制，允许和鼓励农民自主推进城市化，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落户的门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从而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总之，只有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共同富裕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真正体现，国家昌盛、民族振兴才有希望。
将收入分配列入“二五”规划和各级政府业绩考核体系
首先，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在2000年就越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现已接近或超过0.5。应，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到2020年再降到0.4以内。
其次，劳动报酣f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应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
再次，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快于国民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慢于国民收入增速。要确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最后，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据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其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中，约三分之一是政府垄断因素造成的。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差别应缩小到3倍以内，保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不要再继续扩大。
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
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保持企业收入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相应地降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政府能否将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一分为二时向居民倾斜，这既取决于政府的良知，也取决于政府能否稳定公务员工资和非工资性收入，压缩行政性开支，有效地解决“三公”问题，还取决于政府能否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把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民生倾斜，使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居民的消费和民间的投资。
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于行政费用的支出占18％之多，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费用的支出。这相当于美国9％的2倍，法国6％的3倍，日本近3％的6倍。大力压缩政府包括“三公”在内的行政性支出，就可以在政府财政收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将更大比重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
国有企业推出竞争性行业
必须打破政府对诸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对自然垄断行业要加强政府管制，国有企业要上交国家利润，央企要从房地产市场退出，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垄断企业高管和职工薪酬。
强化和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
1980年我国开征个税，作为起征点的800元是当时月平均工资的12倍；现在的2000元是月均工资的75％。这说明我国个税负担大都落在了中低收入阶层。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4000—5000元，在全国实行个税联网，不管应纳税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取得何种收入，都可以在月度的时限内进行累加并迅速计算出应纳税额。
考虑到我国财富的集中度极高，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第一代富翁大都面临财产继承问题，应该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我们要力争通过上述二次分配，使初次分配形成的基尼系数至少降低5个百分点，而不是相反进一步扩大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当务之急是把我国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1177元／月。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使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逐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政府要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赋，以便为企业劳动成本的增加留出一定的空间。
深化矿产融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
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过低，这不仅造成了对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使用，而且使得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油东流等工程会扩。大东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价格水平，绝对补偿费(可确定为5％左右)归中央政府，级差补偿费(15％左右)归地方政府，使西部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加快城市化进程
我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6.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
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这意味着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为此，我们必须推进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使城乡建设用地做到同地同权同价，打破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垄断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完善农地和宅基地的退出机制，允许和鼓励农民自主推进城市化，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落户的门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从而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总之，只有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共同富裕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真正体现，国家昌盛、民族振兴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