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2017年最为火热的新概念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中，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被列入2018年重点工作。
　　在此之前，11月初，广东省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锻炼在香港出席一场推介会时透露，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基本定稿，准备报国务院审批，争取年底公布。
　　一出生便风华正茂，用来形容粤港澳大湾区再合适不过。
　　有乐观的预测者已经公开表示，在不远的将来，粵港澳大湾区将会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湾区。
　　而在不少舆论看来，这一预测似乎也并不夸张。从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极为优越的基础：仅以对于湾区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球最密集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其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机场旅客年吞吐量，已位居四大湾区之首。
　　不过，体量巨大绝非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某种程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是湾区中的“特区”。
　　综观其他湾区，无不是在同一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唯有粤港澳大湾区，在湾区的十一城中，拥有着举世无双的多样性制度环境：不仅有“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自贸区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片区。
　　显然，多样化的制度环境给湾区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障碍，尤其是湾区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但独一无二的丰富制度环境，同样会带来独一无二的多元化优势。
　　在这一湾区中，既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也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世界制造中心，世界顶级的科创中心，既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建造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也可依托资本主义制度的现有体系，依靠自由港吸引全球的资本、人才等。因此，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为这一区域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为贸易和产业合作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
　　一个可以预期的前景是，如能不断提高湾区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协作和融合水平，不断发挥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的制度优越性，这个全世界湾区中制度环境最为特别的“特区”，将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