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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舜琴是我国著名画家李琦同志的父亲，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者，是山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1902年8月，李舜琴(原名李明正，字舜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净化村一户殷实的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一位前清时期的“拔贡”，饱读诗书，是这个家庭的最高统治者。他对子女十分专制、严厉，动辄体罚，舜琴虽是他惟一疼爱的长孙，但只要触犯了家规，也一样受体罚，这使李舜琴从小就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厌恶情绪。1915年，净化村成立了新式的初级小学，13岁的李舜琴考入了这所小学。读小学期间，李舜琴深受青年教师侯士敏的影响，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迪，忧国忧民，探求真理。1923年，由侯士敏介绍，正在河汾中学读书的李舜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彻底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6月，李舜琴受中共山西省委委派回到平遥，广泛发动群众，秘密进行建党活动，创建了平遥县第一个党支部。从20世纪30年代始，李舜琴作为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曾利用中学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曾参加筹办陕北公学，曾先后在晋察冀边区和察哈尔省委从事宣传工作；建国后，他一直在教育管理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舜琴在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坎坷。身处逆境之后，他信念不变，坚贞如初，更显其品格之高尚。本文讲述的便是这样两则故事。
在敌人的监狱里——坚贞不屈
1934年初，李舜琴以中共山西特委特派员身份到祁县传达中央《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决议案》。任务完成后，李舜琴返回太原，先到第一个联络点杜千秋家接头，邻居说，他们搬家了。他预感情况不妙，又去找第二个联络点，只见房门大开，灯火通明，房内乱七八糟。目睹这种情况，他知道张衡宇出事了，便立即离开这个危险区。第二天破晓，他离开太原重返祁县。在中共祁县县委帮助下，他搭车去了北京。
由于张衡宇被捕，导致太原党组织被破坏，特委老张和安道敦奔赴上海，李舜琴改名李宜明，由北京教联负责人王子平介绍到西山方谷园温泉中学栖身教书。
1934年，李舜琴接到党中央调他到上海的秘密信及路费，他立即只身奔赴上海。组织上分配李舜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代理宣传部长。直接领导他工作的是省委组织部长小李。由于小李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并被捕，1934年8月24日，李舜琴也被捕了。两三天后，小李和李舜琴在江苏国民党高等法院二分院法庭候审室中相遇，小李趁机告诉李舜琴：“我的情况敌人知道，出去后，请告诉党，我准备牺牲，你来上海日子不多，叛徒不认识，你坚决不要承认我们认识，没有事。”以后，他再未见过小李，很可能是为党为人民英勇就义了。
后来，李舜琴被转押到海宁路惠司捕房。在狱中，李舜琴的供词是：“我叫李宜明，山西省介休县人，原在北平温泉中学教国文，有北平户口。暑假后，到上海找孔祥熙的学生、我的同乡雷润生，想靠他在中央银行找个工作。我来上海时，雷已因公去日本，因生活无着，无奈，只好赁房给报社写点小说稿子，以求谋点生活费。”敌人逮捕李舜琴时，确实从他身上搜出一篇小说稿子。李舜琴这个口供，不管敌人后来如何严审，他始终没有改变。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第一次审问李舜琴和小李时，原江苏省委叛徒郑玉龙出庭证明小李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法官指着李舜琴问时，郑玉龙说他不认识。但是，从郑玉龙身后跳出另一个叛徒说：“李宜明是组织干事，新从北方调来，我曾给他发过生活费。”李舜琴知道这个叛徒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情况，所以，他义正词严地反问这个叛徒：“你既然和我会过面，又发过生活费，请说说时间、地点?”那个叛徒说：“今年5月10日，在大世界门口。”李舜琴斥责说：“尽是一派捏造，你胡言乱语什么!”他转身对审判员说：“请法院向北平市公安局去函调查，便会清楚5月10日我还在北平温泉中学教书。”那个叛徒又改口说是农历五月初十，把时间往后推了一个月。李舜琴向叛徒哈哈大笑说：“你休再狡辩，农历五月初十我仍然在北平温泉中学教书，请法院调查。”叛徒哑口无言。李舜琴和叛徒在法庭上的舌战，使敌人的阴谋彻底失败，法庭无可奈何地宣布退庭，待调查后再审。
一个月后，法庭第二次开庭。敌人不容分辩，公然宣布：“李宜明，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承认也是共产党员，不承认还是共产党员。这是法庭，不许犯人胡说。”李舜琴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审问过李舜琴两次，他都是把原来“编造”的口供照述一遍，敌人像发了疯的野兽，严刑拷打，但李舜琴始终不松口。当敌人再次严刑逼供时，进来一个自称北方老乡的人，叫李舜琴是“老先生”，把他引到另一个房间，和他谈起关于文学的问题，又谈到诗经。李舜琴知道这是敌人软硬兼施的圈套，便仍与敌人虚与周旋，侃侃而谈。李舜琴告诉那个“北方老乡”：“诗经上讲得清清楚楚，诗言志，歌诵言，声依韵，律和平”。“情动于衷而形于言……”那个人虽知李舜琴的确有点学问，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学点中国文学，于是又问李舜琴，平时最喜欢读些什么书，李舜琴给他谈起《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那位“老乡”却显得十分不耐烦，不让继续谈下去了。从此以后，李舜琴索性之乎者也，装扮成一个老学究的样子，迷惑敌人，弄得敌人毫无办法。
1935年3月2日，国民党派了一个副官，把方元吉(即方毅)、周生祥、李舜琴三人用两副镣铐连成一串，押上火车，解往苏州。在火车上，敌副官宣布了对他们的判词。对李舜琴的判词是：“李宜明，共产党员，虽无人证，也无物证，但在拘留期间，参加罢饭，反对自首，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两年零六个月徒刑，送苏州反省院。”人院后，李舜琴被编人研究组。按敌人规定，随同大家一起阅读《孙中山文集》，陈立夫的《唯生论》。每月送一篇学后文章。该院设有控制反省人员的“自治市”组织，沈一平当了市长，丁瓒(叛徒)当选为副市长。有一次，丁瓒提议要选李舜琴当反省院自治市秘书长，李舜琴严词拒绝，并大骂丁瓒：“你混蛋，我用不着像你那样反省!”由于这一事情的发生，反省院宣布把李舜琴的反省期延长了半年。
反省院查不出李舜琴的问题，住了将近一年，反省院梁莺让李舜琴取保。李舜琴提出了在南口机务段搞工程的一个同乡李光耀。1936年3月2日，李舜琴终于被释放出院。获释后，李舜琴星夜兼程返回北平，通过在北平市委工作的赵仲实接上了党的关系。
被下放回原籍——信念不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李舜琴被打成叛徒，开除党籍，每月只发给60元生活费，遣送原籍山西省平遥县劳动改造。这对于一个一生都视党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母亲的老共产党员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多少日子里，李舜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家里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熬不过这一关。可李舜琴却坚决地说：“放心吧，我永远不会走自杀这条路!”就这样，李舜琴凭着一种信念，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凭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硬挺了过来。 李舜琴住在了故乡净化村，虽然身处逆境，但始终没停止过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此期间，李舜琴还写了一些革命回忆录和长诗，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思想境界。如作于1972年冬的《遣送回乡有感》就是一首代表作，全诗如下：
七十老翁返故乡，策杖踏雪观音堂。
堂前古井今尚在，堂后碾槽依旧忙。
多情庭中双翠柏，挺拔出瓴傲风霜。
探头似迎归乡客，儿时情味也沧桑。
老翁欲溯生平事，崎岖道路有慨慷。
五龄此地拜蒙师，三字经是第一章。
世兄给个不倒翁，原是铅弹与黍穰。
亏他画笔能传神，矍铄矫健须眉张。
此翁形容宛若对，堂堂男儿志如钢。
历尽亿劫通三界，永忠人民永忠党。
天祥武穆何足论，马列主义放光芒。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窥见李舜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英雄气概。他自青年时离乡背井，投奔革命，一生坎坷不平，饱经沧桑。尤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更是受尽屈辱和迫害。但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对共产党耿耿忠心，对革命事业一丝不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如一，真正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至高情操和赤子之心。
李舜琴遣返故乡期间，看到家乡虽解放多年，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心里十分难受，便想方设法帮助所在生产队联系买马，在生产队的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李舜琴毫不犹豫地用自己补发的工资垫付了买马费用。直至现在，当地的村干部和乡亲们每提及此事，仍然感恩不尽。
李舜琴怀着无限信任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长信。不久，他平了反，复了职，回到北京。在李舜琴被遣送原籍期间，家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但他仍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天天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还鼓励自己的子孙们说：“我从加入共产党起，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属于党的，到死都不改变。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和人民，柳暗花明又一村嘛!绝不能因自己受到挫折就对党有怨气。”
李舜琴离休期间，在劝说一些老同志如何对待退居二线和离退休时，曾吟诗一首：
有进有退理自常，有进无退是自狂。
迟退早退是差距，荣退衰退不一般。
从来新旧在更迭，不变也得自衰亡。
劝君却勿老恋栈，认识规律心自宽。
李舜琴不仅一生的革命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就是他的生活琐事也让人感叹!
他常对孩子们说：“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前，我长年在外干革命工作，很少回老家，但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拉革命车不松套，干革命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呀!你们的爷爷对我有意见，说到‘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这个成语，意思是说我不孝顺，不如羊羔、乌鸦。”
孩子们从来没听过父母对国家、对党、对领袖发过一句牢骚话。尽管“大跃进”后的人民很苦，父亲更受到莫须有的批判，但他们从没说过一句“反”话。他们确实是共产党中的“铁杆”。
李舜琴一生廉洁奉公，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以权谋私，不允许子女和亲友们利用他的名义和关系去办个人的事情。他常对孩子们说：“我父亲虽是地主，但我当中学教员时每月挣150元现大洋，生活是不会成问题的。如果是为了个人享受，我是绝不会参加共产党的，人的一生应该为真理而奋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应该具有粉身碎骨也心甘的决心。”他的子女们上中学、上大学全是靠自己努力奋斗考上的，工作也是服从分配。他的大儿媳和几个孙子至今仍是农业户口。“文革”前，他有个孙子在工程兵部队锻炼，表现很好，当部队来人告知已决定发展他人党时，李舜琴却说：“不要着急，再考验一段时期为好。”结果，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孙子的入党问题也就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受李舜琴牵连，他被复员返乡。后来虽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但妻子、孩儿却留在山西老家，两地分居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李舜琴自己不去帮助解决，也不允许别人利用他的关系去活动。临去世时，他把这个孙子叫到床前说：“爷爷基本上是个好爷爷，当初部队上决定发展你入党时，我让他们多考验一段时期是为了对党负责，你要理解爷爷。你的夫妻分居问题，要依靠组织，好好工作，组织上会给你解决的。”
为了让孩子们永远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李舜琴和他的老伴阎林民早在1976年就联合给他们留下这样的遗嘱：
“我俩的孩子们：千万不能忘记你们的爸妈都是5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你们一定要为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咱家的根本。”
1979年4月11日，李舜琴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
1902年8月，李舜琴(原名李明正，字舜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净化村一户殷实的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一位前清时期的“拔贡”，饱读诗书，是这个家庭的最高统治者。他对子女十分专制、严厉，动辄体罚，舜琴虽是他惟一疼爱的长孙，但只要触犯了家规，也一样受体罚，这使李舜琴从小就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厌恶情绪。1915年，净化村成立了新式的初级小学，13岁的李舜琴考入了这所小学。读小学期间，李舜琴深受青年教师侯士敏的影响，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迪，忧国忧民，探求真理。1923年，由侯士敏介绍，正在河汾中学读书的李舜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彻底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6月，李舜琴受中共山西省委委派回到平遥，广泛发动群众，秘密进行建党活动，创建了平遥县第一个党支部。从20世纪30年代始，李舜琴作为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曾利用中学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曾参加筹办陕北公学，曾先后在晋察冀边区和察哈尔省委从事宣传工作；建国后，他一直在教育管理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舜琴在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坎坷。身处逆境之后，他信念不变，坚贞如初，更显其品格之高尚。本文讲述的便是这样两则故事。
在敌人的监狱里——坚贞不屈
1934年初，李舜琴以中共山西特委特派员身份到祁县传达中央《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决议案》。任务完成后，李舜琴返回太原，先到第一个联络点杜千秋家接头，邻居说，他们搬家了。他预感情况不妙，又去找第二个联络点，只见房门大开，灯火通明，房内乱七八糟。目睹这种情况，他知道张衡宇出事了，便立即离开这个危险区。第二天破晓，他离开太原重返祁县。在中共祁县县委帮助下，他搭车去了北京。
由于张衡宇被捕，导致太原党组织被破坏，特委老张和安道敦奔赴上海，李舜琴改名李宜明，由北京教联负责人王子平介绍到西山方谷园温泉中学栖身教书。
1934年，李舜琴接到党中央调他到上海的秘密信及路费，他立即只身奔赴上海。组织上分配李舜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代理宣传部长。直接领导他工作的是省委组织部长小李。由于小李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并被捕，1934年8月24日，李舜琴也被捕了。两三天后，小李和李舜琴在江苏国民党高等法院二分院法庭候审室中相遇，小李趁机告诉李舜琴：“我的情况敌人知道，出去后，请告诉党，我准备牺牲，你来上海日子不多，叛徒不认识，你坚决不要承认我们认识，没有事。”以后，他再未见过小李，很可能是为党为人民英勇就义了。
后来，李舜琴被转押到海宁路惠司捕房。在狱中，李舜琴的供词是：“我叫李宜明，山西省介休县人，原在北平温泉中学教国文，有北平户口。暑假后，到上海找孔祥熙的学生、我的同乡雷润生，想靠他在中央银行找个工作。我来上海时，雷已因公去日本，因生活无着，无奈，只好赁房给报社写点小说稿子，以求谋点生活费。”敌人逮捕李舜琴时，确实从他身上搜出一篇小说稿子。李舜琴这个口供，不管敌人后来如何严审，他始终没有改变。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第一次审问李舜琴和小李时，原江苏省委叛徒郑玉龙出庭证明小李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法官指着李舜琴问时，郑玉龙说他不认识。但是，从郑玉龙身后跳出另一个叛徒说：“李宜明是组织干事，新从北方调来，我曾给他发过生活费。”李舜琴知道这个叛徒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情况，所以，他义正词严地反问这个叛徒：“你既然和我会过面，又发过生活费，请说说时间、地点?”那个叛徒说：“今年5月10日，在大世界门口。”李舜琴斥责说：“尽是一派捏造，你胡言乱语什么!”他转身对审判员说：“请法院向北平市公安局去函调查，便会清楚5月10日我还在北平温泉中学教书。”那个叛徒又改口说是农历五月初十，把时间往后推了一个月。李舜琴向叛徒哈哈大笑说：“你休再狡辩，农历五月初十我仍然在北平温泉中学教书，请法院调查。”叛徒哑口无言。李舜琴和叛徒在法庭上的舌战，使敌人的阴谋彻底失败，法庭无可奈何地宣布退庭，待调查后再审。
一个月后，法庭第二次开庭。敌人不容分辩，公然宣布：“李宜明，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承认也是共产党员，不承认还是共产党员。这是法庭，不许犯人胡说。”李舜琴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审问过李舜琴两次，他都是把原来“编造”的口供照述一遍，敌人像发了疯的野兽，严刑拷打，但李舜琴始终不松口。当敌人再次严刑逼供时，进来一个自称北方老乡的人，叫李舜琴是“老先生”，把他引到另一个房间，和他谈起关于文学的问题，又谈到诗经。李舜琴知道这是敌人软硬兼施的圈套，便仍与敌人虚与周旋，侃侃而谈。李舜琴告诉那个“北方老乡”：“诗经上讲得清清楚楚，诗言志，歌诵言，声依韵，律和平”。“情动于衷而形于言……”那个人虽知李舜琴的确有点学问，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学点中国文学，于是又问李舜琴，平时最喜欢读些什么书，李舜琴给他谈起《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那位“老乡”却显得十分不耐烦，不让继续谈下去了。从此以后，李舜琴索性之乎者也，装扮成一个老学究的样子，迷惑敌人，弄得敌人毫无办法。
1935年3月2日，国民党派了一个副官，把方元吉(即方毅)、周生祥、李舜琴三人用两副镣铐连成一串，押上火车，解往苏州。在火车上，敌副官宣布了对他们的判词。对李舜琴的判词是：“李宜明，共产党员，虽无人证，也无物证，但在拘留期间，参加罢饭，反对自首，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两年零六个月徒刑，送苏州反省院。”人院后，李舜琴被编人研究组。按敌人规定，随同大家一起阅读《孙中山文集》，陈立夫的《唯生论》。每月送一篇学后文章。该院设有控制反省人员的“自治市”组织，沈一平当了市长，丁瓒(叛徒)当选为副市长。有一次，丁瓒提议要选李舜琴当反省院自治市秘书长，李舜琴严词拒绝，并大骂丁瓒：“你混蛋，我用不着像你那样反省!”由于这一事情的发生，反省院宣布把李舜琴的反省期延长了半年。
反省院查不出李舜琴的问题，住了将近一年，反省院梁莺让李舜琴取保。李舜琴提出了在南口机务段搞工程的一个同乡李光耀。1936年3月2日，李舜琴终于被释放出院。获释后，李舜琴星夜兼程返回北平，通过在北平市委工作的赵仲实接上了党的关系。
被下放回原籍——信念不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李舜琴被打成叛徒，开除党籍，每月只发给60元生活费，遣送原籍山西省平遥县劳动改造。这对于一个一生都视党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母亲的老共产党员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多少日子里，李舜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家里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熬不过这一关。可李舜琴却坚决地说：“放心吧，我永远不会走自杀这条路!”就这样，李舜琴凭着一种信念，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凭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硬挺了过来。 李舜琴住在了故乡净化村，虽然身处逆境，但始终没停止过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此期间，李舜琴还写了一些革命回忆录和长诗，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思想境界。如作于1972年冬的《遣送回乡有感》就是一首代表作，全诗如下：
七十老翁返故乡，策杖踏雪观音堂。
堂前古井今尚在，堂后碾槽依旧忙。
多情庭中双翠柏，挺拔出瓴傲风霜。
探头似迎归乡客，儿时情味也沧桑。
老翁欲溯生平事，崎岖道路有慨慷。
五龄此地拜蒙师，三字经是第一章。
世兄给个不倒翁，原是铅弹与黍穰。
亏他画笔能传神，矍铄矫健须眉张。
此翁形容宛若对，堂堂男儿志如钢。
历尽亿劫通三界，永忠人民永忠党。
天祥武穆何足论，马列主义放光芒。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窥见李舜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英雄气概。他自青年时离乡背井，投奔革命，一生坎坷不平，饱经沧桑。尤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更是受尽屈辱和迫害。但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对共产党耿耿忠心，对革命事业一丝不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如一，真正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至高情操和赤子之心。
李舜琴遣返故乡期间，看到家乡虽解放多年，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心里十分难受，便想方设法帮助所在生产队联系买马，在生产队的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李舜琴毫不犹豫地用自己补发的工资垫付了买马费用。直至现在，当地的村干部和乡亲们每提及此事，仍然感恩不尽。
李舜琴怀着无限信任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长信。不久，他平了反，复了职，回到北京。在李舜琴被遣送原籍期间，家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但他仍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天天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还鼓励自己的子孙们说：“我从加入共产党起，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属于党的，到死都不改变。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和人民，柳暗花明又一村嘛!绝不能因自己受到挫折就对党有怨气。”
李舜琴离休期间，在劝说一些老同志如何对待退居二线和离退休时，曾吟诗一首：
有进有退理自常，有进无退是自狂。
迟退早退是差距，荣退衰退不一般。
从来新旧在更迭，不变也得自衰亡。
劝君却勿老恋栈，认识规律心自宽。
李舜琴不仅一生的革命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就是他的生活琐事也让人感叹!
他常对孩子们说：“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前，我长年在外干革命工作，很少回老家，但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拉革命车不松套，干革命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呀!你们的爷爷对我有意见，说到‘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这个成语，意思是说我不孝顺，不如羊羔、乌鸦。”
孩子们从来没听过父母对国家、对党、对领袖发过一句牢骚话。尽管“大跃进”后的人民很苦，父亲更受到莫须有的批判，但他们从没说过一句“反”话。他们确实是共产党中的“铁杆”。
李舜琴一生廉洁奉公，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以权谋私，不允许子女和亲友们利用他的名义和关系去办个人的事情。他常对孩子们说：“我父亲虽是地主，但我当中学教员时每月挣150元现大洋，生活是不会成问题的。如果是为了个人享受，我是绝不会参加共产党的，人的一生应该为真理而奋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应该具有粉身碎骨也心甘的决心。”他的子女们上中学、上大学全是靠自己努力奋斗考上的，工作也是服从分配。他的大儿媳和几个孙子至今仍是农业户口。“文革”前，他有个孙子在工程兵部队锻炼，表现很好，当部队来人告知已决定发展他人党时，李舜琴却说：“不要着急，再考验一段时期为好。”结果，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孙子的入党问题也就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由于受李舜琴牵连，他被复员返乡。后来虽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但妻子、孩儿却留在山西老家，两地分居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李舜琴自己不去帮助解决，也不允许别人利用他的关系去活动。临去世时，他把这个孙子叫到床前说：“爷爷基本上是个好爷爷，当初部队上决定发展你入党时，我让他们多考验一段时期是为了对党负责，你要理解爷爷。你的夫妻分居问题，要依靠组织，好好工作，组织上会给你解决的。”
为了让孩子们永远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李舜琴和他的老伴阎林民早在1976年就联合给他们留下这样的遗嘱：
“我俩的孩子们：千万不能忘记你们的爸妈都是5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你们一定要为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咱家的根本。”
1979年4月11日，李舜琴病逝于北京，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