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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6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均以此为标杆而践行。而“稳定币值”则是央行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例如，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第3条就简洁的表述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如何兼顾这四大政策目标间彼此轻重缓急的关系，达到一种互相兼顾彼此照应的平衡关系，这实在是一门高深的技艺。
记得在20多年前，大学里老师讲授“国际收支平衡表”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说的是一国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几大部分组成，即“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平衡与遗漏项目”；表中无论前两项的数据相抵如何变化（流入大于流出为正，反之为负），而第三项即是根据前两项相抵的结果填上拾遗补缺的数据，因此设计出的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永远都会是平衡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纯粹的数字平衡填空游戏，在英文里“balance”既有“平衡”也有“余额”的含义。
换言之，经济平衡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静止状态实际上达不到。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改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水平提高，都要求以经济增长为前提。
量化宽松限度在哪里？
纵观百年来央行发展史，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中，“币值稳定”一直是中央银行践行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
较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财政透支发行货币而后又悉数收回的历史。
根据1840年通过的《独立国库法》（the Independent Treasury Act）规定，国家货币只能以黄金为基础发行。但战争爆发，为筹措经费，1862年2月，国会不得已通过了《法币法》（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无息、且不可兑赎金银硬币的绿背纸币。1862至1864年，联邦政府共三次发行这种无金银支持的信用货币，总额是4.5亿美元。
尽管战时经费拮据迫使财政部发行了大量绿背纸币，但执政的共和党人却将此看作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原计划一旦战争结束，则立即收回绿背纸币。
彼时的农场主曾经是黄金货币的信徒，反对发行任何形式的纸币。但是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农场主的诉求却发生了深刻变化。此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随着农业商品化浪潮消失，原来不那么需要钱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前所未有地需要更多的钱来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以扩大再生产。
巧合的是内战结束后，美国农业进入了长达30年的萧条期，谷物价格连年下降。农民认为价格下降是由于货币量不足引起的。如果货币供给增加，价格就会自动上升。
于是，他们转而要求联邦政府印制更多的绿背纸币，鼓吹货币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要求获得更多的周转货币和廉价信贷。
多名学者也主张联邦政府根据农民和劳工的需要，摆脱黄金储备量的限制，直接发行信用纸币，实现通货膨胀，以刺激农产品价格上涨，减轻农民债务负担。
然而，美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授权财政部于1879年1月1日起，以每盎司20美元的战前平价，用黄金收兑绿背纸币。
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元超发以恢复金本位制而结束。当时货币当局的自我克制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历史不会是简单地重复。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墨守成规地追求币值稳定的美联储吃尽苦头，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回顾1929-1933年的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政治经济学家们尽管可以在各方面对这场浩劫寻找因果关系，正统的教科书上提及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推论。
但现实是，一方面，商品大量过剩，牛奶倾倒入河，饥饿受冻的市民们失去工作，却又无钱购买食品；而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难以为继，资金链断裂，接连倒闭。很显然，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稀缺。这是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制度下的重大缺陷，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严重失职。但是美联储捍卫币值的冷漠却又无可厚非，毕竟在金本位制下的法律条文是这样清楚地限定，纸币的发行以黄金的库存量为限。
换言之，金本位制度下，决无货币滥发、超发的可能。
令人们欣慰的是，2008年同样是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没有重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严重的资金链断裂和众多商品供过于求遭销毁、企业如多米诺骨牌倾倒的惨相。这首先得益于央行货币制度上的巨大变化，即货币的发行不再与产量有限的黄金挂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央行可以毫无顾虑地发行基础货币、向市场注水——量化宽松。纵使经济社会避免了一场灾难，但泡沫爆破后的去杠杆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复苏何日可期？
由是，量化宽松的限度在哪里，央行的调控尺度如何拿捏？
量化管理的左右为难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量分析——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可以设置很多数字模型，乃至对经济波动范围的长度和宽度——一切都是可以用量化指标表示的。
例如，美联储就在2012年12月份的会议上首次宣布作为货币政策伸缩的“数据标杆”：只要预期的通胀率低于2.5%，便将利率保持低位，直到失业率降至6.5%以下，市场出现明显好转。
美联储在声明中称，即使在政策退出时，也会综合考虑最大就业和2%通胀水平的双重目标，采取更为平衡的退出手段。
2013年2月14日，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跟进，宣布若干可以“量化”的政策目标：将其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进一步增加至10万亿日元（达到65万亿日元）。并且明确表示了一个中长期通胀水平的“2%目标”，直到认为满意的物价走势出现为止。
中国近年也参照美、日诸国央行的做法将四大政策目标进行量化管理，例如将2013年CPI目标设定在3.5%的水平附近，将GDP设定为7.5%的目标水平。 但是，中国央行在平衡兼顾这四大政策目标上却不顺利，甚至是顾此失彼、左右为难。
这首先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研究与决策是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法，甚至在重大决策上缺乏相应的法律程序与充分论证，例如2009年“四万亿”投资的仓促实施。
其次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严重失真。例如2012年末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2012年初步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
再就是中国与欧美日在经济发展周期上严重错位。中国的通胀年年稳步向上，而欧美诸国却是防止通缩。中国的GDP可以10%以上速度狂涨，欧美的经济增长却是那么孱弱无力，甚至摊上了“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不到1.0%，年均增长率为负值。
在兼顾就业上，也无法进行量化指标的核定。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
城市化过程差异而导致不同结果。例如在 “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中国参照的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而欧美诸国在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当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这样的失业率统计比较直观。
但中国的情况特殊，例如一个来自西北某省的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工厂打工，某日该厂关闭了，失去了工作的他应该纳入失业数据的统计，然而他回到家乡种地，是否也该计入（农民）就业数据的统计呢？
退而求其次，中国的就业数据是以经济增长率替代的，例如2008年的经济增长下降到6.5%，其背后的现象是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由此带来社会的维稳问题，于是 “四万亿”紧急出台，并提出“保八”的口号。
国际公认的贸易顺差占GDP比例的合理区间为3%以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8年最高点时曾占中国GDP的6.7%，在2010年降为3.2%，再到2012年的2.2%。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对平衡。
但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目前的国际收支资产负债结构导致如下错配结果：
资产方面：现金、债券为主，期限短，变现力强，安全性低，流动性高，收益率低。
负债方面：实体投资为主，期限长，变现力弱，安全性高，流动性低，收益率高。
简言之，规模宏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分享了中国经济数十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而中国收益率较低的外储资产则不断被西方债务危机下的货币贬值所侵蚀，这是一种貌似（资产与负债）平衡下的严重失衡。
平衡只是一种理想
诚然，“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既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国政府依法施政、惠及民生的至高追求。用动态的眼光看，其彼此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某种相辅相成的必然联系。例如凝固而僵化的“币值稳定”有碍于经济的活跃与增长，而“适度的通胀”则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一般情况下，通胀率与就业率成正比；经济的较快增长也有利于充分就业的实施。
但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这四大目标的均衡实施只是一种理想状况，而现实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却是有规律地交替着，形成独特的“经济周期”，这显然是告诫人们，经济波动会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及再繁荣的步骤。
假如我们承认这种周期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找到周期背后的决定因素，并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社会的波动，甚至退而求其次地延长繁荣期、缩短衰退期、避免萧条期。
自1825年7月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百余年来全球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目标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的兼顾进行殚思极虑的探索，发表了浩如繁星的论文与晦涩高深的宏篇巨著，成就了一批经济理论大家、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各领风骚轮番登场各类经济学流派，也涌现一大批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如何做到兼顾四大政策目标的彼此协调、平衡，避免下一场危机的出现呢，这才是最现实又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近期的一篇谈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文章论点让我印象深刻。
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相对（整个世界经济规模）较小的损失，竟然造成了如此大的恐慌；在高杠杆比率下经营的各大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竟如此薄弱；需求的下跌竟然如此急剧；市场的均衡恢复能力，在重新平衡劳动力市场供求方面竟如此无力。
令我感到更震惊的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们在应对未来冲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孱弱无力。
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有效市场”理论家，而是需要更多专注于微观架构、限制套利行为以及认知偏向性的研究者。我们也不需要一大批“均衡商业周期”的理论家，而是需要更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的信徒。
然而，如何兼顾这四大政策目标间彼此轻重缓急的关系，达到一种互相兼顾彼此照应的平衡关系，这实在是一门高深的技艺。
记得在20多年前，大学里老师讲授“国际收支平衡表”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说的是一国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几大部分组成，即“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平衡与遗漏项目”；表中无论前两项的数据相抵如何变化（流入大于流出为正，反之为负），而第三项即是根据前两项相抵的结果填上拾遗补缺的数据，因此设计出的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永远都会是平衡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纯粹的数字平衡填空游戏，在英文里“balance”既有“平衡”也有“余额”的含义。
换言之，经济平衡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静止状态实际上达不到。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改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水平提高，都要求以经济增长为前提。
量化宽松限度在哪里？
纵观百年来央行发展史，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中，“币值稳定”一直是中央银行践行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
较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财政透支发行货币而后又悉数收回的历史。
根据1840年通过的《独立国库法》（the Independent Treasury Act）规定，国家货币只能以黄金为基础发行。但战争爆发，为筹措经费，1862年2月，国会不得已通过了《法币法》（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无息、且不可兑赎金银硬币的绿背纸币。1862至1864年，联邦政府共三次发行这种无金银支持的信用货币，总额是4.5亿美元。
尽管战时经费拮据迫使财政部发行了大量绿背纸币，但执政的共和党人却将此看作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原计划一旦战争结束，则立即收回绿背纸币。
彼时的农场主曾经是黄金货币的信徒，反对发行任何形式的纸币。但是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农场主的诉求却发生了深刻变化。此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随着农业商品化浪潮消失，原来不那么需要钱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前所未有地需要更多的钱来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以扩大再生产。
巧合的是内战结束后，美国农业进入了长达30年的萧条期，谷物价格连年下降。农民认为价格下降是由于货币量不足引起的。如果货币供给增加，价格就会自动上升。
于是，他们转而要求联邦政府印制更多的绿背纸币，鼓吹货币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要求获得更多的周转货币和廉价信贷。
多名学者也主张联邦政府根据农民和劳工的需要，摆脱黄金储备量的限制，直接发行信用纸币，实现通货膨胀，以刺激农产品价格上涨，减轻农民债务负担。
然而，美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授权财政部于1879年1月1日起，以每盎司20美元的战前平价，用黄金收兑绿背纸币。
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元超发以恢复金本位制而结束。当时货币当局的自我克制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历史不会是简单地重复。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墨守成规地追求币值稳定的美联储吃尽苦头，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回顾1929-1933年的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政治经济学家们尽管可以在各方面对这场浩劫寻找因果关系，正统的教科书上提及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推论。
但现实是，一方面，商品大量过剩，牛奶倾倒入河，饥饿受冻的市民们失去工作，却又无钱购买食品；而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难以为继，资金链断裂，接连倒闭。很显然，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稀缺。这是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制度下的重大缺陷，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严重失职。但是美联储捍卫币值的冷漠却又无可厚非，毕竟在金本位制下的法律条文是这样清楚地限定，纸币的发行以黄金的库存量为限。
换言之，金本位制度下，决无货币滥发、超发的可能。
令人们欣慰的是，2008年同样是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没有重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严重的资金链断裂和众多商品供过于求遭销毁、企业如多米诺骨牌倾倒的惨相。这首先得益于央行货币制度上的巨大变化，即货币的发行不再与产量有限的黄金挂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央行可以毫无顾虑地发行基础货币、向市场注水——量化宽松。纵使经济社会避免了一场灾难，但泡沫爆破后的去杠杆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复苏何日可期？
由是，量化宽松的限度在哪里，央行的调控尺度如何拿捏？
量化管理的左右为难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量分析——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可以设置很多数字模型，乃至对经济波动范围的长度和宽度——一切都是可以用量化指标表示的。
例如，美联储就在2012年12月份的会议上首次宣布作为货币政策伸缩的“数据标杆”：只要预期的通胀率低于2.5%，便将利率保持低位，直到失业率降至6.5%以下，市场出现明显好转。
美联储在声明中称，即使在政策退出时，也会综合考虑最大就业和2%通胀水平的双重目标，采取更为平衡的退出手段。
2013年2月14日，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跟进，宣布若干可以“量化”的政策目标：将其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进一步增加至10万亿日元（达到65万亿日元）。并且明确表示了一个中长期通胀水平的“2%目标”，直到认为满意的物价走势出现为止。
中国近年也参照美、日诸国央行的做法将四大政策目标进行量化管理，例如将2013年CPI目标设定在3.5%的水平附近，将GDP设定为7.5%的目标水平。 但是，中国央行在平衡兼顾这四大政策目标上却不顺利，甚至是顾此失彼、左右为难。
这首先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研究与决策是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法，甚至在重大决策上缺乏相应的法律程序与充分论证，例如2009年“四万亿”投资的仓促实施。
其次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严重失真。例如2012年末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2012年初步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
再就是中国与欧美日在经济发展周期上严重错位。中国的通胀年年稳步向上，而欧美诸国却是防止通缩。中国的GDP可以10%以上速度狂涨，欧美的经济增长却是那么孱弱无力，甚至摊上了“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不到1.0%，年均增长率为负值。
在兼顾就业上，也无法进行量化指标的核定。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
城市化过程差异而导致不同结果。例如在 “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中国参照的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而欧美诸国在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当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这样的失业率统计比较直观。
但中国的情况特殊，例如一个来自西北某省的农民工在珠三角的工厂打工，某日该厂关闭了，失去了工作的他应该纳入失业数据的统计，然而他回到家乡种地，是否也该计入（农民）就业数据的统计呢？
退而求其次，中国的就业数据是以经济增长率替代的，例如2008年的经济增长下降到6.5%，其背后的现象是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由此带来社会的维稳问题，于是 “四万亿”紧急出台，并提出“保八”的口号。
国际公认的贸易顺差占GDP比例的合理区间为3%以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8年最高点时曾占中国GDP的6.7%，在2010年降为3.2%，再到2012年的2.2%。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对平衡。
但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目前的国际收支资产负债结构导致如下错配结果：
资产方面：现金、债券为主，期限短，变现力强，安全性低，流动性高，收益率低。
负债方面：实体投资为主，期限长，变现力弱，安全性高，流动性低，收益率高。
简言之，规模宏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分享了中国经济数十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而中国收益率较低的外储资产则不断被西方债务危机下的货币贬值所侵蚀，这是一种貌似（资产与负债）平衡下的严重失衡。
平衡只是一种理想
诚然，“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既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国政府依法施政、惠及民生的至高追求。用动态的眼光看，其彼此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某种相辅相成的必然联系。例如凝固而僵化的“币值稳定”有碍于经济的活跃与增长，而“适度的通胀”则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一般情况下，通胀率与就业率成正比；经济的较快增长也有利于充分就业的实施。
但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这四大目标的均衡实施只是一种理想状况，而现实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却是有规律地交替着，形成独特的“经济周期”，这显然是告诫人们，经济波动会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及再繁荣的步骤。
假如我们承认这种周期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找到周期背后的决定因素，并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社会的波动，甚至退而求其次地延长繁荣期、缩短衰退期、避免萧条期。
自1825年7月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百余年来全球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目标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的兼顾进行殚思极虑的探索，发表了浩如繁星的论文与晦涩高深的宏篇巨著，成就了一批经济理论大家、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各领风骚轮番登场各类经济学流派，也涌现一大批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如何做到兼顾四大政策目标的彼此协调、平衡，避免下一场危机的出现呢，这才是最现实又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近期的一篇谈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文章论点让我印象深刻。
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相对（整个世界经济规模）较小的损失，竟然造成了如此大的恐慌；在高杠杆比率下经营的各大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竟如此薄弱；需求的下跌竟然如此急剧；市场的均衡恢复能力，在重新平衡劳动力市场供求方面竟如此无力。
令我感到更震惊的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们在应对未来冲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孱弱无力。
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有效市场”理论家，而是需要更多专注于微观架构、限制套利行为以及认知偏向性的研究者。我们也不需要一大批“均衡商业周期”的理论家，而是需要更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