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只有两个女儿——姐姐和我。姐姐1931年出生，我1942年出生，两人相差这么多，有几分像姐妹，也有几分像母女。
　　姐姐19岁参加工作，我从小跟姐姐在县城读书。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姐姐调到县一中教导处工作。姐姐写得一手好字，有人赞叹说，看她的字真是一种享受。姐姐的钢板刻得极好，蝇头小楷匀称刚劲，因用力均匀，印出的字迹清晰美观，每到考试期间，全校20多个班级的各科试卷，都由姐姐日夜兼程刻出，再用油印机印好，姐姐为此多日彻夜不眠，但她从无怨言。
　　平日里，她总是站在半个墙壁大的全校课程表前排课，上面挂满写有各科的小木牌。有的老师需要调课，她伸手就把小木牌交换好，从来不会发生冲突。图书馆老师生孩子，她自愿去顶替，每到课外活动时就去为全校同学服务。我常想在图书馆工作真好，可以随便看各种书，工作还轻松。姐姐认真地对我说，图书馆工作很繁顼，很辛苦，“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句话，令我受益终生。
　　三年困难时期，姐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和姐夫被调到远离县城的乡村中学教书。当时我在一中读高中，每到周六，我会步行30多里去姐姐家过周末。我饿得头晕眼花，走在路上就想，死亡是什么滋味？想必它总不如饥饿更可怕吧。那时一中学生每天两顿饭，早饭有时是两个比拳头还小的地瓜面做的空心窝窝头，有时是每班一木箱地瓜干稀粥，每人可分到一碗，分完后由生活委员点名，看轮到谁去刮木箱中的残余，这样可多吃小半碗稀粥。这等好事，40多天才能轮到一次，上课时脑子开小差最多的，就是算计还有几天可以轮到我刮箱子。下午是一碗白面稀粥，农民叫“照人汤”，因为它稀得可以当镜子用。学生们年轻好动，正值身体疯长的阶段，每人、每时、每刻都在饥饿中煎熬。
　　到了姐姐家，连饿加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姐姐再难，也会在星期六等我，给我留一块煎饼或半碗粥。可怜姐姐家的那点口粮，还要接济两头的老人，而我惦记的却只是自己的肚子。现在，我每读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流泪，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怎解其中真味。
　　有一次周六，还没上路已饥肠辘辘了，一路上我直冒虚汗，磨蹭了几个小时，傍晚终于到了姐姐家，正好赶上学校的老师会餐一只野兔。饥饿的老师们谋划多日后，终于抓住了一只野兔，它闹得老师们比参加国宴还兴奋。姐姐爱怜地看看我，去了一会就回来了，原来她把第一块兔肉含在嘴里，装着有事离开了，跑回家来把肉送到我嘴里。兔肉有核桃般大小，一到我口中，全部思维都集中在已进入美妙天堂的舌头上，香得我有些眩晕，总舍不得咽下，最后舌根还香了老半天。
　　这更激起了我的欲望，就是一脸盆兔肉我也能一气吃下。我想，这时我的眼睛里，一定有了食肉动物的凶光。但姐姐回到餐桌时，却连一滴肉汤也没有了，十几位老师早把肉盆用水刷了几遍。当姐姐再次返回家中，5岁和3岁的外甥好像嗅到了什么，一齐向我扑来，一再追问我吃的是什么。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心疼地打量着两个孩子：柔弱细小的四肢，稀疏的黄发，大脑壳上暴露的一条条小蚯蚓般的青筋，张望我嘴巴时那可怜巴巴的眼神……
　　庆幸的是，两个孩子并没有因饥饿而影响智商，女孩走上了写作之路，男孩则成了国内外知名的雕塑家，连续四次捧走了国际雕塑大赛的最高奖杯。一块兔肉，让我见到了姐姐那颗宝石般的心，此后，我用整整一生消化这块兔肉。现在每当我旧事重提，一米八的外甥就朗声大笑：“小姨，我不记得有这事了！”
　　后来成了家，我们姐妹分居两地，相见的机会少了。那时没有电话，我们全靠书信交流，姐姐一直遥遥关注着我。姐姐的业余爱好是剪纸，在她的影响和引领下，我也迷上了剪纸创作，我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发表时，姐姐比我还兴奋。我订阅了剪纸报刊与姐姐分享，与姐姐一起参加各地的作品展，1996年春节，县文化馆举办了“孙桂芬、孙枫玲姐妹剪纸艺术展”。我们的剪纸作品，经常在全国的展览中获奖并被国际友人收藏。
　　姐姐在生活上十分俭朴，吃穿都像苦行僧。多年来，她的儿女总是苦口婆心地开导她，要学会享受，但全是对牛弹琴。姐姐对奢华、浪费、轻浮深恶痛绝，她的观点一生未变：“我生活得太好了，比工人、农民强得太多了。”
　　属羊的姐姐已78岁，我也年过花甲，一对老姐妹都已白发苍苍，绵绵姐妹情像无声的河流，脉脉地流淌了60多年。近年姐姐身体欠佳，我每隔几天就去看望她，本来就不善言谈的姐姐说起话来有些吃力，但思路惊人地清晰。有时我们相对而坐，目光的交流代替了语言，慈爱从姐姐的眼里流出，沧桑留在了心底。从我记事以来，无数次读这双美丽的眼睛，我没有读到过威严、嫉妒、蔑视、愤怒、仇恨、张扬和谄媚，而只读到了坦荡、安静、柔和、忍让、谦退、高贵与善良。姐姐经历了自抗战开始的战乱，经历了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滚滚红尘中，有太多的眼睛变得空洞、黯淡、浑浊甚至凶恶，但姐姐的眼睛一直清澈。我经常想，要有怎样纯净的生命之火和怎样的自爱与修持，才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点亮这样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