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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走向紧张与对抗，但随之而来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国共两党党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意缓和两党关系。蒋介石提出面晤毛泽东的意愿，而毛泽东也以真切的心情，积极地予以回应。虽然这次毛蒋会晤因故最终没有实现，但却为1945年的重庆谈判埋下了伏笔。
共产国际希望国共两党和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共统一战线几近破裂。国民党内有人主张一鼓作气，继续实施军事“剿共”。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他清楚地意识到，尽管国共力量对比悬殊，但要军事解决，尚不是良策。况且，中共的背后还有强大的苏联，贸然用兵，无疑会授之以柄，甚至会中止其援华物资。更重要的是，英美西方大国也极不愿中国此时发生内战。时下，日军大举进攻，总不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蒋介石有自己的算盘，那就是“争取时间，充分准备”，即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建起一个又一个碉堡，实行全面的封锁，然后再等待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
可毛泽东却计高一筹，以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封锁为由彻底摆脱束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筹军饷。并且在敌后发展武装力量，扩拓根据地的范围。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天机算尽，却抓了一个烫手山芋，对共产党竟然是硬不得，软不得，剿不得，抚不得，倍感头疼。
就在此时，世界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事件。这就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的格局由此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局势也深受其影响。苏德战争的爆发，迫使苏联要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强敌，而把东线遏制日本的军事威胁，全都寄托在中国身上。斯大林惟恐国共两党关系闹僵，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41年12月，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给中共发来指示电说：“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的误会，加强中国人民的团结，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国际风云骤变，国共两党也都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的决策。1941年12月12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决定“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即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与此不过几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太平洋战争后的战略方针时，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因受制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有所限制，因此，两党关系不致决裂。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所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
尽管蒋、毛都有改良两党关系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人，尤其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所能认同，这些人继续给共产党泼污水，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据理一一驳斥，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远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对周恩来的言论很不放心，以为会给国共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遂于1942年6月16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
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助长了挑衅者的气焰，……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
毛泽东复电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无论是抗战中还是抗战后，国共两党均应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商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及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蒋介石提出在西安会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21天，3年前在苏联养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突然回国。林彪名义上在苏联养伤，实际上担当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疏通联络的重要角色。有着这样国际背景的人物，恰在如此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回国，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认为，林彪的回国必定有着苏联的意图，苏联是不愿国共刀兵相见，从而使日本乘机从东线向苏联发起进攻。基于这样的思考，蒋介石对林彪回国有极大的兴趣，当即给西安、兰州的党政军首领下令，林彪途经各地不得为难，一路绿灯。
1942年1月5日，林彪到达兰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自出面宴请。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也亲自宴请。当晚，林彪与延安联系，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此时，中共敌后根据地正面临空前的困难，需要一个喘息的时机。毛泽东当即告诉林彪：“你要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是向我们抛绣球，你要相机行事。” 并特意叮嘱林彪安心地在西安住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回延安。
林彪在西安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党政军人物，担当起缓和国共关系的“亲善大使”的角色。1月31日，胡宗南与林彪作了一次长谈。林彪对胡宗南说：“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中国“必胜的前提是国共亲密合作，并肩抗战，抗战建国”。
林彪坦诚地告诉胡宗南，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共产党不怀疑三民主义，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统一军令、政令。
胡宗南对林彪所言抱有同感，夸奖是“新言论”，当即表示，我将尽我所能，调整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就在林彪还在西安期间，胡宗南主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中共干部送医诊病，还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给林彪送来大批的军事书籍。 如果不是林彪的堂兄，也是他的引路人林育英（即张浩，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病危，林彪还可在西安滞留一些时日。林彪2月12日赶回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对于林彪在兰州、西安等地的工作，他极为满意。
英、美、苏三大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的空前团结，逼迫蒋介石必须要转变以前的思维，变反共为和共，以维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转告蒋介石：中国在3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后又进一步表示：美国所给予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赞赏中国5年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西方大国的态度，是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所必须顾及和遵循的。
1942年4月29日，日本占领缅甸腊戍，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物资的唯一动脉滇缅公路被切断。此时，外援运输走苏联的陆路，是最安全便捷的了。这就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改善对苏关系，又必然牵涉到与中共保持友善的态度。
国际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内局势。蒋介石于7月21日和8月14日，两次约见周恩来，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蒋介石对国共友善更表现出少有的诚恳态度，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为着“好好解决”国内问题，他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周恩来认为会晤时机尚未成熟
1942年8月14日，在蒋介石表示欲见毛泽东的当日，周恩来就电告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所以，目前毛泽东不宜与蒋介石会见。作为回应，他提出两条办法供中共中央参考：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蒋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毛泽东对此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他想到西安见蒋介石。不巧的是，他正在患感冒，所以，只得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彪）或朱（德）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8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谈见蒋的事情：“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此时，周恩来还是不赞成毛泽东见蒋，只得又给毛泽东去电，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派林彪先去西安见蒋介石，根据具体情况再确定毛泽东是否去见蒋介石。毛泽东却着急了，看着苏联和英美西方大国的日益接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空前的团结统一，中国的政治前途，也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必然因之而发生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犹豫，应采取相应的姿态，立即去见蒋介石。8月29日和9月3日，毛泽东相继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提见蒋的意见：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也是值得的。”
周恩来却不这样认为，他在重庆与国民党的接触中，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指出毛泽东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9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文，详细地陈述其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领导，尤其对毛、朱，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众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的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的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留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也认为周恩来的这些话不无道理，遂服从了政治局的决定。但是，毛泽东见蒋的心情仍是挥之不去，9月11日，他又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次强调见蒋的愿望。
双方分歧使会晤终未实现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林彪担任毛蒋见面前的先行官，并于1942年9月17日到达西安。蒋介石因急事从西安返重庆，行前，他让胡宗南捎话，到重庆再面谈。毛泽东给林彪发来电报，嘱咐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洽，关系疏通后再去重庆。毛泽东还告知林彪：“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问题，极力表示好意。”
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逗留的一个月时间内，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 双方寒暄后，便谈到正题。林彪说，毛泽东本拟见校长，只因时下有病，一当康复仍愿会晤。蒋介石问道：“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回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循着抗战建国、团结统一的话题，林彪侃侃而谈，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林彪向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而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 林彪见蒋介石不时颔首，话锋一转：“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当然早看到此之危险，并尽力抑制其蔓延。中国不可内战。”蒋介石听到这里，已面露不悦，遂打断了林彪的谈话：“汝离渝之前，余再定期招汝谈话。”
在林见蒋不多日，毛泽东便致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后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确定了林彪重庆之行的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
蒋介石也在为缓和国共关系而努力。11月12至2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决议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十中全会期间，蒋介石还派国民政府粮食部参事、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
毛泽东对此有着积极的评价，他告诉彭德怀：“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合法化。”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国民党“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4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
正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于12月16日，再次召见林彪，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而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等等。林彪仍然转达了毛泽东与蒋见面的要求，接着便向蒋请求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当蒋介石听到新四军时，便极为不快，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也似乎觉得话说陡了，又和林彪唠起重庆的名胜、掌故，以缓和谈话的气氛。
1943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主要内容：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等。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在做着彼此会晤的努力，但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有着很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会晤终未实现，但是，其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诚如当事人张治中所说：
“记得一九四三年夏季的某一天，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我听了这话很兴奋，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蒋何以忽有此动机，是不是由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动派‘招降’的幻想，他也存此幻想呢？不得而知。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去，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共产国际希望国共两党和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共统一战线几近破裂。国民党内有人主张一鼓作气，继续实施军事“剿共”。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他清楚地意识到，尽管国共力量对比悬殊，但要军事解决，尚不是良策。况且，中共的背后还有强大的苏联，贸然用兵，无疑会授之以柄，甚至会中止其援华物资。更重要的是，英美西方大国也极不愿中国此时发生内战。时下，日军大举进攻，总不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蒋介石有自己的算盘，那就是“争取时间，充分准备”，即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建起一个又一个碉堡，实行全面的封锁，然后再等待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
可毛泽东却计高一筹，以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封锁为由彻底摆脱束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筹军饷。并且在敌后发展武装力量，扩拓根据地的范围。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天机算尽，却抓了一个烫手山芋，对共产党竟然是硬不得，软不得，剿不得，抚不得，倍感头疼。
就在此时，世界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事件。这就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的格局由此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局势也深受其影响。苏德战争的爆发，迫使苏联要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强敌，而把东线遏制日本的军事威胁，全都寄托在中国身上。斯大林惟恐国共两党关系闹僵，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41年12月，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给中共发来指示电说：“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的误会，加强中国人民的团结，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国际风云骤变，国共两党也都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的决策。1941年12月12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决定“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即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与此不过几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太平洋战争后的战略方针时，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因受制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有所限制，因此，两党关系不致决裂。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所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
尽管蒋、毛都有改良两党关系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人，尤其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所能认同，这些人继续给共产党泼污水，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据理一一驳斥，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远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对周恩来的言论很不放心，以为会给国共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遂于1942年6月16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
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助长了挑衅者的气焰，……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
毛泽东复电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无论是抗战中还是抗战后，国共两党均应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商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及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蒋介石提出在西安会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21天，3年前在苏联养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突然回国。林彪名义上在苏联养伤，实际上担当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疏通联络的重要角色。有着这样国际背景的人物，恰在如此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回国，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认为，林彪的回国必定有着苏联的意图，苏联是不愿国共刀兵相见，从而使日本乘机从东线向苏联发起进攻。基于这样的思考，蒋介石对林彪回国有极大的兴趣，当即给西安、兰州的党政军首领下令，林彪途经各地不得为难，一路绿灯。
1942年1月5日，林彪到达兰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自出面宴请。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也亲自宴请。当晚，林彪与延安联系，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此时，中共敌后根据地正面临空前的困难，需要一个喘息的时机。毛泽东当即告诉林彪：“你要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是向我们抛绣球，你要相机行事。” 并特意叮嘱林彪安心地在西安住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回延安。
林彪在西安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党政军人物，担当起缓和国共关系的“亲善大使”的角色。1月31日，胡宗南与林彪作了一次长谈。林彪对胡宗南说：“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中国“必胜的前提是国共亲密合作，并肩抗战，抗战建国”。
林彪坦诚地告诉胡宗南，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共产党不怀疑三民主义，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统一军令、政令。
胡宗南对林彪所言抱有同感，夸奖是“新言论”，当即表示，我将尽我所能，调整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就在林彪还在西安期间，胡宗南主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中共干部送医诊病，还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给林彪送来大批的军事书籍。 如果不是林彪的堂兄，也是他的引路人林育英（即张浩，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病危，林彪还可在西安滞留一些时日。林彪2月12日赶回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对于林彪在兰州、西安等地的工作，他极为满意。
英、美、苏三大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的空前团结，逼迫蒋介石必须要转变以前的思维，变反共为和共，以维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转告蒋介石：中国在3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后又进一步表示：美国所给予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赞赏中国5年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西方大国的态度，是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所必须顾及和遵循的。
1942年4月29日，日本占领缅甸腊戍，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物资的唯一动脉滇缅公路被切断。此时，外援运输走苏联的陆路，是最安全便捷的了。这就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改善对苏关系，又必然牵涉到与中共保持友善的态度。
国际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内局势。蒋介石于7月21日和8月14日，两次约见周恩来，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蒋介石对国共友善更表现出少有的诚恳态度，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为着“好好解决”国内问题，他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周恩来认为会晤时机尚未成熟
1942年8月14日，在蒋介石表示欲见毛泽东的当日，周恩来就电告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所以，目前毛泽东不宜与蒋介石会见。作为回应，他提出两条办法供中共中央参考：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蒋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毛泽东对此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他想到西安见蒋介石。不巧的是，他正在患感冒，所以，只得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彪）或朱（德）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8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谈见蒋的事情：“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此时，周恩来还是不赞成毛泽东见蒋，只得又给毛泽东去电，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派林彪先去西安见蒋介石，根据具体情况再确定毛泽东是否去见蒋介石。毛泽东却着急了，看着苏联和英美西方大国的日益接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空前的团结统一，中国的政治前途，也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必然因之而发生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犹豫，应采取相应的姿态，立即去见蒋介石。8月29日和9月3日，毛泽东相继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提见蒋的意见：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也是值得的。”
周恩来却不这样认为，他在重庆与国民党的接触中，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指出毛泽东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9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文，详细地陈述其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领导，尤其对毛、朱，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众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的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的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留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也认为周恩来的这些话不无道理，遂服从了政治局的决定。但是，毛泽东见蒋的心情仍是挥之不去，9月11日，他又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次强调见蒋的愿望。
双方分歧使会晤终未实现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林彪担任毛蒋见面前的先行官，并于1942年9月17日到达西安。蒋介石因急事从西安返重庆，行前，他让胡宗南捎话，到重庆再面谈。毛泽东给林彪发来电报，嘱咐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洽，关系疏通后再去重庆。毛泽东还告知林彪：“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问题，极力表示好意。”
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逗留的一个月时间内，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 双方寒暄后，便谈到正题。林彪说，毛泽东本拟见校长，只因时下有病，一当康复仍愿会晤。蒋介石问道：“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回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循着抗战建国、团结统一的话题，林彪侃侃而谈，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林彪向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而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 林彪见蒋介石不时颔首，话锋一转：“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当然早看到此之危险，并尽力抑制其蔓延。中国不可内战。”蒋介石听到这里，已面露不悦，遂打断了林彪的谈话：“汝离渝之前，余再定期招汝谈话。”
在林见蒋不多日，毛泽东便致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后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确定了林彪重庆之行的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
蒋介石也在为缓和国共关系而努力。11月12至2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决议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十中全会期间，蒋介石还派国民政府粮食部参事、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
毛泽东对此有着积极的评价，他告诉彭德怀：“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合法化。”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国民党“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4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
正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于12月16日，再次召见林彪，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而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等等。林彪仍然转达了毛泽东与蒋见面的要求，接着便向蒋请求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当蒋介石听到新四军时，便极为不快，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也似乎觉得话说陡了，又和林彪唠起重庆的名胜、掌故，以缓和谈话的气氛。
1943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主要内容：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等。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在做着彼此会晤的努力，但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有着很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会晤终未实现，但是，其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诚如当事人张治中所说：
“记得一九四三年夏季的某一天，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我听了这话很兴奋，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蒋何以忽有此动机，是不是由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动派‘招降’的幻想，他也存此幻想呢？不得而知。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去，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