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平城走向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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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衰无不与政治有关。北魏王朝的都城平城,不仅人口百万,市井繁华,是一座世界级的都市,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筑雄伟壮观,佛帝合一的造像置身其间,佛教也从这里走向鼎,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那么佛教是如何从这里走向鼎盛的?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以请教方家。
  中国的主要宗教有儒、道、释三教。儒教是以天人合一、忠孝为核心,和政教为一体的宗教;道教是源于鬼神崇拜,发展为内修外炼、神仙信仰的宗教。二者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对中华文化和人们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释是外来的佛教,是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为宗旨,出家入法却不拜君王、不拜父母,与儒道二教格格不入。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尽管当时的汉明帝极其重视,极其崇拜,广大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得不到发展。到五胡十六国时,干戈挠攘,战乱不息,民众痛苦不堪,寻求保佑,佛教似乎成了人们躲灾避难之所,因而信佛的人便越来越多。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没有文字,过着刻木结绳的部落生活,信奉萨满教。历经几代南迁,不断发展壮大,到公元396年,他们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后,对中原灿烂的文化十分羡慕,对什么都很感兴趣。但因游牧民族入侵,烧杀掳掠十分残酷,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中原民众反抗此起彼伏,使道武帝感到十分头痛。时有高僧法果寻求依靠,向道武帝进言“能鸿道者,即当今如来”,并改变教义向他跪拜,说“老衲不是拜皇帝,而是拜佛”。这岂不是说佛就是皇帝,皇帝即佛。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意识,有助王化,整齐民心,安定社会?太武帝对此十分赞赏,便把佛教尊为国教,封法果为道人统,朝中又设监福曹机构,令法果总摄沙门。同时兴工动土,构建五级浮图、须弥山殿和耆老崛山等寺庙,又设讲堂、禅堂和沙门座。并给寺庙划拔土地,免除税赋和僧众徭役,令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会聚平城。连当时最著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闻风而来。当地出家为僧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四处奔走,讲经传教,会聚一处译经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形成了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明确提出“佛教敷导民俗,万善同归”的口号,对僧人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为寺庙经济创造条件、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法果的爵位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从辅国宜成子、忠信候,一直授到安成公之号圆寂后又授老寿将军,并令其子袭之。明元帝还鼓励王公贵戚建设家庙,不少王公贵胄便都以家有私庙为荣,不只斗富比阔争相兴建,还收养沙门。因而促使佛教贵族化、权力化,发展再掀高潮。


  第三代皇帝太武帝,开始也信佛,但他锐意武功,要统一黄河流域,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讨刘宋。连年的征战,不只造成国库空虚,也给百姓带来极其繁重的徭役。这样一来很多人被迫无奈,出家入寺为僧,以逃避役赋。這样一来,造成了国家税赋减少国库空虚,兵源缺失。为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的大计带来重重困难,于是他便对佛教产生了恶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道教的忠实信徒,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劝太武帝崇信道教。司徒崔浩还请来嵩山道人寇谦之,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箓,称太武帝是太平真君。因此,太武帝弃佛从道,在城东建大道坛和静轮宫,改元太平真君,对佛教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民众禁养沙门,继而强令年50以下沙门还俗服役。接着陕西杏城有个叫盖吴的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太武帝在率领大军镇压中,发现义军中有沙门参与,心中便十分恼火。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财物和武器,以及沙门与妇女婬乱行为。他感到时机已成熟,便下诏灭佛:敕令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一时间各地浓烟滚滚,大批僧尼身首异处。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佛教最虔诚的信徒,宫中还养着译经的高僧。看到父皇要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收回成命。太武帝本就性情粗暴,因太子违命而龙颜大怒,不只取消他的监国之职,还听信太监中常侍宗爱的谗言,先是查抄东宫,后将太子处死。可事后太武帝怀念太子,又感到十分痛悔。宗爱看到这种现象,感到十分害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杀死,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自称丞相控制朝政。哪知拓跋余不愿做傀儡皇帝,对宗爱进行谋杀,却反被宗爱所杀。众大臣又杀宗爱,立太武帝的嫡孙拓跋俊为帝,是为文成帝。
  这一灭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最大的法难,大批的僧尼被杀,所有的寺庙都被毁,太武帝父子两代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场血腥的屠杀,实质上是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儒教与佛教之争。崔浩既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信徒,寇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虽然寺庙被焚,僧尼被杀,但暴力无法消灭人们的信仰。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便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大批僧尼也回到平城。特别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太武帝的左昭仪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自北燕,崇信佛教,在复佛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4岁的文成帝感到民愿难违,便下诏复佛。诏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排除诸邪,开演正觉,助王道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在武周山造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像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一模一样。是偶然巧合还是人工镶嵌?谁也说不清,但民众普遍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佛祖显灵,这恰好也应证了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了朝野,也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祖的化身,倍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参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善男信女们向着宫城方向叩拜。好多国家派使节来朝圣,还有派来画师画影图像,以求一睹真颜。


  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人王成了法王,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寺院成为忠君礼佛的场所。佛教可借助皇帝的圣旨发展自己,皇帝亦可借助佛教意象号令天下,二者互为表里,佛帝两利。不久,文成帝又敕令兴建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佛像各一尊,身高一丈六尺,用铜25万斤。他还将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其后便有“御马衔衣”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时,他的马咬往路边一老者的衣服不放。他对此事感到十分奇怪,问明情况后,方知老者正是他要寻访的高僧昙曜。这时道人统师贤已去世,他将昙曜请进宫中,拜为沙门统总,接替师贤总摄佛务。并令其在武周山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造佛帝合一的石像各一尊,高者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佛像雄奇伟牟,气势恢宏冠于一世,石窟艺术随之而生,观者莫不震撼。这就是后世人们称之为云冈的昙曜五窟。各地被毁的寺庙很快恢复如初,他又为寺庙设神祇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的民户,可为神祇户;所交谷物称神祇粟,用于供养沙门和赈济灾民;划拨给寺庙的罪犯和官奴称佛图户,为寺庙洒扫和耕作。这样一来,寺庙经济不但涨大了,佛教复兴也进一步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突出贡献。


  和平五年(466),文成帝驾崩,权臣乙浑图谋篡政,滥杀大臣,朝中一片混乱。文成帝的皇后冯太后,设计诛杀乙浑,扶12岁的太子献文帝继位,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是北燕皇帝冯文通的孙女,才学过人,胸怀大略,深藏机谋。她很清楚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临朝称制后,便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顺应民心大力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在改革朝政同时,冯太后还对佛教进行了改革。首先改革僧制,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主簿训一人;州设州维那,郡设上座,寺设主持。从上到下对佛教实现一元化领导,令他们为朝廷管理佛教事务。吸取太武灭佛教训,冯太后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揉和,并加入儒教的忠孝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佛。同时在武周山昙矅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为孝文帝造18米高的雄伟佛像,为自己造最华丽的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即云冈五窟和六窟)。将观世音菩萨形象由男性改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原为古印度转伦王之子,与阿弥陀佛和大势至同称西方三圣,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是男身,《华严经》称他为猛丈夫,十六国时敦煌的观音造像还有小胡子。)她在开凿的武周山石窟中,不只造双窟和二佛并坐图像,以示“二乾重荫”,也使观音离开西方三圣,成为头戴化佛宝冠、身披璎络、端庄秀丽的独立女性。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巅峰,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神化自己,张扬女权,借助神的意象为国行道,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冯太后不惜斥巨資频兴土木,建设雄伟绚丽的皇家寺庙——永宁寺、天宫寺、建明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祇洹精舍、鹿野苑石佛寺等。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内有玉佛,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内有七级方形木塔,高90米,比应县木塔高出一半,上置镀金宝瓶和承露金盘,风动铎声十里可闻。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供奉着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院内的译经、藏经、禅室、僧舍等近千间,规模之大号为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除此之外,她还把释迦牟尼、孔子、老子摆在一起,建起高高上三教合一的昊天寺和悬空寺,令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实现以仁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目的。其中观世音菩最受百姓爱戴,冯太后不但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殿堂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由于她的改革,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当时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官方兴建而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权贵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在兴工动土建设寺立庙。到太和末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龛地涌,寺庙之多达余百所,僧尼三千;国内寺庙六千之多,僧尼之众七万余人。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佛事连续不断,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音圣诞日,人们都要从寺庙把金像抬出来,在街上游行,史称出像。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乐法音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扣拜。太皇太后和皇上骑马散花,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在平城一直延续了97年。太和17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开窟造像从武周山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造,从武周山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无不都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中国的佛教中心,和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了马背民族强悍杀伐的铁血性格,使其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奏响了民族融合交响曲,为北魏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使北魏几代皇帝好佛,也造就了一代英后——冯太后,均田减赋,改革朝政,维新文教,使北魏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创造了太和年间最辉煌的时期,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如今历经沧桑,除云冈之外,那些寺庙早已不复存在,佛事活动也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但它牵动着中国历史的脉搏,引领过中华佛教历史的风骚,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这是一种软实力,是当前城市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历史留给我们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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