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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弋阳县是方志敏的家乡，2007年，弋阳县曹溪镇邵畈、内洪、外洪三个村支部书记会同曹溪镇林业办的几名工作人员，将三个村1000余户村民的林权证书骗到手，以修改林权证的名义，将村民2.1万余亩的山场非法流转交易给一家外地林业公司经营。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曹溪镇副镇长和林业办的工作人员集体收受贿赂30万元，结果被检察机关查办，最后被法院判刑。
涉案的几个林业办的人员虽然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但三个涉案上百万元的村支书，却至今逍遥法外。为此，看不惯地方政府对三个村支书的放纵与“包庇”，早已退休在家的老纪检书记邵东林，愤然站出伸张正义，不断向上级组织反映农民要求，全力要求地方政府查处那三个村支书，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退休回家
邵东林，今年73岁，原是江西省弋阳县纪委一位纪检干部，工作严谨、执著，执法严明，在11年的专职纪检工作中，他查办了20多个案子，亲手把12个贪污腐化分子送进了监狱。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在县纪委工作期间，他被提升为正科级纪检干部，1996年，他被调往弋阳县粮食局任纪检书记（组长）。在粮食局领导岗位上，他照样严于律己，严格执法，在他任职的8个月期内，他依旧是依法办事，查办了6人，将2人送进了监狱，其余均受党纪、政纪处分。孰知，他的这种执著，得罪了一些当时的权贵，他在局领导岗位上只待了8个月，就退居二线做了调研员，直至2000年1月退休。
由于邵东林的妻儿一直在乡下生活，于是邵东林退休后，就回老家与妻儿住在了曹溪镇唐湾村。他在村里种了几亩辣椒和开垦了几亩荒地，搞起了退耕还林，准备就这样甘于寂静，过快乐的田园生活以颐养天年。
孰知，2008年，当地发生的一起三个村支部书记联合骗取农民林权证书事件，搅乱了他的清净生活。
愤然站出
村民们告诉他说，参与骗取他们林权证书上交的涉案人员涉嫌受贿，大都受到法律惩处：曹溪镇分管林业的副镇长、林业办主任郑厚峰，工作人员朱海米、余进军、邵和根，在2008年11月24日，被弋阳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分别判处7年、5年、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该案的林权流转购买的中介人——江西东乡兴旺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宗样兴，也同样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内洪村支部书记，在2009年下半年被检察院以涉嫌行贿列为网上逃犯。
行贿、受贿的涉案人统统都被判了刑，该案看似办理得非常圆满。但邵畈、内洪、外洪三村村民们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该案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应该是邵畈、内洪、外洪三个村的村支书。然而，这三个村支书中，除内洪村村支书被列为网上逃犯外（村民们认为是有关部门故意放跑的），其他两个均没受到司法机关的任何处罚，以及行政部门的问责。而且邵畈、外洪两村的村支书至今还在村支书岗位上。不少村民认为，弋阳县司法、行政等部门放过三个村支书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可能隐藏着一些难言之隐。
伸张正义为何这般难
当年快70高龄的老共产党员邵东林，看到村民的诉求无人理睬时，心犹如滴血般刺痛。
于是，邵东林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站出来为村民伸张正义。从2008年12月份开始，他开始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本以为，以曾在弋阳县纪委工作11年的经历，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反映情况，上级部门应该会认真对待和处理。结果，他的反映，也像其他普通村民一样被上级部门置之不理。
于是，他开始将自己搜集到的三个村支书在流转村民林场过程中所涉嫌的违纪问题，向弋阳县检察院反映。结果，检察院回复说，三个村支书除邵冬发在逃外，其他两个村支书没有经济问题。
后来，邵东林到上饶市和江西省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不下30次，都石沉大海。这样的办事作风，逼迫他到北京上访。2009年6月7日，他从弋阳出发，直达北京，向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
之后，弋阳县有关部门领导专门找他谈话，要求他不要上访。尽管这样，邵东林还是在县领导面前明确提出：三个村支书是骗取1000多户村民林权证的主要责任人，也是这起行贿、受贿案的始作俑者，即使司法部门追究不了刑事责任，但他们已触犯了党纪，应该受到党纪处分和行政责任追究。可弋阳县领导就是一直不回复他的意见。
遭遇“监控”
“尽管他们时刻控制着我的行踪，但只要有一丝机会，我就会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严惩腐败分子。我的立场和信念是，作为一个老纪检干部、老共产党员，我会始终实践我的三句人生格言：为了共产党的声誉、为了维护共和国的法律尊严、为了农民的合法利益，我愿意付出生命。”这是最近邵东林说的一句令人十分感动的话。
他说，由于他的执著，惹怒了地方既得利益者。邵畈村村支书邵有元经常组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村干部上他家，软硬兼施威胁他、恐吓他，让他不要上访。
就在2010年5月28日和31日，邵有元组织了30多人，冲进他家非法搜查，说是收缴上访材料。10月3日晚上，邵畈村支部副书记邵海田带领了多名村干部和一名社会闲散人员，对邵东林进行了殴打。他当即向110报警，之后才在一名村民的护送下到县医院治疗。对打人事件，弋阳有关部门对打人者也没有做出任何处理。
于是，身体稍微好转的邵东林，心里很不甘，在10月13日，他偷偷地从医院出来，赶到南昌，向江西省公安厅申诉。
5万元封堵上访路
今年3月21日，邵东林反映：“3月19日，堂弟邵学林将5万元钱给我说，这是邵畈村村支部书记邵有元、会计邵树华以及当地信用社主任邵相才，以还邵学林钱的名义，将5万元钱送到我堂弟家中。其实我堂弟根本没有借钱给村委。当时我就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我联想起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感觉到这又是邵畈村村支书邵有元和其他几个村干部所为。”
邵东林介绍说，就在今年2月20日左右，村委会会计邵树华，以及村里管林业的干部邵大成，来到了他退休居住的唐湾村，要他高抬贵手，不要再上访，并承诺，以前上访的路费及被打伤的医药费，他们将全部给予补偿。明白这些人的来意后，他当场表示拒绝。可是，这些人还是在他家丢下一条金圣牌香烟、一包龙眼和荔枝就迅速离开了。
一计不成，又来一计。3月1日，邵畈村村支书邵有元等村干部，请出了与邵东林一个家族、在当地信用社当主任的堂侄邵相才带路，来到其大儿子邵炳才家送钱，要他做工作，要邵东林不要去上访了。其儿子当场表示，只要村委会把殴打父亲的医药费赔偿了就行，其他的钱不要。结果在3月6日晚上，这些村干部再次来到其大儿子家，要其通知邵东林到他家谈事。
当邵东林到儿子家不一会，邵有元等村干部就赶到了，并开门见山地说：“你不要再去上访告状了。你儿子提出的条件我们立即兑现。以前无中生有向上级反映你非法集资上访的事情，也向你道歉，并愿意补偿名誉损害费，同时村里还承诺免费给你一栋新农村建设的地基指标。”
邵东林听到邵有元这番话后，气不打一处来说：“当时上级纪委来调查了我，发现你们无中生有地诬告我，我十分气愤。你们这些村干部把我害惨啦。”
此时，邵有元试探着问，村委会给你5万元补助怎样？
“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年有近2万元的退休工资，我不稀罕你们这些钱。也许这就是你们设的圈套，若我真拿你们的钱，警察就在外面等着我啦！你们不要毁了我的一世清白，你们也赔不起我的荣誉。”邵东林严词拒绝道。
邵有元等村干部被拒绝后，还是不死心，3月11日，他们去到其堂弟邵学林家中，要其堂弟做起了说客，把其叫到他家中进行规劝。在堂弟家，邵东林看到这些村干部后，依然没被他们说动心，所有开出的条件均被其拒绝。
但在次日，邵东林的堂弟要其去拿5万元钱，并说这钱是以还钱的名义给的。邵东林当即意识到这个钱是不能要的。
于是，在3月14日，邵东林立即用挂号信的形式向弋阳县纪委书记、上饶市纪委书记写拒收贿赂的报案信。
3月19日，邵东林把村委会送来的5万元钱，在当地一家银行专门存了起来，并送至弋阳县纪委报案处理。弋阳县纪委虽然接待了他，但没有受理这5万元的拒贿款。于是，在3月23日，邵东林直接赶往了上饶市纪委，将村支书邵有元的5万元封口费，直接上交了市纪委并报了案。
报案后，上饶市纪委指示弋阳县纪委查办。
烦扰和荣誉
邵东林的妻子叫胡金桂，今年72岁，中共党员，一直在家务农，患上尿毒症，卧病在床。她的病每月需要到上饶市区医院做2次透析，每次费用均达4000元以上。看病的费用除邵东林的退休工资外，全部由儿女们补贴，家庭经济状况十分不好。
胡金桂躺在病床上，当面数落起他来。她说：邵东林没退休之前，夫妻俩是很恩爱的。自从他管起村里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后，就经常与村民们跑县城、跑市政府、上省城和跑北京，搞得家不像家。就是她病成这样，他也没有在旁边照顾她一天。特别是儿女们经常因他爱管闲事，受到莫名的打击、威胁等。她是非常地“恨”他！
怨气归怨气，但胡金桂老人还是从心里头支持丈夫邵东林的做法。
3月25日，一位弋阳县粮食局退休老干部蔡景良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与邵东林在弋阳县粮食局共过事。在他的印象中，邵东林是个很执著的人。只要在他职责范围内发现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他就会一查到底。至今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有个下属机构的经理，徇私舞弊，用桶糠充细糠报价，结果被邵东林发现后，顶着该经理上层关系强硬的压力，照查不误。
邵东林自己也说，他的这种遇事执著的性格，是他长年在纪委工作，并长期受到一些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和一些忠诚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熏陶而锻造出来的。他当年在弋阳县纪委任职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年的纪委书记、方志敏的堂侄方贤。当年，方贤的一位亲属涉嫌经济问题。当邵东林了解到，他查办的嫌疑人就是时任纪委书记方贤的侄子时，感到了压力。但他没有因为是书记的亲属，就避重就轻地查办，而是认真查办，结果那人被判刑。但方贤书记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将他从副科级提升为正科级。
“业余反腐”褒与贬
邵东林这种执著的“业余反腐”精神，在弋阳县的坊间与官场引起极大的争议，褒贬不一。
在坊间，大多村民对他的评价非常好，对他这种耿直的性格非常敬仰。村民邵建才说，邵东林本和他当副乡长的堂叔，因政见不一，发生过矛盾，按乡俗是不会支持他的，但他这种为了村民的切身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不断向上级反映村干部侵害农民利益情况的执著精神，他非常赞同，并十分支持他。特别是邵东林披上了个“上访专业户”的名声后，他及其家人遭受到不少打击和威胁，他表示非常敬佩。
在官场，对邵东林的执著精神的评价，就表现得十分谨慎和担忧。
弋阳县曹溪镇副镇长江文忠十分认同邵东林的这种执著的反腐精神，但他最为担心的是，他这样执著地替村民“上访”的事情一旦成典型，会误导一些群众，也会给当地政府带来麻烦。
曹溪镇党委副书记谢结平也认为，邵东林的上访不仅不会给党带来威信，而且对农村的稳定也有影响，同时也会给群众造成上访是英雄的错觉。
弋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则认为，社会确实需要像邵东林一样有执著精神的人，需要一批这样的干部，但这样的干部又很难使用。像他这种人，可说是“上访专业户”，很难驾驭他。如他真成典型，确实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负面影响。
江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雷扬分析认为，地方官员对执著的上访者“既爱又恨更怕”，其深层原因是现实体制的困扰。对政府官员以“维稳”作为考核的一票否决指标，党纪和国家法律规范对干部管理的重叠和定位不清晰，司法独立性的缺失、审判难、执行更难的现实，造成了上访者往往需要“执著”上访的局面。而“执著”问题的难以解决，又加剧了官员对执著上访者的矛盾心态。像邵东林这样的“上访”者，其党性原则和个人素养，我们各级官员不用质疑。为何这样一宗很简单，并已经在司法部门已有定性的案件，往往在基层就处理不了违法乱纪者呢？一个因涉嫌行贿，早就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至今的村支书，还能任用至今，并指挥、管理着上千村民，这不让人啼笑皆非吗？因此，邵东林的这种“执著反腐精神”在坊间受到敬仰也属正常。作为官场不应把“邵东林现象”对立起来，应该与“邵东林现象”一起沉下去，切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化解干群矛盾，也能更好地使“执著的邵东林”息访。■
编辑：程新友[email protected]
涉案的几个林业办的人员虽然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但三个涉案上百万元的村支书，却至今逍遥法外。为此，看不惯地方政府对三个村支书的放纵与“包庇”，早已退休在家的老纪检书记邵东林，愤然站出伸张正义，不断向上级组织反映农民要求，全力要求地方政府查处那三个村支书，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退休回家
邵东林，今年73岁，原是江西省弋阳县纪委一位纪检干部，工作严谨、执著，执法严明，在11年的专职纪检工作中，他查办了20多个案子，亲手把12个贪污腐化分子送进了监狱。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在县纪委工作期间，他被提升为正科级纪检干部，1996年，他被调往弋阳县粮食局任纪检书记（组长）。在粮食局领导岗位上，他照样严于律己，严格执法，在他任职的8个月期内，他依旧是依法办事，查办了6人，将2人送进了监狱，其余均受党纪、政纪处分。孰知，他的这种执著，得罪了一些当时的权贵，他在局领导岗位上只待了8个月，就退居二线做了调研员，直至2000年1月退休。
由于邵东林的妻儿一直在乡下生活，于是邵东林退休后，就回老家与妻儿住在了曹溪镇唐湾村。他在村里种了几亩辣椒和开垦了几亩荒地，搞起了退耕还林，准备就这样甘于寂静，过快乐的田园生活以颐养天年。
孰知，2008年，当地发生的一起三个村支部书记联合骗取农民林权证书事件，搅乱了他的清净生活。
愤然站出
村民们告诉他说，参与骗取他们林权证书上交的涉案人员涉嫌受贿，大都受到法律惩处：曹溪镇分管林业的副镇长、林业办主任郑厚峰，工作人员朱海米、余进军、邵和根，在2008年11月24日，被弋阳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分别判处7年、5年、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该案的林权流转购买的中介人——江西东乡兴旺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宗样兴，也同样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内洪村支部书记，在2009年下半年被检察院以涉嫌行贿列为网上逃犯。
行贿、受贿的涉案人统统都被判了刑，该案看似办理得非常圆满。但邵畈、内洪、外洪三村村民们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该案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应该是邵畈、内洪、外洪三个村的村支书。然而，这三个村支书中，除内洪村村支书被列为网上逃犯外（村民们认为是有关部门故意放跑的），其他两个均没受到司法机关的任何处罚，以及行政部门的问责。而且邵畈、外洪两村的村支书至今还在村支书岗位上。不少村民认为，弋阳县司法、行政等部门放过三个村支书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可能隐藏着一些难言之隐。
伸张正义为何这般难
当年快70高龄的老共产党员邵东林，看到村民的诉求无人理睬时，心犹如滴血般刺痛。
于是，邵东林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站出来为村民伸张正义。从2008年12月份开始，他开始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本以为，以曾在弋阳县纪委工作11年的经历，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反映情况，上级部门应该会认真对待和处理。结果，他的反映，也像其他普通村民一样被上级部门置之不理。
于是，他开始将自己搜集到的三个村支书在流转村民林场过程中所涉嫌的违纪问题，向弋阳县检察院反映。结果，检察院回复说，三个村支书除邵冬发在逃外，其他两个村支书没有经济问题。
后来，邵东林到上饶市和江西省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不下30次，都石沉大海。这样的办事作风，逼迫他到北京上访。2009年6月7日，他从弋阳出发，直达北京，向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
之后，弋阳县有关部门领导专门找他谈话，要求他不要上访。尽管这样，邵东林还是在县领导面前明确提出：三个村支书是骗取1000多户村民林权证的主要责任人，也是这起行贿、受贿案的始作俑者，即使司法部门追究不了刑事责任，但他们已触犯了党纪，应该受到党纪处分和行政责任追究。可弋阳县领导就是一直不回复他的意见。
遭遇“监控”
“尽管他们时刻控制着我的行踪，但只要有一丝机会，我就会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严惩腐败分子。我的立场和信念是，作为一个老纪检干部、老共产党员，我会始终实践我的三句人生格言：为了共产党的声誉、为了维护共和国的法律尊严、为了农民的合法利益，我愿意付出生命。”这是最近邵东林说的一句令人十分感动的话。
他说，由于他的执著，惹怒了地方既得利益者。邵畈村村支书邵有元经常组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村干部上他家，软硬兼施威胁他、恐吓他，让他不要上访。
就在2010年5月28日和31日，邵有元组织了30多人，冲进他家非法搜查，说是收缴上访材料。10月3日晚上，邵畈村支部副书记邵海田带领了多名村干部和一名社会闲散人员，对邵东林进行了殴打。他当即向110报警，之后才在一名村民的护送下到县医院治疗。对打人事件，弋阳有关部门对打人者也没有做出任何处理。
于是，身体稍微好转的邵东林，心里很不甘，在10月13日，他偷偷地从医院出来，赶到南昌，向江西省公安厅申诉。
5万元封堵上访路
今年3月21日，邵东林反映：“3月19日，堂弟邵学林将5万元钱给我说，这是邵畈村村支部书记邵有元、会计邵树华以及当地信用社主任邵相才，以还邵学林钱的名义，将5万元钱送到我堂弟家中。其实我堂弟根本没有借钱给村委。当时我就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我联想起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感觉到这又是邵畈村村支书邵有元和其他几个村干部所为。”
邵东林介绍说，就在今年2月20日左右，村委会会计邵树华，以及村里管林业的干部邵大成，来到了他退休居住的唐湾村，要他高抬贵手，不要再上访，并承诺，以前上访的路费及被打伤的医药费，他们将全部给予补偿。明白这些人的来意后，他当场表示拒绝。可是，这些人还是在他家丢下一条金圣牌香烟、一包龙眼和荔枝就迅速离开了。
一计不成，又来一计。3月1日，邵畈村村支书邵有元等村干部，请出了与邵东林一个家族、在当地信用社当主任的堂侄邵相才带路，来到其大儿子邵炳才家送钱，要他做工作，要邵东林不要去上访了。其儿子当场表示，只要村委会把殴打父亲的医药费赔偿了就行，其他的钱不要。结果在3月6日晚上，这些村干部再次来到其大儿子家，要其通知邵东林到他家谈事。
当邵东林到儿子家不一会，邵有元等村干部就赶到了，并开门见山地说：“你不要再去上访告状了。你儿子提出的条件我们立即兑现。以前无中生有向上级反映你非法集资上访的事情，也向你道歉，并愿意补偿名誉损害费，同时村里还承诺免费给你一栋新农村建设的地基指标。”
邵东林听到邵有元这番话后，气不打一处来说：“当时上级纪委来调查了我，发现你们无中生有地诬告我，我十分气愤。你们这些村干部把我害惨啦。”
此时，邵有元试探着问，村委会给你5万元补助怎样？
“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年有近2万元的退休工资，我不稀罕你们这些钱。也许这就是你们设的圈套，若我真拿你们的钱，警察就在外面等着我啦！你们不要毁了我的一世清白，你们也赔不起我的荣誉。”邵东林严词拒绝道。
邵有元等村干部被拒绝后，还是不死心，3月11日，他们去到其堂弟邵学林家中，要其堂弟做起了说客，把其叫到他家中进行规劝。在堂弟家，邵东林看到这些村干部后，依然没被他们说动心，所有开出的条件均被其拒绝。
但在次日，邵东林的堂弟要其去拿5万元钱，并说这钱是以还钱的名义给的。邵东林当即意识到这个钱是不能要的。
于是，在3月14日，邵东林立即用挂号信的形式向弋阳县纪委书记、上饶市纪委书记写拒收贿赂的报案信。
3月19日，邵东林把村委会送来的5万元钱，在当地一家银行专门存了起来，并送至弋阳县纪委报案处理。弋阳县纪委虽然接待了他，但没有受理这5万元的拒贿款。于是，在3月23日，邵东林直接赶往了上饶市纪委，将村支书邵有元的5万元封口费，直接上交了市纪委并报了案。
报案后，上饶市纪委指示弋阳县纪委查办。
烦扰和荣誉
邵东林的妻子叫胡金桂，今年72岁，中共党员，一直在家务农，患上尿毒症，卧病在床。她的病每月需要到上饶市区医院做2次透析，每次费用均达4000元以上。看病的费用除邵东林的退休工资外，全部由儿女们补贴，家庭经济状况十分不好。
胡金桂躺在病床上，当面数落起他来。她说：邵东林没退休之前，夫妻俩是很恩爱的。自从他管起村里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后，就经常与村民们跑县城、跑市政府、上省城和跑北京，搞得家不像家。就是她病成这样，他也没有在旁边照顾她一天。特别是儿女们经常因他爱管闲事，受到莫名的打击、威胁等。她是非常地“恨”他！
怨气归怨气，但胡金桂老人还是从心里头支持丈夫邵东林的做法。
3月25日，一位弋阳县粮食局退休老干部蔡景良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与邵东林在弋阳县粮食局共过事。在他的印象中，邵东林是个很执著的人。只要在他职责范围内发现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他就会一查到底。至今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有个下属机构的经理，徇私舞弊，用桶糠充细糠报价，结果被邵东林发现后，顶着该经理上层关系强硬的压力，照查不误。
邵东林自己也说，他的这种遇事执著的性格，是他长年在纪委工作，并长期受到一些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和一些忠诚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熏陶而锻造出来的。他当年在弋阳县纪委任职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年的纪委书记、方志敏的堂侄方贤。当年，方贤的一位亲属涉嫌经济问题。当邵东林了解到，他查办的嫌疑人就是时任纪委书记方贤的侄子时，感到了压力。但他没有因为是书记的亲属，就避重就轻地查办，而是认真查办，结果那人被判刑。但方贤书记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将他从副科级提升为正科级。
“业余反腐”褒与贬
邵东林这种执著的“业余反腐”精神，在弋阳县的坊间与官场引起极大的争议，褒贬不一。
在坊间，大多村民对他的评价非常好，对他这种耿直的性格非常敬仰。村民邵建才说，邵东林本和他当副乡长的堂叔，因政见不一，发生过矛盾，按乡俗是不会支持他的，但他这种为了村民的切身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不断向上级反映村干部侵害农民利益情况的执著精神，他非常赞同，并十分支持他。特别是邵东林披上了个“上访专业户”的名声后，他及其家人遭受到不少打击和威胁，他表示非常敬佩。
在官场，对邵东林的执著精神的评价，就表现得十分谨慎和担忧。
弋阳县曹溪镇副镇长江文忠十分认同邵东林的这种执著的反腐精神，但他最为担心的是，他这样执著地替村民“上访”的事情一旦成典型，会误导一些群众，也会给当地政府带来麻烦。
曹溪镇党委副书记谢结平也认为，邵东林的上访不仅不会给党带来威信，而且对农村的稳定也有影响，同时也会给群众造成上访是英雄的错觉。
弋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则认为，社会确实需要像邵东林一样有执著精神的人，需要一批这样的干部，但这样的干部又很难使用。像他这种人，可说是“上访专业户”，很难驾驭他。如他真成典型，确实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负面影响。
江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雷扬分析认为，地方官员对执著的上访者“既爱又恨更怕”，其深层原因是现实体制的困扰。对政府官员以“维稳”作为考核的一票否决指标，党纪和国家法律规范对干部管理的重叠和定位不清晰，司法独立性的缺失、审判难、执行更难的现实，造成了上访者往往需要“执著”上访的局面。而“执著”问题的难以解决，又加剧了官员对执著上访者的矛盾心态。像邵东林这样的“上访”者，其党性原则和个人素养，我们各级官员不用质疑。为何这样一宗很简单，并已经在司法部门已有定性的案件，往往在基层就处理不了违法乱纪者呢？一个因涉嫌行贿，早就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至今的村支书，还能任用至今，并指挥、管理着上千村民，这不让人啼笑皆非吗？因此，邵东林的这种“执著反腐精神”在坊间受到敬仰也属正常。作为官场不应把“邵东林现象”对立起来，应该与“邵东林现象”一起沉下去，切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化解干群矛盾，也能更好地使“执著的邵东林”息访。■
编辑：程新友[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