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甲午马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抬头，安倍政权动作频频，有舆论认为，安倍可能正将日本带向一条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道路。
今天中國面临哪些安全威胁？地区大国的安全战略如何调整？谁是东亚地区的战争幽灵？中国军队如何因应？带着这些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两会期间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钱利华少将。
主要威胁来自海上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
钱利华：这些年，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不断增多。关于其深度、广度和严重性，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要小得多，但威胁的多样性更明显。
目前的主要威胁，一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与邻国的领土主权和领海海洋权益之争比较突出；二是周边的热点问题多，东北亚地区、南亚地区、东海、南海，这些热点都集中在跟我们相邻和相望的国家和地区，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安全压力；第三，大国战略调整给我们的压力，主要是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第四，同盟关系的增强，干扰、阻挠中国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具体说就是东海和南海，而来自东海的威胁大于来自南海的威胁，日本右倾势力大于“台独”势力，联合对我的势力大于某一方向或某一力量的威胁。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出于哪些考量？目前推进效果如何？
钱利华：其一，美国调整亚太战略，是其调整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所作的全球战略大调整。
其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印尼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车道，亚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带，带动了全球政治经济重点向亚洲转移。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既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有针对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印尼）的一面。
其三，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引起了美国的疑虑。
其四，亚太发展矛盾集中、突出。亚洲缺乏一个有效的区域安全组织。美国重返亚太，还是意在主导和控制亚太。
美国的这一战略已推出三年左右，但推进并不顺利。美国防长哈格尔坦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内政治极化及政治内讧，导致国内国家安全共识的驱动力不足；二是战略上的模糊和左右摇摆，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盟友无所适从，一些国家对美丧失信任，自保倾向在上升；三是美国资源不足，军费缩减，财政掣肘。
美国前防长盖茨最近接受专访时也谈到，美国面临两大威胁，一是美国国内政治，二是美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五角大楼也认为，对美国的威胁不是南海、东海，而是削减军费。盖茨说，现阶段，中国不是威胁和敌人。
我们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利用好目前的发展机遇期加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中国梦的第一个目标，继而实现第二个目标。
美国安全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许多官员和学者都认为，过去美国向许多国家提供了安全或其他服务，但现在威胁在减弱，因此安全不再有价值，过去的十年不是战争与危机的十年，而是和平与繁荣的十年。战争主要是美国和北约在打，而整个亚太地区、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经济建设。
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大规模的入侵已成为过去，未来的战争计划将包括动用快速反应部队、网络战和隐形海空力量。从现代战争的特点看，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说非常小。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那么美国未来在亚太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的军事打击？
钱利华：根据美国对威胁的判断，根据美国安全观的变化，特别是现代化条件下战争的规律，美国今后在亚太地区采取的军事打击计划，第一是空海一体战，战法是对敌传感器或武器杀伤链实施实际攻击和网络攻击，扰乱指挥控制系统，摧毁发射平台，最终使其武器失效，也就是超视距战。
第二种战法是离岸控制。有美国学者向政府军方提出，美国不需要对亚太目标实行直接攻击，而应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包括击沉、拦截或者遣返商船，控制咽喉海峡，从而影响国内民生，引起内部混乱，最后达到战争目的。
美国这两种战法都在广泛议论中，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也存在。
2月17日，美国防长哈格尔与商务部长布里斯克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只推进军事再平衡远远不够，既引起地区疑虑，也力不从心，国防部门与商务部门需共同推进安全和经贸合作，一是促进共同原则和公平的游戏规则，争取在2014年底达成TPP；二是在安全领域，与各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沟通交流，制定海上、空中交通、太空、网络安全、南海行为准则；三是开展抢险救灾的合作，四是开展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合作。
经济上美国要抓TPP谈判并主导谈判进程；在安全合作方面则抢占制高点，牢牢控制安全合作方面的主导权。
有能力制衡日本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战略调整对本地区其他国家战略及大国关系，比如中日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钱利华：日本也在调整战略。中日之间，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的争斗，实质是亚洲主导权之争，也是亚洲秩序重组之争，是长期、复杂甚至激烈的权力之争。
因为日本焦躁不安，国家失去方向，为右倾势力开了方便之门。日本右倾势力大行其道，军事动作频频，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跳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同时，美国对日本产生了不信任感。在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力量在下降，撤出亚洲是早晚的事情；美国会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舍弃盟友。日本还有一些人认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美日关系，日本充其量只是大国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基于此，日本对美国的信任在减退。 但现阶段，美日还是互有需要。美国既要控制日本，不使日本在右倾化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又不时放任它挑战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既想挣脱美国的控制，又要依靠其力量制衡中国。我们判断形势、制定方略，必须认识到这对同盟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两次打断中国发展进程，有没有可能日本再次冒险，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和平发展？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不是1894年的中国，也不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论是日本右倾势力还是军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造成混乱、冲突，甚至引发一定规模的战事，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手段，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制衡日本在我们周边制造事端和麻烦。
当然我们也要认真处理好中日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避免危机演化为冲突，使中日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确保不会因为日本对我们的任何错判、误判阻挠和打断我们的和平发展。
中国军队不会打第一枪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国际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日关系紧张程度的加剧，战争幽灵正在亚洲地区徘徊。有人认为2014年东亚与1914年欧洲有诸多相似，你怎么看？
钱利华：有人把目前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形势，比作19世纪的英德矛盾，也有人比作英美矛盾。这两种比喻都不贴切，因为亚洲的形势和欧洲截然不同，21世纪和19世纪也截然不同。
国际上为什么要制造和渲染战争的气氛？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有些右倾势力故意制造战争气氛，其目的是干扰我们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东亚地区，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能性有多大，这不取决于我们。中国军队不会打第一枪，但如果有人挑衅，打第一枪，把冲突和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给予有力回击。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日本，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毕竟现在的国际大势还是和平与发展，现在各国经济都处于一定的困难当中，都希望尽快摆脱经济困境，使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战争，只会破坏目前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复苏。
但是，我们不害怕战争。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战争，军队备战的目的是慑战和止战，只有充分准备，才能预防冲突、化解风险、避免战争。
我过去跟日本有不少接触。日本人遭受过二战的痛苦，青年一代对战争也是深恶痛绝，对参军缺乏热情，不愿当兵不愿打仗。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如果发动战争，首先受害的是他自己。
战争比拼的是国家政治意志和国家实力。中国的GDP2013年接近日本GDP的2倍，2014年我们完全可以超过日本GDP的两倍。无论是人口规模、国家经济实力，还是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我们都超过日本。如果日本要拉着美国和中国较劲，受损的还是自己。
日本的行为具有投机性和冒险性。它未必真想打仗，不断挑起领土主权争端，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但我们认为它的政策走向是错误的。它首先要和历史切割，像当年的德国一样。
日本要实现国家正常化，路还很长。严格讲在亚洲冷战还没有结束，同盟关系、搞小圈子，日本离不开美国，跳不出美国对它的控制。美国在日本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安全控制在别国手里，怎么可能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
我们过去和日本搞研讨，一直说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在华盛顿制定的，日本的军队建设计划也是华盛顿制定的。如果在外交上、安全上，摆脱不了美国的控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便修改了和平宪法，具备了战争权，有了自己的军队甚至有了集体自卫权。只要跳不出美国的控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美国现处在调适期，它要调整政策，要恢复经济。要说中日之间有很深的矛盾，那么美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日本对美国的厌恶和憎恨远远大于对中国的憎恨，因为中日之间还有一定的文化上的联系，但是美国对日本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远远大于任何国家对日本的伤害，只是这两个国家目前互有需要，矛盾还没有爆发出来，但总有一天会爆发。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最活跃
《瞭望东方周刊》：這些年中国军事外交越来越活跃，目前主要推进哪些方面？
钱利华：军事外交直接为强军目标服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发挥独特的作用。
我们面临复杂的国际周边环境，国内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推进，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相互联动，矛盾时有交织，对军事外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以新思维新举措迎接挑战，破解难题，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为营造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创造条件，为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一是大力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我们反对绝对安全，反对同盟安全，反对以牺牲别国的安全谋求自身的安全。
二是建立军事互信，扩大合作基础。我们参加了上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 8防长扩大会，以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框架下的各种军事安全对话合作。现在这些机制下的合作内容包括抢险救灾、军事医学、维和、海上安全、反恐、裁军与防扩散、军事演习和训练。可以说在西太开展的各种军事安全对话合作，是国际上很多地区无法比拟的。
三是开展高层对话，有效管控风险。我们参加了上合组织防长会、总参谋长会，10 8防长会，与23个国家的国防部或军队进行战略与防务对话，与美、俄、韩国建立不同层次的电话热线。目前，我们还与越南就军队间的电话热线进行协商，有望很快达成协议。
四是加强能力建设，深化联演联训的效果。2013年我们与17个国家的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涉及陆海空、各兵种，演习的内容包括反恐、维和、搜救、安保、医疗救助等。演习的强度难度也加大了，演习方式由原来的单一兵种发展到诸军兵种联合，演习的规模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甚至于更多的官兵参加。输送方式由过去的陆路输送发展到公路、铁路、空中、海上一体输送。参演部队由抽组到成建制的参演。演习地域由陆上接壤的邻国发展到近海、远海、澳洲、美洲大陆。 五是涉足全球公域，推动制定游戏规则。因为安全问题不仅限于传统军事安全，现在还涉及非传统安全，还在向太空、网络空间等其他新的疆域拓展。军队参加裁军进程、网络安全、外空安全、外空非武器化等方面的有关对话，并与政府部门一起推动规则的制定和建立。
我们还参与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并与有关国家海军一起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经过多年协商谈判，有望今年4月在中国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获得通过。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是参与西太海军论坛的20多个国家海军共同参与并制定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规则，一旦获得通过，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公海海军活动时产生碰撞。因为在西太海域和印度洋地区，各国海军舰艇活动频繁，如果有这样一个规则，可以减少海军军舰在海上碰撞的危险。
我们还与美国探讨制定公海海域海空行为准则，探讨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通报机制。与俄罗斯已经建立起并在执行导弹发射相互通报制度。这都是我们军队与政府部门一起，有的就是军队本身参与的国际规则制定。
六是履行国际职责，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如亚丁湾护航，为叙利亚化武运输护航，参加国际维和。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号去年下半年还参加菲律宾海燕台风后的医疗救助。我们为外军举办扫雷培训班，向雷患深重的国家派专家，提供扫雷器材，中国军队已为40多个国家进行人员培训，或提供扫雷器材或派专家帮助指导扫雷。
七是军队建设开放透明，促进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理解。2013年11月，解放军七大单位相继设立发言人。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军队与外军联演联训情况如何，今年有哪些看点？
钱利华：我们从2002年11月，第一次与吉尔吉斯斯坦开展联训以来，在过去十几年中，已与50多个国家开展70多场联演联训。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军队，都希望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不同战术背景的联演联训。
今年国防部外办与外方协商，初步制定了年度的联演联训计划，如果能实现，比去年联演联训的次数将进一步增加。
今年上合组织将在中国举行一场联合演习，有很多看点。中俄海军演习，将在东海海域举行，这是另一个看点。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中国海军也要派军舰参加，也是一个看点。过去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不邀请我们，今年第一次邀请。我们将要派實兵实装参加演习。我相信通过中美之间演习这种具有实质性合作，能够增进中美之间的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疑，提高双方的合作水平，为新型大国关系增添具体内容。
在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双边、多边演习，有的是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有的是在10 8防长会的框架下。这种演习，是建立互信的一部分，也是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务实举措。
今天中國面临哪些安全威胁？地区大国的安全战略如何调整？谁是东亚地区的战争幽灵？中国军队如何因应？带着这些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两会期间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钱利华少将。
主要威胁来自海上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
钱利华：这些年，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不断增多。关于其深度、广度和严重性，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要小得多，但威胁的多样性更明显。
目前的主要威胁，一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与邻国的领土主权和领海海洋权益之争比较突出；二是周边的热点问题多，东北亚地区、南亚地区、东海、南海，这些热点都集中在跟我们相邻和相望的国家和地区，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安全压力；第三，大国战略调整给我们的压力，主要是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第四，同盟关系的增强，干扰、阻挠中国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具体说就是东海和南海，而来自东海的威胁大于来自南海的威胁，日本右倾势力大于“台独”势力，联合对我的势力大于某一方向或某一力量的威胁。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出于哪些考量？目前推进效果如何？
钱利华：其一，美国调整亚太战略，是其调整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所作的全球战略大调整。
其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印尼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车道，亚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带，带动了全球政治经济重点向亚洲转移。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既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有针对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印尼）的一面。
其三，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引起了美国的疑虑。
其四，亚太发展矛盾集中、突出。亚洲缺乏一个有效的区域安全组织。美国重返亚太，还是意在主导和控制亚太。
美国的这一战略已推出三年左右，但推进并不顺利。美国防长哈格尔坦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内政治极化及政治内讧，导致国内国家安全共识的驱动力不足；二是战略上的模糊和左右摇摆，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盟友无所适从，一些国家对美丧失信任，自保倾向在上升；三是美国资源不足，军费缩减，财政掣肘。
美国前防长盖茨最近接受专访时也谈到，美国面临两大威胁，一是美国国内政治，二是美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五角大楼也认为，对美国的威胁不是南海、东海，而是削减军费。盖茨说，现阶段，中国不是威胁和敌人。
我们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利用好目前的发展机遇期加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中国梦的第一个目标，继而实现第二个目标。
美国安全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许多官员和学者都认为，过去美国向许多国家提供了安全或其他服务，但现在威胁在减弱，因此安全不再有价值，过去的十年不是战争与危机的十年，而是和平与繁荣的十年。战争主要是美国和北约在打，而整个亚太地区、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经济建设。
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大规模的入侵已成为过去，未来的战争计划将包括动用快速反应部队、网络战和隐形海空力量。从现代战争的特点看，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说非常小。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那么美国未来在亚太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的军事打击？
钱利华：根据美国对威胁的判断，根据美国安全观的变化，特别是现代化条件下战争的规律，美国今后在亚太地区采取的军事打击计划，第一是空海一体战，战法是对敌传感器或武器杀伤链实施实际攻击和网络攻击，扰乱指挥控制系统，摧毁发射平台，最终使其武器失效，也就是超视距战。
第二种战法是离岸控制。有美国学者向政府军方提出，美国不需要对亚太目标实行直接攻击，而应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包括击沉、拦截或者遣返商船，控制咽喉海峡，从而影响国内民生，引起内部混乱，最后达到战争目的。
美国这两种战法都在广泛议论中，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也存在。
2月17日，美国防长哈格尔与商务部长布里斯克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只推进军事再平衡远远不够，既引起地区疑虑，也力不从心，国防部门与商务部门需共同推进安全和经贸合作，一是促进共同原则和公平的游戏规则，争取在2014年底达成TPP；二是在安全领域，与各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沟通交流，制定海上、空中交通、太空、网络安全、南海行为准则；三是开展抢险救灾的合作，四是开展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合作。
经济上美国要抓TPP谈判并主导谈判进程；在安全合作方面则抢占制高点，牢牢控制安全合作方面的主导权。
有能力制衡日本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战略调整对本地区其他国家战略及大国关系，比如中日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钱利华：日本也在调整战略。中日之间，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的争斗，实质是亚洲主导权之争，也是亚洲秩序重组之争，是长期、复杂甚至激烈的权力之争。
因为日本焦躁不安，国家失去方向，为右倾势力开了方便之门。日本右倾势力大行其道，军事动作频频，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跳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同时，美国对日本产生了不信任感。在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力量在下降，撤出亚洲是早晚的事情；美国会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舍弃盟友。日本还有一些人认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美日关系，日本充其量只是大国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基于此，日本对美国的信任在减退。 但现阶段，美日还是互有需要。美国既要控制日本，不使日本在右倾化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又不时放任它挑战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既想挣脱美国的控制，又要依靠其力量制衡中国。我们判断形势、制定方略，必须认识到这对同盟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两次打断中国发展进程，有没有可能日本再次冒险，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和平发展？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不是1894年的中国，也不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论是日本右倾势力还是军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造成混乱、冲突，甚至引发一定规模的战事，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手段，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制衡日本在我们周边制造事端和麻烦。
当然我们也要认真处理好中日之间的问题和矛盾，避免危机演化为冲突，使中日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确保不会因为日本对我们的任何错判、误判阻挠和打断我们的和平发展。
中国军队不会打第一枪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国际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日关系紧张程度的加剧，战争幽灵正在亚洲地区徘徊。有人认为2014年东亚与1914年欧洲有诸多相似，你怎么看？
钱利华：有人把目前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形势，比作19世纪的英德矛盾，也有人比作英美矛盾。这两种比喻都不贴切，因为亚洲的形势和欧洲截然不同，21世纪和19世纪也截然不同。
国际上为什么要制造和渲染战争的气氛？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有些右倾势力故意制造战争气氛，其目的是干扰我们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东亚地区，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可能性有多大，这不取决于我们。中国军队不会打第一枪，但如果有人挑衅，打第一枪，把冲突和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给予有力回击。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日本，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毕竟现在的国际大势还是和平与发展，现在各国经济都处于一定的困难当中，都希望尽快摆脱经济困境，使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战争，只会破坏目前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复苏。
但是，我们不害怕战争。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战争，军队备战的目的是慑战和止战，只有充分准备，才能预防冲突、化解风险、避免战争。
我过去跟日本有不少接触。日本人遭受过二战的痛苦，青年一代对战争也是深恶痛绝，对参军缺乏热情，不愿当兵不愿打仗。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如果发动战争，首先受害的是他自己。
战争比拼的是国家政治意志和国家实力。中国的GDP2013年接近日本GDP的2倍，2014年我们完全可以超过日本GDP的两倍。无论是人口规模、国家经济实力，还是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我们都超过日本。如果日本要拉着美国和中国较劲，受损的还是自己。
日本的行为具有投机性和冒险性。它未必真想打仗，不断挑起领土主权争端，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但我们认为它的政策走向是错误的。它首先要和历史切割，像当年的德国一样。
日本要实现国家正常化，路还很长。严格讲在亚洲冷战还没有结束，同盟关系、搞小圈子，日本离不开美国，跳不出美国对它的控制。美国在日本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安全控制在别国手里，怎么可能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
我们过去和日本搞研讨，一直说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在华盛顿制定的，日本的军队建设计划也是华盛顿制定的。如果在外交上、安全上，摆脱不了美国的控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便修改了和平宪法，具备了战争权，有了自己的军队甚至有了集体自卫权。只要跳不出美国的控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美国现处在调适期，它要调整政策，要恢复经济。要说中日之间有很深的矛盾，那么美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日本对美国的厌恶和憎恨远远大于对中国的憎恨，因为中日之间还有一定的文化上的联系，但是美国对日本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远远大于任何国家对日本的伤害，只是这两个国家目前互有需要，矛盾还没有爆发出来，但总有一天会爆发。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最活跃
《瞭望东方周刊》：這些年中国军事外交越来越活跃，目前主要推进哪些方面？
钱利华：军事外交直接为强军目标服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发挥独特的作用。
我们面临复杂的国际周边环境，国内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推进，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相互联动，矛盾时有交织，对军事外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以新思维新举措迎接挑战，破解难题，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为营造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创造条件，为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一是大力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我们反对绝对安全，反对同盟安全，反对以牺牲别国的安全谋求自身的安全。
二是建立军事互信，扩大合作基础。我们参加了上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 8防长扩大会，以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框架下的各种军事安全对话合作。现在这些机制下的合作内容包括抢险救灾、军事医学、维和、海上安全、反恐、裁军与防扩散、军事演习和训练。可以说在西太开展的各种军事安全对话合作，是国际上很多地区无法比拟的。
三是开展高层对话，有效管控风险。我们参加了上合组织防长会、总参谋长会，10 8防长会，与23个国家的国防部或军队进行战略与防务对话，与美、俄、韩国建立不同层次的电话热线。目前，我们还与越南就军队间的电话热线进行协商，有望很快达成协议。
四是加强能力建设，深化联演联训的效果。2013年我们与17个国家的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涉及陆海空、各兵种，演习的内容包括反恐、维和、搜救、安保、医疗救助等。演习的强度难度也加大了，演习方式由原来的单一兵种发展到诸军兵种联合，演习的规模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甚至于更多的官兵参加。输送方式由过去的陆路输送发展到公路、铁路、空中、海上一体输送。参演部队由抽组到成建制的参演。演习地域由陆上接壤的邻国发展到近海、远海、澳洲、美洲大陆。 五是涉足全球公域，推动制定游戏规则。因为安全问题不仅限于传统军事安全，现在还涉及非传统安全，还在向太空、网络空间等其他新的疆域拓展。军队参加裁军进程、网络安全、外空安全、外空非武器化等方面的有关对话，并与政府部门一起推动规则的制定和建立。
我们还参与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并与有关国家海军一起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经过多年协商谈判，有望今年4月在中国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获得通过。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是参与西太海军论坛的20多个国家海军共同参与并制定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规则，一旦获得通过，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公海海军活动时产生碰撞。因为在西太海域和印度洋地区，各国海军舰艇活动频繁，如果有这样一个规则，可以减少海军军舰在海上碰撞的危险。
我们还与美国探讨制定公海海域海空行为准则，探讨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通报机制。与俄罗斯已经建立起并在执行导弹发射相互通报制度。这都是我们军队与政府部门一起，有的就是军队本身参与的国际规则制定。
六是履行国际职责，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如亚丁湾护航，为叙利亚化武运输护航，参加国际维和。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号去年下半年还参加菲律宾海燕台风后的医疗救助。我们为外军举办扫雷培训班，向雷患深重的国家派专家，提供扫雷器材，中国军队已为40多个国家进行人员培训，或提供扫雷器材或派专家帮助指导扫雷。
七是军队建设开放透明，促进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理解。2013年11月，解放军七大单位相继设立发言人。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军队与外军联演联训情况如何，今年有哪些看点？
钱利华：我们从2002年11月，第一次与吉尔吉斯斯坦开展联训以来，在过去十几年中，已与50多个国家开展70多场联演联训。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军队，都希望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不同战术背景的联演联训。
今年国防部外办与外方协商，初步制定了年度的联演联训计划，如果能实现，比去年联演联训的次数将进一步增加。
今年上合组织将在中国举行一场联合演习，有很多看点。中俄海军演习，将在东海海域举行，这是另一个看点。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中国海军也要派军舰参加，也是一个看点。过去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不邀请我们，今年第一次邀请。我们将要派實兵实装参加演习。我相信通过中美之间演习这种具有实质性合作，能够增进中美之间的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疑，提高双方的合作水平，为新型大国关系增添具体内容。
在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双边、多边演习，有的是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有的是在10 8防长会的框架下。这种演习，是建立互信的一部分，也是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务实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