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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亚太地区经济重要性持续上升和亚太国家迅猛发展的形势，以及美国守成霸权的需求，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方向。为了防止新兴大国崛起挑战其霸权，美国采取了三个层次的遏制策略。美国的亚太战略自身存在许多内在矛盾，不仅很多内容不现实，而且过多反映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主张，因此，未必能够顺利执行。
关键词 美国 亚太战略 霸权 汲取富源 遏制对手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
主要著作：《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90年代美国经济》、《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意识》（论文）等。
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根据亚太区域的情况与美国的需求，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亚太区域集中了全世界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其中不乏经济规模和工业化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国家，美国要想增进本国经济福利，实现本国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这个区域给予足够重视，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利用这个区域的经济资源。
亚太区域集中了二战之后全世界后发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群体。日本率先崛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随后相继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大陆、东盟等又急起直追。作为一个整体，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①一直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群体（参见表1）。到201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GDP已占全世界25.0%，几乎等于欧元区份额（14.3%）的两倍，仅中国一国实际GDP占全世界的份额就与整个欧元区相当。②同属亚太国家的日本为世界第三、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的5.6%。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东亚太平洋区域的经济重要性还将持续上升。这是因为：以往10年的经济增长中潜藏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年～20年间，以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为转折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发生逆转。在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问题的考验之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成就显著，中国2010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韩国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东盟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是东亚太平洋国家和地区GDP构成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2000年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出10多个百分点，甚至近20个百分点（参见表2）。中东、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正是这样一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经济结构，使得东亚太平洋国家在以往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并将于正在到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震荡和分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同样，正是由于亚太区域国家的迅猛发展，提高了该区域的国家成为美国眼里竞争对手的几率。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美国某些势力极力企图围堵、遏制的对象，对中国的忌惮之心尤甚。在美国精英阶层中，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者不乏其人，中俄两国发展势头越好，美国这些势力遏制中俄的内在冲动就越强烈。即使是对日本、韩国这类驻扎有大批美军的“盟邦”，美国统治集团也始终对其摆脱美国控制的任何动向保持着百倍警惕。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它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令美国的守成霸权危机感倍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
正是为了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向，确保其经济增长运行在符合美国利益、不至于挑战美国霸权的轨道上，并确保自己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演变的主导权。其中，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切入增长最快的亚太市场，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转型。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经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洗礼，改变过度依赖于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在美国内外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由来已久的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已于2010年3月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其核心内容是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目标。2010年3月1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成立“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陆续在融资、审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出口便利化措施，希望以不断扩大的出口拉动国内就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从而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引用奥巴马本人语言）。由于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且挣扎不已，未来几年都要和高赤字、高失业率作斗争，加拿大和拉美要么市场容量有限，要么增长有心无力，亚太地区便顺理成章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首选之地。从克林顿执政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就高度重视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奥巴马当政以后，对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评价更高，并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 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讲话时称：“我们知道，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在亚洲书写。这一地区将出现这个星球上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增长，亚洲的许多城市将变成全球商务和文化中心。”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罗兹就奥巴马2010年11月6日至14日亚洲之行吹风，说：“看看21世纪的趋势图就知道，亚洲的崛起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故事之一，经济增长的中心正朝亚洲转移。”③
鉴于现存的亚太经合组织以自主、自愿为特征的运行机制难以满足美国要求迅速、又强制力地开放自己占优势市场的主张，更不用说满足美国强行给贸易增加许多政治要求的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拉拢小圈子、另起炉灶，就成了美国的理性选择。正因为如此，2010年3月15日，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八国经贸官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之前，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将为贸易协定提供一个新标准——不仅有利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农民，而且“会与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紧密相连”；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也声称，至少在2015年前，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确保美国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有助于美国保持、掌握区域经贸协定谈判主导权，从侧面包抄，最终按照己方意愿塑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以后谈判的面貌。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进展，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于1986年启动，1991年2月，日内瓦乌拉圭回合终期会议磋商续会破裂；当月，美、加、墨三国首脑宣布决定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991年6月正式开始谈判，1993年12月签署协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其中许多内容成为其后达成的《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模板。
基于连续十年相对优异的经济增长业绩和综合国力上升的事实，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日益活跃地力图对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规则掌握更多话语权：从多哈回合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联手从谈判议程中抵制一批西方国家力推的议题，到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遏制潜在和现实竞争对手的动机，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僵硬地拒绝新兴大国的一切旨在扩张利益和影响力的主张。只要不危及美国经济、政治霸权的根本，只要有助于引导对方走上符合美国利益的发展轨道，美国完全可以同意向对方作出妥协，更何况美国向新兴国家作出的妥协常常是由其欧日盟友“埋单”，如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增加的份额和投票权就来自欧日转让。
遏制策略的三个层次
为了防止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崛起挑战自己的霸权，守成霸权美国可以采取的遏制策略分三个层次：直接对抗阻挠中国“赶超”不过是下策，在中国国内制造内乱才是上策。在这方面，美国的最大优势在于该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有着神奇的魔力，令他们膜拜不已；而“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的成功，也令某些势力跃跃欲试。同时，令人警惕的是，如果中国国内的某些重大政治变动中有境外势力深度介入，就有可能为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埋下一大隐患，亦即外部敌对势力可能以此为开端干涉、操纵中国高层政治，令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重蹈晚清以降政治之覆辙。我们对此应保持冷峻清醒的认识。
扶植印度、越南这类与他们“异质”程度较低、实力较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中国，令中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以及支持中国周边国家骚扰、围堵中国，则是中策，胜于西方国家自己赤膊上阵直接对抗中国多矣。扶小制大，扶弱抑强，是国际角逐中实施这一策略的基本原则。从春秋晚期晋国扶植吴国遏制楚国，到英国的“光荣孤立”；从19世纪起英美扶植日本抑制中俄，④到二战后扶植台湾抑制大陆，扶植巴基斯坦抑制印度，以及在南海之争中扶植越南、菲律宾之辈遏制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莫不如此。而中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如能挑唆其他后发国家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乃至核战争而两败俱伤，那就更能收到“二桃杀三士”之奇功。在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舆论精英中，这种“扶印制华”策略已成共识。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2006年12月的电报中，时任美国驻印大使莫尔福德对“扶印制华”策略作了充分的阐述：
“虽然印度永远不会具有中国那样的强大军力，但它的兵力投送能力不可小觑。通过拉印度进入美日澳同盟，美国获得的好处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民主包围圈。……虽然美日澳伙伴关系把美国带到太平洋西岸，但印度的加入会使得美国打入南亚。”“需要把印度崛起当做我们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来运用。”
在指责中国军费在过去15年增长10倍、且不遗余力地向亚洲投放军力的同时，莫尔福德声称：“事实是，虽然中国积极地通过上合组织、珍珠链战略或其他外交活动扩展影响力，一个更加清晰的美日印友谊关系将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给其他有潜力的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明显不同于中国的模式。……有了美日印的强有力联系，任何来自中国的威胁最终不会增加，而是减少。”⑤
美国亚太战略的内在矛盾
即使不考虑美国企图遏制的国家必然会采取的反制行动，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增强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得它们不愿意在新兴大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上述企图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的双重目标的亚太战略也存在许多内在矛盾，未必能够完全顺利执行。以其力推的TPP为例，从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要奉行高标准，其规则将大量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内政事务，如经济立法、透明度、反贪污、金融改造、产品标准统一、环保评估标准，等等。这样的高标准目标中的很多内容都不现实。 之所以说不现实，不仅仅是因为标准太高，而且因为许多体制成本过高，只有美国这种高踞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国家才能承受，而且效果不一定好。如反腐败，美国许多合法的做法在中国就是腐败。而美国期望在TPP中实施的规则中有太多内容反映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与主张，在金融业方面体现得相当突出。在历史上，美国金融业就曾经先通过区域经济协定在国外开展国内不允许的业务，然后反攻国内市场，典型的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又想在亚太区域重施故技。
截至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区域经济组织中，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而区域市场一体化又达到了较高水平者当数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多个方面确定了区域内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在该协定第十一章“投资及争端处理”第三十八条（协定第1138条）的 “定义”中，“投资”的定义极为多样，包括：企业；企业的股权证券（股票）；企业的债权证券（公司债券），且该企业是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该公司债券原始期限不少于3年，但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券，无论其原始期限有多长；对企业的贷款，且该企业是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该项贷款原始期限不少于3年，但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无论其原始期限有多长；企业的权利，其所有者有权获得分配盈余或利润；企业的权利，其所有者有权在企业解散时获得分配资产，是第3、4项之外的另一种债券或贷款；预期获得或为经济利益或其他商业目的使用的不动产或其它财产（有形的或无形的）；由缔约国领土内的资本或其他资源投入该领土内的经济活动所衍生的利益，例如来自以下合约的：促使投资者投入其在该领土内财产的合约（包括总承包或建筑合约，或特许权）；或实际依靠企业的生产、收入或利润而获得报酬的合约。
在上述定义中，非资金投入（如品牌、自有技术等无形资产）所获得的盈余/利润和清算资产分配权、证券组合投资占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从墨西哥当时的外资形态和结构来看，如此多样化的“投资”定义显然极为“新潮”。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证券组合投资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资增量中迅速占据了大头，1994年墨西哥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组合投资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当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6倍以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四章“金融服务业”要求各缔约方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到2000年1月1日逐步实现区域内金融服务业自由化，自由化程度衡量标准除市场准入外，还包括其他缔约国金融服务供应商在一个缔约国某类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中所占份额上限，如美国、加拿大在墨西哥所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占墨西哥所有保险公司资本总额比率上限依次为：1994年1月1日，6%；1995年1月1日，8%；1996年1月1日，9%；1997年1月1日，10%；1998年1月1日，11%，1999年1月1日，12%。这一章赋予成员国的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义务涵盖面相当广泛，其第六条（协定第1406条）“金融创新”规定各缔约国应允许其他缔约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创新服务；在附录C中，墨西哥特别承诺许可美国和加拿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墨西哥境内开展商业贷款、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信用卡服务等典型的商业银行业务，实际上是允许这两国的金融机构在墨西哥进行当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允许进行的混业经营；墨西哥允许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工商企业建立联盟开展金融业务，更是远远超出了美、加两国当时的金融管制章程，因为直到1999年11月美国国会才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取消分业经营管制。而且该章条款具备优先效力，其第一条“适用范围”（协定第1401条）第3款明确指出，“本章条款与本协议其它条款有冲突之处，以本章条款优先适用”。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承担的跨境证券交易自由化义务超过了加拿大，在此前后还实行了全面的资本帐户自由化。
结果，资本管制和金融市场准入的全面放松直接导致了1994年～1995年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机。墨西哥遭受的这种不对称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墨西哥的决策失误，这一“教训”是站在墨西哥的立场而言，对于美国而言，这不是教训，反而是成功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亚太区域内不少国家并不愿意接受TPP的巨大预期代价。如越南，其内部对参加“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意见分歧：固然有人主张加入，但认为代价太高的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毕竟越南2007年才加入WTO，还有许多“入世”承诺尚需完成。由于越南贸易壁垒较高，削减速度也低于其他主要东盟国家，仅仅完成入世承诺的负担就很沉重。2008年越南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11.79%，比亚太经合组织平均水平（6.95%）高70%，高于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拉美成员国，在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的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泰国；特别是越南高关税项目甚多，截至2007年，越南税率超过20%的高关税项目多达1880项，占关税税号总量的20.7%，超过泰国（1619项和19.5%）、马来西亚（1384项和13.3%），为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方中高关税项目最多的成员。⑥在此情况下，急于参加“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要承担更多新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承诺。越南究竟能否承受，不少人仍然心存疑虑。
注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分类，“亚洲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Asia）不包括中东国家与俄罗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4月）》，第179页。
《人民日报》，2010年11月7日，第2版。
盎格鲁-萨克森人从19世纪以来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据于建胜、刘春蕊所著《落日的挽歌——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页～243页记载，1867年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美驻日公使德朗在为日本谋划侵占中国的台湾后，德朗在给美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就声称：“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俄两国围绕中亚和中国的新疆、西藏展开了争夺；1873年俄国并吞整个中亚之后，英俄对峙格局形成，英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遏制沙俄南下印度洋的野心。为此，英国需要在远东寻找一个盟友。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中国、朝鲜的战争而进行了多年的全方位准备，其中在外交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谋求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特权。此时，英国选择正在日益兴起和向前发展的日本作为其远东盟友，因而于1890年正式宣布可以考虑放弃在日本的特权。此举不仅提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增强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而且减少了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顾忌，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1894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乞求英国斡旋，英国虚与委蛇，同时向日本要求其保证尊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得到保证之后便退出调停。清军在平壤、黄海两战失利之后，英国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对日本表示同情和赞扬。在日俄战争中，英、美两国从战前就开始大力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前的1904年1月，美国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对俄国作战，美国将对日本采取“善意”的态度。同时，应邀访日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 H. Taft）在东京再次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日俄战争一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就向德国和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再出现类似1895年那样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对付日本（即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我当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英国是日本的盟国，对日本的支持更为积极。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声援日本之外，还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俄国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驶向东方。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又源源不断向日本运送大量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消耗的大约10亿美元战费中约有一半来自英、美两国财团提供的财政援助。正因为如此，我一贯主张，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四大国之外的其他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它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如果早早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将损害本国的整体、长远利益。
“美支持印度抗衡‘中国模式’”，《环球时报》，2011年4月26日，第6版。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历年单边行动计划（IAP），转引自宫占奎：“APEC进程20年——茂物目标视角分析”，载中国APEC研究院：《亚太经济发展报告·200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责 编/赵斯昕
关键词 美国 亚太战略 霸权 汲取富源 遏制对手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
主要著作：《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90年代美国经济》、《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意识》（论文）等。
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根据亚太区域的情况与美国的需求，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亚太区域集中了全世界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其中不乏经济规模和工业化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国家，美国要想增进本国经济福利，实现本国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这个区域给予足够重视，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利用这个区域的经济资源。
亚太区域集中了二战之后全世界后发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群体。日本率先崛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随后相继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大陆、东盟等又急起直追。作为一个整体，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①一直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群体（参见表1）。到201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GDP已占全世界25.0%，几乎等于欧元区份额（14.3%）的两倍，仅中国一国实际GDP占全世界的份额就与整个欧元区相当。②同属亚太国家的日本为世界第三、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的5.6%。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东亚太平洋区域的经济重要性还将持续上升。这是因为：以往10年的经济增长中潜藏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年～20年间，以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为转折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发生逆转。在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问题的考验之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成就显著，中国2010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韩国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东盟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是东亚太平洋国家和地区GDP构成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2000年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出10多个百分点，甚至近20个百分点（参见表2）。中东、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正是这样一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经济结构，使得东亚太平洋国家在以往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并将于正在到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震荡和分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同样，正是由于亚太区域国家的迅猛发展，提高了该区域的国家成为美国眼里竞争对手的几率。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美国某些势力极力企图围堵、遏制的对象，对中国的忌惮之心尤甚。在美国精英阶层中，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者不乏其人，中俄两国发展势头越好，美国这些势力遏制中俄的内在冲动就越强烈。即使是对日本、韩国这类驻扎有大批美军的“盟邦”，美国统治集团也始终对其摆脱美国控制的任何动向保持着百倍警惕。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它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令美国的守成霸权危机感倍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
正是为了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向，确保其经济增长运行在符合美国利益、不至于挑战美国霸权的轨道上，并确保自己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演变的主导权。其中，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切入增长最快的亚太市场，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转型。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经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洗礼，改变过度依赖于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在美国内外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由来已久的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已于2010年3月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其核心内容是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目标。2010年3月1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成立“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陆续在融资、审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出口便利化措施，希望以不断扩大的出口拉动国内就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从而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引用奥巴马本人语言）。由于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且挣扎不已，未来几年都要和高赤字、高失业率作斗争，加拿大和拉美要么市场容量有限，要么增长有心无力，亚太地区便顺理成章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首选之地。从克林顿执政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就高度重视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奥巴马当政以后，对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评价更高，并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 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讲话时称：“我们知道，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在亚洲书写。这一地区将出现这个星球上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增长，亚洲的许多城市将变成全球商务和文化中心。”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罗兹就奥巴马2010年11月6日至14日亚洲之行吹风，说：“看看21世纪的趋势图就知道，亚洲的崛起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故事之一，经济增长的中心正朝亚洲转移。”③
鉴于现存的亚太经合组织以自主、自愿为特征的运行机制难以满足美国要求迅速、又强制力地开放自己占优势市场的主张，更不用说满足美国强行给贸易增加许多政治要求的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拉拢小圈子、另起炉灶，就成了美国的理性选择。正因为如此，2010年3月15日，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八国经贸官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之前，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将为贸易协定提供一个新标准——不仅有利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农民，而且“会与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紧密相连”；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也声称，至少在2015年前，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确保美国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有助于美国保持、掌握区域经贸协定谈判主导权，从侧面包抄，最终按照己方意愿塑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以后谈判的面貌。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进展，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于1986年启动，1991年2月，日内瓦乌拉圭回合终期会议磋商续会破裂；当月，美、加、墨三国首脑宣布决定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991年6月正式开始谈判，1993年12月签署协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其中许多内容成为其后达成的《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模板。
基于连续十年相对优异的经济增长业绩和综合国力上升的事实，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日益活跃地力图对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规则掌握更多话语权：从多哈回合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联手从谈判议程中抵制一批西方国家力推的议题，到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遏制潜在和现实竞争对手的动机，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僵硬地拒绝新兴大国的一切旨在扩张利益和影响力的主张。只要不危及美国经济、政治霸权的根本，只要有助于引导对方走上符合美国利益的发展轨道，美国完全可以同意向对方作出妥协，更何况美国向新兴国家作出的妥协常常是由其欧日盟友“埋单”，如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增加的份额和投票权就来自欧日转让。
遏制策略的三个层次
为了防止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崛起挑战自己的霸权，守成霸权美国可以采取的遏制策略分三个层次：直接对抗阻挠中国“赶超”不过是下策，在中国国内制造内乱才是上策。在这方面，美国的最大优势在于该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有着神奇的魔力，令他们膜拜不已；而“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的成功，也令某些势力跃跃欲试。同时，令人警惕的是，如果中国国内的某些重大政治变动中有境外势力深度介入，就有可能为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埋下一大隐患，亦即外部敌对势力可能以此为开端干涉、操纵中国高层政治，令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重蹈晚清以降政治之覆辙。我们对此应保持冷峻清醒的认识。
扶植印度、越南这类与他们“异质”程度较低、实力较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中国，令中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以及支持中国周边国家骚扰、围堵中国，则是中策，胜于西方国家自己赤膊上阵直接对抗中国多矣。扶小制大，扶弱抑强，是国际角逐中实施这一策略的基本原则。从春秋晚期晋国扶植吴国遏制楚国，到英国的“光荣孤立”；从19世纪起英美扶植日本抑制中俄，④到二战后扶植台湾抑制大陆，扶植巴基斯坦抑制印度，以及在南海之争中扶植越南、菲律宾之辈遏制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莫不如此。而中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如能挑唆其他后发国家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乃至核战争而两败俱伤，那就更能收到“二桃杀三士”之奇功。在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舆论精英中，这种“扶印制华”策略已成共识。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2006年12月的电报中，时任美国驻印大使莫尔福德对“扶印制华”策略作了充分的阐述：
“虽然印度永远不会具有中国那样的强大军力，但它的兵力投送能力不可小觑。通过拉印度进入美日澳同盟，美国获得的好处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民主包围圈。……虽然美日澳伙伴关系把美国带到太平洋西岸，但印度的加入会使得美国打入南亚。”“需要把印度崛起当做我们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来运用。”
在指责中国军费在过去15年增长10倍、且不遗余力地向亚洲投放军力的同时，莫尔福德声称：“事实是，虽然中国积极地通过上合组织、珍珠链战略或其他外交活动扩展影响力，一个更加清晰的美日印友谊关系将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给其他有潜力的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明显不同于中国的模式。……有了美日印的强有力联系，任何来自中国的威胁最终不会增加，而是减少。”⑤
美国亚太战略的内在矛盾
即使不考虑美国企图遏制的国家必然会采取的反制行动，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增强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得它们不愿意在新兴大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上述企图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的双重目标的亚太战略也存在许多内在矛盾，未必能够完全顺利执行。以其力推的TPP为例，从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要奉行高标准，其规则将大量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内政事务，如经济立法、透明度、反贪污、金融改造、产品标准统一、环保评估标准，等等。这样的高标准目标中的很多内容都不现实。 之所以说不现实，不仅仅是因为标准太高，而且因为许多体制成本过高，只有美国这种高踞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国家才能承受，而且效果不一定好。如反腐败，美国许多合法的做法在中国就是腐败。而美国期望在TPP中实施的规则中有太多内容反映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与主张，在金融业方面体现得相当突出。在历史上，美国金融业就曾经先通过区域经济协定在国外开展国内不允许的业务，然后反攻国内市场，典型的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又想在亚太区域重施故技。
截至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区域经济组织中，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而区域市场一体化又达到了较高水平者当数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多个方面确定了区域内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在该协定第十一章“投资及争端处理”第三十八条（协定第1138条）的 “定义”中，“投资”的定义极为多样，包括：企业；企业的股权证券（股票）；企业的债权证券（公司债券），且该企业是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该公司债券原始期限不少于3年，但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券，无论其原始期限有多长；对企业的贷款，且该企业是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该项贷款原始期限不少于3年，但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无论其原始期限有多长；企业的权利，其所有者有权获得分配盈余或利润；企业的权利，其所有者有权在企业解散时获得分配资产，是第3、4项之外的另一种债券或贷款；预期获得或为经济利益或其他商业目的使用的不动产或其它财产（有形的或无形的）；由缔约国领土内的资本或其他资源投入该领土内的经济活动所衍生的利益，例如来自以下合约的：促使投资者投入其在该领土内财产的合约（包括总承包或建筑合约，或特许权）；或实际依靠企业的生产、收入或利润而获得报酬的合约。
在上述定义中，非资金投入（如品牌、自有技术等无形资产）所获得的盈余/利润和清算资产分配权、证券组合投资占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从墨西哥当时的外资形态和结构来看，如此多样化的“投资”定义显然极为“新潮”。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证券组合投资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资增量中迅速占据了大头，1994年墨西哥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组合投资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当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6倍以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四章“金融服务业”要求各缔约方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到2000年1月1日逐步实现区域内金融服务业自由化，自由化程度衡量标准除市场准入外，还包括其他缔约国金融服务供应商在一个缔约国某类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中所占份额上限，如美国、加拿大在墨西哥所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占墨西哥所有保险公司资本总额比率上限依次为：1994年1月1日，6%；1995年1月1日，8%；1996年1月1日，9%；1997年1月1日，10%；1998年1月1日，11%，1999年1月1日，12%。这一章赋予成员国的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义务涵盖面相当广泛，其第六条（协定第1406条）“金融创新”规定各缔约国应允许其他缔约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创新服务；在附录C中，墨西哥特别承诺许可美国和加拿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墨西哥境内开展商业贷款、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信用卡服务等典型的商业银行业务，实际上是允许这两国的金融机构在墨西哥进行当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允许进行的混业经营；墨西哥允许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工商企业建立联盟开展金融业务，更是远远超出了美、加两国当时的金融管制章程，因为直到1999年11月美国国会才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取消分业经营管制。而且该章条款具备优先效力，其第一条“适用范围”（协定第1401条）第3款明确指出，“本章条款与本协议其它条款有冲突之处，以本章条款优先适用”。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承担的跨境证券交易自由化义务超过了加拿大，在此前后还实行了全面的资本帐户自由化。
结果，资本管制和金融市场准入的全面放松直接导致了1994年～1995年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机。墨西哥遭受的这种不对称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墨西哥的决策失误，这一“教训”是站在墨西哥的立场而言，对于美国而言，这不是教训，反而是成功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亚太区域内不少国家并不愿意接受TPP的巨大预期代价。如越南，其内部对参加“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意见分歧：固然有人主张加入，但认为代价太高的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毕竟越南2007年才加入WTO，还有许多“入世”承诺尚需完成。由于越南贸易壁垒较高，削减速度也低于其他主要东盟国家，仅仅完成入世承诺的负担就很沉重。2008年越南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11.79%，比亚太经合组织平均水平（6.95%）高70%，高于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拉美成员国，在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的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泰国；特别是越南高关税项目甚多，截至2007年，越南税率超过20%的高关税项目多达1880项，占关税税号总量的20.7%，超过泰国（1619项和19.5%）、马来西亚（1384项和13.3%），为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方中高关税项目最多的成员。⑥在此情况下，急于参加“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要承担更多新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承诺。越南究竟能否承受，不少人仍然心存疑虑。
注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分类，“亚洲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Asia）不包括中东国家与俄罗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4月）》，第179页。
《人民日报》，2010年11月7日，第2版。
盎格鲁-萨克森人从19世纪以来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据于建胜、刘春蕊所著《落日的挽歌——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页～243页记载，1867年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美驻日公使德朗在为日本谋划侵占中国的台湾后，德朗在给美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就声称：“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俄两国围绕中亚和中国的新疆、西藏展开了争夺；1873年俄国并吞整个中亚之后，英俄对峙格局形成，英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遏制沙俄南下印度洋的野心。为此，英国需要在远东寻找一个盟友。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中国、朝鲜的战争而进行了多年的全方位准备，其中在外交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谋求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特权。此时，英国选择正在日益兴起和向前发展的日本作为其远东盟友，因而于1890年正式宣布可以考虑放弃在日本的特权。此举不仅提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增强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而且减少了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顾忌，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1894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乞求英国斡旋，英国虚与委蛇，同时向日本要求其保证尊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得到保证之后便退出调停。清军在平壤、黄海两战失利之后，英国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对日本表示同情和赞扬。在日俄战争中，英、美两国从战前就开始大力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前的1904年1月，美国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对俄国作战，美国将对日本采取“善意”的态度。同时，应邀访日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 H. Taft）在东京再次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日俄战争一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就向德国和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再出现类似1895年那样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对付日本（即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我当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英国是日本的盟国，对日本的支持更为积极。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声援日本之外，还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俄国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驶向东方。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又源源不断向日本运送大量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消耗的大约10亿美元战费中约有一半来自英、美两国财团提供的财政援助。正因为如此，我一贯主张，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四大国之外的其他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它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如果早早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将损害本国的整体、长远利益。
“美支持印度抗衡‘中国模式’”，《环球时报》，2011年4月26日，第6版。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历年单边行动计划（IAP），转引自宫占奎：“APEC进程20年——茂物目标视角分析”，载中国APEC研究院：《亚太经济发展报告·200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责 编/赵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