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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风潮中的小诗人
1919年9月2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风山镇（原属热河省）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亲都知书达礼，父亲郭觉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书；母亲李有芳，当过几年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3岁起识字，5岁读《诗经》。在小学念书时，郭小川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幼年从父母那里受到的良好文学熏陶，为郭小川以后成长为一名革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郭小川一家避难到了北平。在1936年北平学生举行的“六一三”大示威运动中，郭小川自愿担任纠察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他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学名郭健风。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大潮中，郭小川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展露写诗的才华。他开始用“郭苏”、“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写诗，不少作品发表在当时北平的救亡刊物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全民抗战，郭小川由东北大学“民先”组织联系，从北平几经曲折到了太原，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等人带领下，来到八路军120师师部，受到了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并分配到第359旅，成为这个队伍中光荣的一名抗日战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后随部队从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县、榆次等地。参军后不到两个月，郭小川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郭小川担任了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在王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工作之余，他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有些诗如《党的生日》刊载在当时359旅的《战声报》上。有代表性的还有《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等。
1941年1月，部队首长送他到延安学习。从这时起到1945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延安，郭小川积极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拿起笔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赞誉党的革命事业。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之歌》，他以朴素而诚挚的阶级感情把第一支颂歌献给毛主席。另外，他还写了《一个声音》、《草鞋》以及《老雇工》等诗作。1942年5月23日，郭小川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并把在群众中学到的民间秧歌，改造发展成为新型的秧歌剧。此外，郭小川和中央党校的其他同志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编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该剧公演时，毛泽东两次观看该剧，亲笔写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在国家民族的韵律中写作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后，延安干部遵循“七大”路线奔赴各个战场，投入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1945年10月，郭小川背着背包，回到自己家乡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热西专署民政科长，还领导了县支队清匪反霸工作。1948年夏天，郭小川被调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从1948年6月至年底以前，他担任中共中央晋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副总编，兼任《大众报》的负责人。同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郭小川随军入关。天津解放后，郭小川担任《天津日报》第一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为党报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
1949年5月，郭小川随军南下，6月，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不久任宣传处处长。1951年7月，他又被调到中南文艺战线任领导工作。这期间，郭小川一直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常为党报起草包括社论在内的各种评论。他把自己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写了大量的政论，深入浅出地宣传毛主席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由于郭小川在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53年3月7日，党中央调郭小川到中央宣传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党组成员，以后又担任党组副书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经战乱，百废待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郭小川义不容辞地再次握住诗笔，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和许多普通的斗士”唱出了最雄壮的颂歌和战歌。其间，他先后创作出《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随手一掬，都闪耀着哲思的珍珠，都是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写了一组诗，题名叫《致青年公民》。组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热议。它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内容上充满革命朝气，在于诗歌语言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还在于它那新颖和富于音律美的排列形式。他认为，音乐性是诗形式的主要特征。诗歌的音乐性还是一个群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为了把握诗歌的音乐性，作者只有多向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吸取营养。他自己写一首诗，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深入生活第一线，激情喷涌，一气呵成，但也不乏仔细推敲，千锤百炼之作。他说：“诗，应当是由一个个最准确表现内容的、新鲜的、富丽的句子所组成。”一首诗，不但要有别具一格的语言，尤其是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和积累来的语言，还要有意味深长、引人思索的警句。而他的诗，正是这样实现着，体现着。
这期间，他曾一度出访，参加国际性的作家会议，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建立国际文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好诗，歌颂祖国的跃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等。除此，他还精心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诗人，其政治热情之高、之强烈，远远超出一般作家诗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极力讴歌革命，讴歌时代。
1960年春，郭小川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钢城包头深入生活，进行参观访问。看到祖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看到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变山石为宝的壮举，那草原上流淌的钢花，如春风一般催动了诗人心上的欢乐之花。他学习并运用民歌形式，写下了《平炉王出钢记》，为草原上喷射出来的“跟天安门的焰火成了对对”的钢花欢呼。全诗共分三个部分：“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看钢人等看那打头的钢”、“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这首诗既融有陕北民歌的风格，也明显有群众口语化的色彩。早在1958年，郭小川就在一篇题为《诗歌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诗人要向“人民群众的诗——新民歌”学习，吸取其中精华部分的养分，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写出革命新诗。对于植根于中国的土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民歌，郭小川至为推崇。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加上自然灾害和一些国际原因，全国物质生活处在严重匮乏之中。但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干劲，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受了种种考验，冲出了低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62年初，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郭小川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讲话，并获得了一年的创作假期。1961年2月，他被安排到辽宁钢铁和煤炭生产基地的鞍山、抚顺参观访问，搜集素材进行创作。东北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十分激动。他热情饱满，劲头十足，决心把中国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冲天干劲写出来，既是歌颂他们，也鼓舞全国人民。为了创作，他不顾劳累和身体不好，甚至放弃了春节回家休假，和钢铁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同战斗，共欢乐。经过长期积累，他创作出《鞍钢一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钢的时候》和《追踪老孟泰的脚步》等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诗篇……接着他连续写出了几十首好诗，结集出版了《甘蔗林——青纱帐》和《昆仑行》两本诗集。这两本诗集中的诗，和诗人过去创作的诗歌相比，既保持了原有豪迈雄伟的气派，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作品以其深刻新奇的主题思想、对现实斗争的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和优美完整的艺术形式、生动而具有民族气派的艺术风格，强烈地传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些诗表明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跃上了新的高峰，标志着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思想和艺术上全面成熟的时期。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的战斗精神，且特别注重美的开掘及诗歌形式的创新。这些激越慷慨的作品在歌颂人的精神的同时，还张扬了一种人生的选择，或一种在生活困境中应该保持的姿态与情怀。
人生低谷中写就的深刻
正当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郭小川和作协机关的干部一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五七”干校，从此，他和大家一样参加围湖造田的重体力劳动。郭小川以他诗人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来到了湖北咸宁。在这里，他仍坚持创作，坚守自己革命诗人的战斗岗位。他先后写了《柿情歌》、《欢乐歌》、《花纹歌》等作品。这些诗在当时自然大部分得不到发表机会，有的只能在干校墙报上刊登，有的或在集会上朗诵。在当时的环境里，诗人凭着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信念，保持他胸怀的磊落光明，保持着他当年年轻战士的天真，继续放声歌唱。读着郭小川当年的诗句，我们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个正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文化人。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等人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但“四人帮”嫉恨郭小川，把他说成文艺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郭小川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静海县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在团泊洼，尽管环境更加恶劣，郭小川仍不顾病体，努力研读革命理论著作。从1975年春天起，他学习了四卷本《列宁选集》，接着又钻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75年9月，郭小川在团泊洼被隔离审查，突然听到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他怀着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挥笔写下《团泊洼的秋天》，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他的诗充满浩然正气，掷地有声。与其说它是一篇革命战士的宣言，不如说它是向“四人帮”投掷的一颗重磅炸弹！对革命文艺创作，郭小川始终积极倡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他在《我们需要最强音》一文中说：“浪漫主义，这里当然指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艺术创作方法，它的意思大致是：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表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对于未来的梦想。”“缺少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缺少革命的浪漫主义，我认为，实质上就是缺乏思想，缺乏共产主义的深刻的思想。”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道：“我们都已熟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最根本的，恐怕是使作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现实主义呢？最根本的，恐怕是从革命的实际出发。而这两者都是要从革命斗争中来，从革命生活中来，决不是只说几句‘豪言壮语’……”
同年10月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召见了郭小川，对他给予了慰勉，并且决定采取实际措施，把郭小川的组织关系由文化部转到中央组织部，帮助他摆脱“四人帮”的禁锢，从而更好地生活和创作。一个月后，他实现了到河南农村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愿望，先后到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林县和辉县考察，还准备到大寨、遵化参观学习访问，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郭小川还是写出了《拍石头》、《登九山》、《辉县好地方》等反映农村题材的好诗。由于“四人帮”一伙的长期迫害，郭小川的身体越来越差，周恩来、毛泽东几位中央领导人去世时，正是郭小川的身体极度虚弱时期，但诗人含悲忍泪写出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痛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未完成）等诗篇。
1976年10月，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他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郭小川不幸逝世，终年仅57岁。
永远的“战士诗人”
郭小川有“战士诗人”之称，这个称号与其大多的诗作有关。他经历过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参加过八路军，曾在编辑部工作，担任过地方领导，“过早的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郭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开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激情为新中国放声歌唱。22年里，他用诗歌讴歌生活、赞美人民，为新事物呐喊，他用诗歌写出一个诗人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他用战士的歌喉，战士的情感，为新中国歌功颂德。 从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投人火热的斗争》到最后的诗作《秋歌》这种特点一以贯之。他鼓励人们开拓、奋进（《向困难进军》），讴歌祖国的风姿、英雄的人民（《厦门风姿》），抒发人定胜天的豪情（《望星空》），表达对“四人帮”的憎恨（《团泊洼的秋天》）……诗人不仅是英雄业绩的歌唱者，也是参加者。他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 而是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时代前进的战斗者。郭小川以其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思想，精湛的哲理揭示了时代风貌的内涵。
《向困难进军》阐明了“在我们的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再长几寸”的道理，《厦门风姿》中作者由此而想到了它是整个中国的风姿，《团泊洼的秋天》更是想得奇、想得巧、想得深，从静静的团泊洼想到“全世界都在喧腾”，从“同志式温存的夜话”想到了“战士的深情”、“战士的性格”、“战士的爱情”、“战士的歌声”。虽然“四人帮”在肆行非度，但人们相信“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郭小川的诗对斗争生活有独到见解，独特感受，又洋溢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精神，给人以艺术享受，育人以理想、追求和信念。
郭小川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勉劳动，顽强战斗，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文艺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战士的闪光的脚印和一个诗人的独特丰碑。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他始终满怀革命激情，站在时代斗争的潮头，站在工农兵中间。他的一生，几乎踏遍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战士与诗人，这两个人类神圣职业的名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冯牧在《郭小川诗选·代序》中这样高度评介郭小川的创作：“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郭小川的诗并不尽是杰作，……任何一个革命的作家和诗人，只要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只要他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正确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会反射出太阳的光彩一样。”
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身心饱受“四人帮”一伙的残酷摧残，他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无比深情，讴歌不停，战斗不止。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生涯中，郭小川始终坚持走富有独创风格的艺术道路。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无产阶级诗人或作家，其作品在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个人特色”。而这特色“是作者的全部气质和全部修养在创作上的综合表现……”他还曾具体地指出诗要“四化”：即革命化、典型化、群众化、格律化。他无愧于我们时代杰出歌手的称号！更无愧于“革命战士诗人”的崇高荣誉！
1919年9月2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风山镇（原属热河省）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亲都知书达礼，父亲郭觉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书；母亲李有芳，当过几年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3岁起识字，5岁读《诗经》。在小学念书时，郭小川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幼年从父母那里受到的良好文学熏陶，为郭小川以后成长为一名革命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郭小川一家避难到了北平。在1936年北平学生举行的“六一三”大示威运动中，郭小川自愿担任纠察队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他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学名郭健风。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大潮中，郭小川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展露写诗的才华。他开始用“郭苏”、“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写诗，不少作品发表在当时北平的救亡刊物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全民抗战，郭小川由东北大学“民先”组织联系，从北平几经曲折到了太原，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等人带领下，来到八路军120师师部，受到了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并分配到第359旅，成为这个队伍中光荣的一名抗日战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后随部队从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县、榆次等地。参军后不到两个月，郭小川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郭小川担任了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在王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工作之余，他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有些诗如《党的生日》刊载在当时359旅的《战声报》上。有代表性的还有《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等。
1941年1月，部队首长送他到延安学习。从这时起到1945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延安，郭小川积极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拿起笔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赞誉党的革命事业。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之歌》，他以朴素而诚挚的阶级感情把第一支颂歌献给毛主席。另外，他还写了《一个声音》、《草鞋》以及《老雇工》等诗作。1942年5月23日，郭小川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基层，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并把在群众中学到的民间秧歌，改造发展成为新型的秧歌剧。此外，郭小川和中央党校的其他同志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编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该剧公演时，毛泽东两次观看该剧，亲笔写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在国家民族的韵律中写作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后，延安干部遵循“七大”路线奔赴各个战场，投入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1945年10月，郭小川背着背包，回到自己家乡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热西专署民政科长，还领导了县支队清匪反霸工作。1948年夏天，郭小川被调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从1948年6月至年底以前，他担任中共中央晋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副总编，兼任《大众报》的负责人。同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郭小川随军入关。天津解放后，郭小川担任《天津日报》第一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为党报写了大量的社论、短评。
1949年5月，郭小川随军南下，6月，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不久任宣传处处长。1951年7月，他又被调到中南文艺战线任领导工作。这期间，郭小川一直在中南地区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常为党报起草包括社论在内的各种评论。他把自己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写了大量的政论，深入浅出地宣传毛主席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由于郭小川在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53年3月7日，党中央调郭小川到中央宣传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5年，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党组成员，以后又担任党组副书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经战乱，百废待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和人民诗人，郭小川义不容辞地再次握住诗笔，热情洋溢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和许多普通的斗士”唱出了最雄壮的颂歌和战歌。其间，他先后创作出《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随手一掬，都闪耀着哲思的珍珠，都是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写了一组诗，题名叫《致青年公民》。组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热议。它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内容上充满革命朝气，在于诗歌语言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还在于它那新颖和富于音律美的排列形式。他认为，音乐性是诗形式的主要特征。诗歌的音乐性还是一个群众化民族化的问题。为了把握诗歌的音乐性，作者只有多向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吸取营养。他自己写一首诗，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深入生活第一线，激情喷涌，一气呵成，但也不乏仔细推敲，千锤百炼之作。他说：“诗，应当是由一个个最准确表现内容的、新鲜的、富丽的句子所组成。”一首诗，不但要有别具一格的语言，尤其是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和积累来的语言，还要有意味深长、引人思索的警句。而他的诗，正是这样实现着，体现着。
这期间，他曾一度出访，参加国际性的作家会议，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建立国际文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好诗，歌颂祖国的跃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雪兆丰年》等。除此，他还精心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诗人，其政治热情之高、之强烈，远远超出一般作家诗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极力讴歌革命，讴歌时代。
1960年春，郭小川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钢城包头深入生活，进行参观访问。看到祖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看到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变山石为宝的壮举，那草原上流淌的钢花，如春风一般催动了诗人心上的欢乐之花。他学习并运用民歌形式，写下了《平炉王出钢记》，为草原上喷射出来的“跟天安门的焰火成了对对”的钢花欢呼。全诗共分三个部分：“五一节的焰火飞上天安门”、“看钢人等看那打头的钢”、“平炉王的钢水出来了”，这首诗既融有陕北民歌的风格，也明显有群众口语化的色彩。早在1958年，郭小川就在一篇题为《诗歌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诗人要向“人民群众的诗——新民歌”学习，吸取其中精华部分的养分，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写出革命新诗。对于植根于中国的土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民歌，郭小川至为推崇。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加上自然灾害和一些国际原因，全国物质生活处在严重匮乏之中。但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干劲，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受了种种考验，冲出了低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62年初，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郭小川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讲话，并获得了一年的创作假期。1961年2月，他被安排到辽宁钢铁和煤炭生产基地的鞍山、抚顺参观访问，搜集素材进行创作。东北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十分激动。他热情饱满，劲头十足，决心把中国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冲天干劲写出来，既是歌颂他们，也鼓舞全国人民。为了创作，他不顾劳累和身体不好，甚至放弃了春节回家休假，和钢铁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同战斗，共欢乐。经过长期积累，他创作出《鞍钢一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钢的时候》和《追踪老孟泰的脚步》等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诗篇……接着他连续写出了几十首好诗，结集出版了《甘蔗林——青纱帐》和《昆仑行》两本诗集。这两本诗集中的诗，和诗人过去创作的诗歌相比，既保持了原有豪迈雄伟的气派，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作品以其深刻新奇的主题思想、对现实斗争的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和优美完整的艺术形式、生动而具有民族气派的艺术风格，强烈地传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些诗表明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跃上了新的高峰，标志着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思想和艺术上全面成熟的时期。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的战斗精神，且特别注重美的开掘及诗歌形式的创新。这些激越慷慨的作品在歌颂人的精神的同时，还张扬了一种人生的选择，或一种在生活困境中应该保持的姿态与情怀。
人生低谷中写就的深刻
正当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如日中天之际，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郭小川和作协机关的干部一道，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五七”干校，从此，他和大家一样参加围湖造田的重体力劳动。郭小川以他诗人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来到了湖北咸宁。在这里，他仍坚持创作，坚守自己革命诗人的战斗岗位。他先后写了《柿情歌》、《欢乐歌》、《花纹歌》等作品。这些诗在当时自然大部分得不到发表机会，有的只能在干校墙报上刊登，有的或在集会上朗诵。在当时的环境里，诗人凭着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信念，保持他胸怀的磊落光明，保持着他当年年轻战士的天真，继续放声歌唱。读着郭小川当年的诗句，我们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个正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文化人。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等人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但“四人帮”嫉恨郭小川，把他说成文艺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郭小川随原属中国作协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静海县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接受“审查”。在团泊洼，尽管环境更加恶劣，郭小川仍不顾病体，努力研读革命理论著作。从1975年春天起，他学习了四卷本《列宁选集》，接着又钻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1975年9月，郭小川在团泊洼被隔离审查，突然听到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他怀着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挥笔写下《团泊洼的秋天》，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他的诗充满浩然正气，掷地有声。与其说它是一篇革命战士的宣言，不如说它是向“四人帮”投掷的一颗重磅炸弹！对革命文艺创作，郭小川始终积极倡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他在《我们需要最强音》一文中说：“浪漫主义，这里当然指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艺术创作方法，它的意思大致是：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表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对于未来的梦想。”“缺少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缺少革命的浪漫主义，我认为，实质上就是缺乏思想，缺乏共产主义的深刻的思想。”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道：“我们都已熟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最根本的，恐怕是使作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现实主义呢？最根本的，恐怕是从革命的实际出发。而这两者都是要从革命斗争中来，从革命生活中来，决不是只说几句‘豪言壮语’……”
同年10月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召见了郭小川，对他给予了慰勉，并且决定采取实际措施，把郭小川的组织关系由文化部转到中央组织部，帮助他摆脱“四人帮”的禁锢，从而更好地生活和创作。一个月后，他实现了到河南农村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愿望，先后到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林县和辉县考察，还准备到大寨、遵化参观学习访问，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郭小川还是写出了《拍石头》、《登九山》、《辉县好地方》等反映农村题材的好诗。由于“四人帮”一伙的长期迫害，郭小川的身体越来越差，周恩来、毛泽东几位中央领导人去世时，正是郭小川的身体极度虚弱时期，但诗人含悲忍泪写出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痛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未完成）等诗篇。
1976年10月，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他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郭小川不幸逝世，终年仅57岁。
永远的“战士诗人”
郭小川有“战士诗人”之称，这个称号与其大多的诗作有关。他经历过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参加过八路军，曾在编辑部工作，担任过地方领导，“过早的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郭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开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火一般的激情为新中国放声歌唱。22年里，他用诗歌讴歌生活、赞美人民，为新事物呐喊，他用诗歌写出一个诗人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他用战士的歌喉，战士的情感，为新中国歌功颂德。 从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投人火热的斗争》到最后的诗作《秋歌》这种特点一以贯之。他鼓励人们开拓、奋进（《向困难进军》），讴歌祖国的风姿、英雄的人民（《厦门风姿》），抒发人定胜天的豪情（《望星空》），表达对“四人帮”的憎恨（《团泊洼的秋天》）……诗人不仅是英雄业绩的歌唱者，也是参加者。他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 而是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时代前进的战斗者。郭小川以其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思想，精湛的哲理揭示了时代风貌的内涵。
《向困难进军》阐明了“在我们的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再长几寸”的道理，《厦门风姿》中作者由此而想到了它是整个中国的风姿，《团泊洼的秋天》更是想得奇、想得巧、想得深，从静静的团泊洼想到“全世界都在喧腾”，从“同志式温存的夜话”想到了“战士的深情”、“战士的性格”、“战士的爱情”、“战士的歌声”。虽然“四人帮”在肆行非度，但人们相信“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郭小川的诗对斗争生活有独到见解，独特感受，又洋溢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精神，给人以艺术享受，育人以理想、追求和信念。
郭小川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勉劳动，顽强战斗，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文艺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战士的闪光的脚印和一个诗人的独特丰碑。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他始终满怀革命激情，站在时代斗争的潮头，站在工农兵中间。他的一生，几乎踏遍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战士与诗人，这两个人类神圣职业的名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冯牧在《郭小川诗选·代序》中这样高度评介郭小川的创作：“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郭小川的诗并不尽是杰作，……任何一个革命的作家和诗人，只要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只要他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正确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会反射出太阳的光彩一样。”
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身心饱受“四人帮”一伙的残酷摧残，他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无比深情，讴歌不停，战斗不止。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生涯中，郭小川始终坚持走富有独创风格的艺术道路。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时代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无产阶级诗人或作家，其作品在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个人特色”。而这特色“是作者的全部气质和全部修养在创作上的综合表现……”他还曾具体地指出诗要“四化”：即革命化、典型化、群众化、格律化。他无愧于我们时代杰出歌手的称号！更无愧于“革命战士诗人”的崇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