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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佛爷庙湾M121墓室、甬道铺设了龙首犬身呈犬坐的怪兽模印砖，其造型怪异，为前所未见，其性质、名称均令人生疑。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一批呈坐姿的以“龙”为主题的文物——“坐龙”。这些坐龙或出土于遗址或出土于墓葬，质料则有铜、陶之别。时代自唐代以降，下迄元代。经与史籍核稽，这类“坐龙”可分为两类：一是金代皇帝辂、辇之上的“坐龙”饰物;一是唐、元代墓葬所出为敦煌卷子所载之辟除凶邪的“伏龙”。
关键词：龙首犬身模印砖;坐龙;伏龙;辟殃除祸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4-0018-08
Abstract： In the main chamber and entrance corridor of Tomb M121 at Foyemiaowan， Dunhuang， several bricks impressed with the image of a crouched or seated dragon-headed， dog-bodied beast can be found. This artistic motif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the historical lineage and cultural source of the impressed image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It is noteworthy that since the 1950s， a group of cultural relics bearing images of seated dragons began to be discovered throughout northern China. The images were either found in ancient sites or in ancient tombs， were made of copper or clay， and can be roughly dated to a period from between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se impressed bricks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with the same image suggests that this motif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depicting a seated dragon that resembles the image often used as decoration on the chariots or man-drawn carriages used by the emperors of the Jin dynasty， and another type that closely resembles the crouching dragon images unearthed in the tombs of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temporary with this second type show that it was believed that this motif could ward off evil.
Keywords： brick impressed with a dragon-headed， dog-bodied beast; seated dragon; crouching dragon; ward off evil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的一批唐代墓葬中，第121号墓墓室与甬道的模印铺地砖，图案呈龙首、曲角、巨口、长舌、鬣毛粗壮后耸，身躯似犬，前肢立，后肢作踞坐状，长尾上扬，颈后饰火焰宝珠（图1—2）。图案造型怪异，前所未见，其名称、性质令人疑惑。故其时依考古学出土遗物命名惯例，据其主要特征称之为“龙首犬身怪兽”[1]。
对于其龙首犬身犬坐的造型和坐姿，我们注意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一批呈坐姿的以“龙”为主题的文物。如1956年黑龙江省阿城市（现哈尔滨市阿城区）南城城墙边一裴姓农民挖菜窖取土时，发现一件铜坐龙，九年后上交阿城市文管所。阿城市历史上是女真族兴起地，即《金史·地理志》谓“金之旧土也”。也是金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所在地，史称“上京会宁府”。该地“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号上京”[2]。经核，铜坐龙出土地点位于会宁府皇城遗址西端，东距宫殿遗址不足400m，西距城东金太祖阿骨打陵约500m。此铜坐龙造型作龙头犬身，龙首微扬，巨口微张作吟啸状，颈后龙鬣卷曲与脊连，曲颈弓腰，右前肢直立，左前肢曲置瑞云团上，后肢踞坐，尾部环曲。通高19.6厘米，重约2.1kg（图3）[3]。
1981年3月，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西约100m处唐代史思明墓进行了发掘，其中出土随葬铜龙一件。铜龙作蹲坐状，头向左斜，张口，牙已残断，颈部有一火焰珠装饰。前肩胛处延出弯刀状双翼。前腿直立，后腿曲踞，尾穿过后腿裆向上卷至腰部。躯干有鳞片，前肢五爪，后肢三爪。通高15.4cm（图4）[4]。由于铜龙姿态作踞坐状，故又据其造型称为“铜坐龙”[5]。
1983年陕西西安东郊元墓出土陶质坐龙，高17.6cm，灰陶，模制。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龙呈蹲坐状，头生独角，双眉粗壮，双目圆突，正视前方。长吻向上翻翘。龙颈细长弯曲，挺胸，龙尾依背翘起上卷。龙体粗壮，强悍矫健，前腿撑地直立，后腿屈蹲犬坐（图5）[6]。 1990年出土于北京宣武区白纸坊金中都遗址的另一件金代铜坐龙，兽首犬身，鳞片状独角延至背部，巨口微张，内含铜珠。前肢直立，肩胛处延出双翼，左前肢和左翼残。后肢作踞坐状，尾呈绞股状上卷（图6），与阿城坐龙除造型姿态基本相同，但头部兽首与传统龙的造型差别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龙身底部有四个钉孔，内有铁锈的痕迹”。其钉孔应系出自在某种物体上安置铜坐龙的需要。
以上资料或出于遗址，或出于墓葬，材质则或铜或陶或砖，五件坐龙中，两件出于遗址，三件出于墓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造型特征是均为踞坐姿态。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铜坐龙与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出土的模印砖“龙首犬身怪兽”相较，除后者肩胛无翼、躯干无鳞，造型特征基本相同。而阿城金上京皇城遗址和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铜坐龙躯干部分均无鳞，且“S”形身体亦似犬的坐姿造型;就身体躯干而言，与敦煌佛爷庙湾模印砖上的龙首犬身怪兽极为相似。
考古资料表明，龙的形象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如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大型石堆塑龙[7]和距今65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贝壳堆塑龙[8]。商代铜、玉器上龙的造型开始有了角，并成为重要特征。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以兽面为母题而特异化的长吻龙首、长（鹿）角、鹰爪，然就身体的区别可分为两类：一为蛇躯，身尾一体并从中延出鹰爪，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纹[9]以及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金银错铜车纹饰上的龙纹[10];一为兽躯，四肢健硕，尾自兽躯延出，如四川汉代画像砖中的“龙车行空图”和河南南阳市蒲山阮店出土的汉画像砖“苍龙星座图”[10]166，176。自秦汉以降，各种文物载体中的龙之形象，按其造型特点基本可分为升龙、降龙、云龙、行龙。但其造型无论“云龙”[11]“升龙”[12]“降龙”[13]和“行龙”[14]的表现形式，虽有正面或侧面之别，但姿态则或行或腾，多以恣肆张扬为显著特征，藉以突出其御云凌虚之神异。而此铜龙却取坐姿，与传统中最为常见的龙之造型形成较大的反差，究其原因似与其某种特殊用途有关。
黑龙江阿城和北京宣武出土的铜坐龙均出自金都遗址，且坐龙底部有锈蚀钉孔，与其他墓葬所出有别，故可归为一类。核之史料，金故都遗址所出应为史籍中皇帝所乘辂辇之上的“坐龙”。而北京丰台史思明墓所出铜龙和敦煌佛爷庙湾唐墓所出“龙首犬身怪兽”模印砖以及西安东郊元墓所出陶龙当为敦煌文书中所载的“伏龙”。
一 坐 龙
《金史·舆服志》载天子卤簿大驾之制，其中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14]971。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定皇太子车制依皇帝车制而减、更：“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14]974以此可知金代天子金辂及大辇之上均以“坐龙”为饰。
有研究者将金代皇太子车制依皇帝车制而减更，认为是大定六年皇帝乘坐的马车“‘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此种坐龙曾用于皇室所乘马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该文认为“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六年曾重新审定，将本朝以前所用皇帝乘坐的马车‘找（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此种坐龙曾用于皇室所乘马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15]。
大定六年皇帝所乘马车改制之说显系误读史籍。《金史·舆服志》载金皇太子车制：“辀、旗、旂首及应用龙者更以麟为饰，省去障尘等物。上用金辂名件色数，依上公以九为节，减四分之一。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旗十二旒减为九，驾赤骝六减为四……皇帝辂自顶至地高一丈七尺，今四分之一为一丈三尺二寸，修广之亦如之。”[14]974《金史·舆服志》记述很清楚，“轼上坐龙改为凤”系指舆服制度规范的皇太子车制而言，参照天子车制，将“坐龙改为凤”以及辂之高、广亦相应“”减，即所谓“古者，车舆之制，各有名物表识……以别上下，明等威也”[14]969。事实上金代輿服制度亦参循前代制度。如《旧唐书·舆服志》载皇太子车制：“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虡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旗九旒，右载闟戟，旗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12]1934。《新唐书·舆服志》谓皇太子金路（辂）“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16]。《宋史·舆服二》载：“皇太子车辂之制。唐制三等：一曰金辂，二曰轺车，三曰四望车。太宗至道初，真宗为皇太子，谒太庙，乘金辂，常朝则乘马。真宗天禧中，仁宗为皇太子，亦同此制。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皇太子车辂之制：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苣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障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旗，九旒，右载闟戟。旗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驾赤骝四，金鍐方，插翟尾，镂锡，鞶缨九就。”[17]可见金太子车制之轼上“伏鹿”、龙辀上轼前之“凤”均袭沿前代习制而已。
关于“坐龙”，据史料可溯至宋代。《宋史·舆服一》载：“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为礼仪使，创意造为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绦，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11]3486可知金代坐龙沿自宋代。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高宗渡江，卤簿、仪仗悉毁于兵”。绍兴十二年（1142），“工部尚书莫将、户部侍郎张澄等以天禧、宣和《卤簿图》考究制度，及故内侍工匠省记指说”，重制皇帝玉辂，“辂之中四柱，象地方也，前柱卷龙”。“四面周以阑而阙其中，以备登降”。“阑柱头有玉蹲龙”。御座“下有涂金蹲龙十六”[11]3484。而《元史·舆服志一》载元代皇帝五辂之玉、金、象、革、木辂中勾阑、辕上均置“蹲龙”[18]。《明史·舆服志》载天子卤簿大驾之大辂：“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19]。辂亭前、后转角阑干，三扇十二柱，“柱首雕木贴金蹲龙及线金五彩莲花抱柱”[19]1601。此“蹲龙”，因不见实物，不知具体造型。但其谓“蹲龙”，当就形态而言，且亦为车饰，故“蹲龙”与“坐龙”在形态上应相去不远。可以相信，黑龙江阿城铜坐龙与北京金中都铜坐龙应系皇帝辂、辇之上的实用遗物。与敦煌佛爷庙湾唐墓中的坐姿“龙首犬身怪兽”以及北京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性质、用途有异。 二 伏 龙
就北京史思明墓出土铜坐龙造型特征而言，与唐墓中常见的镇墓兽非常相似，惟此作龙首，常见的镇墓兽作兽首而已。敦煌出土唐代文书法藏伯希和编P.3602Ⅴ《孟遇禄命一部》中“宅内伏龙法”下有“伏龙”图（图7），伏龙居于“堂”上，为侧面图。伏龙作龙首兽身，龙首微扬，长角弧状上挺，张口作吟啸状。身躯似犬，肩胛处延出长翼，前肢直立，后肢作蹲踞状，长尾上扬[20]。敦煌文书法藏P.3594《宅经》中于“推伏龙法”下亦画伏龙，龙亦作龙首犬身，与《孟遇禄命一部》“宅内伏龙法”中伏龙同，惟后肢踞坐（图8）。从造型上看，敦煌佛爷庙湾唐墓中的“龙首犬身怪兽”及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铜龙与此“伏龙”基本相同。
P.3594《宅经》谓：
推伏龙法：正月一日（庭）中伏，六十日;三月一日堂中伏，一百日;六月十一日东北伏，六十日;八月十一日西南伏，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灶下伏，卅（？）日。右犯之灭门，慎之。[21]
以此可知，此龙首兽身的伏龙系护佑家宅的神灵，以其伏宅，“犯之灭门”。
法藏P2615《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有“推宅內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日法”。其中伏龙在宅内各处轮伏与《宅经》所载基本相同：
伏龙法：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篱？），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十二月在堂。又一法;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正月一日庭中起，周而复始：伏龙正月移在中庭，去堂六尺，六十日;三月一日移在堂门内，一百日;六月十一日移在东垣，六十日;八月十一日移在四（西？）隅，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移在灶内，卌日;周还正月一日在堂[22]。
《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所载与伏龙共同当值的飞廉，亦作蜚廉，传说秦人的先祖之一，是神话中的神兽，文献称飞廉是鸟身鹿头或鸟头鹿身。战国时期楚地以飞廉为风伯，屈原《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2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上林赋》“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集解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24];《汉书·武帝纪》有元封二年（前109）至东莱“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晋灼注飞廉曰：“身似鹿，头如爵（雀），有角而蛇尾。”[25]
土公，又称土神。汉王符《潜夫论·巫列》载“土公、飞尸、咎魅、北君、衔聚、当路、直符七神，及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也。”[26]《太平御览》卷37引三国吴裴玄《新言》：“俗间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动。今玄有五岁女孙卒病，诣市卜，云犯土。乃即依方治之，病率愈，然后知天下果有土神矣。”[27]
地囊，相书又称地泡、臭泡，形不外显，点砂试气，其砂自黑;以柏试之，香消木朽。掘入尺许，或见黑雾出之，其臭难闻。古传，为恶鬼居之，以之为宅，养则大利;不养则大凶。《太平广记·卷145·征应11·刘知俊》条载：“刘知俊梁彭成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蠹。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馔祝酹，复瘗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28]
据p2615所载：土公“春在灶，夏在门，秋在井，冬在宅”。则其为月神类中的恶煞。飞廉“正月在戌地，二月三月午，四月未，五月寅，六月卯，七月辰，八月亥，九月子，十月丑，十一月申，十二月酉”。是为年神类中的恶煞。地囊“日，正月庚子、庚戌，二月癸未、癸酉……”。是为日神中的恶煞。据敦煌文书提示，以上“公土（当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所在，不得动土”。
“伏龙”除敦煌出土文书外，不见载于现存典籍。而土公、飞廉、地囊均为古代择吉术中常见的神煞。吉术亦即方术，形成于春战之际，汉代因“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29]。据《史记·日者列传》《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择吉术有五行、堪舆、建初、丛辰、历家、天人家、太一家、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致其神煞甚众、体系庞杂。传统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亦为术者收编或分属黄道善神如青龙;或归黑道恶煞如白虎、朱雀、玄武。而土公等岁时类神煞虽各主吉凶，各司所掌，然超出其职责范围，则并不干预。因而根据诸神煞的运行起止，所宜所忌，即可确定趋吉避凶的行止从违。兴建土木，即如文书P.3302Vb所谓：“选择形胜之地，凑日即便开基。”又如北大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2号《诸文要集·入宅》篇载：“加以卜兆清居，选奇福地……或恐惊动出工（土公），轻触鬼神。”即便修造伽兰也要遵此禁忌，S.3427C：“或因修造，展拓伽兰，触犯土公，扰动神将;太岁不避，太阴悮违;日[月诸]神，不知所趣。日游月煞，白虎青龙，前朱后玄，致令发动。”
即如《宅经》所谓“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所在，不得动土”。由此知“伏龙”亦为择吉术中的神煞。以其当值，定期伏于堂、庭、垣、隅、灶等处，有“伏龙”在，虽有“不宜动土”之忌，宅主随忌不冲，反以此期保宅内平安。又P.2615文书，卷名为《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伏龙可伏阳宅，亦可伏于阴宅——墓葬。因而其出于墓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论衡·解除》：“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快意喜，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30]因而有理由相信，敦煌佛爷庙湾唐墓中“龙首犬身怪兽”当即敦煌出土文书中的“伏龙”。而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亦当伏龙之属。
宋代洪迈《容斋四笔》卷5“伏龙肝”条谓：“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迂隐为名耳尔。’”[31]即所谓“灶心土”。该书引《广济历》所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31]684“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31]684。《后汉书阴识传》载：宣帝时南阳阴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32]。由此可知，洪迈所记“伏龙”系指职司单一的灶神，与敦煌文书中镇阴阳宅的“伏龙”有别。 如前所述，龙作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信仰象征载体，可溯至新石器时代。出于政治的需要，汉高祖首先将自己的身世与“龙”相联系，“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33]，即所谓“龙种”。有研究者谓，刘邦作为以泗水亭长起事的义军领袖，缺乏项羽“世世为楚将”的显赫身世，遂编造显示他先天不凡的奇异身世神化自己，以提高自身的威信与号召力。是有道理的[10]273。由于刘邦的始作俑，历代统治者争相仿效，无不自谓“龙种”。“龙纹”遂逐渐被皇家垄断，如《通典》卷61载东汉“明帝永平中，议乘舆备文，日月十二章，刺绣文。三公、诸侯用三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34]。九卿以下官员已无使用龙纹的资格。唐代“龙翔二年九月戊寅，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数虽殊，饰龙名衮，尊卑相乱。望诸臣九章衣以云及麟代龙，升山为上，仍改冕。’当时纷议不定。”[12]1946但龙纹在民间传承渊源深远，孙茂道的奏议虽代表了皇权的意志，但終因群臣反对而未能实施。
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欲为皇家垄断的龙纹，在民间身躯作犬。汉代以降，堪舆术士将龙列为“四神”之首。王充《论衡·解除篇》谓：“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30]汉代流行的八卦四灵纹铜镜，镜铸“四神”，镜铭则谓：“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时人认为，镜中映照的人的形象，灵魂附之，故以“四神”护佑，以避免邪魔侵害。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北京丰台史思明墓以及西安元墓出土的“伏龙”，其价值显然是在阴宅中功利性的驱邪辟凶。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伏龙与镇墓兽造型有颇多相似之处，但镇墓兽却见诸典籍。如《大唐六典》卷23载，唐王朝为遏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规范丧葬礼仪，就随葬俑类的数量、质量、大小等按官员品秩作出明确规定：“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声音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要为之，其长率七寸。”[35]1986年4月，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砖厂唐墓中，出土两件镇墓兽，均白胎，素烧，一人面，一兽面，作蹲踞状，高30.5cm。兽面镇墓兽背部墨书“祖明”二字。1991年巩义市黄冶村南岭唐墓出土一镇墓兽，白胎，周身绘红彩，高67cm。背部墨书“祖明”二字[36]。这一方面表明《大唐六典》中的“祖明”即唐墓中常见的镇墓兽，同时也表明这种随葬镇墓兽“祖明”为主流社会所认可。而“推伏龙法”不见于传世典籍而仅见于敦煌出土文书，似仅民间流俗。《大正藏》第21册所收《佛说安宅神呪经》（后汉失译人名）虽托佛名，但其内容却系“世尊”看宅吉凶辟鬼之事。世尊不守“正命”，号令“诸守宅诸神”“伏龙、腾蛇……”常来“荣卫”[37]。显系“伪妄”，佛陀安宅虽不合佛家要诣，但也不能排除佛教入华早期借助汉地传统扩大影响争取受众的功利考量，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源自汉代传统的安宅观念和诸神煞体系在民间强大的传统力量。但唐代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源出粟特的突厥杂种胡人史思明墓亦出土铜坐龙则表明唐代流行此俗的空间范围和民族、社会阶层非常广泛。当然这一习俗在传世典籍中的阙如，其原因尚待更多材料和更深入研究予以诠释。但这一现象起码表明，以敦煌文书为代表的唐代民间文献及考古发掘出土的相关文物为我们了解传世典籍缺佚的社会习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而元代墓葬中陶质伏龙的发现，表明这一习俗在唐代以降在一定社会阶层和一定时、空框架内的广泛流行。
三 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所见踞坐状的龙造型就其性质、用途可分为两类：
一是安置于某类特殊用品之上与特定身分相联系的装饰物。如宋、金皇辇舆辂之上的铜坐龙。
二是置于阴宅内用以驱邪辟凶的“伏龙”。其时序上限为唐代，下限则迄元代。
参考文献：
[1]郭晓瑛.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J].文物，2002（1）：61.
[2]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第5[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0.
[3]孙立萍，齐月.黑龙江省博物馆藏金代铜坐龙[J].收藏家，2008（9）：87.
[4]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J].文物，1991（9）：28-39.
[5]北京市文物管理局.北京文物[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53.
[6]元代雕塑[EB/OL].[2009-09-10].http：//www.artch-inanet.com/artexpo/diaosu/y8.htm.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中[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39.
[8]杨育彬，袁广阔.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145.
[9]王世民，周世荣.长沙马王堆汉墓[M]//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10.
[10]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69.
[11]脱脱，等.宋史：卷149：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479.
[12]刘煦，等.旧唐书：卷45：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2.
[13]房玄龄，等.晋书：卷25：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61.
[14]脱脱，等.金史：卷43：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971.
[15]陈雷.试论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及纹饰特色[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4：车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3.
[17]脱脱，等.宋史：卷150：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505.
[18]宋濂，等.元史：卷78：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1945-1952.
[19]张廷玉，等.明史：卷65：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00.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4.
[2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0.
[2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8.
[23]洪興祖.楚辞补注：离骚[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
[24]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3：3034.
[25]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4：193.
[26]王符.潜夫论：巫列[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6.
[2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7：地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7.
[28]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45：刘知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044.
[29]范晔.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05.
[30]王充.论衡：卷25：解除[EB/OL].[2012-06-08].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14051.html.
[31]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5[M].北京：中华书局，2005：683.
[32]范晔.后汉书：卷32：阴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33.
[33]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3：341.
[34]杜佑.通典：卷61：君臣服章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
[35]李林甫，等.唐六典：卷23[M].北京：中华书局，1992：597.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镇墓神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4.
[37]佚名.佛说安宅神咒经[M].大正藏：第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911.
关键词：龙首犬身模印砖;坐龙;伏龙;辟殃除祸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4-0018-08
Abstract： In the main chamber and entrance corridor of Tomb M121 at Foyemiaowan， Dunhuang， several bricks impressed with the image of a crouched or seated dragon-headed， dog-bodied beast can be found. This artistic motif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the historical lineage and cultural source of the impressed image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It is noteworthy that since the 1950s， a group of cultural relics bearing images of seated dragons began to be discovered throughout northern China. The images were either found in ancient sites or in ancient tombs， were made of copper or clay， and can be roughly dated to a period from between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se impressed bricks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with the same image suggests that this motif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depicting a seated dragon that resembles the image often used as decoration on the chariots or man-drawn carriages used by the emperors of the Jin dynasty， and another type that closely resembles the crouching dragon images unearthed in the tombs of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temporary with this second type show that it was believed that this motif could ward off evil.
Keywords： brick impressed with a dragon-headed， dog-bodied beast; seated dragon; crouching dragon; ward off evil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的一批唐代墓葬中，第121号墓墓室与甬道的模印铺地砖，图案呈龙首、曲角、巨口、长舌、鬣毛粗壮后耸，身躯似犬，前肢立，后肢作踞坐状，长尾上扬，颈后饰火焰宝珠（图1—2）。图案造型怪异，前所未见，其名称、性质令人疑惑。故其时依考古学出土遗物命名惯例，据其主要特征称之为“龙首犬身怪兽”[1]。
对于其龙首犬身犬坐的造型和坐姿，我们注意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一批呈坐姿的以“龙”为主题的文物。如1956年黑龙江省阿城市（现哈尔滨市阿城区）南城城墙边一裴姓农民挖菜窖取土时，发现一件铜坐龙，九年后上交阿城市文管所。阿城市历史上是女真族兴起地，即《金史·地理志》谓“金之旧土也”。也是金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所在地，史称“上京会宁府”。该地“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号上京”[2]。经核，铜坐龙出土地点位于会宁府皇城遗址西端，东距宫殿遗址不足400m，西距城东金太祖阿骨打陵约500m。此铜坐龙造型作龙头犬身，龙首微扬，巨口微张作吟啸状，颈后龙鬣卷曲与脊连，曲颈弓腰，右前肢直立，左前肢曲置瑞云团上，后肢踞坐，尾部环曲。通高19.6厘米，重约2.1kg（图3）[3]。
1981年3月，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西约100m处唐代史思明墓进行了发掘，其中出土随葬铜龙一件。铜龙作蹲坐状，头向左斜，张口，牙已残断，颈部有一火焰珠装饰。前肩胛处延出弯刀状双翼。前腿直立，后腿曲踞，尾穿过后腿裆向上卷至腰部。躯干有鳞片，前肢五爪，后肢三爪。通高15.4cm（图4）[4]。由于铜龙姿态作踞坐状，故又据其造型称为“铜坐龙”[5]。
1983年陕西西安东郊元墓出土陶质坐龙，高17.6cm，灰陶，模制。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龙呈蹲坐状，头生独角，双眉粗壮，双目圆突，正视前方。长吻向上翻翘。龙颈细长弯曲，挺胸，龙尾依背翘起上卷。龙体粗壮，强悍矫健，前腿撑地直立，后腿屈蹲犬坐（图5）[6]。 1990年出土于北京宣武区白纸坊金中都遗址的另一件金代铜坐龙，兽首犬身，鳞片状独角延至背部，巨口微张，内含铜珠。前肢直立，肩胛处延出双翼，左前肢和左翼残。后肢作踞坐状，尾呈绞股状上卷（图6），与阿城坐龙除造型姿态基本相同，但头部兽首与传统龙的造型差别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龙身底部有四个钉孔，内有铁锈的痕迹”。其钉孔应系出自在某种物体上安置铜坐龙的需要。
以上资料或出于遗址，或出于墓葬，材质则或铜或陶或砖，五件坐龙中，两件出于遗址，三件出于墓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造型特征是均为踞坐姿态。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铜坐龙与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出土的模印砖“龙首犬身怪兽”相较，除后者肩胛无翼、躯干无鳞，造型特征基本相同。而阿城金上京皇城遗址和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铜坐龙躯干部分均无鳞，且“S”形身体亦似犬的坐姿造型;就身体躯干而言，与敦煌佛爷庙湾模印砖上的龙首犬身怪兽极为相似。
考古资料表明，龙的形象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如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大型石堆塑龙[7]和距今65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贝壳堆塑龙[8]。商代铜、玉器上龙的造型开始有了角，并成为重要特征。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以兽面为母题而特异化的长吻龙首、长（鹿）角、鹰爪，然就身体的区别可分为两类：一为蛇躯，身尾一体并从中延出鹰爪，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纹[9]以及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金银错铜车纹饰上的龙纹[10];一为兽躯，四肢健硕，尾自兽躯延出，如四川汉代画像砖中的“龙车行空图”和河南南阳市蒲山阮店出土的汉画像砖“苍龙星座图”[10]166，176。自秦汉以降，各种文物载体中的龙之形象，按其造型特点基本可分为升龙、降龙、云龙、行龙。但其造型无论“云龙”[11]“升龙”[12]“降龙”[13]和“行龙”[14]的表现形式，虽有正面或侧面之别，但姿态则或行或腾，多以恣肆张扬为显著特征，藉以突出其御云凌虚之神异。而此铜龙却取坐姿，与传统中最为常见的龙之造型形成较大的反差，究其原因似与其某种特殊用途有关。
黑龙江阿城和北京宣武出土的铜坐龙均出自金都遗址，且坐龙底部有锈蚀钉孔，与其他墓葬所出有别，故可归为一类。核之史料，金故都遗址所出应为史籍中皇帝所乘辂辇之上的“坐龙”。而北京丰台史思明墓所出铜龙和敦煌佛爷庙湾唐墓所出“龙首犬身怪兽”模印砖以及西安东郊元墓所出陶龙当为敦煌文书中所载的“伏龙”。
一 坐 龙
《金史·舆服志》载天子卤簿大驾之制，其中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14]971。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定皇太子车制依皇帝车制而减、更：“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14]974以此可知金代天子金辂及大辇之上均以“坐龙”为饰。
有研究者将金代皇太子车制依皇帝车制而减更，认为是大定六年皇帝乘坐的马车“‘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此种坐龙曾用于皇室所乘马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该文认为“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六年曾重新审定，将本朝以前所用皇帝乘坐的马车‘找（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此种坐龙曾用于皇室所乘马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15]。
大定六年皇帝所乘马车改制之说显系误读史籍。《金史·舆服志》载金皇太子车制：“辀、旗、旂首及应用龙者更以麟为饰，省去障尘等物。上用金辂名件色数，依上公以九为节，减四分之一。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旗十二旒减为九，驾赤骝六减为四……皇帝辂自顶至地高一丈七尺，今四分之一为一丈三尺二寸，修广之亦如之。”[14]974《金史·舆服志》记述很清楚，“轼上坐龙改为凤”系指舆服制度规范的皇太子车制而言，参照天子车制，将“坐龙改为凤”以及辂之高、广亦相应“”减，即所谓“古者，车舆之制，各有名物表识……以别上下，明等威也”[14]969。事实上金代輿服制度亦参循前代制度。如《旧唐书·舆服志》载皇太子车制：“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虡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旗九旒，右载闟戟，旗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12]1934。《新唐书·舆服志》谓皇太子金路（辂）“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16]。《宋史·舆服二》载：“皇太子车辂之制。唐制三等：一曰金辂，二曰轺车，三曰四望车。太宗至道初，真宗为皇太子，谒太庙，乘金辂，常朝则乘马。真宗天禧中，仁宗为皇太子，亦同此制。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皇太子车辂之制：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苣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障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旗，九旒，右载闟戟。旗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驾赤骝四，金鍐方，插翟尾，镂锡，鞶缨九就。”[17]可见金太子车制之轼上“伏鹿”、龙辀上轼前之“凤”均袭沿前代习制而已。
关于“坐龙”，据史料可溯至宋代。《宋史·舆服一》载：“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为礼仪使，创意造为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绦，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11]3486可知金代坐龙沿自宋代。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高宗渡江，卤簿、仪仗悉毁于兵”。绍兴十二年（1142），“工部尚书莫将、户部侍郎张澄等以天禧、宣和《卤簿图》考究制度，及故内侍工匠省记指说”，重制皇帝玉辂，“辂之中四柱，象地方也，前柱卷龙”。“四面周以阑而阙其中，以备登降”。“阑柱头有玉蹲龙”。御座“下有涂金蹲龙十六”[11]3484。而《元史·舆服志一》载元代皇帝五辂之玉、金、象、革、木辂中勾阑、辕上均置“蹲龙”[18]。《明史·舆服志》载天子卤簿大驾之大辂：“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19]。辂亭前、后转角阑干，三扇十二柱，“柱首雕木贴金蹲龙及线金五彩莲花抱柱”[19]1601。此“蹲龙”，因不见实物，不知具体造型。但其谓“蹲龙”，当就形态而言，且亦为车饰，故“蹲龙”与“坐龙”在形态上应相去不远。可以相信，黑龙江阿城铜坐龙与北京金中都铜坐龙应系皇帝辂、辇之上的实用遗物。与敦煌佛爷庙湾唐墓中的坐姿“龙首犬身怪兽”以及北京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性质、用途有异。 二 伏 龙
就北京史思明墓出土铜坐龙造型特征而言，与唐墓中常见的镇墓兽非常相似，惟此作龙首，常见的镇墓兽作兽首而已。敦煌出土唐代文书法藏伯希和编P.3602Ⅴ《孟遇禄命一部》中“宅内伏龙法”下有“伏龙”图（图7），伏龙居于“堂”上，为侧面图。伏龙作龙首兽身，龙首微扬，长角弧状上挺，张口作吟啸状。身躯似犬，肩胛处延出长翼，前肢直立，后肢作蹲踞状，长尾上扬[20]。敦煌文书法藏P.3594《宅经》中于“推伏龙法”下亦画伏龙，龙亦作龙首犬身，与《孟遇禄命一部》“宅内伏龙法”中伏龙同，惟后肢踞坐（图8）。从造型上看，敦煌佛爷庙湾唐墓中的“龙首犬身怪兽”及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铜龙与此“伏龙”基本相同。
P.3594《宅经》谓：
推伏龙法：正月一日（庭）中伏，六十日;三月一日堂中伏，一百日;六月十一日东北伏，六十日;八月十一日西南伏，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灶下伏，卅（？）日。右犯之灭门，慎之。[21]
以此可知，此龙首兽身的伏龙系护佑家宅的神灵，以其伏宅，“犯之灭门”。
法藏P2615《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有“推宅內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日法”。其中伏龙在宅内各处轮伏与《宅经》所载基本相同：
伏龙法：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篱？），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十二月在堂。又一法;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正月一日庭中起，周而复始：伏龙正月移在中庭，去堂六尺，六十日;三月一日移在堂门内，一百日;六月十一日移在东垣，六十日;八月十一日移在四（西？）隅，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移在灶内，卌日;周还正月一日在堂[22]。
《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所载与伏龙共同当值的飞廉，亦作蜚廉，传说秦人的先祖之一，是神话中的神兽，文献称飞廉是鸟身鹿头或鸟头鹿身。战国时期楚地以飞廉为风伯，屈原《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2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上林赋》“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集解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24];《汉书·武帝纪》有元封二年（前109）至东莱“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晋灼注飞廉曰：“身似鹿，头如爵（雀），有角而蛇尾。”[25]
土公，又称土神。汉王符《潜夫论·巫列》载“土公、飞尸、咎魅、北君、衔聚、当路、直符七神，及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也。”[26]《太平御览》卷37引三国吴裴玄《新言》：“俗间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动。今玄有五岁女孙卒病，诣市卜，云犯土。乃即依方治之，病率愈，然后知天下果有土神矣。”[27]
地囊，相书又称地泡、臭泡，形不外显，点砂试气，其砂自黑;以柏试之，香消木朽。掘入尺许，或见黑雾出之，其臭难闻。古传，为恶鬼居之，以之为宅，养则大利;不养则大凶。《太平广记·卷145·征应11·刘知俊》条载：“刘知俊梁彭成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蠹。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馔祝酹，复瘗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28]
据p2615所载：土公“春在灶，夏在门，秋在井，冬在宅”。则其为月神类中的恶煞。飞廉“正月在戌地，二月三月午，四月未，五月寅，六月卯，七月辰，八月亥，九月子，十月丑，十一月申，十二月酉”。是为年神类中的恶煞。地囊“日，正月庚子、庚戌，二月癸未、癸酉……”。是为日神中的恶煞。据敦煌文书提示，以上“公土（当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所在，不得动土”。
“伏龙”除敦煌出土文书外，不见载于现存典籍。而土公、飞廉、地囊均为古代择吉术中常见的神煞。吉术亦即方术，形成于春战之际，汉代因“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29]。据《史记·日者列传》《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择吉术有五行、堪舆、建初、丛辰、历家、天人家、太一家、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致其神煞甚众、体系庞杂。传统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亦为术者收编或分属黄道善神如青龙;或归黑道恶煞如白虎、朱雀、玄武。而土公等岁时类神煞虽各主吉凶，各司所掌，然超出其职责范围，则并不干预。因而根据诸神煞的运行起止，所宜所忌，即可确定趋吉避凶的行止从违。兴建土木，即如文书P.3302Vb所谓：“选择形胜之地，凑日即便开基。”又如北大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2号《诸文要集·入宅》篇载：“加以卜兆清居，选奇福地……或恐惊动出工（土公），轻触鬼神。”即便修造伽兰也要遵此禁忌，S.3427C：“或因修造，展拓伽兰，触犯土公，扰动神将;太岁不避，太阴悮违;日[月诸]神，不知所趣。日游月煞，白虎青龙，前朱后玄，致令发动。”
即如《宅经》所谓“土公、伏龙、飞廉、地囊所在，不得动土”。由此知“伏龙”亦为择吉术中的神煞。以其当值，定期伏于堂、庭、垣、隅、灶等处，有“伏龙”在，虽有“不宜动土”之忌，宅主随忌不冲，反以此期保宅内平安。又P.2615文书，卷名为《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伏龙可伏阳宅，亦可伏于阴宅——墓葬。因而其出于墓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论衡·解除》：“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快意喜，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30]因而有理由相信，敦煌佛爷庙湾唐墓中“龙首犬身怪兽”当即敦煌出土文书中的“伏龙”。而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亦当伏龙之属。
宋代洪迈《容斋四笔》卷5“伏龙肝”条谓：“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迂隐为名耳尔。’”[31]即所谓“灶心土”。该书引《广济历》所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31]684“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31]684。《后汉书阴识传》载：宣帝时南阳阴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32]。由此可知，洪迈所记“伏龙”系指职司单一的灶神，与敦煌文书中镇阴阳宅的“伏龙”有别。 如前所述，龙作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信仰象征载体，可溯至新石器时代。出于政治的需要，汉高祖首先将自己的身世与“龙”相联系，“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33]，即所谓“龙种”。有研究者谓，刘邦作为以泗水亭长起事的义军领袖，缺乏项羽“世世为楚将”的显赫身世，遂编造显示他先天不凡的奇异身世神化自己，以提高自身的威信与号召力。是有道理的[10]273。由于刘邦的始作俑，历代统治者争相仿效，无不自谓“龙种”。“龙纹”遂逐渐被皇家垄断，如《通典》卷61载东汉“明帝永平中，议乘舆备文，日月十二章，刺绣文。三公、诸侯用三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34]。九卿以下官员已无使用龙纹的资格。唐代“龙翔二年九月戊寅，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数虽殊，饰龙名衮，尊卑相乱。望诸臣九章衣以云及麟代龙，升山为上，仍改冕。’当时纷议不定。”[12]1946但龙纹在民间传承渊源深远，孙茂道的奏议虽代表了皇权的意志，但終因群臣反对而未能实施。
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欲为皇家垄断的龙纹，在民间身躯作犬。汉代以降，堪舆术士将龙列为“四神”之首。王充《论衡·解除篇》谓：“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30]汉代流行的八卦四灵纹铜镜，镜铸“四神”，镜铭则谓：“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时人认为，镜中映照的人的形象，灵魂附之，故以“四神”护佑，以避免邪魔侵害。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北京丰台史思明墓以及西安元墓出土的“伏龙”，其价值显然是在阴宅中功利性的驱邪辟凶。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伏龙与镇墓兽造型有颇多相似之处，但镇墓兽却见诸典籍。如《大唐六典》卷23载，唐王朝为遏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规范丧葬礼仪，就随葬俑类的数量、质量、大小等按官员品秩作出明确规定：“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声音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要为之，其长率七寸。”[35]1986年4月，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砖厂唐墓中，出土两件镇墓兽，均白胎，素烧，一人面，一兽面，作蹲踞状，高30.5cm。兽面镇墓兽背部墨书“祖明”二字。1991年巩义市黄冶村南岭唐墓出土一镇墓兽，白胎，周身绘红彩，高67cm。背部墨书“祖明”二字[36]。这一方面表明《大唐六典》中的“祖明”即唐墓中常见的镇墓兽，同时也表明这种随葬镇墓兽“祖明”为主流社会所认可。而“推伏龙法”不见于传世典籍而仅见于敦煌出土文书，似仅民间流俗。《大正藏》第21册所收《佛说安宅神呪经》（后汉失译人名）虽托佛名，但其内容却系“世尊”看宅吉凶辟鬼之事。世尊不守“正命”，号令“诸守宅诸神”“伏龙、腾蛇……”常来“荣卫”[37]。显系“伪妄”，佛陀安宅虽不合佛家要诣，但也不能排除佛教入华早期借助汉地传统扩大影响争取受众的功利考量，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源自汉代传统的安宅观念和诸神煞体系在民间强大的传统力量。但唐代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源出粟特的突厥杂种胡人史思明墓亦出土铜坐龙则表明唐代流行此俗的空间范围和民族、社会阶层非常广泛。当然这一习俗在传世典籍中的阙如，其原因尚待更多材料和更深入研究予以诠释。但这一现象起码表明，以敦煌文书为代表的唐代民间文献及考古发掘出土的相关文物为我们了解传世典籍缺佚的社会习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而元代墓葬中陶质伏龙的发现，表明这一习俗在唐代以降在一定社会阶层和一定时、空框架内的广泛流行。
三 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所见踞坐状的龙造型就其性质、用途可分为两类：
一是安置于某类特殊用品之上与特定身分相联系的装饰物。如宋、金皇辇舆辂之上的铜坐龙。
二是置于阴宅内用以驱邪辟凶的“伏龙”。其时序上限为唐代，下限则迄元代。
参考文献：
[1]郭晓瑛.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J].文物，2002（1）：61.
[2]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第5[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0.
[3]孙立萍，齐月.黑龙江省博物馆藏金代铜坐龙[J].收藏家，2008（9）：87.
[4]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J].文物，1991（9）：28-39.
[5]北京市文物管理局.北京文物[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53.
[6]元代雕塑[EB/OL].[2009-09-10].http：//www.artch-inanet.com/artexpo/diaosu/y8.htm.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中[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39.
[8]杨育彬，袁广阔.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145.
[9]王世民，周世荣.长沙马王堆汉墓[M]//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10.
[10]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69.
[11]脱脱，等.宋史：卷149：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479.
[12]刘煦，等.旧唐书：卷45：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2.
[13]房玄龄，等.晋书：卷25：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761.
[14]脱脱，等.金史：卷43：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971.
[15]陈雷.试论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及纹饰特色[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4：车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3.
[17]脱脱，等.宋史：卷150：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505.
[18]宋濂，等.元史：卷78：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1945-1952.
[19]张廷玉，等.明史：卷65：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00.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4.
[2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0.
[2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8.
[23]洪興祖.楚辞补注：离骚[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
[24]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3：3034.
[25]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4：193.
[26]王符.潜夫论：巫列[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6.
[2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7：地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7.
[28]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45：刘知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044.
[29]范晔.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05.
[30]王充.论衡：卷25：解除[EB/OL].[2012-06-08].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14051.html.
[31]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5[M].北京：中华书局，2005：683.
[32]范晔.后汉书：卷32：阴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33.
[33]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3：341.
[34]杜佑.通典：卷61：君臣服章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
[35]李林甫，等.唐六典：卷23[M].北京：中华书局，1992：597.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镇墓神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4.
[37]佚名.佛说安宅神咒经[M].大正藏：第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