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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昔年读《世说新语》时，就知道存世不多的一部宋本《世说新语》就藏在东京的尊经阁文库（下简称尊经阁），该书原为镰仓幕
尊经阁文库藏宋版《世说新语》
府执权北条氏金泽文库的藏书，后流入尊经阁。1928年，张元济到日本各文库访书，有七言歌行一篇纪访书盛事，诗中特别有句云“尊经世说古本孤”。后来又听说，尊经阁所藏明刻本在日本与内阁文库齐名。内阁文库的前身是德川幕府的红叶山文库，曾通过长崎大量购买中国的书籍，而尊经阁则是一个地方大名前田氏的私家文库，其收藏的明刻本能与内阁文库媲美，可见其主人对中国古籍搜求之亟。
我几度在东京大学的赤门前留影，不曾想到，这里原来曾是尊经阁的主人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家的旧宅邸。1926年之前，尊经阁原本在东京本
乡的前田家宅邸，与东京大学相邻。1926年，为加强对尊经阁所藏贵重典籍的保护，并提供给研究者所需的资料，前田家第16代藩主前田利为
东京大学赤门，原为前田家宅邸之门
创设了财团法人前田育德财团（1949年改称“前田育德会”，2012年又被认定为公益财团法人），开始对文库珍藏的典籍进行影印工作。1927年，东京大学为将农学部迁至本乡校本部，遂将其在驹场的地产与前田氏互换，于是前田家宅邸就搬到了东大驹场校区附近的东京都目黑区驹场公园西侧。1972年，在驹场的新邸建立了一幢西式小楼，这就是今天所见的尊经阁。
江户幕府建立之初，很多大名都是武家出身，能征善战，稍逊风骚，但其后代渐渐从“武力强宗”转变为“文化世族”，尊经阁的主人前田氏即为代表。加贺藩初祖前田利家（1538—1599）是丰臣秀吉托孤的“五大老”之一，在战场上勇猛无匹，被称为“日本无双之枪”。江户幕府建立后，加贺藩的前田家坐享百万石的俸禄，这也是他们热心购买汉籍的经济基础。加贺藩的几代藩主都热心收集古籍，特别是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对图书搜集更是不遗余力。在前田纲纪编写的目录学著作《桑华书志》中，他将其收集的图书开始称为“尊经阁藏书”。前田育德会设立后，前田利为就将前田家的藏书之所命名为“尊经阁文库”，而前田育德会和尊经阁文库虽然有两个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体的。尊经阁收藏了众多珍稀秘笈，截至2017年有22种古籍被日本定为国宝，77种定为“重要文化财”，可谓私家文库收藏的翘楚，这与前田家十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分不开。
幕府拥有的内阁文库早已变为国立公文书馆，成为公立的藏书机构，而且国立公文书馆正在有计划地将馆内收藏的善本古籍全部数字化，放在网上供学人浏览使用，而尊经阁仍属于私人文库，使用起来颇为不便。如果要去阅览仍然需要提前申请预约，而且尊经阁的阅览室非常小，一天只能批准两三人前去阅览，更不用提每周也不是天天都开放，这都增加了前往利用的难度。我从2016年到2019年，三度前往尊经阁观书，想来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二
2016年，我趁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之机，第一次访问了尊经阁。要去
尊经阁看书，极为不易，需要提前预约，并要有日本教授的介绍信;如果阅览者不谙日语，还要自带一名翻译前去，以便沟通。
东京尊经阁文库大门
尊经阁离东大驹场校区比较近，我先从早稻田坐电车到新宿，再从新宿坐京王井之头线到东大驹场站下，再沿着驹场路步行，走到驹场公园，就可以看到一个树木掩映的庭院，这便是尊经阁。很不起眼，不小心就会走过。庭院大门虽然开着，但有一条竹竿拦着，有种“闲人莫入”的感觉。大门的右墙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公益财团法人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
因为已经事先约好，遂绕过围栏，进入庭院，来到小楼前。按响门铃后，不久有人出来帮我们开门。这是一幢老房子，地板都是实木地板，踩上去吱吱作响。屋内的陈设也非常老旧，与日本非常现代化的家居形成强烈对比。我们被引到会客室，主事者让我们一一登记，并查看了我们的身份证明，这也是我利用日本其他文库时未遇到的，可见这里规矩之严。进入阅览室之前，先要存包，然后洗手。
尊经阁所谓的阅览室其实就在文库的办公室内，也就是说读者阅览和工作人员办公就在同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有一张大桌子，供读者阅览使用，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的办公桌上处理公务。所以在阅览的时候，经常可以听见办公室内电话声此起彼伏。这张桌子确实只能容纳四五个人同时阅览，难怪尊经阁每次只接受二三个人的阅览申请。阅览室靠墙有一些工具书，还有一尊比真人稍小的武士塑像。
在阅览室坐定不久，工作人员就将我预约好的书捧出来，包括函套都让我看。我预约的是东坡诗室町时代的日本古注本的古钞本，此前我已经得到该书的另一个钞本，并且已经基本整理完毕，但王连旺兄告诉我尊经阁还有一个古钞本，我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看一下。看到原书后，我发现尊经阁藏本更全也更早，上面有很多处修改的痕迹，明显像稿本，而我手上的钞本字划清楚整齐，完全没有改动之处，应该是后来的誊清本。所以如果要整理此书的话，必须参考尊经阁本。看得差不多后，我向尊经阁询问是否能复印。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复印三分之一，而且价格比较昂贵，只能作罢。
三
因为觉得复印费太贵，第一次造访尊经阁没能复印到东坡诗古注之钞本，回国后一直牵挂此书，心想如果有机会再去尊经阁，一定要将此书全本复印回来。尊经阁有一个规定，如果要申请复印某书，必须是在本人亲自看完此书后，才能提出申请，所以不接受网络或信函申請。
东京尊经阁文库外景
2018年初，我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在回国前夕，我决定再访尊经阁，遂请京大人文研古胜隆一教授推荐，我自己从尊经阁的网站上下载了申请书，连同推荐信一同寄给了尊经阁。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尊经阁联系，不久就收到尊经阁的回信，同意了我的阅览请求。
两年过去了，尊经阁没有太大的变化。按规定行礼如仪后，我终于又看到了那部古钞本，摩挲了整整一天，也做了很多笔记，最后决定申请复印。出乎我意料的是，尊经阁修改了复印规定，从前只能复印某书的三分之一，现在规定如果要复印就必须全本复印。我立刻提出全本复印的要求，文库方面欣然同意。几个月后，我收到了这部我朝思暮想的文献，也接到了尊经阁14万多日元的账单。 此行除了这部古钞本之外，我还借阅了明刊本《群珠摘粹集》。《群珠摘粹集》，明人戴天锡所撰，是明代的一部集句诗集，此书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仅藏于日本。此前我在内阁文库已经看过此书的江户抄本，但后来我调查到尊经阁还藏有此书的明刊本，遂在这次一并提出阅览申请。
明刊本《群珠摘粹集》五卷，明戴天锡撰。是书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集句诗句正文七字，出处小字，右标朝代，左标姓名。卷端刻“群珠摘粹集卷之几”，次行题“长乐戴天锡维寿集”。书前有张瓒成化十年（1474）题辞。戴天锡，字维寿（清《福州府志》卷四十作“惟寿”），福建长乐人。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天顺年间任感恩县教谕，成化年间任襄府纪善、审理。《群珠摘粹集》在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十二、朱睦《万卷堂书目》卷四皆有著录，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三著录：“《群珠摘粹》一卷，蓝丝栏钞本，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阁书目》编纂于嘉庆年间，可见在清嘉庆年间，中土仍有《群珠摘粹集》钞本存世，但仅存一卷。天一阁藏本后亦不知所踪。幸此书很早就东传到日本，除尊经阁藏有明刻本外，内阁文库则藏有江户时代钞本一部，是以明刻本为底本抄录的。
张瓒题辞云：
作诗固难，集众人之句为诗亦不易。《三百篇》之后，作者叠出，体制累变，集句则不多见。至宋之王荆公、石曼卿、文丞相、黄晋卿诸贤始倡为此作，而元之南村狐白裘，国朝之孙仲衍、林子羽亦各相继效体为之，其所集句皆浑然天成，不可尚已。近时有夏仲宽《联锦》诸集继出，虽未可追踪诸作，要其用意精到，亦不易得。予友武昌吴君孟章孝廉儒雅，博学多才，雅好吟咏。尝以锦衣卫千户奉命赞画荆襄军务，间得襄府纪善戴君天锡集句一帙，手为编选，题之曰“群珠摘粹”。不远数千里封题示予，且谓此集可传。予阅之，凡若干首，皆摘唐宋元诸贤之句。为诗属联清切，用事精当，变腐成奇，真若胸中一气流出者，可以传后无疑。因命萧山士人孙嵩缮录。嵩又为捐赀募工镂板，置之浙藩公署，盖欲传之四方，垂之后日，其用心亦勤矣。於戏！戴君之精思，孟章之精选，与嵩之好事，皆不易得。是集既出，将与前数君子之集并行于时，亦足以鸣国家之盛，见一时制作之美，岂直雕虫篆刻之为而已哉？板刻既成，因为引之篇端。成化十年，岁在甲午，夏五月吉。赐进士通奉大夫江浙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孝感张瓒识。
张缵在《明史》卷一百七十二中有传：“张瓒，字宗器，孝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迁郎中，历知太原、宁波二府，有善政。成化初，巿舶中官福住贪恣，瓒禁戢其下。住诬瓒于朝，瓒遂列住罪。住被责，其党多抵法。大臣会荐，迁广东参政，转浙江左布政使。”上面题辞中的结衔也可和《明史》相印证。题辞成于成化十年（1474），则《群珠摘粹集》成书于此年之前。戴天锡作有集句诗多首，但并未编成集，乃由吴孟章编集，并命名为《群珠摘粹集》。吴孟章，即吴绶，滁州人，成化间为锦衣指挥佥事，著有《诗坛丛韵》二十八卷。《篁墩文集》卷二十三《诗坛丛韵序》云：“滁阳吴君孟章，虽世将家而博雅好文，喜为歌诗，与学士大夫相游处……吴君名绶，举孝廉，历赞荆湖诸军，入典诏狱，佥锦衣指挥事，别号藻轩，孟章其字也。”此处记载与上文所言吴氏“锦衣卫千户奉命赞画荆襄军务”之事相合。《群珠摘粹集》之编集在吴绶与戴天锡同在荆襄任职之时，《群珠摘粹集》中收录戴天锡与吴绶赠送、酬酢、和韵之作多达35首，故《群珠摘粹集》亦有以集句为社交的性质。
西晋时期就已出现集句诗，但直到宋代，集句才蔚为大观，名家辈出，尤以上文所称的王安石、文天祥最为著名。黄山谷尝谓集句诗为“百家衣体”，盖集众家之句而融入一诗，故贵在“浑然天成”。集句之风，至明仍盛，上文也列举了孙（仲衍）、林鸿（子羽）亦有集句之作。孙、林二人皆为明初开宗立派之诗人，胡应麟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诗薮》续编卷一）“闽派”始于林鸿，孙则为“岭南诗派”的开创者。林鸿又是所谓“闽中十才子”之首，《明史·文苑传》云：“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孙则是岭南所谓“南园五先生”之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四“《南园后五子诗集》提要”云：“南園即抗风轩，在广州城东南大忠祠侧。明初孙、赵介、李德、黄哲、王佐唱酬于此，称南园五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说：“自以下，世所称南园五先生也。仲衍才调，杰出四人。”从王安石、文天祥到明代初年这两位有代表性的诗人都致力于集句创作，可见中国古代诗人并不将集句视为纯粹的游戏之作。上序中又提到“夏仲宽《联锦》”，即夏宏所作的集句诗集《联锦诗集》四卷，此书皆为七言律诗，集唐人诗句而成，而且此书有朝鲜本、和刻本传世，可见也产生了世界影响。
《群珠摘粹集》就是在这种文学语境中产生的，其在明代仍有流传，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缵《题辞》评其诗云：“为诗属联清切，用事精当，变腐成奇，真若胸中一气流出者，可以传后无疑。”此语虽有客套成分，但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二亦有类似的好评：“集句起于宋荆公、曼卿，可谓绝唱。予幼时尝见襄府纪善长乐戴天锡维寿所著《群珠摘粹》，板镂浙藩，皆集唐、宋、元人之诗为律，对偶亲切，浑然天成，亦可影响王、石。”郎瑛对《群珠摘粹集》评价颇高，不但认为其诗“对偶亲切，浑然天成”，而且还可以颉颃集句诗名家王安石、石延年。石延年在宋代最早创作集句诗，且“集句诗”之名亦始自石氏;而王安石是集句诗创作大家，古人云：“荆公集句诗，虽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陈正敏《遁斋闲览》）也就是说，在明代人眼中，戴天锡的集句诗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很可惜其在中国失传已久，今在日本重新发现，意义重大。近年出版的《历代集句诗词别集丛刊》（缑蔓君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亦未收录此书。当时因为已经申请复印了东坡诗古钞本，觉得复印费太贵，故没有申请复印此书。而回国后，又开始对此书心心念念。 四
2019年，我受邀到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就住在东京，这为我访问东京的各大文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故又有了第三次尊经阁访书的经历。
这次，除了《群珠摘粹集》之外，我还申请阅览了清顺治年间刊刻的施起元所撰的《陶苏和咏》。此书合刊了陶诗和苏轼的和陶诗，前有施起元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苏辙所撰《追和陶渊明诗引》《苏东坡传》。卷端题“陶苏和咏上/下卷”，次行题“闽王融施起元君贞甫汇辑”。是书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施起元（约1605—约1673），字君贞，福建福清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任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岭东道。这部《陶苏和咏》即作于此时，序末署“顺治壬辰菊月九日岭东学使者福唐施起元题于惠署之斟桂轩”。“顺治壬辰”即顺治九年（1652），则此书当成于是年。施起元序云：“吾观子瞻，出仕三十年，而萧散夷淡之趣未尝一日去诸怀。当其执政，从而金莲玉局，不为荣;及其入狱，过岭而蛮烟瘴雾，不为瘁……或谓渊明醉而吟，子瞻饮而和，然则有同欤？抑知子瞻之意未尝不以饮酒为乐也。”这里赞扬东坡不以仕途的显晦以萦乱其心，而始终保持着“萧散夷淡之趣”，并认为东坡以和陶为乐，又以饮酒为乐，陶苏之同皆在于以饮酒为乐。
施序又云：
苏公之和陶，盖自惠州而作也。公以诗讥讽，而曾、定、惇、汴（卞）等遂从而媒蘖其短，投荒岭表。方焚毁笔研，绝口不吟，乃独于渊明一集追和之不置，是以黄山谷有云：“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虽其间流落于昌化、儋耳，抚景兴情，依韵成声，不尽作于惠州，第遡其追和之繇，盖自惠州始也。
其实，苏轼最早作和陶诗是在扬州时，不过大规模和陶则始于贬惠之时。因为施起元当时正在惠州做岭东学使，故于序中大力将和陶诗与惠州联系在一起，无外乎要提升惠州的文化地位。
从明代起，惠州就开始注重借助苏轼来提升当地的文化品位，明人曾将东坡在惠州时所作的诗文汇集在一起，编成《寓惠集》。日本内阁文库还藏有明人方介卿在正德七年所编《苏文忠公寓惠录》十卷，此书从明正德年间到清初被翻刻十多次。书前有罗荣序云：
（东坡）晚谪惠州，始寓合江楼，两迁嘉祐寺，尝捐犀束金钱桥，成东西二新，工约利博，后世便之，而卜筑白鹤，盖有终焉之意。虽琼海再移，兹居如故，至今犹称东坡亭，遗像俨然，过者必下。夫岭海形胜，惠阳奠于其间，声教所被，不殊中州，然前此未闻焉。自公来止，远近快睹，每有著作，里巷传诵，达于京师，山川草木，因公改观。昔昌黎在潮才八月耳，今兹称潮，以韩重也。坡翁居惠四阅岁，膏馥沾人久而弥多，以苏重惠，固其宜哉！
同样称赞东坡对惠州文化的沾溉。《寓惠录》《陶苏和咏》这些日藏文献，都是苏轼在明清时代接受的极好材料，特别是《陶苏和咏》一书，至今未见学者提及，故在此表而出之。
除了《陶苏和咏》外，我也阅览了中井履轩所著的《古文后集雕题》。其时我正在编纂《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此书也是《古文真宝后集》的注本之一。是书未尝刊刻，仅有写本藏于尊经阁。这次阅览结束后，我立即提出复印《群珠摘粹集》和《古文后集雕题》，并得到尊经阁的同意。几个月后，学习院大学的段宇博士将资料寄给了我，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书桌前仔细研究这些珍贵的域外文献了。
五
尊经阁所藏的宝贝太多，我短短的三次访问，只看到其藏书的几万分之一，还有大量的珍本尚未揭示出来。成为公益财团法人后，尊经阁将自身的功能定位为收藏品的保存管理、阅览、借出展览、调查研究及出版等。1929年，当时的前田育德财团影印出版了《尊经阁丛刊》，收入《重广会史》《世说新语》《冲虚至德真经》等“重要文化财”。近年来，尊经阁也和八木书店合作出版了《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但所印之书多与日本文学或日本历史研究相关，与中国文史研究有关的也有几种，如滋野贞主（785—852）编《秘府略》卷八百六十八附卷八百六十四（《集成》第13种，1997年），是書编于日本平安时代，为日本最早的自编类书，原有一千卷，现仅存两卷，收录了很多中国失传的文献，如《东观汉纪》的佚文等;《二中历》（《集成》第14—16种，1997年），也是一部日本的古类书，成书于镰仓时代末期，是对平安时代后期成书的《掌中历》《怀中历》的再编集，其中有关于中国古代文集流传日本的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述、藤原实兼（1085—1112）笔录的《江谈抄》（《集成》第44种，2008年），是一部平安时代的诗话性质的著作，书中也收录了一些《全唐诗》未收的佚诗。
尊经阁还收藏了唐代萨守真所撰《天地瑞祥志》一书的江户时代钞本。此书新旧《唐志》皆未著录，很早就在中国失传，尊经阁所藏钞本乃天壤间孤本。该书是一部以天文为中心的类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为二十卷，可见很早就东传到日本，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目前尊经阁藏本亦为残本，但大致能窥见本书之面目。除尊经阁之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也藏有该书的钞本，但皆为尊经阁本的再抄本。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所收《天地瑞祥志》的底本为京大人文研的藏本，追本溯源似应影印尊经阁藏本为是。
当然，尊经阁所藏中国古籍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该文库所藏的明刻本，特别是明人的文集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或比较稀见。我在翻看《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时就对此印象深刻，我觉得中国研究明代文学的学者应该多注意这一块资源，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择其重要的部分申请影印，在国内出版，定是佳惠学林之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昔年读《世说新语》时，就知道存世不多的一部宋本《世说新语》就藏在东京的尊经阁文库（下简称尊经阁），该书原为镰仓幕
尊经阁文库藏宋版《世说新语》
府执权北条氏金泽文库的藏书，后流入尊经阁。1928年，张元济到日本各文库访书，有七言歌行一篇纪访书盛事，诗中特别有句云“尊经世说古本孤”。后来又听说，尊经阁所藏明刻本在日本与内阁文库齐名。内阁文库的前身是德川幕府的红叶山文库，曾通过长崎大量购买中国的书籍，而尊经阁则是一个地方大名前田氏的私家文库，其收藏的明刻本能与内阁文库媲美，可见其主人对中国古籍搜求之亟。
我几度在东京大学的赤门前留影，不曾想到，这里原来曾是尊经阁的主人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家的旧宅邸。1926年之前，尊经阁原本在东京本
乡的前田家宅邸，与东京大学相邻。1926年，为加强对尊经阁所藏贵重典籍的保护，并提供给研究者所需的资料，前田家第16代藩主前田利为
东京大学赤门，原为前田家宅邸之门
创设了财团法人前田育德财团（1949年改称“前田育德会”，2012年又被认定为公益财团法人），开始对文库珍藏的典籍进行影印工作。1927年，东京大学为将农学部迁至本乡校本部，遂将其在驹场的地产与前田氏互换，于是前田家宅邸就搬到了东大驹场校区附近的东京都目黑区驹场公园西侧。1972年，在驹场的新邸建立了一幢西式小楼，这就是今天所见的尊经阁。
江户幕府建立之初，很多大名都是武家出身，能征善战，稍逊风骚，但其后代渐渐从“武力强宗”转变为“文化世族”，尊经阁的主人前田氏即为代表。加贺藩初祖前田利家（1538—1599）是丰臣秀吉托孤的“五大老”之一，在战场上勇猛无匹，被称为“日本无双之枪”。江户幕府建立后，加贺藩的前田家坐享百万石的俸禄，这也是他们热心购买汉籍的经济基础。加贺藩的几代藩主都热心收集古籍，特别是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对图书搜集更是不遗余力。在前田纲纪编写的目录学著作《桑华书志》中，他将其收集的图书开始称为“尊经阁藏书”。前田育德会设立后，前田利为就将前田家的藏书之所命名为“尊经阁文库”，而前田育德会和尊经阁文库虽然有两个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体的。尊经阁收藏了众多珍稀秘笈，截至2017年有22种古籍被日本定为国宝，77种定为“重要文化财”，可谓私家文库收藏的翘楚，这与前田家十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分不开。
幕府拥有的内阁文库早已变为国立公文书馆，成为公立的藏书机构，而且国立公文书馆正在有计划地将馆内收藏的善本古籍全部数字化，放在网上供学人浏览使用，而尊经阁仍属于私人文库，使用起来颇为不便。如果要去阅览仍然需要提前申请预约，而且尊经阁的阅览室非常小，一天只能批准两三人前去阅览，更不用提每周也不是天天都开放，这都增加了前往利用的难度。我从2016年到2019年，三度前往尊经阁观书，想来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二
2016年，我趁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之机，第一次访问了尊经阁。要去
尊经阁看书，极为不易，需要提前预约，并要有日本教授的介绍信;如果阅览者不谙日语，还要自带一名翻译前去，以便沟通。
东京尊经阁文库大门
尊经阁离东大驹场校区比较近，我先从早稻田坐电车到新宿，再从新宿坐京王井之头线到东大驹场站下，再沿着驹场路步行，走到驹场公园，就可以看到一个树木掩映的庭院，这便是尊经阁。很不起眼，不小心就会走过。庭院大门虽然开着，但有一条竹竿拦着，有种“闲人莫入”的感觉。大门的右墙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公益财团法人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
因为已经事先约好，遂绕过围栏，进入庭院，来到小楼前。按响门铃后，不久有人出来帮我们开门。这是一幢老房子，地板都是实木地板，踩上去吱吱作响。屋内的陈设也非常老旧，与日本非常现代化的家居形成强烈对比。我们被引到会客室，主事者让我们一一登记，并查看了我们的身份证明，这也是我利用日本其他文库时未遇到的，可见这里规矩之严。进入阅览室之前，先要存包，然后洗手。
尊经阁所谓的阅览室其实就在文库的办公室内，也就是说读者阅览和工作人员办公就在同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有一张大桌子，供读者阅览使用，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的办公桌上处理公务。所以在阅览的时候，经常可以听见办公室内电话声此起彼伏。这张桌子确实只能容纳四五个人同时阅览，难怪尊经阁每次只接受二三个人的阅览申请。阅览室靠墙有一些工具书，还有一尊比真人稍小的武士塑像。
在阅览室坐定不久，工作人员就将我预约好的书捧出来，包括函套都让我看。我预约的是东坡诗室町时代的日本古注本的古钞本，此前我已经得到该书的另一个钞本，并且已经基本整理完毕，但王连旺兄告诉我尊经阁还有一个古钞本，我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看一下。看到原书后，我发现尊经阁藏本更全也更早，上面有很多处修改的痕迹，明显像稿本，而我手上的钞本字划清楚整齐，完全没有改动之处，应该是后来的誊清本。所以如果要整理此书的话，必须参考尊经阁本。看得差不多后，我向尊经阁询问是否能复印。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复印三分之一，而且价格比较昂贵，只能作罢。
三
因为觉得复印费太贵，第一次造访尊经阁没能复印到东坡诗古注之钞本，回国后一直牵挂此书，心想如果有机会再去尊经阁，一定要将此书全本复印回来。尊经阁有一个规定，如果要申请复印某书，必须是在本人亲自看完此书后，才能提出申请，所以不接受网络或信函申請。
东京尊经阁文库外景
2018年初，我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在回国前夕，我决定再访尊经阁，遂请京大人文研古胜隆一教授推荐，我自己从尊经阁的网站上下载了申请书，连同推荐信一同寄给了尊经阁。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尊经阁联系，不久就收到尊经阁的回信，同意了我的阅览请求。
两年过去了，尊经阁没有太大的变化。按规定行礼如仪后，我终于又看到了那部古钞本，摩挲了整整一天，也做了很多笔记，最后决定申请复印。出乎我意料的是，尊经阁修改了复印规定，从前只能复印某书的三分之一，现在规定如果要复印就必须全本复印。我立刻提出全本复印的要求，文库方面欣然同意。几个月后，我收到了这部我朝思暮想的文献，也接到了尊经阁14万多日元的账单。 此行除了这部古钞本之外，我还借阅了明刊本《群珠摘粹集》。《群珠摘粹集》，明人戴天锡所撰，是明代的一部集句诗集，此书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仅藏于日本。此前我在内阁文库已经看过此书的江户抄本，但后来我调查到尊经阁还藏有此书的明刊本，遂在这次一并提出阅览申请。
明刊本《群珠摘粹集》五卷，明戴天锡撰。是书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集句诗句正文七字，出处小字，右标朝代，左标姓名。卷端刻“群珠摘粹集卷之几”，次行题“长乐戴天锡维寿集”。书前有张瓒成化十年（1474）题辞。戴天锡，字维寿（清《福州府志》卷四十作“惟寿”），福建长乐人。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天顺年间任感恩县教谕，成化年间任襄府纪善、审理。《群珠摘粹集》在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十二、朱睦《万卷堂书目》卷四皆有著录，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三著录：“《群珠摘粹》一卷，蓝丝栏钞本，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阁书目》编纂于嘉庆年间，可见在清嘉庆年间，中土仍有《群珠摘粹集》钞本存世，但仅存一卷。天一阁藏本后亦不知所踪。幸此书很早就东传到日本，除尊经阁藏有明刻本外，内阁文库则藏有江户时代钞本一部，是以明刻本为底本抄录的。
张瓒题辞云：
作诗固难，集众人之句为诗亦不易。《三百篇》之后，作者叠出，体制累变，集句则不多见。至宋之王荆公、石曼卿、文丞相、黄晋卿诸贤始倡为此作，而元之南村狐白裘，国朝之孙仲衍、林子羽亦各相继效体为之，其所集句皆浑然天成，不可尚已。近时有夏仲宽《联锦》诸集继出，虽未可追踪诸作，要其用意精到，亦不易得。予友武昌吴君孟章孝廉儒雅，博学多才，雅好吟咏。尝以锦衣卫千户奉命赞画荆襄军务，间得襄府纪善戴君天锡集句一帙，手为编选，题之曰“群珠摘粹”。不远数千里封题示予，且谓此集可传。予阅之，凡若干首，皆摘唐宋元诸贤之句。为诗属联清切，用事精当，变腐成奇，真若胸中一气流出者，可以传后无疑。因命萧山士人孙嵩缮录。嵩又为捐赀募工镂板，置之浙藩公署，盖欲传之四方，垂之后日，其用心亦勤矣。於戏！戴君之精思，孟章之精选，与嵩之好事，皆不易得。是集既出，将与前数君子之集并行于时，亦足以鸣国家之盛，见一时制作之美，岂直雕虫篆刻之为而已哉？板刻既成，因为引之篇端。成化十年，岁在甲午，夏五月吉。赐进士通奉大夫江浙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孝感张瓒识。
张缵在《明史》卷一百七十二中有传：“张瓒，字宗器，孝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迁郎中，历知太原、宁波二府，有善政。成化初，巿舶中官福住贪恣，瓒禁戢其下。住诬瓒于朝，瓒遂列住罪。住被责，其党多抵法。大臣会荐，迁广东参政，转浙江左布政使。”上面题辞中的结衔也可和《明史》相印证。题辞成于成化十年（1474），则《群珠摘粹集》成书于此年之前。戴天锡作有集句诗多首，但并未编成集，乃由吴孟章编集，并命名为《群珠摘粹集》。吴孟章，即吴绶，滁州人，成化间为锦衣指挥佥事，著有《诗坛丛韵》二十八卷。《篁墩文集》卷二十三《诗坛丛韵序》云：“滁阳吴君孟章，虽世将家而博雅好文，喜为歌诗，与学士大夫相游处……吴君名绶，举孝廉，历赞荆湖诸军，入典诏狱，佥锦衣指挥事，别号藻轩，孟章其字也。”此处记载与上文所言吴氏“锦衣卫千户奉命赞画荆襄军务”之事相合。《群珠摘粹集》之编集在吴绶与戴天锡同在荆襄任职之时，《群珠摘粹集》中收录戴天锡与吴绶赠送、酬酢、和韵之作多达35首，故《群珠摘粹集》亦有以集句为社交的性质。
西晋时期就已出现集句诗，但直到宋代，集句才蔚为大观，名家辈出，尤以上文所称的王安石、文天祥最为著名。黄山谷尝谓集句诗为“百家衣体”，盖集众家之句而融入一诗，故贵在“浑然天成”。集句之风，至明仍盛，上文也列举了孙（仲衍）、林鸿（子羽）亦有集句之作。孙、林二人皆为明初开宗立派之诗人，胡应麟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诗薮》续编卷一）“闽派”始于林鸿，孙则为“岭南诗派”的开创者。林鸿又是所谓“闽中十才子”之首，《明史·文苑传》云：“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孙则是岭南所谓“南园五先生”之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四“《南园后五子诗集》提要”云：“南園即抗风轩，在广州城东南大忠祠侧。明初孙、赵介、李德、黄哲、王佐唱酬于此，称南园五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说：“自以下，世所称南园五先生也。仲衍才调，杰出四人。”从王安石、文天祥到明代初年这两位有代表性的诗人都致力于集句创作，可见中国古代诗人并不将集句视为纯粹的游戏之作。上序中又提到“夏仲宽《联锦》”，即夏宏所作的集句诗集《联锦诗集》四卷，此书皆为七言律诗，集唐人诗句而成，而且此书有朝鲜本、和刻本传世，可见也产生了世界影响。
《群珠摘粹集》就是在这种文学语境中产生的，其在明代仍有流传，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缵《题辞》评其诗云：“为诗属联清切，用事精当，变腐成奇，真若胸中一气流出者，可以传后无疑。”此语虽有客套成分，但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二亦有类似的好评：“集句起于宋荆公、曼卿，可谓绝唱。予幼时尝见襄府纪善长乐戴天锡维寿所著《群珠摘粹》，板镂浙藩，皆集唐、宋、元人之诗为律，对偶亲切，浑然天成，亦可影响王、石。”郎瑛对《群珠摘粹集》评价颇高，不但认为其诗“对偶亲切，浑然天成”，而且还可以颉颃集句诗名家王安石、石延年。石延年在宋代最早创作集句诗，且“集句诗”之名亦始自石氏;而王安石是集句诗创作大家，古人云：“荆公集句诗，虽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陈正敏《遁斋闲览》）也就是说，在明代人眼中，戴天锡的集句诗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很可惜其在中国失传已久，今在日本重新发现，意义重大。近年出版的《历代集句诗词别集丛刊》（缑蔓君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亦未收录此书。当时因为已经申请复印了东坡诗古钞本，觉得复印费太贵，故没有申请复印此书。而回国后，又开始对此书心心念念。 四
2019年，我受邀到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就住在东京，这为我访问东京的各大文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故又有了第三次尊经阁访书的经历。
这次，除了《群珠摘粹集》之外，我还申请阅览了清顺治年间刊刻的施起元所撰的《陶苏和咏》。此书合刊了陶诗和苏轼的和陶诗，前有施起元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苏辙所撰《追和陶渊明诗引》《苏东坡传》。卷端题“陶苏和咏上/下卷”，次行题“闽王融施起元君贞甫汇辑”。是书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施起元（约1605—约1673），字君贞，福建福清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任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岭东道。这部《陶苏和咏》即作于此时，序末署“顺治壬辰菊月九日岭东学使者福唐施起元题于惠署之斟桂轩”。“顺治壬辰”即顺治九年（1652），则此书当成于是年。施起元序云：“吾观子瞻，出仕三十年，而萧散夷淡之趣未尝一日去诸怀。当其执政，从而金莲玉局，不为荣;及其入狱，过岭而蛮烟瘴雾，不为瘁……或谓渊明醉而吟，子瞻饮而和，然则有同欤？抑知子瞻之意未尝不以饮酒为乐也。”这里赞扬东坡不以仕途的显晦以萦乱其心，而始终保持着“萧散夷淡之趣”，并认为东坡以和陶为乐，又以饮酒为乐，陶苏之同皆在于以饮酒为乐。
施序又云：
苏公之和陶，盖自惠州而作也。公以诗讥讽，而曾、定、惇、汴（卞）等遂从而媒蘖其短，投荒岭表。方焚毁笔研，绝口不吟，乃独于渊明一集追和之不置，是以黄山谷有云：“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虽其间流落于昌化、儋耳，抚景兴情，依韵成声，不尽作于惠州，第遡其追和之繇，盖自惠州始也。
其实，苏轼最早作和陶诗是在扬州时，不过大规模和陶则始于贬惠之时。因为施起元当时正在惠州做岭东学使，故于序中大力将和陶诗与惠州联系在一起，无外乎要提升惠州的文化地位。
从明代起，惠州就开始注重借助苏轼来提升当地的文化品位，明人曾将东坡在惠州时所作的诗文汇集在一起，编成《寓惠集》。日本内阁文库还藏有明人方介卿在正德七年所编《苏文忠公寓惠录》十卷，此书从明正德年间到清初被翻刻十多次。书前有罗荣序云：
（东坡）晚谪惠州，始寓合江楼，两迁嘉祐寺，尝捐犀束金钱桥，成东西二新，工约利博，后世便之，而卜筑白鹤，盖有终焉之意。虽琼海再移，兹居如故，至今犹称东坡亭，遗像俨然，过者必下。夫岭海形胜，惠阳奠于其间，声教所被，不殊中州，然前此未闻焉。自公来止，远近快睹，每有著作，里巷传诵，达于京师，山川草木，因公改观。昔昌黎在潮才八月耳，今兹称潮，以韩重也。坡翁居惠四阅岁，膏馥沾人久而弥多，以苏重惠，固其宜哉！
同样称赞东坡对惠州文化的沾溉。《寓惠录》《陶苏和咏》这些日藏文献，都是苏轼在明清时代接受的极好材料，特别是《陶苏和咏》一书，至今未见学者提及，故在此表而出之。
除了《陶苏和咏》外，我也阅览了中井履轩所著的《古文后集雕题》。其时我正在编纂《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此书也是《古文真宝后集》的注本之一。是书未尝刊刻，仅有写本藏于尊经阁。这次阅览结束后，我立即提出复印《群珠摘粹集》和《古文后集雕题》，并得到尊经阁的同意。几个月后，学习院大学的段宇博士将资料寄给了我，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书桌前仔细研究这些珍贵的域外文献了。
五
尊经阁所藏的宝贝太多，我短短的三次访问，只看到其藏书的几万分之一，还有大量的珍本尚未揭示出来。成为公益财团法人后，尊经阁将自身的功能定位为收藏品的保存管理、阅览、借出展览、调查研究及出版等。1929年，当时的前田育德财团影印出版了《尊经阁丛刊》，收入《重广会史》《世说新语》《冲虚至德真经》等“重要文化财”。近年来，尊经阁也和八木书店合作出版了《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但所印之书多与日本文学或日本历史研究相关，与中国文史研究有关的也有几种，如滋野贞主（785—852）编《秘府略》卷八百六十八附卷八百六十四（《集成》第13种，1997年），是書编于日本平安时代，为日本最早的自编类书，原有一千卷，现仅存两卷，收录了很多中国失传的文献，如《东观汉纪》的佚文等;《二中历》（《集成》第14—16种，1997年），也是一部日本的古类书，成书于镰仓时代末期，是对平安时代后期成书的《掌中历》《怀中历》的再编集，其中有关于中国古代文集流传日本的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述、藤原实兼（1085—1112）笔录的《江谈抄》（《集成》第44种，2008年），是一部平安时代的诗话性质的著作，书中也收录了一些《全唐诗》未收的佚诗。
尊经阁还收藏了唐代萨守真所撰《天地瑞祥志》一书的江户时代钞本。此书新旧《唐志》皆未著录，很早就在中国失传，尊经阁所藏钞本乃天壤间孤本。该书是一部以天文为中心的类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为二十卷，可见很早就东传到日本，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目前尊经阁藏本亦为残本，但大致能窥见本书之面目。除尊经阁之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也藏有该书的钞本，但皆为尊经阁本的再抄本。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所收《天地瑞祥志》的底本为京大人文研的藏本，追本溯源似应影印尊经阁藏本为是。
当然，尊经阁所藏中国古籍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该文库所藏的明刻本，特别是明人的文集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或比较稀见。我在翻看《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时就对此印象深刻，我觉得中国研究明代文学的学者应该多注意这一块资源，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择其重要的部分申请影印，在国内出版，定是佳惠学林之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