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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30周年。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说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年，中国少生4亿人口。
而几乎就在这一政策实施的同时，在山西省会太原以南约300公里的翼城县，从1985年起，就在进行着持续了25年的允许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的“二胎”化试验。
有意思的是，“二胎”化试验搞了25年的翼城县，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9月25日在报道这一试验时称：“一些试验结果令人惊讶：自从实行这项计划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增长了20.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5个百分点，翼城县男女性别比例为106∶100，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比例为119∶100。”更有意思的是，翼城“二胎”化的试验，从开始设计时，其实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模式设计，实行“二胎”化政策，在人口总量上比“一胎”化还要低。这自然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二胎”化试验的设计与推行者梁中堂。笔者曾与梁中堂长期共事，现在也经常往来，现将其与山西翼城县的“二胎”化试验的情况整理如下。
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
梁中堂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口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提出“二胎”化想法时，他是山西省委党校一名教师。梁中堂说，他走上人口学研究的路，缘于一篇文章。
1978年7月，梁中堂调到山西省委党校工作。在此之前，他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时称“人民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再往前推，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中毕业的梁中堂无法圆自己的大学梦，于1968年参军入伍。1973年他从部队复员后，先被分配到永济中学当政治教员，后又在县委宣传部（当时是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和县党校（当时称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党校校长。
梁中堂被调到省委党校工作是当时形势的需要。1977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华国锋兼任党校校长。中央要求省地县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各级党校。山西省委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很有规模，但“文化大革命”中解散改为五七干校。现在要在原来的五七干校基础上恢复党校，最缺少的就是理论教员。而梁中堂正好喜欢理论工作，在部队时就读了大量马列理论著作，再加上他在县委宣传部、党校工作的经历，就被当时的山西省委党校领导选中。
但所有这些，都与他走上人口理论研究没有太大的关联。把梁中堂引入人口学研究道路上的，是一篇文章。1978年秋天，中央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决定在党校系统开设人口理论课。当年11月，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省委黨校接到会议通知后，需要派人参会。派谁去呢？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20年，有点资历的教员都不愿参与，于是领导想到了刚来不久的梁中堂。梁中堂无法推脱，但并不情愿，他曾回忆说，知道让自己参加人口学会议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的反应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反感”。
1978年11月1日至7日，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梁中堂以一种“被参加”的心态与会，会前会后都存在一种抵触情绪，不仅未按要求提交会议论文，参会期间也一言未发，以为会开完就没事了。令梁中堂料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又要召开。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梁中堂自然是躲不过的参会人选，而且也不能再空着手去，必须带有论文。这下难住了梁中堂。因为没有人口学基础，又不感兴趣，只好与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当时还未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先后在山西晋中地区的盂县、运城地区的永济县和芮城县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调查期间，正值国家提出人口发展分两步走方案的时候，即第一步，在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10‰的基础上，争取1985年自然增长率降到5‰以下。第二步，到2000年，争取达到零增长。了解到通过“一胎”化实现2000年人口达到零增长方案的内容后，农民家庭出身、又有多年乡镇工作经历的梁中堂本能地产生了疑问：在当时对人口预测十分重要的各个年龄段人口状况很难有准确把握的情况下，这样的发展目标是怎么提出来的？
兴趣由疑问而生。梁中堂对自己要写的参会论文有了想法。着手写文章后发现的问题更多，他通过简单的计算发现，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它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和男女性别比例，而是简单依靠各地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加之推行“一胎”化在广大农村的实际难度，使得通过“一胎”化实现2000年人口增长率达到零的目标肯定不可能。根据自己的预测和分析，梁中堂在论文中提出了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的办法，认为这是实现2000年人口增长率达到零的目标，又容易被农民接受的好政策。按照他的办法，政策上可以允许70%的妇女生育二胎，但前提是实行晚婚晚育和生育间隔，即城市男27岁、女25岁结婚者，第一、二胎间隔8年；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者，一、二胎间隔10年。这就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又导致翼城“二胎”化试验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文章写完后，他心里总是不踏实，又专门到北京等地求教专家学者，对文章作了进一步修改。这样，最初只是为参加会议准备的一篇“应景之作”，成了后来的“二胎”化试验的肇始。梁中堂在他自己的网站上说：“不想这篇文章却把我推入人口学的研究领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胡耀邦的批示促成了梁中堂的
“二胎”化试验
1979年12月11日至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人口控制问题，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一次革命的观点，呈一统天下之势。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清与林富德等人负责大会资料组的工作。他们在筛选大会发言论文时，发现梁中堂论文的不同观点，提出让梁中堂作大会发言。
梁中堂的发言立刻产生了不同反响。当时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到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特别是会议简报刊登了他关于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和用“晚婚晚育加间隔”办法解决人口问题的发言后，许多人认为梁中堂是危言耸听，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同志甚至不解地认为：“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更多的不解、质疑甚至嘲讽一时沸沸扬扬，梁中堂也成了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代表，但这反而激发了他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的信念。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梁中堂真正开始了自己人口学的探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他大量阅读国内外人口学著述，广泛向专家学者求教，实地调查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写了一系列人口政策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多数难于发表，但使梁中堂的研究逐步深入。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人口学》，出版后即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
随着研究的深入，梁中堂对自己“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思路愈发坚定。1984年春节前，已经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他连续几天躺在床上，想着在基层推行“一胎”化的实际遭遇，虑及国家人口控制目标的实际可行性，萌发了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念头。当年春节，他在人们欢度佳节、探亲访友之际，埋头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思路，建议放弃“一胎”化政策。
当时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的张晓彤见到报告后即生同感。张晓彤是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儿子，从内蒙古插队回城不久，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也感到“一胎”化在农村实行难度很大。他遂将复印件送给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让他按照梁中堂提出的办法重新计算。马瀛通刚从美国东西方中心学习回来，人口统计学的造诣很深，计算机技术相当好。经过具体测算后，张晓彤、马瀛通肯定了梁中堂的看法，于是以他们二人的名义，又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建议说：“我们认为，梁中堂同志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他的推算不准，提出的间隔8到10年也很难行得通。但如果允许农村在24岁生育第一胎之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则有利于人口控制，又较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个做法，会在多数群众拥护、支持下把多胎降下来，使生育高峰趋向平缓，还可使几个年龄组的生育移至2000年后，增加完成本世纪末人口控制指标的可能性。初步推算，采用这个办法，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可在12亿3千万左右。如果能以《计划生育法》来公布这个办法，可以减少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这份报告，受到中央重视。7月3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该文批示说：“送耀邦、万里、乔木、依林、启立同志阅。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随后，胡耀邦又批示：“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并明确主张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就这样，梁中堂的报告经张晓彤、马瀛通改进后为中央领导肯定。但对这一切，当时的梁中堂并不知情。直到1984年8月，梁中堂在四川参加中国农村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学术讨论会时，遇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李宏规处长，李告诉梁：“你的有关农村妇女生二胎的观点中央很熟悉，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都知道。”大约到1984年底，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张乐群在一次给梁中堂的信中，提到马、张二同志对他学术观点的支持以及胡耀邦等对马、张文章的批示，梁中堂才了解了批示的具体情况。
知晓这些情况后，1985年1月14日，梁中堂又上书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郝建秀，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组织人口学专家及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参与组织人口测算工作；二是准许人口研究人员下农村调查计划生育实际情况；三是希望能够选一两个县作“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试验。2月12日，梁中堂的报告被批转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张晓彤在接到报告后，请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分管政策研究的办公厅主任梁济民，梁批示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两个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当时不在北京，副主任周伯萍同意梁济民的意见，让政策研究处分别通知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梁中堂本人，要求尽快制定办法和选择试点。
梁中堂是1985年3月21日接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通知的。国家计生委在给他的函中说：
梁中堂同志：
您好！
您在今年元月十四日致胡启立、郝建秀同志的信，于二月底转到我委。委里梁济民同志（办公厅主任）批示建议山西省计生委请您一同在山西省就您提出的方案设想找一、两个县进行试点，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同志同意此意见。我们于一周前已将您的信和周（副）主任的批示寄山西计生委。请您直接与山西省计生委联系。
致
而几乎就在这一政策实施的同时，在山西省会太原以南约300公里的翼城县，从1985年起，就在进行着持续了25年的允许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的“二胎”化试验。
有意思的是，“二胎”化试验搞了25年的翼城县，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9月25日在报道这一试验时称：“一些试验结果令人惊讶：自从实行这项计划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增长了20.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5个百分点，翼城县男女性别比例为106∶100，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比例为119∶100。”更有意思的是，翼城“二胎”化的试验，从开始设计时，其实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模式设计，实行“二胎”化政策，在人口总量上比“一胎”化还要低。这自然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二胎”化试验的设计与推行者梁中堂。笔者曾与梁中堂长期共事，现在也经常往来，现将其与山西翼城县的“二胎”化试验的情况整理如下。
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
梁中堂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口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提出“二胎”化想法时，他是山西省委党校一名教师。梁中堂说，他走上人口学研究的路，缘于一篇文章。
1978年7月，梁中堂调到山西省委党校工作。在此之前，他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时称“人民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再往前推，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中毕业的梁中堂无法圆自己的大学梦，于1968年参军入伍。1973年他从部队复员后，先被分配到永济中学当政治教员，后又在县委宣传部（当时是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和县党校（当时称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党校校长。
梁中堂被调到省委党校工作是当时形势的需要。1977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华国锋兼任党校校长。中央要求省地县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各级党校。山西省委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很有规模，但“文化大革命”中解散改为五七干校。现在要在原来的五七干校基础上恢复党校，最缺少的就是理论教员。而梁中堂正好喜欢理论工作，在部队时就读了大量马列理论著作，再加上他在县委宣传部、党校工作的经历，就被当时的山西省委党校领导选中。
但所有这些，都与他走上人口理论研究没有太大的关联。把梁中堂引入人口学研究道路上的，是一篇文章。1978年秋天，中央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决定在党校系统开设人口理论课。当年11月，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省委黨校接到会议通知后，需要派人参会。派谁去呢？当时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近20年，有点资历的教员都不愿参与，于是领导想到了刚来不久的梁中堂。梁中堂无法推脱，但并不情愿，他曾回忆说，知道让自己参加人口学会议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的反应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反感”。
1978年11月1日至7日，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梁中堂以一种“被参加”的心态与会，会前会后都存在一种抵触情绪，不仅未按要求提交会议论文，参会期间也一言未发，以为会开完就没事了。令梁中堂料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又要召开。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梁中堂自然是躲不过的参会人选，而且也不能再空着手去，必须带有论文。这下难住了梁中堂。因为没有人口学基础，又不感兴趣，只好与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当时还未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先后在山西晋中地区的盂县、运城地区的永济县和芮城县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调查期间，正值国家提出人口发展分两步走方案的时候，即第一步，在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10‰的基础上，争取1985年自然增长率降到5‰以下。第二步，到2000年，争取达到零增长。了解到通过“一胎”化实现2000年人口达到零增长方案的内容后，农民家庭出身、又有多年乡镇工作经历的梁中堂本能地产生了疑问：在当时对人口预测十分重要的各个年龄段人口状况很难有准确把握的情况下，这样的发展目标是怎么提出来的？
兴趣由疑问而生。梁中堂对自己要写的参会论文有了想法。着手写文章后发现的问题更多，他通过简单的计算发现，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它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和男女性别比例，而是简单依靠各地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加之推行“一胎”化在广大农村的实际难度，使得通过“一胎”化实现2000年人口增长率达到零的目标肯定不可能。根据自己的预测和分析，梁中堂在论文中提出了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的办法，认为这是实现2000年人口增长率达到零的目标，又容易被农民接受的好政策。按照他的办法，政策上可以允许70%的妇女生育二胎，但前提是实行晚婚晚育和生育间隔，即城市男27岁、女25岁结婚者，第一、二胎间隔8年；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者，一、二胎间隔10年。这就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又导致翼城“二胎”化试验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文章写完后，他心里总是不踏实，又专门到北京等地求教专家学者，对文章作了进一步修改。这样，最初只是为参加会议准备的一篇“应景之作”，成了后来的“二胎”化试验的肇始。梁中堂在他自己的网站上说：“不想这篇文章却把我推入人口学的研究领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胡耀邦的批示促成了梁中堂的
“二胎”化试验
1979年12月11日至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人口控制问题，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一次革命的观点，呈一统天下之势。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清与林富德等人负责大会资料组的工作。他们在筛选大会发言论文时，发现梁中堂论文的不同观点，提出让梁中堂作大会发言。
梁中堂的发言立刻产生了不同反响。当时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到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特别是会议简报刊登了他关于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和用“晚婚晚育加间隔”办法解决人口问题的发言后，许多人认为梁中堂是危言耸听，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同志甚至不解地认为：“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更多的不解、质疑甚至嘲讽一时沸沸扬扬，梁中堂也成了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代表，但这反而激发了他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的信念。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梁中堂真正开始了自己人口学的探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他大量阅读国内外人口学著述，广泛向专家学者求教，实地调查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写了一系列人口政策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多数难于发表，但使梁中堂的研究逐步深入。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人口学》，出版后即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
随着研究的深入，梁中堂对自己“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思路愈发坚定。1984年春节前，已经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他连续几天躺在床上，想着在基层推行“一胎”化的实际遭遇，虑及国家人口控制目标的实际可行性，萌发了给中央领导写信的念头。当年春节，他在人们欢度佳节、探亲访友之际，埋头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思路，建议放弃“一胎”化政策。
当时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的张晓彤见到报告后即生同感。张晓彤是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儿子，从内蒙古插队回城不久，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也感到“一胎”化在农村实行难度很大。他遂将复印件送给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让他按照梁中堂提出的办法重新计算。马瀛通刚从美国东西方中心学习回来，人口统计学的造诣很深，计算机技术相当好。经过具体测算后，张晓彤、马瀛通肯定了梁中堂的看法，于是以他们二人的名义，又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建议说：“我们认为，梁中堂同志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他的推算不准，提出的间隔8到10年也很难行得通。但如果允许农村在24岁生育第一胎之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则有利于人口控制，又较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个做法，会在多数群众拥护、支持下把多胎降下来，使生育高峰趋向平缓，还可使几个年龄组的生育移至2000年后，增加完成本世纪末人口控制指标的可能性。初步推算，采用这个办法，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可在12亿3千万左右。如果能以《计划生育法》来公布这个办法，可以减少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这份报告，受到中央重视。7月3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该文批示说：“送耀邦、万里、乔木、依林、启立同志阅。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随后，胡耀邦又批示：“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并明确主张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就这样，梁中堂的报告经张晓彤、马瀛通改进后为中央领导肯定。但对这一切，当时的梁中堂并不知情。直到1984年8月，梁中堂在四川参加中国农村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学术讨论会时，遇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李宏规处长，李告诉梁：“你的有关农村妇女生二胎的观点中央很熟悉，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都知道。”大约到1984年底，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张乐群在一次给梁中堂的信中，提到马、张二同志对他学术观点的支持以及胡耀邦等对马、张文章的批示，梁中堂才了解了批示的具体情况。
知晓这些情况后，1985年1月14日，梁中堂又上书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郝建秀，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组织人口学专家及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参与组织人口测算工作；二是准许人口研究人员下农村调查计划生育实际情况；三是希望能够选一两个县作“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试验。2月12日，梁中堂的报告被批转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张晓彤在接到报告后，请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分管政策研究的办公厅主任梁济民，梁批示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两个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当时不在北京，副主任周伯萍同意梁济民的意见，让政策研究处分别通知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梁中堂本人，要求尽快制定办法和选择试点。
梁中堂是1985年3月21日接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通知的。国家计生委在给他的函中说：
梁中堂同志：
您好！
您在今年元月十四日致胡启立、郝建秀同志的信，于二月底转到我委。委里梁济民同志（办公厅主任）批示建议山西省计生委请您一同在山西省就您提出的方案设想找一、两个县进行试点，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同志同意此意见。我们于一周前已将您的信和周（副）主任的批示寄山西计生委。请您直接与山西省计生委联系。
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