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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年来，在与西方世界的对话中，茶叶始终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今天，中国茶业如何顺应变化，走出规模和产量论英雄的历史，进而创造新供给、新增长，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茶产业版图上，浙江的规模和产量无法与许多省份相提并论，但论质量和效益却名列前茅。以“十二五”以来的6年为例，浙江茶园总面积增长不到30万亩，但一产产值却增长了整整七成。
专家预判，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后工业化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出现巨大变化：服务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一切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设定都将被重构，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更加个性，也更注重符号世界的创建。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如何构建茶叶生产与消费的引领能力？在这方面，浙江又能给予哪些启迪？
向“结构”要效益，而不是向规模要增长
浙江是茶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尤其在茶业综合竞争力方面，一直为人称道。但浙江茶叶种植面积其实并不大，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六年时间只增加了30万亩。
浙江资源比较匮乏，对扩大面积一直比较谨慎。改革开放后，取消统购统销，茶叶发展歧路彷徨。由于比较效益下降，生产规模一度下滑，出现抛荒、弃采，甚至改种。不断萎缩的茶产业，以及屡屡发生的卖茶难现象，让浙江陷入思考：依靠数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依靠产品的适销对路，才能真正提高效益。
浙江省农业厅茶叶首席专家罗列万告诉笔者，上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提出“稳定面积，提高单产，提高品质，提高效益”；此后变更为“稳定面积，提高品质，提高效益”，不仅没有扩大规模，而且连“提高单产”也不再提起。“外延式的规模化高增长，不仅要付出环境资源成本，而且潜藏着‘卖茶难’的社会风险！”
因此，这么些年来，浙江从未在规模扩张上推波助澜，而一些宜茶地区，如丽水出台鼓励性政策，也仅仅是区域性的作为，从全省层面来看，恰恰弥补了茶叶恢复性增长的需要，达到了总体上的供需平衡。更多的地方则鼓励坡度高于25度，或者产能过低的茶园“退茶还林”。这也是全国性产大于销，价格下降，甚至出现滞销，但浙江茶叶“风景这边独好”，一路平稳健康发展的奥秘所在。
后工业化时代强调经济、环境、自然协调发展，浙茶的成长与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同步前进的要求不谋而合。那么，浙江如何做到让茶叶适销对路呢？笔者调查发现，主要做法是进行各种结构的调整。
首先是调整季节结构，提高春茶比重。浙江茶叶一年产三季，如果正常采摘，夏秋茶比重在六成以上。但因为春茶效益明显高于夏秋茶，浙江从理念、技术配套等方面主动引导，调整季节结构，加大春茶比例。现在在浙江，春茶占60%，夏秋茶占40%。控制总产量，缓和产销矛盾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其次是调整良种结构。无性系茶树品质优、产量高、发芽整齐，非有性系品种可比。确立名优茶战略后，浙江将龙井43、迎霜等11个品种列为重点推广良种。
2001年，浙江省政府再次出台专项文件，加快茶树良种改良。此后十年，浙江茶园良种率从12%直接提升到了62%。在全国的“良种率”排名，浙江也从倒数，一下子蹿到了前三。
为了适应求新、求变、求个性、求特色的时代特征，在提高良种化的同时，浙江潜心研发特色珍稀品种。最为典型的有“白叶一号”、天台黄茶、黄金芽等，个个风味独特，个性十足。像口味鲜爽的安吉白茶，其主打品种“白叶一号”占到安吉茶园总面积的八成以上，每年当地还繁育近亿株无性系良种茶苗，光白茶产业，就可为全县农民人均增收6000元。
最后是调整机炒与手工的结构。现阶段，无论从商品流通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人工成本日益抬升的困扰来说，机械化都是必由之路。浙江自2013年启动标准化茶厂建设以来，已升级投产194条生产线，覆盖全省48个县，产值近15亿元。由于实施“机器换人”，很好地保障了浙江茶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化水平。但与此同时，浙江并不排斥手工炒制，那些有意为之的“非标”茶叶，往往个性鲜明，成为“皇冠上的明珠”。
大品牌固然诱人，“小而美”更加可行
后工业化时代，需求的重要变化就是从物质需求转向非物质需求，继而商品服务的文化要求与精神要求也越来越强。因此，企业所供给的商品或服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更要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所有的农产品中，茶叶是最具文化性的产品。那么现阶段，茶产业应该如何满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的做法是通过创建品牌，增强茶叶的文化内涵。“在产品和市场的沟通中，品牌是唯一的桥梁和纽带。消费者只有通过品牌，才能感知产品质量和信誉。”浙江省种植业管理局局长成灿土认为。
在品牌建设上，浙江可谓领风气之先。首先，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一县一品”，倡导在县域层面进行茶叶品牌的整合；第二，最早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的“母子品牌”结构模式；第三，最早开展“十大名茶”评定，并举办各类茶事节庆活动，进行品牌推广。
比照“立顿”，浙江能否同样创建出此类驰名世界的大品牌？浙江人普遍认为，“立顿”固然值得学习和效仿，但这种工厂化、标准化统一生产的产品，属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适应的是快速消费需求。而中國茶叶由于地理、气候、品种、工艺、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仅浙江全省就有48个茶叶主产区，每个地方的茶叶都各具特色，这正是品牌个性化、差异化定位所不可或缺的优势。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一定是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立顿”的价值，只是作为诸多品牌形态中的一种。
中茶所副所长鲁成银、资深茶人阮浩耕等专家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普遍持此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固然要有自己的‘立顿’，但也没有必要削足适履。我们要研究学习的，应该是个性化特征的世界表达。”
在中国茶产业版图上，浙江的规模和产量无法与许多省份相提并论，但论质量和效益却名列前茅。以“十二五”以来的6年为例，浙江茶园总面积增长不到30万亩，但一产产值却增长了整整七成。
专家预判，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后工业化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出现巨大变化：服务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一切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设定都将被重构，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更加个性，也更注重符号世界的创建。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如何构建茶叶生产与消费的引领能力？在这方面，浙江又能给予哪些启迪？
向“结构”要效益，而不是向规模要增长
浙江是茶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尤其在茶业综合竞争力方面，一直为人称道。但浙江茶叶种植面积其实并不大，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六年时间只增加了30万亩。
浙江资源比较匮乏，对扩大面积一直比较谨慎。改革开放后，取消统购统销，茶叶发展歧路彷徨。由于比较效益下降，生产规模一度下滑，出现抛荒、弃采，甚至改种。不断萎缩的茶产业，以及屡屡发生的卖茶难现象，让浙江陷入思考：依靠数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依靠产品的适销对路，才能真正提高效益。
浙江省农业厅茶叶首席专家罗列万告诉笔者，上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提出“稳定面积，提高单产，提高品质，提高效益”；此后变更为“稳定面积，提高品质，提高效益”，不仅没有扩大规模，而且连“提高单产”也不再提起。“外延式的规模化高增长，不仅要付出环境资源成本，而且潜藏着‘卖茶难’的社会风险！”
因此，这么些年来，浙江从未在规模扩张上推波助澜，而一些宜茶地区，如丽水出台鼓励性政策，也仅仅是区域性的作为，从全省层面来看，恰恰弥补了茶叶恢复性增长的需要，达到了总体上的供需平衡。更多的地方则鼓励坡度高于25度，或者产能过低的茶园“退茶还林”。这也是全国性产大于销，价格下降，甚至出现滞销，但浙江茶叶“风景这边独好”，一路平稳健康发展的奥秘所在。
后工业化时代强调经济、环境、自然协调发展，浙茶的成长与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同步前进的要求不谋而合。那么，浙江如何做到让茶叶适销对路呢？笔者调查发现，主要做法是进行各种结构的调整。
首先是调整季节结构，提高春茶比重。浙江茶叶一年产三季，如果正常采摘，夏秋茶比重在六成以上。但因为春茶效益明显高于夏秋茶，浙江从理念、技术配套等方面主动引导，调整季节结构，加大春茶比例。现在在浙江，春茶占60%，夏秋茶占40%。控制总产量，缓和产销矛盾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其次是调整良种结构。无性系茶树品质优、产量高、发芽整齐，非有性系品种可比。确立名优茶战略后，浙江将龙井43、迎霜等11个品种列为重点推广良种。
2001年，浙江省政府再次出台专项文件，加快茶树良种改良。此后十年，浙江茶园良种率从12%直接提升到了62%。在全国的“良种率”排名，浙江也从倒数，一下子蹿到了前三。
为了适应求新、求变、求个性、求特色的时代特征，在提高良种化的同时，浙江潜心研发特色珍稀品种。最为典型的有“白叶一号”、天台黄茶、黄金芽等，个个风味独特，个性十足。像口味鲜爽的安吉白茶，其主打品种“白叶一号”占到安吉茶园总面积的八成以上，每年当地还繁育近亿株无性系良种茶苗，光白茶产业，就可为全县农民人均增收6000元。
最后是调整机炒与手工的结构。现阶段，无论从商品流通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人工成本日益抬升的困扰来说，机械化都是必由之路。浙江自2013年启动标准化茶厂建设以来，已升级投产194条生产线，覆盖全省48个县，产值近15亿元。由于实施“机器换人”，很好地保障了浙江茶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化水平。但与此同时，浙江并不排斥手工炒制，那些有意为之的“非标”茶叶，往往个性鲜明，成为“皇冠上的明珠”。
大品牌固然诱人，“小而美”更加可行
后工业化时代，需求的重要变化就是从物质需求转向非物质需求，继而商品服务的文化要求与精神要求也越来越强。因此，企业所供给的商品或服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更要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所有的农产品中，茶叶是最具文化性的产品。那么现阶段，茶产业应该如何满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的做法是通过创建品牌，增强茶叶的文化内涵。“在产品和市场的沟通中，品牌是唯一的桥梁和纽带。消费者只有通过品牌，才能感知产品质量和信誉。”浙江省种植业管理局局长成灿土认为。
在品牌建设上，浙江可谓领风气之先。首先，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一县一品”，倡导在县域层面进行茶叶品牌的整合；第二，最早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的“母子品牌”结构模式；第三，最早开展“十大名茶”评定，并举办各类茶事节庆活动，进行品牌推广。
比照“立顿”，浙江能否同样创建出此类驰名世界的大品牌？浙江人普遍认为，“立顿”固然值得学习和效仿，但这种工厂化、标准化统一生产的产品，属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适应的是快速消费需求。而中國茶叶由于地理、气候、品种、工艺、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仅浙江全省就有48个茶叶主产区，每个地方的茶叶都各具特色，这正是品牌个性化、差异化定位所不可或缺的优势。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一定是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立顿”的价值，只是作为诸多品牌形态中的一种。
中茶所副所长鲁成银、资深茶人阮浩耕等专家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普遍持此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固然要有自己的‘立顿’，但也没有必要削足适履。我们要研究学习的，应该是个性化特征的世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