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镜头对准贫困农民、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城市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记录他们共创“无穷世界”的精彩瞬间。一直致力于消除贫穷的乐施会深知影像语言力量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实际地协助贫穷人改善生活及持续发展，积极回应人道危机，提供救援，并协助恢复生计之外，还用纪实影像传播“构筑‘无穷世界’”的主张。
　　


　　“乐施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图片展”的作品中大多有着含蓄的影像语言。在这里，弱势群体不是被拯救者，而是始终与贫困和不公抗争，追求希望的全人类中的一分子。
　　


　　一个没有贫穷和不公的世界，每个人都能享有美好生活，是乐施会“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原则的体现。乐施会认为，贫穷源于不公正和结构性原因。为解决贫穷问题，乐施会运用全面、实用、创新和可持续的手法开展倡导、研究、教育、发展和人道。
　　关于人性，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称其善者如《三字经》开篇之所言;有言其恶者如荀子;还有辩其亦善亦恶或无善无恶者如杨雄（西汉）与告子。尽管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之为人乃是超越兽性的结果;就势而言，无论人性源起如何，其归宿终究是向善的，否则人类就不会写就一部与恶抗争的文明史。在席勒（Johann Schiller）那里，这种善恶之间的对峙被称为“形式冲动”和“理性冲动”的较量，在他看来，人不断克服前者以走向后者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照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说席勒之言不无道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哪一个阶段，善常常是隐而不显的，它所标示着的那些人类有别于禽兽的精神范畴，如爱、同情以及对和谐的追求，更多地寄寓于艺术作品之中，经由直指内心的动人形式传递着共同的美好理想，让同时代的人相互勉励，让后辈继往开来……
　　


　　作为一种可以即时记录客观事物的影像媒介，摄影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触动社会即时反应的语言力量。80年前，兰格（Dorothea Lange）在美国加州一个尘土飞扬的豌豆采摘营地拍下了一张题为《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的照片，作为大萧条时期困难生活的一个特写，这张照片的传播影响了美国农业政策的修定，其结果惠及农民、农场主和农业生产。当然，兰格当时拍摄的照片远不只一张，同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在从事着类似的工作，或许最终推动政府改进的是一整套更为系统的数据资料，但若非这张照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结果则很可能会完全不同。这是一张特写的人像摄影作品，其中没有衰败时代的大景象，但母亲眼中的绝望与麻木、孩子们埋下的头深深地刺痛了每个观者的心，影像如此之真，以至于愿望中的美好毁灭殆尽，而在残酷现实中隐匿了的善却因此而得以现身，并随着影像的飞速传播付诸行动。
　　


　　57年后，一位叫卡特（Kevin Carter）的南非摄影师以更残酷的影像语言激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人性的反思。他这幅令人心碎的著名作品——《饥饿的苏丹》（The Starving of Sudan）——除了让世界关注并援助处于战乱中的苏丹难民之外，还引发了摄影的伦理反思：“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佛罗里达一个记者的专栏文章）尽管这一论断过于极端，但却呈现出影像语言更深层的力量，就人性的沉思来说，它不仅提供外向的启示，而且也因拍摄者置身其中而激励自我指涉的反思。
　　


　　同西方人的直白相比，那幅已经成为希望工程标志的“大眼睛”（《我要上学》/谢海龙）以中国文化的含蓄方式提醒我们对人性的另一种沉思。这是一张讲述沉重话题的照片，但在它那戏剧性的光影间，撼动观众的不是悲苦，而是困境中的希冀，一种尽管还十分弱小但却充满尊严的力量，一如人之为人的那种原初力量。
　　


　　乐施会这组充满阳光的照片，没有呈现艰难的一面，但通过许多细节暗示出“灭贫”仍是未尽的事业。或许悲苦的图像更能激起人性之善的暴发，但常态化的善念、善举、善行才是消除恶的根本之道，也更加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