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会延河边
　　1931年1月，我父亲胡也频在上海牺牲。母亲把出生才4个月的我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交给外婆抚养。她返回上海后，就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去中央苏区。党组织最终还是决定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继而，她又担任了中共“左联”的党团书记。
　　外祖母抚养我到8岁。那年春天，当我读完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失学了。外婆年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两年来就靠母亲去陕北苏区前从上海寄来的三百多元钱生活。这钱是宋庆龄女士知道母亲要去陕北苏区，赠送给母亲的。
　　两年下来，钱已经用完了。母亲原想把外婆和我们都接去延安，她请示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说：“孩子接来好，可以受教育。但延安非久安之地，万一局势变动，孩子是自己的，怎么也可以说得过去，对老人家就难说了。”母亲觉得周副主席的话是对的，就写信给外婆，要我的四表舅把我和我妹妹送到延安。当四表舅把我们送到后，她又安排四表舅去上了“抗大”。
　　8岁的我，已经懂一些事了。7岁那年，外婆就告诉我，我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也知道母亲是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作家。这时，她正率领着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在山西抗日前线。当时，报刊上对于她和她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不少报道，周围的人对她也有很多传说。她还寄回来几本小册子，那里面把她誉为“战斗的女性”、“民族女战士”、“新中国的先驱者”、“中国最好的女儿”等等。
　　我愿意去延安，是因为母亲在那里，同时我也知道那里的人是同父亲一道的。但心里也很矛盾，舍不得外婆。在这8年里，外婆就是我全部的依托，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据着比母亲更多的分量。所以这离别使我十分悲伤。
　　20岁的四表舅带着我们辗转到达西安，三天后乘卡车向延安进发。
　　一个夕阳西斜的傍晚，汽车刚一转过七里铺的山峁，雄伟的延安古城就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车厢里的人都兴奋地直起身来向前张望。我在跟着大家兴奋的同时，心里却更多地想着：就要见到母亲了，两年多不见，她会是什么模样呢？
　　当一个穿灰军衣的女战士从城中的西北旅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时的驻地——门口向我们迎过来时，我竟没有认出这就是我的母亲。她一身戎装，扎着绑腿，皮带上挎着一支手枪。当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的时候，我才踏实地感到：这就是我的母亲。
　　初见母亲，我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有些陌生，但不多时日，这陌生的感觉就消失了。
　　我进了延安保小，开始了独立生活。一个多月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学校疏散到了安塞县的一个村庄。在这里我度过了我这一生当中最难熬的一个冬天。
　　母亲是一个名人，因为她，我也成了一个名学生。可是初来乍到的我，却还不能一下就很好地融进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闲下来时，我常思念我的亲人。我最想外婆，可外婆太遥远了。在延安的那一个多月里，母亲每个星期六都会接我回去，怎么现在不来看我了呢？我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想给她写信也不知道往哪儿寄。后来，我发现同学们也都和我一样，谁的父母也没来过，谁也没收到过父母的来信。我这才不那么难受了。
　　母亲送我去当兵
　　1939年学校放暑假时，母亲派人把我接回了延安。她这时已离开了西战团，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任副主任。
　　母亲问我：“我送你去当兵，好不好？”
　　“当什么兵？”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当然是当八路军啊！”
　　母亲曾在一篇文章中，从我当年的作文说到那时的我：
　　“他的作文卷子中一共有八篇，题目是《太阳》、《冬天快来了》、《秋收》、《听过故事的感想》、《早晨》、《夜》、《我最喜欢看的书》、《雪花》。在这些文章中，六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共产党。从这短短的作文中，孩子是应该使人满意的。阶级立场坚定，使他无论在太阳下边也好，月夜里也好，纷纷飞舞的雪花中也好，不管是冬天、秋天，早晨、晚上，他都不忘在前方杀敌的八路军和共产党……”
　　我那时就是这样的，非常崇敬、热爱八路军，也羡慕那些左臂上佩戴“八路”臂章的“小八路”们。所以听母亲说让我去当八路军，就立刻高兴地说：“好，我去。”于是，我成了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的一名宣传队员。母亲为什么要送我去当兵呢？她说：“第一，让你到更严格、更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炼磨炼；第二，你性格不够活泼，到宣传队那样的地方待一阵有好处。”
　　母亲1936年到陕北后，毛主席问她：“丁玲，你打算做什么？”母亲回答：“当红军。”于是，她便去了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工作。第二年春天，母亲从前方回到延安，毛主席又问她：“你打算做什么？”母亲的回答仍是：“当红军。”于是，毛主席就任命她担任了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毛主席还赠给她了一首《临江仙》，鼓励她。我想，或许她这时也有意无意地把她那“当红军”的思想感情倾注在我身上了。
　　当我穿上八路军军服去看望母亲时，我真是心花怒放，只是想着得像个军人的样子，才没有欢蹦乱跳地跑到她跟前。母亲见我这副模样也是满心欢喜。
　　进了宣传队，我才发现原来这里还有八九个小伙伴，但他们比我都要大上两三岁，我们被编在一个班里。这是一个完全军事化的集体，管理上比保小严格得多，生活上也艰苦得多。我们在保小时，每天都可以吃到白面馒头，一星期还能吃回肉，而在这里一日三餐都是小米饭，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肉。但在宣传队，我的心情却始终是愉快的，因为只要一看到左臂上的臂章，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它可是一个实实在在八路军战士的标志。
　　后来，组织上看我实在不是搞艺术的料，又建议我还是去读书。于是，我又回到了保小，我在宣传队只待了大半年。
　　一般说来，父母对于还在长身体的孩子，总还是希望他的营养能好一点。但回想起来，母亲对我的培养是更着重于意志、性格、作风的锻炼，而不是在生活上。
　　别母远行 　　我从小喜爱文学，对历史也有兴趣，曾想继承父母的事业，从事文学创作。1942年底，我从保小毕业，全班升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先后在初习班、中学部学习，渐渐地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兴趣，对于究竟要走哪条道路，我一直举棋不定。母亲似乎也有些犹豫。她既有希望我继承她事业的想法，又有些现实的考虑。她觉得搞文学创作比较冒险，可能一鸣惊人，也可能一辈子写不出头，不如学自然科学踏实一些。所以，她最终还是支持我走了科学这条路。
　　抗战胜利后，延安自然科学院奉调去东北，后因国民党军队进犯，交通受阻，滞留在了张家口。1946年9月，张家口失守，学校撤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县一个名叫柏岭的村子。
　　这是解放战争中最艰难的岁月。从撤退下来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学习，我们都积极地投入支前、生产，但也萌发出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地方去学习的念头。东北是让人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工业。正好，1947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于是，我们六七个同学便结伴去找了与会的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希望他能同意我们在会议结束后，随东北代表团一起去东北。刘澜涛同志对其他几个同学的要求都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们的父母要么是烈士，要么不在晋察冀。他唯独对我没有立即同意，他说：“这要看丁玲同志的意见如何。如果你母亲同意你去，我就同意你去，要是你母亲不同意，我也就不同意。”
　　母亲那时住在胭脂河畔的阜平县抬头湾村，正在专心创作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此我打算回一趟抬头湾村，去征求她的意见。
　　抬头湾村离我学校所在的柏岭村近二百华里。由于心急，我第一天走了一百一十里路，第二天，八十里路一上午就走完了。母亲问我：“你怎么回来了？”我的到来，使她颇感意外，但很高兴。
　　我向她说明了我要去东北的想法。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直到我讲完才说：“让我想想。”她没有马上回答我，可能这事对她来说，来得太突然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终于表示了她的意见：“我同意你去东北，你已经长大了，有信心有勇气自己独立去生活，很好。东北有工业，学习条件比这里要好些，我应该支持你去。我给刘澜涛同志写封信，你带给他。”从她那爽朗的声音和庄重的表情，我能感觉到母亲对我的信任。
　　我那时毕竟年轻，才17岁，还不完全懂得母爱。只有在我长大一些之后，尤其是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我才体会到母亲当时作出这个决定会有多么困难。那时，去东北路上并不安全，要过封锁线，还要通过热河北部约三百里的“匪区”，很难说没有生命危险。
　　在家的这几天，母亲说的也大多是鼓励我的话。她既然已决定支持我去，也就不愿以依依不舍之情来销蚀我的勇气。然而，她在我行前写给我的两封信中依然流露出了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深情。
　　“我们要分别很久，不知何时可见面，千言万语，在家数日，无从说起，无法说完，现在也仍是这样。”“不管在哪里，只要有机会，我总会打听你的消息。”“若有重病，一定要打电报给我，千山万水，我也要来看你的，请你记着！”“注意身体，爱惜它，珍贵它，它是资本，不到必要的时候，决不稍微忽视。这是我最后的叮咛。”
　　我从抬头湾走的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到村外的山丘上，目送我沿着胭脂河向西走去，直到我的身影从她的视线中消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