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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伴随着迅速发展的报刊传媒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最终确立了对妇女解放的领导地位。妇女解放运动最终要解决的是以自由主义为引导的个性解放和马克思妇女解放观所引导的阶级解放谁最终能引导中国妇女真正走向解放的问题。以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视角，我们可以再现“五四”前后妇女的生活狀况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点由初期传入到深入人心最终引导妇女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以期对当今的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妇女解放观;文学作品;“五四”;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的传播
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由于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与身体的双重制约，女性大部分被剥夺接受现代教育、参与政治与正常参与社会工作的权力，妇女阶级必须依靠男性知识份子完成妇女解放的任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相连接。对“妇女到底应不应该解放？问题，他们关注问题的核心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到到妇女被压迫的根源“社会制度不变更，女子脱离了家庭。挣脱了家庭的枷锁，回到工厂又带上工厂的锁链，……所以女子问题最后还是一个劳动的问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问题。” []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接受妇女运动中所包含的阶级属性，意识到了社会制度变革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致力于将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第三阶级女权运动引向第四阶级，将妇女解放问题放在社会制度里考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妇女解放到底从哪里做起？”
近代报刊业的繁荣不仅是一种生产技术的进步，更是为妇女解放思想提供了土壤和使思想迅速开花结果的催化剂。近代报刊对不同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口诛笔伐的斗争虽然在文学场域进行，但实质是不同阶级的文化力量通过文学作品为主体来形成的相互的思想制约，通过文艺场中主体的观点表达途径和社会影响力，实现上是以文学来影响和控制了社会话语权。知识分子有公开发表言论的渴求，背后还有促使他们更多的去发表言论的支持者。“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 []1920年8月共产国际上海革命局成立，组建了下设的出版社和宣传报道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关报导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也被竞相翻译。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愈发被关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都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思考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寻求妇女解放的最终道路，开始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等多种刊物为阵地，发表大量关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得到广泛传播。白话文运动是一种文字解放更是一种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文字解放扩展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载体;分解了原有的知识受众群体后进一步粉碎了原有的阶级意识。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物主义观点带有天然的对民众的吸引性和被中国社会广泛的接受性，通过文艺作品更是将思想传播大众化、深刻化。近代大众传媒的变革，改变了原有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且面向大众公开，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也为公众建立了一个衡量标准的普世价值。
二、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在文上的反映
1919-1920年，思想界、文艺界聚焦的妇女问题是围绕着“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谁最终能解决妇女解放”。
这种争论在当时的翻译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1915年陈瑕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中否定由父母定下的婚姻的合理性，肯定了女性在爱情中的热情并且不随意向妇女妥协。1919年译自莫泊桑的小说《白璞田太太》阐述一味单方面严苛的女性贞洁观念其实也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1921年沈雁冰翻译的莫泊桑的《西蒙的爸爸》则从讲述女性不仅可以再嫁，并且再嫁依旧是有尊严的。凌叔华当时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再现大部分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中国在传统礼教中长大，但是又受着西方思想冲击的近代妇女思想状况。《吃茶》里女主角进入新社会依旧是不能正常与男子来往，注重男女大妨，由普通的请茶吃饭就联想到被人对她钟情。《绣枕》讲述的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父亲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高官的儿子，要求她绣一幅靠垫套子作为敲门砖以求得赏识，其中详细刻画了女子为了这样一对绣品的极度重视的刺绣过程，而这样一幅靠垫套子送去的当日就被弄脏随意丢弃。维新变法后所推行的妇女解放思想，并没有将妇女从对家庭对婚姻对丈夫的自觉地附属关系脱离，即使接受新教育从本质上依旧是封建思想的内核，她们接触新事物，新思想，但是从自身来说她们又觉得并不是什么和她们相关的事情，她们的陈旧思想束缚被包裹了新时代的外衣，内里依旧是依靠嫁娶自觉待价而沽的商品。
在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五四前后近代中国由知识女性为先行者的一场以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解放浪潮掀起，以脱离家庭作为追求独立自由的第一步。1918年6月罗家伦、胡适译自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作品反映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家庭关系和妇女地位的代表性作品，追溯以女主人公娜拉为代表的妇女群体悲剧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女性作为男性家庭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价值被商品化，女性或是因为思想不独立或是行为不独立，亦或者二者都有，不具有行为主体性，被忽略了作为人的本质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以男性需求塑造女性人格。但是故事的结尾是娜拉突然觉醒，认识到她以为的美好生活、甜蜜爱情都是假象，离开了家庭，正是由此知识份子们开始了对女性解放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大讨论。胡适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追求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因此他将娜拉作为一个思想被解放的女性的标杆，他批判戊戌维新时期的观点“解放必须女子先有解放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认为比起完全受男性知识分子引导，女子自我的个性解放才是妇女运动成功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娜拉”在离家出走这无疑是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这种超越了贤妻良母的女性生存方式针对维新时期新式的贤妻良母是女性群体的进一步解放，但在资本主义个性解放的观点引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丁玲的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日记》是一部日记体短篇小说，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文章是主人公莎菲自白的形式，莎菲是一个走出家庭、漂流异地的青年女性，虽与几位关心她的朋友常相往来，但与社会格格不入而带来的心灵寂寞和痛苦不时地煎熬她的心，以至于有时一天把牛奶煮几次来消磨时光，把报纸一字不漏地读遍以打发日子。从一些层面上莎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女性逃离家庭追求自我无疑也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个性解放所带来是与社会脱节后的极度无聊和一片空虚绝对不是独立、自由想要的结果。这种妇女解放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自欺欺人，从外表上看知识女性是自由的、新式的、受尊敬的，脱离了原有的压迫形象，但是内在压迫还是存在，思想的解放并不成功，而这种失败又是在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女性不可避免。鲁迅先生1923年发表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指出了在没有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并用小鸟比喻离家的妇女“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的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 []鲁迅即使当时还不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妇女解放问题，他也认识到了妇女解放问题的实质，单是追求个性解放的离家出走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女性必须要通过自己创造社会价值，谋得经济的独立和政治上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丁玲1928年的另一部作品《阿毛姑娘》，阿毛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农村妇女，在偶然一次去过了上海后，见识到了不一样的世界，被繁华都市所吸引，认为是权势与金钱就能带来美丽和幸福。“她已懂得了是什么东西来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自己之所以丑陋，之所以吃苦，自然是为自己爸爸自己丈夫没有钱的缘故”。阶级的对立，经济的差异，受教育的不对等都是造成妇女深受压迫的原因，而这些都不仅仅依靠个性的解放能解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具备女性脱离附属品地位的条件，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狭义价值观念的发展才加深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私有化程度。在中国完成妇女解放需要通过女子的完整经济独立的转变，从封建家庭结构中将女子私有物、附属品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这其中经济独立是女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他人而活的前提条件。完整这一任务必须借助整体的社会解放，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空谈妇女解放是无根之木;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彻底、不全面的。
叶圣陶的《秋》中的主人公是一位35岁的独身职业女性，即使她作为产科医生有一份正经的职业有养活自己的薪水，但是在传统思维里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状态在大众看来依旧是不被理解，出于对她未来生活的考虑，她的嫂子为她物色的伴侣只能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鳏夫。旧式中国虽然的解体，但是大部分人对女性价值、女性生活幸福与否的标准的思想依旧被旧思想所禁锢，因此即使经济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个人的解放也依旧不能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独身职业女性的困境，恩格斯认为“维也纳的女工报纸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并不是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更突出男女间的对立，或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以谋求自己更广泛的特殊权利。当然私有制不仅是阶级压迫的根源更是性别压迫的根源，在私有制经济下不存在真正的妇女解放;妇女解放运动也必然有一个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在中国近代离开了实际情况空谈妇女解放便只是无源之水，郭沫若的《<娜拉>的答案》中對于脱离了玩偶之家后到底应该何去何从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便是正确的答案。”[]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在全中国都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甚至没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全国人民也都是身处压迫之下，哪里来的不受压迫的妇女，又哪里来的定能成功的妇女解放？
三、研究的现实意义
文艺是对它所处时代的反映，我们由梳理近代的文艺作品为妇女解放问题梳理出一条合理的时间线，并考据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在近代中国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又得出了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状态里选择马克思妇女解放观来引导妇女解放的必然性。文艺作品是有力量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思想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思想的见证者，它向大众输出由不同阶级所引导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同时又向大众反馈那个时代妇女解放问题所面临的问题与妇女解放推行中真实的状态。文艺是不容被忽视的重要力量，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们都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印象的反映。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女性地位、妇女解放的探索从未停止，但局限性也一直存在，“主要是反映了知识妇女的要求……也没有把妇女问题和总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考察”[]20世纪早期至中叶中国共产党通过1928年的《妇女运动决议案》、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的《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总纲中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与男子平等的权力。” 1953年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有90%以上的妇女参与了投票，选举产生的基层女代表共9.8万人;1956年第二次全国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当选的女代表达到了20.3%。女性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作为独立的主体行使民主权力，并且积极培养更多的妇女干部融入到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中去，1956年邓小平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出：“党必须用很大的觉醒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她们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此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来源之一。”对妇女参与政治的肯定，打破了人们对妇女必须“宜室宜家”的传统偏见，极大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度，鼓励了妇女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在经济方面推动了妇女就业，确保男女同工同酬，以高就业率保障妇女可以真正参与社会经济建设中去，无条件的同工同酬从经济层面保障了男女平等的权力。
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纵观历史，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依旧处于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变化，推进妇女工作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举措，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来应对当前全球发生的新形势新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妇女解放问题从未被忽略，当前妇女在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凸显，几乎没有单一化性别的行业，无论是从社会生活还是家庭生活中，妇女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妇女权益的捍卫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妇女群体的觉醒意识普遍提高。2018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与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指出：“要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促进男女平等，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
随着中国全球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的妇女运动的更加被关注，我们需要通过以更丰满的历史来回应当今社会对“妇女解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解放程度倒退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阶段妇女问题”“中国妇女运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以文学作品作为对历史更深刻的补充，“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由文学作品开辟新的历史角度重新阐释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问题，来论证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点是近代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简介：胥懿容，1995-10-13，女，四川遂宁，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杨菡怡（1997.1-），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成都理工大学2016级本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关键词】马克思妇女解放观;文学作品;“五四”;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的传播
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由于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与身体的双重制约，女性大部分被剥夺接受现代教育、参与政治与正常参与社会工作的权力，妇女阶级必须依靠男性知识份子完成妇女解放的任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相连接。对“妇女到底应不应该解放？问题，他们关注问题的核心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到到妇女被压迫的根源“社会制度不变更，女子脱离了家庭。挣脱了家庭的枷锁，回到工厂又带上工厂的锁链，……所以女子问题最后还是一个劳动的问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问题。” []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接受妇女运动中所包含的阶级属性，意识到了社会制度变革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致力于将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第三阶级女权运动引向第四阶级，将妇女解放问题放在社会制度里考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妇女解放到底从哪里做起？”
近代报刊业的繁荣不仅是一种生产技术的进步，更是为妇女解放思想提供了土壤和使思想迅速开花结果的催化剂。近代报刊对不同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口诛笔伐的斗争虽然在文学场域进行，但实质是不同阶级的文化力量通过文学作品为主体来形成的相互的思想制约，通过文艺场中主体的观点表达途径和社会影响力，实现上是以文学来影响和控制了社会话语权。知识分子有公开发表言论的渴求，背后还有促使他们更多的去发表言论的支持者。“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 []1920年8月共产国际上海革命局成立，组建了下设的出版社和宣传报道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关报导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也被竞相翻译。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愈发被关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都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思考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寻求妇女解放的最终道路，开始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等多种刊物为阵地，发表大量关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得到广泛传播。白话文运动是一种文字解放更是一种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文字解放扩展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载体;分解了原有的知识受众群体后进一步粉碎了原有的阶级意识。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物主义观点带有天然的对民众的吸引性和被中国社会广泛的接受性，通过文艺作品更是将思想传播大众化、深刻化。近代大众传媒的变革，改变了原有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且面向大众公开，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也为公众建立了一个衡量标准的普世价值。
二、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在文上的反映
1919-1920年，思想界、文艺界聚焦的妇女问题是围绕着“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谁最终能解决妇女解放”。
这种争论在当时的翻译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1915年陈瑕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中否定由父母定下的婚姻的合理性，肯定了女性在爱情中的热情并且不随意向妇女妥协。1919年译自莫泊桑的小说《白璞田太太》阐述一味单方面严苛的女性贞洁观念其实也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1921年沈雁冰翻译的莫泊桑的《西蒙的爸爸》则从讲述女性不仅可以再嫁，并且再嫁依旧是有尊严的。凌叔华当时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再现大部分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中国在传统礼教中长大，但是又受着西方思想冲击的近代妇女思想状况。《吃茶》里女主角进入新社会依旧是不能正常与男子来往，注重男女大妨，由普通的请茶吃饭就联想到被人对她钟情。《绣枕》讲述的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父亲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高官的儿子，要求她绣一幅靠垫套子作为敲门砖以求得赏识，其中详细刻画了女子为了这样一对绣品的极度重视的刺绣过程，而这样一幅靠垫套子送去的当日就被弄脏随意丢弃。维新变法后所推行的妇女解放思想，并没有将妇女从对家庭对婚姻对丈夫的自觉地附属关系脱离，即使接受新教育从本质上依旧是封建思想的内核，她们接触新事物，新思想，但是从自身来说她们又觉得并不是什么和她们相关的事情，她们的陈旧思想束缚被包裹了新时代的外衣，内里依旧是依靠嫁娶自觉待价而沽的商品。
在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五四前后近代中国由知识女性为先行者的一场以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解放浪潮掀起，以脱离家庭作为追求独立自由的第一步。1918年6月罗家伦、胡适译自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作品反映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家庭关系和妇女地位的代表性作品，追溯以女主人公娜拉为代表的妇女群体悲剧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女性作为男性家庭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价值被商品化，女性或是因为思想不独立或是行为不独立，亦或者二者都有，不具有行为主体性，被忽略了作为人的本质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以男性需求塑造女性人格。但是故事的结尾是娜拉突然觉醒，认识到她以为的美好生活、甜蜜爱情都是假象，离开了家庭，正是由此知识份子们开始了对女性解放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大讨论。胡适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追求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因此他将娜拉作为一个思想被解放的女性的标杆，他批判戊戌维新时期的观点“解放必须女子先有解放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认为比起完全受男性知识分子引导，女子自我的个性解放才是妇女运动成功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娜拉”在离家出走这无疑是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这种超越了贤妻良母的女性生存方式针对维新时期新式的贤妻良母是女性群体的进一步解放，但在资本主义个性解放的观点引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丁玲的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日记》是一部日记体短篇小说，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文章是主人公莎菲自白的形式，莎菲是一个走出家庭、漂流异地的青年女性，虽与几位关心她的朋友常相往来，但与社会格格不入而带来的心灵寂寞和痛苦不时地煎熬她的心，以至于有时一天把牛奶煮几次来消磨时光，把报纸一字不漏地读遍以打发日子。从一些层面上莎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女性逃离家庭追求自我无疑也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个性解放所带来是与社会脱节后的极度无聊和一片空虚绝对不是独立、自由想要的结果。这种妇女解放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自欺欺人，从外表上看知识女性是自由的、新式的、受尊敬的，脱离了原有的压迫形象，但是内在压迫还是存在，思想的解放并不成功，而这种失败又是在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女性不可避免。鲁迅先生1923年发表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指出了在没有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并用小鸟比喻离家的妇女“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的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 []鲁迅即使当时还不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妇女解放问题，他也认识到了妇女解放问题的实质，单是追求个性解放的离家出走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女性必须要通过自己创造社会价值，谋得经济的独立和政治上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丁玲1928年的另一部作品《阿毛姑娘》，阿毛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农村妇女，在偶然一次去过了上海后，见识到了不一样的世界，被繁华都市所吸引，认为是权势与金钱就能带来美丽和幸福。“她已懂得了是什么东西来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自己之所以丑陋，之所以吃苦，自然是为自己爸爸自己丈夫没有钱的缘故”。阶级的对立，经济的差异，受教育的不对等都是造成妇女深受压迫的原因，而这些都不仅仅依靠个性的解放能解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具备女性脱离附属品地位的条件，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狭义价值观念的发展才加深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私有化程度。在中国完成妇女解放需要通过女子的完整经济独立的转变，从封建家庭结构中将女子私有物、附属品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这其中经济独立是女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他人而活的前提条件。完整这一任务必须借助整体的社会解放，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空谈妇女解放是无根之木;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彻底、不全面的。
叶圣陶的《秋》中的主人公是一位35岁的独身职业女性，即使她作为产科医生有一份正经的职业有养活自己的薪水，但是在传统思维里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状态在大众看来依旧是不被理解，出于对她未来生活的考虑，她的嫂子为她物色的伴侣只能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鳏夫。旧式中国虽然的解体，但是大部分人对女性价值、女性生活幸福与否的标准的思想依旧被旧思想所禁锢，因此即使经济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个人的解放也依旧不能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独身职业女性的困境，恩格斯认为“维也纳的女工报纸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并不是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更突出男女间的对立，或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以谋求自己更广泛的特殊权利。当然私有制不仅是阶级压迫的根源更是性别压迫的根源，在私有制经济下不存在真正的妇女解放;妇女解放运动也必然有一个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在中国近代离开了实际情况空谈妇女解放便只是无源之水，郭沫若的《<娜拉>的答案》中對于脱离了玩偶之家后到底应该何去何从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便是正确的答案。”[]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在全中国都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甚至没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全国人民也都是身处压迫之下，哪里来的不受压迫的妇女，又哪里来的定能成功的妇女解放？
三、研究的现实意义
文艺是对它所处时代的反映，我们由梳理近代的文艺作品为妇女解放问题梳理出一条合理的时间线，并考据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在近代中国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又得出了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状态里选择马克思妇女解放观来引导妇女解放的必然性。文艺作品是有力量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思想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思想的见证者，它向大众输出由不同阶级所引导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同时又向大众反馈那个时代妇女解放问题所面临的问题与妇女解放推行中真实的状态。文艺是不容被忽视的重要力量，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们都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印象的反映。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女性地位、妇女解放的探索从未停止，但局限性也一直存在，“主要是反映了知识妇女的要求……也没有把妇女问题和总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考察”[]20世纪早期至中叶中国共产党通过1928年的《妇女运动决议案》、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的《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总纲中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与男子平等的权力。” 1953年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有90%以上的妇女参与了投票，选举产生的基层女代表共9.8万人;1956年第二次全国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当选的女代表达到了20.3%。女性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作为独立的主体行使民主权力，并且积极培养更多的妇女干部融入到各级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中去，1956年邓小平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出：“党必须用很大的觉醒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她们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此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来源之一。”对妇女参与政治的肯定，打破了人们对妇女必须“宜室宜家”的传统偏见，极大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度，鼓励了妇女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在经济方面推动了妇女就业，确保男女同工同酬，以高就业率保障妇女可以真正参与社会经济建设中去，无条件的同工同酬从经济层面保障了男女平等的权力。
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纵观历史，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依旧处于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变化，推进妇女工作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举措，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来应对当前全球发生的新形势新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妇女解放问题从未被忽略，当前妇女在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凸显，几乎没有单一化性别的行业，无论是从社会生活还是家庭生活中，妇女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妇女权益的捍卫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妇女群体的觉醒意识普遍提高。2018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与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指出：“要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促进男女平等，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
随着中国全球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的妇女运动的更加被关注，我们需要通过以更丰满的历史来回应当今社会对“妇女解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解放程度倒退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阶段妇女问题”“中国妇女运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以文学作品作为对历史更深刻的补充，“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由文学作品开辟新的历史角度重新阐释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问题，来论证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点是近代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简介：胥懿容，1995-10-13，女，四川遂宁，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杨菡怡（1997.1-），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成都理工大学2016级本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