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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蒙文通在学术一变时期的墨家研究主要尝试论证墨家为异于儒家的另一元文化。在学术二变、三变时期，蒙文通的学术重心转移到对各家学说本身的关注和对儒家后学的研究，并尝试建立周秦之际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这一时期的墨家研究更多关注墨家本身和墨家与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了儒学对墨家的吸收。经学本位和民族—地域—文化三元一体观念是蒙文通墨家研究的特色。
关键词：
经学关怀;墨家;三变;特点
一、多元视角下的墨家研究
蒙文通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变，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儒学、经学的关怀。[1]蒙文通早年就读于四川国学院，师从廖平、刘师培等经学大家，所以其思想受到二人的影响，后又加以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蒙文通哲嗣蒙默指出：“廖氏之说先后六变，先君皆以为未安。然先君之说前后亦三变，盖亦变而益精”[2]，可见蒙文通的学术体系重心和学术主张至少经历过三次较大变化，对经学、史学、子学的看法以及经史子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也随之而变。因此，有必要先对蒙文通学说三变做一审视。
蒙文通学说变化的第一阶段，是持地域以区分先秦学说与古史。蒙默对此有一概括：
方一九二七年之作《经学抉原》也，值《古史甄微》既成，尚论东、北、南三方民族、文化互异之后，乃创鲁学、齐学、晋学、楚学之说，……谓齐、鲁之学本自不同，鲁学为儒学之正宗，齐学则杂诸子百家言，而《王制》或取齐、或取鲁，左右采获以为书，则今文为糅合齐鲁两学以成者也。而古文之学源自梁赵，孔氏学而杂以旧法世传之史者也。为说虽异于廖氏，然以今、古皆传自孔门犹同也。此先君之初说也。[3]
廖平在《今古学考》中提出以礼制来区分今古学，分别以《王制》《周官》来统摄今古学系统，并从地域区分来解释今古文经学之间差异的形成，认为鲁学为今文学正宗，燕赵为古文学正宗，齐学参杂于今古学之间，从而“把长期以来争讼不绝的今、古之分换成齐、鲁与燕、赵学问之异，把经学主张的不同化为地域的差异”[4]。此一时期，蒙文通对师说既有继承又有修正。他仍然坚持从地域来解释今古学说之异的思路，但是将燕赵之学改为了可以找出更多证据因此也更具说服力的三晋之学，并进一步提出三晋与鲁学之间的分歧其实是“霸制”与“王制”的区分，三晋之学受到了霸主晋文公改制的影响。[5]
王汎森认为蒙文通的学术逐渐从经学转向史学，这一转变的表现就是从《经学导言》到《古史甄微》，逐步摆脱“六经皆史”而走向“六经非史”（此处六经非史只是说“追求古代历史的真相时，不能以六经为范限，在六经以外，还有许许多多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6]。），是蒙文通摆脱今文家法、古文旧范后才得以产生的结果。[7]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似乎过于强调蒙文通的史学取向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蒙文通史学研究背后的目的（虽然王汎森也认为“蒙先生不忘保全某种程度的理想价值”）。笔者认为，蒙文通摆脱经学今古文的桎梏、摆脱经学正统观念，还有主张“六经非史”，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羽翼经学”，还是要用史学的方法来处理他的终极关怀——经学，而不是让经学沦为史学的附庸。
在蒙文通学术一变时期（约1928年以前和以后数年），主要的文章是《孔氏古文说》（1915年）、《经学导言》（1923年）和《古史甄微》（1927年）、《经学抉原》（1928年）、《天问本事》（1928年），此时主要讨论对象是“周、孔儒学”及其与今古学的关系。《孔氏古文说》主要论证先秦至西汉博士之传不绝，博士之经不残。《经学导言》用地域来解释今古学的不同，认为鲁学是儒学正宗;齐学是孔氏之学与百家之学混合之后的结果;晋学是古学，它的形成是由于“孔子的学问里边混入了许多古史的说法”。至于《古史甄微》，王汎森认为蒙文通“把古代学术地域化的论旨转化成一种新的论述，即史学上的古史多元论述”[8]，但是考究蒙文通本意，他的论说前提仍然是古代学术的地域化，“兹重订《古史甄微》，则晋人言学旨趣所在，亦庶乎可以推征”[9]，可见他仍然坚持古史是晋学之所长，也是晋学的主要内容，所以他自视自己的古史研究阐发了“晋人言学旨趣所在”。通过对古史的研究，“而后可知东方文化中之东方文化，斯于学为最美，则此区区之谈制与史者，琐末支离，固无当于高明之旨也”[10]，可知他的最终关怀仍然是论证东方文化也就是今文学最美，制与史相比于“高明之旨”为支离的说法与《经学导言》中“由明经进而明道”的志向并无二致。《天问本事》使蒙文通意识到楚学亦是一具有特色的学说体系，“戊辰夏末，又草《天問本事》则又知晚周之学有北方之三晋之学焉，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鲁之学焉”[11]。这一发现又被收入《经学抉原》中，相比《经学导言》，《经学抉原》新增了南方吴楚之学、传记、内学等章节，但其根本思路仍然是以地域区分不同学说。[12]
以史学的进路把经学一步步分割，把今文学限制在齐学、鲁学之内，将儒家和它代表的文化作为先秦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这样的作法看似限制并降低了经学、儒家的地位，其实恰恰是为了保留儒学和经学的特色。王汎森说晚清今古文争斗太久、太过激烈，以至于两派的缺点都暴露在人们面前，在不再笃信经学的新一代人看来，两派都有问题，有人就主张将两派“一齐撕破”[13]。在这种疑古风气之下，蒙文通以史学的方法，“还六国面目”，把经学作了限制，不仅在古史系统内给今古学、诸子百家都找到了一个位置，解决了经学内部和经学与其他各家学说间的矛盾;还在保留经学的前提下，使经学免遭当时史学家的攻击。另一方面，六经非史，只是史的一部分，强调了儒家及经学的特殊性，避免了把经学史学化，保留了经学的特色。这也是蒙文通既被称为“科学派”，又能对儒学和经学加以肯定并寄予深情的原因。[14]
蒙文通学术一变时期，对墨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学导言》《经学抉原》两文中。在《经学导言》中，蒙文通根据《庄子》《荀子》论述了墨家的派别，认为名家是墨家分支，“名家只是别墨”。名家这一墨家分支，渐渐传往南方，“便是庄子所称的‘南方之墨者’那一派”[15]。从地域上来看，墨家属于中央派，“墨翟和别墨的名家邓析一流，他们是郑宋人，可见墨家和别墨的名家，郑宋便是他们的蕃衍地，这便是当时的中央派了”[16]。论墨家人物，说“一派是墨翟、禽滑釐，这是墨家。一派是宋钘、尹文，《非二十二子》篇是把宋钘、墨翟看成一家的，陶潜也说宋钘、尹文都是墨家。……一派是惠施他们，便是庄子说的别墨，自然也是墨家”[17]。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苦获、已齿、邓陵是从墨家变名家的过渡人物。此时的蒙文通以法家为道家支流，名家是别墨，因此当时思想界的三大派是儒、墨、道，也是最有价值的三派。此三派到武帝独尊儒术时只剩下儒、道，墨家一派成为绝学。对于墨家成为绝学的原因，蒙文通解释道：“墨家是侧重现实方面的，墨家和名家、法家都同样注重理智，孔子和老子却都是注重情意，墨家一派的失败，可以说是理智哲学的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从前理智的现实的一方面太盛的反响了”[18]。 《经学抉原》中，蒙文通将晚周之学作了重新的划分，“有北方三晋之学焉，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鲁之学焉”，但仍以儒、墨、道为三大派。与《经学导言》中以墨家为中央派、墨子为郑宋人不同，此时的蒙文通认为儒、墨都为东方之学，墨子是鲁人，并开始强调儒、墨之间的相同之处。“孔、墨则同为鲁人，此东方之学也。……孔、墨之学虽不同，而法先王，道尧舜，贵文学，奉《诗》《书》，仁民而惠物，卑己而爱人，则同”[19]。除此之外，蒙文通仍以名家为别墨，以墨家重形而下而轻形而上，这些都与《经学导言》中的观点相同。
总体来看，此一时期蒙文通的关怀主要是论证儒家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通过限制儒家来使其免遭来自史学的攻击。与此相应，他对墨家的研究主要强调了墨家的特殊性，证明墨家亦是与儒家并立的多元中之一元。他最初以墨家为中央派，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墨家与儒家同为东方齐鲁派，并开始关注儒墨相通之处。随着对不同时期儒家地位认识的转变，探寻儒墨共通之处成为他日后构建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墨家人物、流派及墨家、名家关系等问题也在后来的论述中不断发展。
二、“新儒学”视角下的墨家研究
蒙文通学说的第二变时期，主张破弃今古家法，追寻周秦之学的真实面目。蒙默概括为：
今、古之学固已自相矛盾，欲执今、古家法以明周秦之学，殆绝不可能。故主于破弃今、古家法，而“剖析今古家所据之典籍，分别研讨，以求其真，则晚周学派之实庶乎可见。”况于汉师所据者外之晚周典籍尚多，更非汉师家法所能概括，更何家法之足守？于是截然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划分为二。[20]
在这一时期，蒙文通已经对根据《周官》《王制》来探求儒学源流的思路产生了怀疑，认为以《周官》《王制》来审视区分汉代古学、今学则可，持此来探求先秦时期儒学源流则“扞格而不可通”;因为今古学都是“源异而流合”，是汉代今古经师对诸书的“强制组合”而成。所以蒙文通虽然“与廖氏六变之旨皆归于孔氏者已大不侔”，但进一步发挥了师门“廖氏破弃今、古，上追周秦之旨”[21]。
蒙文通此一时期的思想“其去廖氏之学益远，然今文改制、古文从周之旨犹与廖氏相承”[22]。
据蒙默的说法，蒙文通学术二变的主要主张多具于《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二文中。二文分别发表于1931年、1933年。蒙文通学术第三变的代表是《儒家政治哲学之发展》一文，初刊于1937年。第二变、第三变相隔时间较短，其间蒙文通对经学、儒学的态度也较为接近，仍然是以史学进路处理经学问题。以主体部分完成于1938年的《中国史学史》为例，其第一章第六节讨论鲁国史籍与诸国史籍。蒙文通认为《诗》《书》等六艺仅仅是鲁国的学问，齐国、晋国、楚国都有着不同的知识系统，至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仍然能看到儒家外的历家、数家等各种学说。这和古史三系说、今古学产生于不同地域（齐、鲁、晋、楚）都是一脉相通的，与他早年观点并无不同。蒙文通一直坚持从空间来打破古史、经学一统观念，最终的关怀是用多元说来解决今古文学之间的矛盾。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及更晚的《儒学五论》《孔子和今文学》等文章，其主要讨论的对象已经转变为儒家后学及其与经学之间的关系。蒙文通认为墨、法、道三家对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儒分为八”的儒家后学均是有取于诸家的结果，六艺经传是儒家后学各派汇集而成，因此，儒家经说也就是融汇百家的成果。[23]
笔者认为，蒙文通学术三变始终不离儒学、经学关怀，只是在不同时期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和思维逻辑来为周孔儒学、儒家后学进行历史定位。在学术一变时期，主要是从不同地域产生不同风俗、继承不同文化来解释晚周各派学说之间的差异，并以齐鲁与三晋学说不同来解释汉代的今古学之争。在学术二变、三变时期，则以秦汉之际的儒学、经学作为先秦百家思想的最后整合，确立了汉初儒学的地位，肯定了儒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简而言之，蒙文通认为周孔儒學仅能代表当时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儒家后学则是不断与百家融合，形成了先汉及汉初包容百家的经说系统，也即“新儒学”。蒙文通学术三变，就是讨论对象逐渐从周孔儒学变为儒家后学，研究思路也从分割、限制周孔哲学为多元文化之一元转变为构建儒家后学及今文经学这一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
而蒙文通的墨家研究也随着他的整个学术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断加以深化和细化。
蒙文通学术二变、三变时期，在其经学关怀之下，更注意对先秦学说本来面目的探寻，也更为强调儒家后学对诸子百家的吸收融合，主张儒家后学、今文经学是对诸子百家的大融合。此一学术重心变化在墨家研究上的表现，一是出现了专篇论述墨家的文章，二是更为强调墨家与儒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关注墨家思想对儒家的影响和儒家对墨家思想的吸收。笔者仍大体按时间顺序论述此一时期蒙文通对墨家的看法。
（一）儒墨关系
自蒙文通将儒墨作为东方齐鲁文化的代表之后，就更为注重儒墨家说之间的共性。在《中国史学史》中，蒙文通指出晚周诸家之说义理虽然不同，但是作为论说依据的古代传说则是相对固定的。他通过对伊尹、太公、傅说等人在晚周时代的不同传说进行比较，将晚周古史传说归纳为东、北、南三个系统;东系以齐鲁为代表，以诸子或诸子书来分，孔子、孟子、墨子等大致属于此系统。由于三系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所以对古史的传说也往往显示出不同的特点。鲁地重礼让，所以东系传说中汤武皆为圣智之人。[24]蒙文通通过对儒墨古史传说的相似性归纳出儒墨同属于一个古史系统，也就是说儒墨之间存在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这一特点为儒墨之间的相互借鉴吸收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
除了论述儒墨之间的共同传统外，蒙文通还详细讨论了儒墨之间的相互影响。《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蒙文通是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今文学“革命”“素王”“五际”等大义，使用的方法是“搜讨史证，旁稽诸子，堪比经义，以探绝学”。[25]此篇文章论及了墨家对今文学学说的影响，认为今文家“素王”“封禅”“明堂”等今文“大义”都受到墨家的影响。[26] 蒙文通先从“素王”说和墨家巨子制度的相似性入手，又采用章太炎以公孟子为公羊子的说法，将墨家与儒家经学传授系统联系起来，提出了“素王”受墨家巨子制度影响的看法。
蒙文通认为今文学中“封禅”之义，是选贤能为天子时所行的禅让之礼，“盖封以言始，故曰‘始受命之时’，禅以言终，故曰‘禅者明已成功相传也’”。其中的选贤能以为天子的说法，就是受了墨家的影响。[27]
蒙文通还认为今文学说中的“明堂”之制，是布政养老、上观下听的重要政治场所，而“明堂”之制也受到了墨家的影响。[28]
蒙文通在《〈儒学五论〉题辞》中论儒分为八，八儒就是儒家后学与诸子百家相融合的结果。在此篇中，蒙文通提出，儒家取于墨家者，在礼学上最为显著，其代表作就是《礼运》。除此之外，八儒中的乐正氏之儒也吸收了墨家的思想。[29]
儒墨为什么要融合？通过怎样的途径融合？儒家吸收墨家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在于，古文学是现实，今文学是理想，是顺应战国以来平民在社会中的崛起，反对世卿贵族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学说。因此，具有革命性的墨家中平等、尚贤等主张和法家一起作为思想资源被今文经学所吸收，“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法、墨……法家之平等，为摈弃世族、扩张君权而一刑法;墨家之平等，为废抑君权而建民治”[30]。
蒙文通认为，儒墨之间相互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二，第一是公孟子，即公羊学经师公羊高，通过此一媒介，墨家中选贤、平等等思想因素得以融入儒家之公羊学。第二条途径则是尸子，尸子“论明堂最能推明本意”，而其义本于墨家，并且“《尸子》书虽不完，然本诸儒墨者十八九，并儒墨为一家者，未有先于《尸子》者也”[31]。蒙文通又根據《尸子》佚文多举孔子及弟子言，推测尸子为“鲁之儒者而穀梁氏之徒”[32]。尸子融合儒墨，墨家思想得以融入儒家之穀梁学。
儒家吸收墨家学说之后，“以极端平等之思想，摧破周秦之贵族阶级政治，墨家之要义，一变而为儒者之大经。自取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为不可及也”[33]。儒家吸收墨家中反对贵族政治的思想，成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的学说，对儒学独尊起到了重要作用，“汉初为新社会之长成，而儒反以大盛者，以新儒学之融合百家有以应新社会之需要也”[34]。除此之外，蒙文通还认为“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35]，墨家影响了儒家的经典传授系统。墨家的主张也因儒家的兴盛而得以实践和保存。
（二）墨家源流
《论墨家源流与儒墨汇合》是蒙文通墨家研究的一篇专论，主要论证了三墨和儒墨融合问题。关于墨家的来源，蒙文通认为鲁之有儒，同于代之有墨，墨家以代为中心为根据，至少是墨家大行之地，中山亦是墨家所行之国。代地在春秋时为北戎所占，为夷狄之国;中山乃是春秋时的鲜虞，也是夷狄之国;又根据《元和姓纂》，认为墨子出于孤竹，孤竹并非华夏族，所以墨家也不是华夏之教。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怀疑《晏子》书为墨家之徒所作，但蒙文通认为墨家非儒多以晏子为说，所以更可能是墨家祖于晏子。又晏子为东莱人，“诚莱之裔而东夷之祖，固与山戎、孤竹之属同出一系，则晏子为墨家之前驱，诚非诬欤”[36]。可见此时蒙文通已不再持墨子为郑宋人的观点，而认为墨子是孤竹人;墨家也非华夏之教，并且可能受到东莱人晏子的影响。蒙文通关于墨子里籍的说法，一方面是受到章太炎看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相关。蒙文通在作于1938年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序一》中反复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儒法之争乃华夷之争，语气激烈;在《序二》中解释道“（1938年）痛国是之日非，悯沦亡之惨酷，遂乃发其愤激之情于戎狄……”[37]。不过蒙文通虽然以墨子为非华夏族人，但仍坚持“儒墨虽异而大同，东夷于诸夏为近也”的观点。
对于三墨问题，蒙文通受唐迪风的启发，认为《墨子》书中兼备三墨之说，即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并且将三墨与地域相联系，认为“秦之墨为从事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此墨离为三也”。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为苦获、已齿、邓陵子诸人，以坚白为辩。此派所据《墨子》篇章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东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吕氏春秋》中提及的谢子，“奋于权说”，“固权说以取少主”。《墨子》中关于此派的篇章是“《亲士》《所染》《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之属数十篇”。秦墨代表人物是《吕氏春秋》中谈及的唐姑果（《淮南子》作唐姑梁），此派“反对权说，将重实者也”。《备城门》诸篇皆合于秦制，是秦墨之书。[38]
对墨家与名家的关系，蒙文通在《法家流变考》一文里，从公孙龙、惠施所持政治思想和名辩之学论证了名家出于墨家。[39]
蒙文通还在《杨朱学派考》及《略论黄老学》（均载《古学甄微》）里认为黄老受到了墨家的影响，“班固说宋子‘其言黄老意。’可见黄老之学显然是有墨家成分”[40]。
蒙文通曾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燕齐滨海地区，阴阳家就是齐学，代表着东方前期文化，儒墨只是东方的后期文化。阴阳家末流，即后世图谶之说来源于“增益图书”，而“图书”就是上古之史，“谶固史之类也”，所以不能因为这些图谶之说语涉荒诞就不以为然，阴阳家所传很多是东方前期之历史。[41]但是这一看法在1949年的《法家流变考》中已转变为阴阳家出于墨家。蒙文通认为：“东方阴阳、名辩之学，亦可统之于墨”。[42]
墨家尚鬼，而阴阳家“舍人事任鬼神”（《艺文志》），儒家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阴阳固近墨而远于儒也。儒家重礼，而墨家非礼乐、尚节俭，邹衍造论，“止乎仁义节俭”（《孟荀列传》），是固阴阳近于墨而远于儒之实也。马国翰谓：“随巢书多言灾祥祸福”（《玉函山房辑佚书·随巢子·叙》），孙仲颂言：“田俅盛陈福瑞”（《墨子间诂·后语》），田俅学墨子之术，随巢墨子弟子，而皆言祥福瑞，是“阴阳之术（述）大祥而众忌讳”之所本，则阴阳家固墨家之流也。[43] 综上所述，蒙文通学术二变、三变时期认为墨子非华夏族人，墨家也非华夏之教，可能受到了同为东夷的晏子的思想影响。墨离为三，分为南方名辩派、秦墨从事派、东方权说派三派，《墨子》书中兼具了三墨家说。在墨家与诸家关系上，“东夷与诸夏最近”，墨家与儒家有着相同的文化传承，因此墨家学说对儒家今文经学学说、传授系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名家、阴阳家都可视为墨家之支流。同时，墨家对黄老学说也具有一定影响。
三、蒙文通墨家研究的特点
蒙文通学术视野广博，虽然涉及经学、史学、子学、地理、民族、宗教等领域，但其学问又能够做到环环相扣，各个领域互相辅翼。他曾以点、线、面、体来形容学问之高下：“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44]。“贵成体系”既是蒙文通的治学心得，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蒙文通的墨家研究作为学问体系中的一环，与他的经学、史学、民族、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呈现出墨家研究的特点。
第一，经学本位。如前所论，蒙文通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变，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儒学、经学的关怀。在一变时期，蒙文通主要讨论“周孔”儒学，从地域划分展示当时的思想地图，认为儒家只是先秦多元文化中的一元，鲁学、齐学乃儒学正宗。在这一时期，蒙文通将经学加以地域和学派限制，儒学、经学中的古史和文化仅是先秦诸家中的一家，使其免遭疑古学派的攻击，为儒学、经学留下了地盘。在学术二变、三变时期，蒙文通的学术重心转移到了对各家学说本身的关注和对儒家后学的研究，并尝试建立周秦之际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蒙文通在學术一变时期的墨家研究也主要在尝试论证墨家为异于儒家的另一元文化，服务于此阶段以多元化描绘晚周思想地图的学术重心。学术二变、三变时期的墨家研究更多关注墨家本身和墨家与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了儒学对墨家的吸收，与他构建融合百家的“新儒学”体系相照应。
第二，民族、地域与文化。王汎森认为蒙文通“地理、民族、文化多元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欧洲影响下20世纪初的新史学家逐渐重视种族、地理因素，形成了一种风气;二是蒙文通读到西洋史，了解了罗马、希腊、印度等文明，并注意到他们在民族、地理、文化上的不同;三是蒙文通可能受到日本“风土”新学说的影响。民族、地域、文化三元一体的观念贯彻于他的墨家研究。蒙文通最早认为墨家在地域上为“中央派”，其后认为墨家为“东方派”“齐鲁派”，都是在不同地域产生不同风俗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论证。由于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思想文化，所以对古史的传说也往往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他认为鲁地重礼让，所以东系儒家、墨家传说中汤武皆为圣智之人。三晋重功利，所以北系传说中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好巫鬼，所以谈论虞夏之事多鬼神灵怪之说。[45]而以墨子为孤竹之人，认为墨家的形成受到东莱人晏子的影响，墨家大行于代、中山等戎狄之国的观点则体现了他对墨家形成中民族因素的关注。
四、余论
蒙文通从空间地域的多元上打破传统的古史一元论，与顾颉刚从时间层累上打破古史传统堪称20世纪古史论述之双璧。虽然其理论随着学术的进步与发展仍将得到不断的修正，但是这种“哥白尼革命”式的精神依然对当下的诸子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经学与诸子关系的探讨，所述民族、地域、文化在诸子研究中的作用，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蒙文通对先秦诸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至于蒙文通的墨家研究在晚清以来诸子学复兴浪潮中的作用与地位，也需专篇探求。
注释：
[1]笔者于本文用“经学关怀”来统称蒙文通的“周孔儒家”“新儒家”，在行文中根据不同时期的论述对象，再分别应用“儒家”“儒学”“经学”等概念。
[2][3][20][21][22]蒙默：《〈论经学遗稿三篇〉后记》，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4页，154页，154—155页，154—155页，155—156页。
[4][6][7][8][13]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15][16][17][18][19]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抉原》，第32—35页，40页，40页，39页，41页，91—92页。
[9][10]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14页，15页。
[11]蒙文通：《天问本事》，《经史抉原》，第346—384页。
[12]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46—103页。
[14]按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所言，康德要为科学形而上学奠基，但是却首先把理性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这从表面上看是限制了形而上学和思辨理性，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把知识、理性都控制在了经验领域，为形而上学留下了地盘。蒙文通则是表面上限制了经学，其实为经得住史学检验的经学留下了地盘。
[23][29][34]蒙文通：《〈儒家五论〉题辞》，《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38—239页，237页，第152页。
[24][41][45]参见《中国史学史》，《经史抉原》，第241—249页，249—254页，241—249页。
[25][26][27][28][30][35]《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古学甄微》，第164—165页，69—170页，178页，192页，190页，191页。
[31][32][33][36][38]蒙文通：《论墨家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第221页，222页，226页，217—220页，211—217页。
[37]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序二》，《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8页。
[39][42][43]蒙文通：《法家流变考》，《古学甄微》，第312—313页，311页，322页。
[40]蒙文通：《略论黄老学（节录）》，《古学甄微》，第274页。
[44]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 葛耀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朱玉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蒙文通在学术一变时期的墨家研究主要尝试论证墨家为异于儒家的另一元文化。在学术二变、三变时期，蒙文通的学术重心转移到对各家学说本身的关注和对儒家后学的研究，并尝试建立周秦之际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这一时期的墨家研究更多关注墨家本身和墨家与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了儒学对墨家的吸收。经学本位和民族—地域—文化三元一体观念是蒙文通墨家研究的特色。
关键词：
经学关怀;墨家;三变;特点
一、多元视角下的墨家研究
蒙文通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变，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儒学、经学的关怀。[1]蒙文通早年就读于四川国学院，师从廖平、刘师培等经学大家，所以其思想受到二人的影响，后又加以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蒙文通哲嗣蒙默指出：“廖氏之说先后六变，先君皆以为未安。然先君之说前后亦三变，盖亦变而益精”[2]，可见蒙文通的学术体系重心和学术主张至少经历过三次较大变化，对经学、史学、子学的看法以及经史子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也随之而变。因此，有必要先对蒙文通学说三变做一审视。
蒙文通学说变化的第一阶段，是持地域以区分先秦学说与古史。蒙默对此有一概括：
方一九二七年之作《经学抉原》也，值《古史甄微》既成，尚论东、北、南三方民族、文化互异之后，乃创鲁学、齐学、晋学、楚学之说，……谓齐、鲁之学本自不同，鲁学为儒学之正宗，齐学则杂诸子百家言，而《王制》或取齐、或取鲁，左右采获以为书，则今文为糅合齐鲁两学以成者也。而古文之学源自梁赵，孔氏学而杂以旧法世传之史者也。为说虽异于廖氏，然以今、古皆传自孔门犹同也。此先君之初说也。[3]
廖平在《今古学考》中提出以礼制来区分今古学，分别以《王制》《周官》来统摄今古学系统，并从地域区分来解释今古文经学之间差异的形成，认为鲁学为今文学正宗，燕赵为古文学正宗，齐学参杂于今古学之间，从而“把长期以来争讼不绝的今、古之分换成齐、鲁与燕、赵学问之异，把经学主张的不同化为地域的差异”[4]。此一时期，蒙文通对师说既有继承又有修正。他仍然坚持从地域来解释今古学说之异的思路，但是将燕赵之学改为了可以找出更多证据因此也更具说服力的三晋之学，并进一步提出三晋与鲁学之间的分歧其实是“霸制”与“王制”的区分，三晋之学受到了霸主晋文公改制的影响。[5]
王汎森认为蒙文通的学术逐渐从经学转向史学，这一转变的表现就是从《经学导言》到《古史甄微》，逐步摆脱“六经皆史”而走向“六经非史”（此处六经非史只是说“追求古代历史的真相时，不能以六经为范限，在六经以外，还有许许多多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6]。），是蒙文通摆脱今文家法、古文旧范后才得以产生的结果。[7]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似乎过于强调蒙文通的史学取向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蒙文通史学研究背后的目的（虽然王汎森也认为“蒙先生不忘保全某种程度的理想价值”）。笔者认为，蒙文通摆脱经学今古文的桎梏、摆脱经学正统观念，还有主张“六经非史”，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羽翼经学”，还是要用史学的方法来处理他的终极关怀——经学，而不是让经学沦为史学的附庸。
在蒙文通学术一变时期（约1928年以前和以后数年），主要的文章是《孔氏古文说》（1915年）、《经学导言》（1923年）和《古史甄微》（1927年）、《经学抉原》（1928年）、《天问本事》（1928年），此时主要讨论对象是“周、孔儒学”及其与今古学的关系。《孔氏古文说》主要论证先秦至西汉博士之传不绝，博士之经不残。《经学导言》用地域来解释今古学的不同，认为鲁学是儒学正宗;齐学是孔氏之学与百家之学混合之后的结果;晋学是古学，它的形成是由于“孔子的学问里边混入了许多古史的说法”。至于《古史甄微》，王汎森认为蒙文通“把古代学术地域化的论旨转化成一种新的论述，即史学上的古史多元论述”[8]，但是考究蒙文通本意，他的论说前提仍然是古代学术的地域化，“兹重订《古史甄微》，则晋人言学旨趣所在，亦庶乎可以推征”[9]，可见他仍然坚持古史是晋学之所长，也是晋学的主要内容，所以他自视自己的古史研究阐发了“晋人言学旨趣所在”。通过对古史的研究，“而后可知东方文化中之东方文化，斯于学为最美，则此区区之谈制与史者，琐末支离，固无当于高明之旨也”[10]，可知他的最终关怀仍然是论证东方文化也就是今文学最美，制与史相比于“高明之旨”为支离的说法与《经学导言》中“由明经进而明道”的志向并无二致。《天问本事》使蒙文通意识到楚学亦是一具有特色的学说体系，“戊辰夏末，又草《天問本事》则又知晚周之学有北方之三晋之学焉，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鲁之学焉”[11]。这一发现又被收入《经学抉原》中，相比《经学导言》，《经学抉原》新增了南方吴楚之学、传记、内学等章节，但其根本思路仍然是以地域区分不同学说。[12]
以史学的进路把经学一步步分割，把今文学限制在齐学、鲁学之内，将儒家和它代表的文化作为先秦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这样的作法看似限制并降低了经学、儒家的地位，其实恰恰是为了保留儒学和经学的特色。王汎森说晚清今古文争斗太久、太过激烈，以至于两派的缺点都暴露在人们面前，在不再笃信经学的新一代人看来，两派都有问题，有人就主张将两派“一齐撕破”[13]。在这种疑古风气之下，蒙文通以史学的方法，“还六国面目”，把经学作了限制，不仅在古史系统内给今古学、诸子百家都找到了一个位置，解决了经学内部和经学与其他各家学说间的矛盾;还在保留经学的前提下，使经学免遭当时史学家的攻击。另一方面，六经非史，只是史的一部分，强调了儒家及经学的特殊性，避免了把经学史学化，保留了经学的特色。这也是蒙文通既被称为“科学派”，又能对儒学和经学加以肯定并寄予深情的原因。[14]
蒙文通学术一变时期，对墨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学导言》《经学抉原》两文中。在《经学导言》中，蒙文通根据《庄子》《荀子》论述了墨家的派别，认为名家是墨家分支，“名家只是别墨”。名家这一墨家分支，渐渐传往南方，“便是庄子所称的‘南方之墨者’那一派”[15]。从地域上来看，墨家属于中央派，“墨翟和别墨的名家邓析一流，他们是郑宋人，可见墨家和别墨的名家，郑宋便是他们的蕃衍地，这便是当时的中央派了”[16]。论墨家人物，说“一派是墨翟、禽滑釐，这是墨家。一派是宋钘、尹文，《非二十二子》篇是把宋钘、墨翟看成一家的，陶潜也说宋钘、尹文都是墨家。……一派是惠施他们，便是庄子说的别墨，自然也是墨家”[17]。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苦获、已齿、邓陵是从墨家变名家的过渡人物。此时的蒙文通以法家为道家支流，名家是别墨，因此当时思想界的三大派是儒、墨、道，也是最有价值的三派。此三派到武帝独尊儒术时只剩下儒、道，墨家一派成为绝学。对于墨家成为绝学的原因，蒙文通解释道：“墨家是侧重现实方面的，墨家和名家、法家都同样注重理智，孔子和老子却都是注重情意，墨家一派的失败，可以说是理智哲学的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从前理智的现实的一方面太盛的反响了”[18]。 《经学抉原》中，蒙文通将晚周之学作了重新的划分，“有北方三晋之学焉，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鲁之学焉”，但仍以儒、墨、道为三大派。与《经学导言》中以墨家为中央派、墨子为郑宋人不同，此时的蒙文通认为儒、墨都为东方之学，墨子是鲁人，并开始强调儒、墨之间的相同之处。“孔、墨则同为鲁人，此东方之学也。……孔、墨之学虽不同，而法先王，道尧舜，贵文学，奉《诗》《书》，仁民而惠物，卑己而爱人，则同”[19]。除此之外，蒙文通仍以名家为别墨，以墨家重形而下而轻形而上，这些都与《经学导言》中的观点相同。
总体来看，此一时期蒙文通的关怀主要是论证儒家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通过限制儒家来使其免遭来自史学的攻击。与此相应，他对墨家的研究主要强调了墨家的特殊性，证明墨家亦是与儒家并立的多元中之一元。他最初以墨家为中央派，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墨家与儒家同为东方齐鲁派，并开始关注儒墨相通之处。随着对不同时期儒家地位认识的转变，探寻儒墨共通之处成为他日后构建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墨家人物、流派及墨家、名家关系等问题也在后来的论述中不断发展。
二、“新儒学”视角下的墨家研究
蒙文通学说的第二变时期，主张破弃今古家法，追寻周秦之学的真实面目。蒙默概括为：
今、古之学固已自相矛盾，欲执今、古家法以明周秦之学，殆绝不可能。故主于破弃今、古家法，而“剖析今古家所据之典籍，分别研讨，以求其真，则晚周学派之实庶乎可见。”况于汉师所据者外之晚周典籍尚多，更非汉师家法所能概括，更何家法之足守？于是截然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划分为二。[20]
在这一时期，蒙文通已经对根据《周官》《王制》来探求儒学源流的思路产生了怀疑，认为以《周官》《王制》来审视区分汉代古学、今学则可，持此来探求先秦时期儒学源流则“扞格而不可通”;因为今古学都是“源异而流合”，是汉代今古经师对诸书的“强制组合”而成。所以蒙文通虽然“与廖氏六变之旨皆归于孔氏者已大不侔”，但进一步发挥了师门“廖氏破弃今、古，上追周秦之旨”[21]。
蒙文通此一时期的思想“其去廖氏之学益远，然今文改制、古文从周之旨犹与廖氏相承”[22]。
据蒙默的说法，蒙文通学术二变的主要主张多具于《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二文中。二文分别发表于1931年、1933年。蒙文通学术第三变的代表是《儒家政治哲学之发展》一文，初刊于1937年。第二变、第三变相隔时间较短，其间蒙文通对经学、儒学的态度也较为接近，仍然是以史学进路处理经学问题。以主体部分完成于1938年的《中国史学史》为例，其第一章第六节讨论鲁国史籍与诸国史籍。蒙文通认为《诗》《书》等六艺仅仅是鲁国的学问，齐国、晋国、楚国都有着不同的知识系统，至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仍然能看到儒家外的历家、数家等各种学说。这和古史三系说、今古学产生于不同地域（齐、鲁、晋、楚）都是一脉相通的，与他早年观点并无不同。蒙文通一直坚持从空间来打破古史、经学一统观念，最终的关怀是用多元说来解决今古文学之间的矛盾。
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及更晚的《儒学五论》《孔子和今文学》等文章，其主要讨论的对象已经转变为儒家后学及其与经学之间的关系。蒙文通认为墨、法、道三家对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儒分为八”的儒家后学均是有取于诸家的结果，六艺经传是儒家后学各派汇集而成，因此，儒家经说也就是融汇百家的成果。[23]
笔者认为，蒙文通学术三变始终不离儒学、经学关怀，只是在不同时期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和思维逻辑来为周孔儒学、儒家后学进行历史定位。在学术一变时期，主要是从不同地域产生不同风俗、继承不同文化来解释晚周各派学说之间的差异，并以齐鲁与三晋学说不同来解释汉代的今古学之争。在学术二变、三变时期，则以秦汉之际的儒学、经学作为先秦百家思想的最后整合，确立了汉初儒学的地位，肯定了儒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简而言之，蒙文通认为周孔儒學仅能代表当时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儒家后学则是不断与百家融合，形成了先汉及汉初包容百家的经说系统，也即“新儒学”。蒙文通学术三变，就是讨论对象逐渐从周孔儒学变为儒家后学，研究思路也从分割、限制周孔哲学为多元文化之一元转变为构建儒家后学及今文经学这一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
而蒙文通的墨家研究也随着他的整个学术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断加以深化和细化。
蒙文通学术二变、三变时期，在其经学关怀之下，更注意对先秦学说本来面目的探寻，也更为强调儒家后学对诸子百家的吸收融合，主张儒家后学、今文经学是对诸子百家的大融合。此一学术重心变化在墨家研究上的表现，一是出现了专篇论述墨家的文章，二是更为强调墨家与儒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关注墨家思想对儒家的影响和儒家对墨家思想的吸收。笔者仍大体按时间顺序论述此一时期蒙文通对墨家的看法。
（一）儒墨关系
自蒙文通将儒墨作为东方齐鲁文化的代表之后，就更为注重儒墨家说之间的共性。在《中国史学史》中，蒙文通指出晚周诸家之说义理虽然不同，但是作为论说依据的古代传说则是相对固定的。他通过对伊尹、太公、傅说等人在晚周时代的不同传说进行比较，将晚周古史传说归纳为东、北、南三个系统;东系以齐鲁为代表，以诸子或诸子书来分，孔子、孟子、墨子等大致属于此系统。由于三系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所以对古史的传说也往往显示出不同的特点。鲁地重礼让，所以东系传说中汤武皆为圣智之人。[24]蒙文通通过对儒墨古史传说的相似性归纳出儒墨同属于一个古史系统，也就是说儒墨之间存在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这一特点为儒墨之间的相互借鉴吸收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
除了论述儒墨之间的共同传统外，蒙文通还详细讨论了儒墨之间的相互影响。《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蒙文通是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今文学“革命”“素王”“五际”等大义，使用的方法是“搜讨史证，旁稽诸子，堪比经义，以探绝学”。[25]此篇文章论及了墨家对今文学学说的影响，认为今文家“素王”“封禅”“明堂”等今文“大义”都受到墨家的影响。[26] 蒙文通先从“素王”说和墨家巨子制度的相似性入手，又采用章太炎以公孟子为公羊子的说法，将墨家与儒家经学传授系统联系起来，提出了“素王”受墨家巨子制度影响的看法。
蒙文通认为今文学中“封禅”之义，是选贤能为天子时所行的禅让之礼，“盖封以言始，故曰‘始受命之时’，禅以言终，故曰‘禅者明已成功相传也’”。其中的选贤能以为天子的说法，就是受了墨家的影响。[27]
蒙文通还认为今文学说中的“明堂”之制，是布政养老、上观下听的重要政治场所，而“明堂”之制也受到了墨家的影响。[28]
蒙文通在《〈儒学五论〉题辞》中论儒分为八，八儒就是儒家后学与诸子百家相融合的结果。在此篇中，蒙文通提出，儒家取于墨家者，在礼学上最为显著，其代表作就是《礼运》。除此之外，八儒中的乐正氏之儒也吸收了墨家的思想。[29]
儒墨为什么要融合？通过怎样的途径融合？儒家吸收墨家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在于，古文学是现实，今文学是理想，是顺应战国以来平民在社会中的崛起，反对世卿贵族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学说。因此，具有革命性的墨家中平等、尚贤等主张和法家一起作为思想资源被今文经学所吸收，“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法、墨……法家之平等，为摈弃世族、扩张君权而一刑法;墨家之平等，为废抑君权而建民治”[30]。
蒙文通认为，儒墨之间相互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二，第一是公孟子，即公羊学经师公羊高，通过此一媒介，墨家中选贤、平等等思想因素得以融入儒家之公羊学。第二条途径则是尸子，尸子“论明堂最能推明本意”，而其义本于墨家，并且“《尸子》书虽不完，然本诸儒墨者十八九，并儒墨为一家者，未有先于《尸子》者也”[31]。蒙文通又根據《尸子》佚文多举孔子及弟子言，推测尸子为“鲁之儒者而穀梁氏之徒”[32]。尸子融合儒墨，墨家思想得以融入儒家之穀梁学。
儒家吸收墨家学说之后，“以极端平等之思想，摧破周秦之贵族阶级政治，墨家之要义，一变而为儒者之大经。自取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为不可及也”[33]。儒家吸收墨家中反对贵族政治的思想，成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的学说，对儒学独尊起到了重要作用，“汉初为新社会之长成，而儒反以大盛者，以新儒学之融合百家有以应新社会之需要也”[34]。除此之外，蒙文通还认为“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35]，墨家影响了儒家的经典传授系统。墨家的主张也因儒家的兴盛而得以实践和保存。
（二）墨家源流
《论墨家源流与儒墨汇合》是蒙文通墨家研究的一篇专论，主要论证了三墨和儒墨融合问题。关于墨家的来源，蒙文通认为鲁之有儒，同于代之有墨，墨家以代为中心为根据，至少是墨家大行之地，中山亦是墨家所行之国。代地在春秋时为北戎所占，为夷狄之国;中山乃是春秋时的鲜虞，也是夷狄之国;又根据《元和姓纂》，认为墨子出于孤竹，孤竹并非华夏族，所以墨家也不是华夏之教。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怀疑《晏子》书为墨家之徒所作，但蒙文通认为墨家非儒多以晏子为说，所以更可能是墨家祖于晏子。又晏子为东莱人，“诚莱之裔而东夷之祖，固与山戎、孤竹之属同出一系，则晏子为墨家之前驱，诚非诬欤”[36]。可见此时蒙文通已不再持墨子为郑宋人的观点，而认为墨子是孤竹人;墨家也非华夏之教，并且可能受到东莱人晏子的影响。蒙文通关于墨子里籍的说法，一方面是受到章太炎看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相关。蒙文通在作于1938年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序一》中反复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儒法之争乃华夷之争，语气激烈;在《序二》中解释道“（1938年）痛国是之日非，悯沦亡之惨酷，遂乃发其愤激之情于戎狄……”[37]。不过蒙文通虽然以墨子为非华夏族人，但仍坚持“儒墨虽异而大同，东夷于诸夏为近也”的观点。
对于三墨问题，蒙文通受唐迪风的启发，认为《墨子》书中兼备三墨之说，即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并且将三墨与地域相联系，认为“秦之墨为从事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此墨离为三也”。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为苦获、已齿、邓陵子诸人，以坚白为辩。此派所据《墨子》篇章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东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吕氏春秋》中提及的谢子，“奋于权说”，“固权说以取少主”。《墨子》中关于此派的篇章是“《亲士》《所染》《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之属数十篇”。秦墨代表人物是《吕氏春秋》中谈及的唐姑果（《淮南子》作唐姑梁），此派“反对权说，将重实者也”。《备城门》诸篇皆合于秦制，是秦墨之书。[38]
对墨家与名家的关系，蒙文通在《法家流变考》一文里，从公孙龙、惠施所持政治思想和名辩之学论证了名家出于墨家。[39]
蒙文通还在《杨朱学派考》及《略论黄老学》（均载《古学甄微》）里认为黄老受到了墨家的影响，“班固说宋子‘其言黄老意。’可见黄老之学显然是有墨家成分”[40]。
蒙文通曾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燕齐滨海地区，阴阳家就是齐学，代表着东方前期文化，儒墨只是东方的后期文化。阴阳家末流，即后世图谶之说来源于“增益图书”，而“图书”就是上古之史，“谶固史之类也”，所以不能因为这些图谶之说语涉荒诞就不以为然，阴阳家所传很多是东方前期之历史。[41]但是这一看法在1949年的《法家流变考》中已转变为阴阳家出于墨家。蒙文通认为：“东方阴阳、名辩之学，亦可统之于墨”。[42]
墨家尚鬼，而阴阳家“舍人事任鬼神”（《艺文志》），儒家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阴阳固近墨而远于儒也。儒家重礼，而墨家非礼乐、尚节俭，邹衍造论，“止乎仁义节俭”（《孟荀列传》），是固阴阳近于墨而远于儒之实也。马国翰谓：“随巢书多言灾祥祸福”（《玉函山房辑佚书·随巢子·叙》），孙仲颂言：“田俅盛陈福瑞”（《墨子间诂·后语》），田俅学墨子之术，随巢墨子弟子，而皆言祥福瑞，是“阴阳之术（述）大祥而众忌讳”之所本，则阴阳家固墨家之流也。[43] 综上所述，蒙文通学术二变、三变时期认为墨子非华夏族人，墨家也非华夏之教，可能受到了同为东夷的晏子的思想影响。墨离为三，分为南方名辩派、秦墨从事派、东方权说派三派，《墨子》书中兼具了三墨家说。在墨家与诸家关系上，“东夷与诸夏最近”，墨家与儒家有着相同的文化传承，因此墨家学说对儒家今文经学学说、传授系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名家、阴阳家都可视为墨家之支流。同时，墨家对黄老学说也具有一定影响。
三、蒙文通墨家研究的特点
蒙文通学术视野广博，虽然涉及经学、史学、子学、地理、民族、宗教等领域，但其学问又能够做到环环相扣，各个领域互相辅翼。他曾以点、线、面、体来形容学问之高下：“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44]。“贵成体系”既是蒙文通的治学心得，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蒙文通的墨家研究作为学问体系中的一环，与他的经学、史学、民族、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呈现出墨家研究的特点。
第一，经学本位。如前所论，蒙文通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变，但是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儒学、经学的关怀。在一变时期，蒙文通主要讨论“周孔”儒学，从地域划分展示当时的思想地图，认为儒家只是先秦多元文化中的一元，鲁学、齐学乃儒学正宗。在这一时期，蒙文通将经学加以地域和学派限制，儒学、经学中的古史和文化仅是先秦诸家中的一家，使其免遭疑古学派的攻击，为儒学、经学留下了地盘。在学术二变、三变时期，蒙文通的学术重心转移到了对各家学说本身的关注和对儒家后学的研究，并尝试建立周秦之际包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蒙文通在學术一变时期的墨家研究也主要在尝试论证墨家为异于儒家的另一元文化，服务于此阶段以多元化描绘晚周思想地图的学术重心。学术二变、三变时期的墨家研究更多关注墨家本身和墨家与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了儒学对墨家的吸收，与他构建融合百家的“新儒学”体系相照应。
第二，民族、地域与文化。王汎森认为蒙文通“地理、民族、文化多元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欧洲影响下20世纪初的新史学家逐渐重视种族、地理因素，形成了一种风气;二是蒙文通读到西洋史，了解了罗马、希腊、印度等文明，并注意到他们在民族、地理、文化上的不同;三是蒙文通可能受到日本“风土”新学说的影响。民族、地域、文化三元一体的观念贯彻于他的墨家研究。蒙文通最早认为墨家在地域上为“中央派”，其后认为墨家为“东方派”“齐鲁派”，都是在不同地域产生不同风俗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论证。由于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思想文化，所以对古史的传说也往往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他认为鲁地重礼让，所以东系儒家、墨家传说中汤武皆为圣智之人。三晋重功利，所以北系传说中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好巫鬼，所以谈论虞夏之事多鬼神灵怪之说。[45]而以墨子为孤竹之人，认为墨家的形成受到东莱人晏子的影响，墨家大行于代、中山等戎狄之国的观点则体现了他对墨家形成中民族因素的关注。
四、余论
蒙文通从空间地域的多元上打破传统的古史一元论，与顾颉刚从时间层累上打破古史传统堪称20世纪古史论述之双璧。虽然其理论随着学术的进步与发展仍将得到不断的修正，但是这种“哥白尼革命”式的精神依然对当下的诸子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经学与诸子关系的探讨，所述民族、地域、文化在诸子研究中的作用，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蒙文通对先秦诸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至于蒙文通的墨家研究在晚清以来诸子学复兴浪潮中的作用与地位，也需专篇探求。
注释：
[1]笔者于本文用“经学关怀”来统称蒙文通的“周孔儒家”“新儒家”，在行文中根据不同时期的论述对象，再分别应用“儒家”“儒学”“经学”等概念。
[2][3][20][21][22]蒙默：《〈论经学遗稿三篇〉后记》，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4页，154页，154—155页，154—155页，155—156页。
[4][6][7][8][13]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15][16][17][18][19]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抉原》，第32—35页，40页，40页，39页，41页，91—92页。
[9][10]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14页，15页。
[11]蒙文通：《天问本事》，《经史抉原》，第346—384页。
[12]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46—103页。
[14]按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所言，康德要为科学形而上学奠基，但是却首先把理性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这从表面上看是限制了形而上学和思辨理性，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把知识、理性都控制在了经验领域，为形而上学留下了地盘。蒙文通则是表面上限制了经学，其实为经得住史学检验的经学留下了地盘。
[23][29][34]蒙文通：《〈儒家五论〉题辞》，《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38—239页，237页，第152页。
[24][41][45]参见《中国史学史》，《经史抉原》，第241—249页，249—254页，241—249页。
[25][26][27][28][30][35]《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古学甄微》，第164—165页，69—170页，178页，192页，190页，191页。
[31][32][33][36][38]蒙文通：《论墨家源流与儒墨汇合》，《古学甄微》，第221页，222页，226页，217—220页，211—217页。
[37]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序二》，《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8页。
[39][42][43]蒙文通：《法家流变考》，《古学甄微》，第312—313页，311页，322页。
[40]蒙文通：《略论黄老学（节录）》，《古学甄微》，第274页。
[44]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 葛耀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朱玉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