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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巡警固定平台陆续拆解，取而代之的是流动平台车。
不可否认，对许多重庆市民来说，交巡警平台曾经代表着一段“美好时光”。平台带来的安全感、亲近感和方便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警民关系和谐度、满意度，在当今是弥足珍贵的。如笔者一个朋友就曾说他半夜12点都可以去补办身份证，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后王立军时代，出于更专业高效的配置、更公平均等的服务、更现实可持续投入的考虑，对平台进行“拆解”或“优化”，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对重庆来说，切不能拆了平台，就散了人心。正如本文采访中的市民所言，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形式”，他们在乎的是为民的态度、诚意和效果。
◎编后：
重庆有部分民众是前市委领导的拥护者。他们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为我平反，按理说，我没必要再出来说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这个城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我决定实事求是的说一些我的经历。对于那段时间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讯、侮辱、恐吓，我拿不出证据，但我愿意和当事人对质，我相信时间和历史。
现在，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几天，我看到媒体对重庆的过去，报道越来越多。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以后，我希望媒体的报道多告诉读者，重庆的过去为什么会那样？
“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有问题”
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我的内心，有了恐惧。
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 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意外的是，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态度立转，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我很愤怒，从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坚持自己处事原则，我一个小警察，怎么可能成为保护伞？
8月中旬，下午下班后，天都黑了，领导叫我回单位，说有事找我。这样的事，以前没发生过。我预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们走一遭。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专案组民警轮流不间断提讯我。
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来往。我均回答没有。专案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眼里充满了鄙视，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我回到了原单位上了几天班。
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专案组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他们这样威胁我——上次是“双指”，这次是刑拘，你应知道为什么升级，你不交代领导的事，你自己就必须坐牢。
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
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脏突然出现问题，晕倒了。基地的武警医生要求立即将我送往医院，专案组才同意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逮捕讯问。询问结束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当天我被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
期间，专案组以诈骗罪等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開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恢复公职，否则劳教后还要“双开”。专案组还给我举例，某某检举揭发了市局副局长彭长健，不仅没被处理，还官升几级。
在劳教所，专案组提讯我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记得最长一次从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劳教所吃晚饭时间，他们又故伎重演，说我不配合不许吃饭。劳教所民警坚持我是劳教所学员，我的安全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到时间必须吃饭，为此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大概一个月后，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提讯我。他说：“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你，你必须配合，尽快说出你向谁行贿，否则按领导的意思你就要政治归零、经济归零、感情归零。”
我问怎么个归零？
他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经得起折腾。” 我说：“做人做事要讲良心，就是一切归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开出党籍、开出公职的“双开”决定。
这个事情给我打击特别大。我决定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我委托家人找到律师，决定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案子很快在劳教所开庭。
法庭上，律师请专案组应诉民警举证我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指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我没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行为，专案组民警称我的行为在“等”里面。
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确实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认为对我处以劳教两年不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而且参加黑社会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并通知了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很快到劳教所找我，要我撤诉。
我坚决不同意撤诉。
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继续威胁我——如果你不撤诉，我们要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你家人，你知道专案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来，慢慢审问，依旧可以劳教他，等他上诉成功时，他还不是坐了9个月的牢。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账，不相信你一家人经得起几次折腾，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无罪，离开劳教所，我们依旧会采取其他手段让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诉，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愤怒、屈辱、无奈中，我撤诉了。同日，专案组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我离开了劳教所。
2012年7月，市局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简直是天堂”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劳教所8名民警押着我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
我妈说：“女儿啊，我相信你没有犯罪，但你要坚持，劳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党和组织，中国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
法院到劳教所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现在丈夫要离婚，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迫于压力。我绝不拖累任何人，离吧。”
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开始带我到处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劳教所里的情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药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一切。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起来，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警队带来的危害。
被刑拘开始，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那边比较缺口才好的，只要你哭得到位，认罪态度好，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来说，“这个是政治任务。”我拒绝几次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
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的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不写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回忆我的亲情、爱情。没有写友情是不想连累朋友。看了我交上去的认罪书，他们又骂我。
有地狱就有天堂。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如今看来，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在劳教所，还有一件事是让我觉得自己还存有一丝尊严：我可以收到家里的讯息。
刚进劳教所，估摸着自己至少要被劳教两年，我给女儿打电话，给她说，妈妈要去新疆出差了，一去要两年多。
女儿很不情愿。就说，妈妈，要记得给我买礼物。
这事被劳教所的民警知道了。有一次他们有人去新疆玩，就带了不少新疆的礼物回来给我女儿。女儿高兴惨了。
要离开劳教所前，我开始为自己的头发担心。我想不出理由，告诉女儿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剪那么短。
有些事情就那么神奇。出来前，我接到女儿电话：“妈妈，我梦见你换发型了，很短很短。”
我就问女儿，妈妈快要回来了，想不想看看妈妈的短发是什么样子？
女儿回答，想。
那妈妈就为你剪个短发哈。我说。
女儿说，好。
从看守所回到家后，女儿一见我，就不满意——妈妈的短头发，真丑，还是长头发的妈妈漂亮。
那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应受访者要求，张莹莹系化名）
记者手记
和Z的见面，颇有戏剧性。
原来我们约在一个茶楼。后来她说还是咖啡馆好。半个小时后，她说，还是街边推拿店合适，不显眼。
Z是目前重庆警界申诉潮中的一员。她的老公，重庆警界前干部，打黑期间因涉黑被判入狱。
第二天，我又约了前警察H的妻子见面。对于地点，她很爽快地说，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录音、不拍照就好。
当谈话进行了一半，清晨空旷茶馆里渐渐人多了起来，她开始不适起来。她提出换个地方继续聊。
一個不错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后，我们的谈话进展顺利。
我曾问上述两位受访者，是不是太小心谨慎了？
她们的答案基本一致：谨慎没什么不好的。
一些市民对她们的谨慎，并不理解。
离开重庆前，我见了一对夫妻。丈夫是白领，妻子是教师。
对于“黑打”，丈夫不无愤慨，“这是媒体过多报道的结果，事情远没有那么糟糕。”
妻子很快接话：“打黑又不关我们平头老百姓什么事，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突然想起，前几日，另一采访对象说，这个社会分裂了。（文_潘则福）
编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撤销了2010年对她的处分决定，为其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
不可否认，对许多重庆市民来说，交巡警平台曾经代表着一段“美好时光”。平台带来的安全感、亲近感和方便性，以及由之而来的警民关系和谐度、满意度，在当今是弥足珍贵的。如笔者一个朋友就曾说他半夜12点都可以去补办身份证，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后王立军时代，出于更专业高效的配置、更公平均等的服务、更现实可持续投入的考虑，对平台进行“拆解”或“优化”，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对重庆来说，切不能拆了平台，就散了人心。正如本文采访中的市民所言，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形式”，他们在乎的是为民的态度、诚意和效果。
◎编后：
重庆有部分民众是前市委领导的拥护者。他们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为我平反，按理说，我没必要再出来说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这个城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我决定实事求是的说一些我的经历。对于那段时间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讯、侮辱、恐吓，我拿不出证据，但我愿意和当事人对质，我相信时间和历史。
现在，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几天，我看到媒体对重庆的过去，报道越来越多。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以后，我希望媒体的报道多告诉读者，重庆的过去为什么会那样？
“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有问题”
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我的内心，有了恐惧。
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 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意外的是，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态度立转，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我很愤怒，从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坚持自己处事原则，我一个小警察，怎么可能成为保护伞？
8月中旬，下午下班后，天都黑了，领导叫我回单位，说有事找我。这样的事，以前没发生过。我预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们走一遭。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专案组民警轮流不间断提讯我。
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来往。我均回答没有。专案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眼里充满了鄙视，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我回到了原单位上了几天班。
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专案组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他们这样威胁我——上次是“双指”，这次是刑拘，你应知道为什么升级，你不交代领导的事，你自己就必须坐牢。
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
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脏突然出现问题，晕倒了。基地的武警医生要求立即将我送往医院，专案组才同意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逮捕讯问。询问结束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当天我被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
期间，专案组以诈骗罪等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開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恢复公职，否则劳教后还要“双开”。专案组还给我举例，某某检举揭发了市局副局长彭长健，不仅没被处理，还官升几级。
在劳教所，专案组提讯我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记得最长一次从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劳教所吃晚饭时间，他们又故伎重演，说我不配合不许吃饭。劳教所民警坚持我是劳教所学员，我的安全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到时间必须吃饭，为此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大概一个月后，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提讯我。他说：“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你，你必须配合，尽快说出你向谁行贿，否则按领导的意思你就要政治归零、经济归零、感情归零。”
我问怎么个归零？
他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经得起折腾。” 我说：“做人做事要讲良心，就是一切归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开出党籍、开出公职的“双开”决定。
这个事情给我打击特别大。我决定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我委托家人找到律师，决定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案子很快在劳教所开庭。
法庭上，律师请专案组应诉民警举证我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指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我没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行为，专案组民警称我的行为在“等”里面。
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确实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认为对我处以劳教两年不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而且参加黑社会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并通知了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很快到劳教所找我，要我撤诉。
我坚决不同意撤诉。
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继续威胁我——如果你不撤诉，我们要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你家人，你知道专案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来，慢慢审问，依旧可以劳教他，等他上诉成功时，他还不是坐了9个月的牢。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账，不相信你一家人经得起几次折腾，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无罪，离开劳教所，我们依旧会采取其他手段让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诉，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愤怒、屈辱、无奈中，我撤诉了。同日，专案组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我离开了劳教所。
2012年7月，市局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简直是天堂”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劳教所8名民警押着我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
我妈说：“女儿啊，我相信你没有犯罪，但你要坚持，劳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党和组织，中国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
法院到劳教所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现在丈夫要离婚，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迫于压力。我绝不拖累任何人，离吧。”
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开始带我到处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劳教所里的情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药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一切。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起来，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警队带来的危害。
被刑拘开始，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那边比较缺口才好的，只要你哭得到位，认罪态度好，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来说，“这个是政治任务。”我拒绝几次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
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的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不写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回忆我的亲情、爱情。没有写友情是不想连累朋友。看了我交上去的认罪书，他们又骂我。
有地狱就有天堂。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如今看来，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在劳教所，还有一件事是让我觉得自己还存有一丝尊严：我可以收到家里的讯息。
刚进劳教所，估摸着自己至少要被劳教两年，我给女儿打电话，给她说，妈妈要去新疆出差了，一去要两年多。
女儿很不情愿。就说，妈妈，要记得给我买礼物。
这事被劳教所的民警知道了。有一次他们有人去新疆玩，就带了不少新疆的礼物回来给我女儿。女儿高兴惨了。
要离开劳教所前，我开始为自己的头发担心。我想不出理由，告诉女儿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剪那么短。
有些事情就那么神奇。出来前，我接到女儿电话：“妈妈，我梦见你换发型了，很短很短。”
我就问女儿，妈妈快要回来了，想不想看看妈妈的短发是什么样子？
女儿回答，想。
那妈妈就为你剪个短发哈。我说。
女儿说，好。
从看守所回到家后，女儿一见我，就不满意——妈妈的短头发，真丑，还是长头发的妈妈漂亮。
那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应受访者要求，张莹莹系化名）
记者手记
和Z的见面，颇有戏剧性。
原来我们约在一个茶楼。后来她说还是咖啡馆好。半个小时后，她说，还是街边推拿店合适，不显眼。
Z是目前重庆警界申诉潮中的一员。她的老公，重庆警界前干部，打黑期间因涉黑被判入狱。
第二天，我又约了前警察H的妻子见面。对于地点，她很爽快地说，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录音、不拍照就好。
当谈话进行了一半，清晨空旷茶馆里渐渐人多了起来，她开始不适起来。她提出换个地方继续聊。
一個不错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后，我们的谈话进展顺利。
我曾问上述两位受访者，是不是太小心谨慎了？
她们的答案基本一致：谨慎没什么不好的。
一些市民对她们的谨慎，并不理解。
离开重庆前，我见了一对夫妻。丈夫是白领，妻子是教师。
对于“黑打”，丈夫不无愤慨，“这是媒体过多报道的结果，事情远没有那么糟糕。”
妻子很快接话：“打黑又不关我们平头老百姓什么事，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突然想起，前几日，另一采访对象说，这个社会分裂了。（文_潘则福）
编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撤销了2010年对她的处分决定，为其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