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说的水平多高吗？我觉得我的老师比我高，我只是赶上了好时代，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当时文艺舞台不那么繁华，《岳飞传》一播出去，大家就都听到了;地利，我是个北方人，北方的普通话，不管南北都听得懂;人和，评书是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太大，适合中国人听。得益于这几个优点，我占了便宜，走到今天我还得感激观众，感谢国家，感谢党的培养。”——刘兰芳
　　出身曲艺世家
　　我的家庭是曲艺世家，我母亲姊妹三个，我的大姨跟窦贵山学东北大鼓，后来传给我的二姨，二姨又传给我的母亲，我母亲12岁就唱东北大鼓，会四十多段，专职唱单段，一直唱到32岁，解放后单段不流行了，她就改长篇，我打小就是在这种曲艺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我姨母的女儿和两姨哥一直在沈阳演出，后来回到了辽阳，我常去听书。我姨母告诉我：你是这个料。等到1957年，家里太困难了，我就学《王二姐思夫》《封神演义》，自己写一段，说一段，在家里说唱。后来辽阳来了一位说书先生，是女大鼓书，叫杨丽环（音），清字门儿的，有人介绍我拜杨丽环为师，杨丽环一看我就很喜欢，我当时才十几岁，初中二年从学校出来就不再念书了。三年学徒一年效力，管吃，不管穿。我这个女师傅是河南人，会弹弦，既能唱东北又能唱西河，还会唱河南坠子。师傅给我起的名字叫刘继红（音），我最开始是跟她学弦。
　　解放前后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多半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来源于听书、看戏，所以茶馆特别兴旺。有一次，鞍山曲艺团书队长杨成田先生到许长好茶馆说书，他说的是《杨家将》，我就躲在一边听书。他发现有个小女孩听书，就问我你是哪的，我说我母亲叫刘如莲（音），是唱东北大鼓的，他就知道了。杨成田老师去我家跟我母亲说，鞍山曲艺团招收说书学员，当时我妈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少一个人吃饭，后来我就打个小行李卷儿跟着去了。
　　在鞍山曲艺团的学徒生活
　　进入鞍山曲艺团之后，我开始了学徒生活。过去的艺人保守，研究出个书道子，观众认可了，绝对不给你、不教你，叫“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口春”，“春”是行话，指艺术。你没钱了，我可以给你钱，但是我不教你能耐，因为说书是一层窗户纸，一捅破了，你会了，就抢了我的饭碗，鞍山曲艺团不那样。我们学徒时不许端大茶缸子，夏天不许穿裤头，趿拉鞋也不行，必须利利索索上班，学习延安座谈会的讲话，改造老艺人，我觉得那阵对我来说影响不小。
　　孙惠文是我曲艺团的师父，赵玉峰是我的师爷，师爷那时已经70多岁了，他是西河大鼓东派创始人，平常教西河，不教东北，我只能旁听。他教《三侠五义》，我就记书道子，记词。有时他会说你手势不对，给你摆弄摆弄。师姐周兰君问我，你怎么会这么多，什么时候学的？我说咱俩一块听的，我是旁听生记住了。
　　那时候上午是学习时间，剩下时间要听两场书，比如从下午1点听到4点，晚上6点半听到9点半，听谁的都行，天天听。那时学习条件艰苦，阴暗的小茶馆沒有玻璃，只是纸窗户。屋子里不管冬夏都有炉子，冬天时热水壶还可以取暖，夏天没有降温的。演员只要一上台就是仨小时，不许动，不能上厕所，中间可以休息十分钟，但只能坐着喝口水，喘口气，因为没给你预备厕所，尤其是没有女厕所。我现在可以说书3小时不喝水、也不上厕所，都是那时养成的好习惯。现在看来，年轻时吃点苦是对的，我感谢那个时候。
　　第一次正式登台跟曲艺不搭边
　　要说我的第一次上台，跟曲艺不搭边，居然是当主持人。十几岁时候，辽阳县成立了一个杂技团，母亲把我送去给人帮忙，那阵叫报幕员。我先报幕，然后唱东北大鼓，给人垫场。后来辽阳县、辽阳市合并我就回家了。
　　回家后不久我到了鞍山曲艺团，到曲艺团就不是单段了，要丁地。什么叫丁地，就是老师病了，不能演出了，就派几个学员去代替演出，当时有肖玉娥、周兰君和我。他们俩垫场，说《三侠五义》，他俩都说完了，剩下就是我了。我有基础，比他们明白点，《封神演义》中的片段《申公豹》《姜子牙钓鱼》等等。
　　真正出“穴”是在鞍山。我在曲艺团不到三年，1962年就正式演出了。但你是学员，没有好地给你，就去陶关屯（音），在鞍山的郊区。
　　从唱大鼓书到说评书
　　我说唱东北大鼓，实际也是说评书。说长书就是唱一段、说一段，说一段、唱一段，两功要齐头并进。当时，给我弹弦的闫春田老师就说，书你说得比唱得好，你要在说上下功夫。我的老师孙慧文先生也是说功比唱功好，我的说功特别像我的先生。
　　要说彻底不唱东北大鼓，还得回到文革时期，那时宣布曲艺团解体，演员乐队都下放农村。我被分配到无线电四厂当酸洗电镀工人，做线路板，浸银镀银。1971年前后，单位号召业余会演，我是个工会的小干部，抓了不多少节目，我自告奋勇要讲革命故事。演出时正好坐着一位军长，说这人改造得不错，叫她回来吧，我就这么调回来的。
　　当时我是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讲革命故事，我的先生从广播电视艺术团也调到这个队，我跟先生学过唱快板，跟他俩唱《备战罐》。我学完快板又唱京东大鼓，后来我发现说故事受欢迎，所以就改说故事了。我应邀到电台录了《海道女民兵》《闪闪红星》《沸腾群山》《盐民游击队》《战地红缨》《矿山风云》等六部新书。录完新书之后，就说《岳飞传》，《岳飞传》一起来，就不唱了。我唱东北大鼓得的奖不少，像《红枣情》《千里送婴儿》《义犬救主》，满族单鼓等，其实我唱得比说得好。
　　《岳飞传》一夜成名
　　1963年，我参加中国曲协主席陶钝主持的辽宁省新书好书座谈会，从那时候知道要搞新书，我就录了6部新书。当时录一年的书就给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作奖励，能打开听声音，我的先生老王说：“我除了爱你就爱它。”新书播出之后，鞍山电台的编辑李喜元说录部传统书吧，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回家跟老王商量，他说录《岳飞传》吧，这是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好书，歌颂抗金英雄岳飞的，你过去又学过说过，拾起来方便，可《岳飞传》的书道子已经烧了。后来多亏曲艺团的副团长师智富，他是图书馆馆长出身，他拿出一本《钱彩原著》。正好1961年前后，杨成田老师教给我们《岳飞传》，给我们所有学员念书道子，1962年在黑龙江省衡山的时候，我也说过《岳飞传》。一部书上百个人名，刀枪盔甲都不一样，书道子虽然烧毁了，但我还是有印象的。我和先生根据我的记忆，开始了《岳飞传》的整理编创工作。 　　我的先生王印权政治素质比较好，拿掉原著中的封建迷信，吸收其它曲种的精华。戏剧《柜中缘》就是岳雷招亲的故事，原来老书上没有，我们把它移过来，增补一段就是《岳雷招亲》。我们加工整理过程很艰难，我跟先生轮班倒，我写他看，他写我看，后来写着写着就糊涂了。有一次我晚上写完了第二天他一看，“你睡着了写的吧”。我一看谁跟谁也不挨着，一天天都忙迷糊了。
　　全国64家电台节目交换，《岳飞传》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播放。有一天团长让我去鞍钢演出，有车来接。当时车刚进鞍钢正门就停下来了，鞍钢各个门都有大喇叭，大喇叭哇啦哇啦的，接我的工会主席说：“兰芳，你听这是什么？”我一看行人都下了车，推车、低着头，我说：“中央哪个首长故去了，默哀呢？”他说：“不是，听《岳飞传》呢！不但这一个门，鞍钢四个门都这样，只要这个钟点一放《岳飞传》，行人都停下来，低头听，听完再走。”这我才知道《岳飞传》的影响，从那之后，就是全国各地山南海北的影响了。
　　从政与业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96年中组部将我正厅调干到中国曲艺家协会任党组书记。当时有个别人说，刘兰芳把钱挣足了跑这来养老了，实际上我当时的全部财产大概有4万块钱，赞助了两个机构，一家给1万，剩两万多块钱。因为我是党组书记，当书记的八年半我不演出，就做领导工作。但是我没忘了根本，我这个公务员是说书说来的，所以节假日不休息，一律都去录书，我每年有15天年假，再加上节假日和休息日，我歇个三天两天就开始录书，这8年来我录书没断。之后我不当党组书记，只当中国曲协主席才演出，这才有了赢利和收入，我没有怨言，我赢得老百姓的口碑，終生受用。
　　这期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道德模范宣讲，第一届道德模范由我一个人在中央台播出之后，中央文明办到各省下发继续播放，有100家电台播出了，反响很好，一共103集。至今，我连续参加了六届宣讲道德模范故事活动。宣传道德模范，讲中国故事，谁也讲不过我们啊，我希望搞曲艺的多宣扬道德模范，旧书新说新评，做好传承，为我们的曲艺事业添砖加瓦
　　授徒传艺，传承在肩
　　说好书要重点掌握三门技巧：第一是说单段，单段雕刻得非常完整，一个头发丝也不许差;第二是说长篇书，只有说长篇书才叫说书人，说书人不讲败笔，英雄永远不死，所以一部书说三个月或者一年，得有编的能力;第三是制造悬念的技巧，说书人在茶社两个小时至三个小时为一个段落，电台23分半钟，电视台20分钟，要适应在不同的时间制造悬念，勾挂连环，单扣双扣连环扣，明笔暗笔倒插笔，这个要练。另外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能口无遮拦。
　　我除了带徒弟，一直关注评书的发展。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演出场所，要有书馆，书馆里出人才。我从斗室小茶馆走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没有捷径。当年，每年365天，我们要说300天书，正月二十三封箱，正月初二再开书，书馆其实是年轻人的实践场所。在社区办个茶社自娱自乐，说书、唱快板、说相声、唱大鼓，可以轮回演。我们的艺术，就是由小变大，由老百姓培养起来的。
　　直到今天，我还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努力，努力把自己的艺术推上一个新台阶。高峰永远到不了，因为艺无止境，永无高峰。我的前一代文盲多，看书识字是后学的;我这一代基础是中学生;我的下一代人是高中生、大学生。但愿以后都是有文化、有文凭的新的说书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我希望我的徒弟一辈要比一辈强，千万别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