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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译者主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往往忽略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本文借助乔治·斯坦纳提出的翻译活动中“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在分析霍克斯版的英译本《红楼梦》的基础上，关注和考察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关键词： 阐释过程 译者主体性 霍克斯版《红楼梦》
1.引言
纵观中西翻译史，大多数译者长期以来都奉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条原则的形成是基于如下认识：只有保持客观，才能保持正确的理解与再表达。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主义翻译论。于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原作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对象，译者则成为不敢越雷池的被动接受者。现代翻译研究逐步从传统的、注重原则和技巧的方法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译文研究。贝尔曼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他所指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所是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一种誓言”。（许钧，2003：9）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目前，《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下简称杨）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则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以下简称霍）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译本都传达了原作的基本思想，堪称文学翻译的上乘之作。本文拟在分析霍克斯版的《红楼梦》译本的基础上，指出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对作品的阐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阐释学视域中的译者主体的回归
在解释哲学的视域下，理解成为一种存在关系，意义的生成不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单向度认知模式，而是生成与主体与主体之间无限的对话之中。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往成为理解的关键。对话模式意味着翻译独白时代的结束和对话时代的开始，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研究开启了另一理论之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伽达摩尔（2002：492）指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在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同样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而不只是重现。……尽管我们在翻译中力求‘信’，我们还是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原作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已处于敞开未定的状态，语言符号任意性使原作意义变得不再确定，其中的“空白”和“未定义”为译者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原作的原初视域和译者的现世视域之间的差距无法消除。“翻译者经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同原文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距离。他处理文本的情况也需要那种在谈话中力求达到相互了解的努力……在谈话中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置身于对方的立场，以便理解对方的观点，同样，翻译者也要完全置身予他的作者的立场”。（伽达摩尔，2002：493）本着开放兼容的精神，译者与原作不断地相互回答、相互争论、协商、妥协。双方在对话过程中不断超越丰富自己的原初视域，到达更高的境界，从而与文本达成特定历史境遇下的“视域融合”，文本的意义在对话的动态过程中也就不断生成。这一过程也是译者做出各种选择的过程，或是基于翻译策略的取舍，或是基于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考虑。通过问答和对话，二者就文本意义这一共同主题达成了共识，从而达成相互理解。正因为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具有不同视域的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不会确定且唯一，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于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版出版序言中，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的或语用的隐含着翻译活动。”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并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译者在具有先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赖与原本相遇；通过入侵原本，抢夺自己需要的东西，形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吸收，将理解完成，获得自己的解释；然后通过矫正补漏等补偿过程，最终形成了译本。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象等文学能力，读解原语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引起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查明建、田雨，2003：22）语言转换过程中，面对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如何传达异域文化的意蕴，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文学创造性也达到最大值。最后译者要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的平衡。
3.霍克斯版《红楼梦》翻译及译者主体性发挥
3.1关于霍版《红楼梦》
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在主体性的发挥上面给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其译文简洁、朴实，以归化为主，在注意译文形式对应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意象，成功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
3.2主体性发挥
本文拟从斯坦纳的阐释学分析模式对霍版《红楼梦》译文中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尤其是译者如何处理原语文化因素。
3.2.1信赖
霍克斯是一位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译《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受原作精神的感染，意在把他自己所体会到的美传给西方读者。他在写给刘士聪先生的信中坦言翻译《红楼梦》是他一生中享受的最大乐趣。他说：“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深受鼓舞。我的译本免不了错误，有的还很严重……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因于写作时所赋予他的精神。”（刘士聪，2004）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热情如此之高，“信赖”也因此建立起来。
3.2.2侵入
侵入，即译者侵入原文、理解原文。因为语言、文化、历史、心理等许多因素给译者设下许多关卡，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国唐代的贾公元曾说：“译即易。”茅盾在一次报告中讲道：“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它“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下面分析两译本是如何侵入原文、理解原文的。
（1）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第五回）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
Your charm and wit did only hat red gain，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Vol.I，P132）
这首判词是写晴雯的。雨后新晴叫霁，寓“晴”字；云呈彩叫雯，寓“雯”字。霍克思将第二句的“彩云易散”译为“晴天易逝”了，似乎与原意不符，殊不知这正是霍克思匠心独运之所在。霍氏在译本中将男女主角音译其名，丫鬟名字译其意，有时照字面，有时照性格。晴雯则照字面意义译为Sky bright。这里原文第一句寓“晴”“雯”二字，译文第一句也有“sky”、“brightness”二词，虽然不与原文一致，然而却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产生了同样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杨将书中人物全部音译其名的做法，使他在这里无法再现原文暗寓人物姓名的特色。
（2）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三回）
Qinshi posthumously acquires the status of a Noble Dame；
And Xifeng tak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neighboring establishmeng.
译文没有照字面翻译，因此没有犯秦可卿封爵的常识性错误，而且巧妙地避开了宜人、恭人之争，译笔圆筒流畅。同样的，第四十四回的回目“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字面看文义明晰，似乎是说平儿因为宝玉给她理妆才喜出望外。然而，从正文看，恰恰相反，乃宝玉为平儿理妆而喜不自禁。霍克斯的翻译是：Patience’s toilet is a source of unexpected delight.到底是谁喜出望外的Source呢？译者没有言明，两种翻译都可以，这正扣合了原文的多义性。霍克斯翻译的回目有的字面上看，和原文相去甚远，甚至“肆意”归化，细品之下，原来译者对整体“知”性的追求已经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即使牺牲细节也在所不惜。
3.2.3 吸收
翻译所带来的是一种文化或传统的转化。在斯坦纳看来，吸收可产生两种情况，一种叫转化吸收，还有一种叫感染。在吸收源语内涵的过程中，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主要是归化和异化两种不同策略的选用。是依附于原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是以读者为中心还是以作者或原文本为中心的问题，是译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译者是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中介。译者的文化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也可以是对原语文化的赞同，吸取原语文化的精髓。译者的文化取向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译作的质量。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霍克斯以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为目的，多以“归化”为主要手段。
（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第六回）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Who knows，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re looking for.”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Heaven）是主宰一切的神圣力量，“天”象征着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皇权的基础，所谓“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是“天”的化身，所以皇帝也就成了“天子”。但在英语中，“heaven”指天堂或极乐世界，在杨宪益版中，将此句的“天”译为“Heaven”，其内涵意义并非完全对立，因而导致不等值。而霍克斯站在基督文化的立场上，把“天”替换为“God”，译语读更易接受。
（2）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第三十六回）
Bao-chai visits Green Delights and hears strange words from a sleeper.
Bao-yu visits Pear-tree Court and learns hard facts from a performer.
色彩词汇除了具有其基本含义以外，还能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英汉两个民族因生活环境及习俗的不同，观察感受色彩的角度也有相应的差异，这在语言中有所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了大量的色彩词汇来描写服饰、用具、建筑和环境等，其中“红”是贯穿全书的主色调。“红”在汉语中代表喜庆、显贵、荣耀等，多为褒义。“绛芸轩”是宝玉自己题书贴在怡红院的房额。“绛”即“红”，正是宝玉喜爱的颜色。但在西方人的概念里，“红”往往与流血、死亡、危险等有关，是西方人不大喜欢的颜色。汉语中“红”的意义更接近英语中“green”的意义，因此，霍巧妙地进行了文化转换，有意避开了“红”字，将“绛云轩”的“红”转化为西方人喜欢的“绿”，译为“Green Delights”。
（3）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地理差异造成了中、英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英国人的主食是牛奶、面包，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以米为主食。汉语中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富饶的地区，英语中则会用“land flowing mild and honey”；汉语中有“夹生饭”之说，英语中却说“half-baked”。这种饮食差异也反映在译文中。对于土生土长的杨宪益先生来说，“没米的粥”自然就是a meal without rice，而霍克斯则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它转换成bread without flour。
（4）水溶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第十五回）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
翻译中涉及两种动物：龙和凤，它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dragon”在英语中是邪恶、恶魔的化身，而对于汉语读者来说，“龙”则是吉祥的动物。“凤”在西方神话中表示重生，汉语中“凤”是百鸟之首，是吉祥的象征。“龙驹凤雏”常用来指聪明有作为的年轻人。可见“凤”在英汉中的联想意义不尽相同，但差异最大的是“龙（dragon）”。因此，霍克斯在译文中保留了“凤”的寓义，而舍弃了易产生误解的“龙”的喻意。
3.2.4补偿
霍版《红楼梦》在外国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这可以看做是原著通过译作达到在译语文化中地位的提高，从而实现了译作与原作的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原作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译作贴近原作，通顺流畅而又不失异域特色的译介。补偿是霍克斯用来弥合英汉语言差异的另一种方法。他宁愿多花费一些工夫去做一些解释，而不是简单地用英语中的一些形象来直接代替，而且把他的解释又和译文联结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增加脚注，以便于保持行文的流畅。
（1）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Gan.
And suffered a little more paint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shi.
杨译：She look more sensitive than Bigan，more delicate than Xishi.
Note：Bigan is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Xishi ia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
在杨版的译文中，译者试图通过脚注的形式来向译文读者来解释，却是很难达到预期的读者视野。而霍克斯把“比干”“西子”通俗的译为“the martyred BiGan”和“the beautiful Xishi”，表达的意思简洁明了。
4.结语
翻译不是单纯的词语转换，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正是译者发挥能动性，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方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22）我认为，霍克斯借《红楼梦》的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完成了以“他是”到“我是”的自我张扬。当然，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课题，本文仅对阐释过程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初探，希望读者对主体性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2］伽达摩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4］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6.
［5］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关键词： 阐释过程 译者主体性 霍克斯版《红楼梦》
1.引言
纵观中西翻译史，大多数译者长期以来都奉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条原则的形成是基于如下认识：只有保持客观，才能保持正确的理解与再表达。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主义翻译论。于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原作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对象，译者则成为不敢越雷池的被动接受者。现代翻译研究逐步从传统的、注重原则和技巧的方法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译文研究。贝尔曼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他所指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所是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为了一种誓言”。（许钧，2003：9）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目前，《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下简称杨）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则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以下简称霍）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译本都传达了原作的基本思想，堪称文学翻译的上乘之作。本文拟在分析霍克斯版的《红楼梦》译本的基础上，指出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对作品的阐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阐释学视域中的译者主体的回归
在解释哲学的视域下，理解成为一种存在关系，意义的生成不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单向度认知模式，而是生成与主体与主体之间无限的对话之中。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往成为理解的关键。对话模式意味着翻译独白时代的结束和对话时代的开始，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研究开启了另一理论之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伽达摩尔（2002：492）指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在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同样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而不只是重现。……尽管我们在翻译中力求‘信’，我们还是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原作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已处于敞开未定的状态，语言符号任意性使原作意义变得不再确定，其中的“空白”和“未定义”为译者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原作的原初视域和译者的现世视域之间的差距无法消除。“翻译者经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同原文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距离。他处理文本的情况也需要那种在谈话中力求达到相互了解的努力……在谈话中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置身于对方的立场，以便理解对方的观点，同样，翻译者也要完全置身予他的作者的立场”。（伽达摩尔，2002：493）本着开放兼容的精神，译者与原作不断地相互回答、相互争论、协商、妥协。双方在对话过程中不断超越丰富自己的原初视域，到达更高的境界，从而与文本达成特定历史境遇下的“视域融合”，文本的意义在对话的动态过程中也就不断生成。这一过程也是译者做出各种选择的过程，或是基于翻译策略的取舍，或是基于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考虑。通过问答和对话，二者就文本意义这一共同主题达成了共识，从而达成相互理解。正因为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具有不同视域的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不会确定且唯一，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于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第二版出版序言中，斯坦纳提出：“一切交际活动中都形式的或语用的隐含着翻译活动。”在《通天塔之后》的第五章，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并阐述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译者在具有先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赖与原本相遇；通过入侵原本，抢夺自己需要的东西，形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吸收，将理解完成，获得自己的解释；然后通过矫正补漏等补偿过程，最终形成了译本。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象等文学能力，读解原语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引起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查明建、田雨，2003：22）语言转换过程中，面对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如何传达异域文化的意蕴，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文学创造性也达到最大值。最后译者要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的平衡。
3.霍克斯版《红楼梦》翻译及译者主体性发挥
3.1关于霍版《红楼梦》
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在主体性的发挥上面给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其译文简洁、朴实，以归化为主，在注意译文形式对应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意象，成功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
3.2主体性发挥
本文拟从斯坦纳的阐释学分析模式对霍版《红楼梦》译文中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尤其是译者如何处理原语文化因素。
3.2.1信赖
霍克斯是一位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译《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受原作精神的感染，意在把他自己所体会到的美传给西方读者。他在写给刘士聪先生的信中坦言翻译《红楼梦》是他一生中享受的最大乐趣。他说：“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深受鼓舞。我的译本免不了错误，有的还很严重……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因于写作时所赋予他的精神。”（刘士聪，2004）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热情如此之高，“信赖”也因此建立起来。
3.2.2侵入
侵入，即译者侵入原文、理解原文。因为语言、文化、历史、心理等许多因素给译者设下许多关卡，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国唐代的贾公元曾说：“译即易。”茅盾在一次报告中讲道：“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它“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下面分析两译本是如何侵入原文、理解原文的。
（1）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第五回）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
Your charm and wit did only hat red gain，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Vol.I，P132）
这首判词是写晴雯的。雨后新晴叫霁，寓“晴”字；云呈彩叫雯，寓“雯”字。霍克思将第二句的“彩云易散”译为“晴天易逝”了，似乎与原意不符，殊不知这正是霍克思匠心独运之所在。霍氏在译本中将男女主角音译其名，丫鬟名字译其意，有时照字面，有时照性格。晴雯则照字面意义译为Sky bright。这里原文第一句寓“晴”“雯”二字，译文第一句也有“sky”、“brightness”二词，虽然不与原文一致，然而却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产生了同样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杨将书中人物全部音译其名的做法，使他在这里无法再现原文暗寓人物姓名的特色。
（2）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三回）
Qinshi posthumously acquires the status of a Noble Dame；
And Xifeng tak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neighboring establishmeng.
译文没有照字面翻译，因此没有犯秦可卿封爵的常识性错误，而且巧妙地避开了宜人、恭人之争，译笔圆筒流畅。同样的，第四十四回的回目“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字面看文义明晰，似乎是说平儿因为宝玉给她理妆才喜出望外。然而，从正文看，恰恰相反，乃宝玉为平儿理妆而喜不自禁。霍克斯的翻译是：Patience’s toilet is a source of unexpected delight.到底是谁喜出望外的Source呢？译者没有言明，两种翻译都可以，这正扣合了原文的多义性。霍克斯翻译的回目有的字面上看，和原文相去甚远，甚至“肆意”归化，细品之下，原来译者对整体“知”性的追求已经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即使牺牲细节也在所不惜。
3.2.3 吸收
翻译所带来的是一种文化或传统的转化。在斯坦纳看来，吸收可产生两种情况，一种叫转化吸收，还有一种叫感染。在吸收源语内涵的过程中，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主要是归化和异化两种不同策略的选用。是依附于原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是以读者为中心还是以作者或原文本为中心的问题，是译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译者是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中介。译者的文化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也可以是对原语文化的赞同，吸取原语文化的精髓。译者的文化取向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译作的质量。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霍克斯以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为目的，多以“归化”为主要手段。
（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第六回）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Who knows，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re looking for.”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Heaven）是主宰一切的神圣力量，“天”象征着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皇权的基础，所谓“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是“天”的化身，所以皇帝也就成了“天子”。但在英语中，“heaven”指天堂或极乐世界，在杨宪益版中，将此句的“天”译为“Heaven”，其内涵意义并非完全对立，因而导致不等值。而霍克斯站在基督文化的立场上，把“天”替换为“God”，译语读更易接受。
（2）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第三十六回）
Bao-chai visits Green Delights and hears strange words from a sleeper.
Bao-yu visits Pear-tree Court and learns hard facts from a performer.
色彩词汇除了具有其基本含义以外，还能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英汉两个民族因生活环境及习俗的不同，观察感受色彩的角度也有相应的差异，这在语言中有所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了大量的色彩词汇来描写服饰、用具、建筑和环境等，其中“红”是贯穿全书的主色调。“红”在汉语中代表喜庆、显贵、荣耀等，多为褒义。“绛芸轩”是宝玉自己题书贴在怡红院的房额。“绛”即“红”，正是宝玉喜爱的颜色。但在西方人的概念里，“红”往往与流血、死亡、危险等有关，是西方人不大喜欢的颜色。汉语中“红”的意义更接近英语中“green”的意义，因此，霍巧妙地进行了文化转换，有意避开了“红”字，将“绛云轩”的“红”转化为西方人喜欢的“绿”，译为“Green Delights”。
（3）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地理差异造成了中、英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英国人的主食是牛奶、面包，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以米为主食。汉语中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富饶的地区，英语中则会用“land flowing mild and honey”；汉语中有“夹生饭”之说，英语中却说“half-baked”。这种饮食差异也反映在译文中。对于土生土长的杨宪益先生来说，“没米的粥”自然就是a meal without rice，而霍克斯则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它转换成bread without flour。
（4）水溶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第十五回）
...the prince observed to Jia Zheng that“the young phoenix was worthy of his sire.”
翻译中涉及两种动物：龙和凤，它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dragon”在英语中是邪恶、恶魔的化身，而对于汉语读者来说，“龙”则是吉祥的动物。“凤”在西方神话中表示重生，汉语中“凤”是百鸟之首，是吉祥的象征。“龙驹凤雏”常用来指聪明有作为的年轻人。可见“凤”在英汉中的联想意义不尽相同，但差异最大的是“龙（dragon）”。因此，霍克斯在译文中保留了“凤”的寓义，而舍弃了易产生误解的“龙”的喻意。
3.2.4补偿
霍版《红楼梦》在外国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这可以看做是原著通过译作达到在译语文化中地位的提高，从而实现了译作与原作的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原作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译作贴近原作，通顺流畅而又不失异域特色的译介。补偿是霍克斯用来弥合英汉语言差异的另一种方法。他宁愿多花费一些工夫去做一些解释，而不是简单地用英语中的一些形象来直接代替，而且把他的解释又和译文联结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增加脚注，以便于保持行文的流畅。
（1）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Gan.
And suffered a little more paint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shi.
杨译：She look more sensitive than Bigan，more delicate than Xishi.
Note：Bigan is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Xishi ia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
在杨版的译文中，译者试图通过脚注的形式来向译文读者来解释，却是很难达到预期的读者视野。而霍克斯把“比干”“西子”通俗的译为“the martyred BiGan”和“the beautiful Xishi”，表达的意思简洁明了。
4.结语
翻译不是单纯的词语转换，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正是译者发挥能动性，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方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22）我认为，霍克斯借《红楼梦》的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完成了以“他是”到“我是”的自我张扬。当然，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课题，本文仅对阐释过程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初探，希望读者对主体性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2］伽达摩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4］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6.
［5］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