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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8日，沈阳桃仙机场，军乐奏响，棺木肃列，国旗迎风飘动，战斗机迎接护航，场面极尽哀荣。这是中国迎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仪式。在漫长的六十余年等待后，这些烈士遗骸终于回家。
为了这一天，一群人一直在默默努力。他们中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媒体记者，有志愿军老兵，有现役军人，以及许许多多为之奔走的普通人。在众人的合力之下，这些漂泊已久的英灵最终归来。
“他们不是孤魂野鬼。他们有祖国。”
这是北京天通苑一户普通人家，客厅和走廊中，挂着几幅巨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地分布图。这家的主人曹家麟，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7军199师的一名军人。
启动电脑，曹家麟点开一张自己制作的图片，上面精确标明了每一处韩国坡州墓地志愿军遗骸的发现地。这些遗骸中，可能有他的戰友。
1951年10月，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激烈战斗中，为夺取可控制金城战区的要地818.9高地，67军199师在密林的山坡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当时只有15岁的曹家麟参加了大会。
大会上，出征的战士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军装，套在了日常穿的旧军装外面。他们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几天后，180多人的连队，只剩二三十人。回忆当时的战斗地点，曹家麟认为，他们可能牺牲在韩国境内。
很多烈士的名字永远是一个谜了。志愿军军服出厂时，内侧盖有油墨章，上有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空白，战士用钢笔填上信息——它成为辨别身份的惟一证据。在经过水泡、汗渍、血浸等一系列遭遇后，它往往无迹可寻。
此外，掩埋是趁战争空隙匆忙进行的。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都打到了三八线以南，部队撤退后，在遗体掩埋处只来得及插上一块木板。木板可能丢失，或被炮弹打飞。有的掩埋处，连木板都来不及插，只能战后凭记忆去寻找。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此成为无名者。
因为年纪小，曹家麟备受战友和领导呵护。战争结束，他平安回国。然而许多人没能回来。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曹家麟一直怀念牺牲在朝鲜半岛的战友。
岁月悠悠，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退休后，曹家麟开始专注研究抗美援朝历史。从2000年开始，他几赴朝鲜为志愿军烈士扫墓。他发现，现在很多墓地成了合葬墓，扫墓老兵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那时，他并不知晓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的“敌军墓地”内，也有志愿军遗骸。墓地在朝韩非军事区附近，建于1996年，葬有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的朝鲜和中国军人遗骸。
直到2008年8月，曹家麟看到了《凤凰周刊》的一篇文章《北纬“三八”线以南被遗忘的志愿军遗骸》——这是中文媒体对在韩志愿军遗骸的第一次深度报道。其中提及，韩国在2000年启动的韩军“韩战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中，掘出180具中国志愿军遗骸。他们葬于坡州“敌军墓地”。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境外烈士墓地的保护问题。民政部门人士曾对媒体透露，2010年有中央领导提出，对境外烈士陵园、烈士墓地进行修缮，该迁的要迁。
引起公众对境外烈士墓地大规模关注的，是2010年6月凤凰卫视记者秦晴赴韩国坡州墓地的实地探访。秦晴把内容发在网上，引起轰动。
看到媒体在对韩志愿军遗骸的报道，曹家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2010年10月，他和一些志愿者启动了在韩国志愿军遗骸回归活动的筹备工作。陆续参与的人，包括老兵方阵组委会副秘书长孙惠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委员会秘书长吴子敬等。他们都曾是军人。
他们开始寻找更多的支持者。孙惠军和曹家麟首先找到了原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少将、志愿军司令部原作战科长孟昭辉和原情报参谋王天成。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员，他们成为最佳的顾问人选，以及积极推动者。
2011年2月，上述所有人在北京开会，筹划“共和国不会忘记——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并成立“安魂工程”组委会，规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在朝鲜半岛北方妥善修缮和管理志愿军陵墓，在朝鲜半岛南方力争启运接回180名志愿军烈士遗骸（此后遗骸数目一再增加）。
会上达成共识，安魂工程牵涉政治，事关全局，要采取“军方支持，民间推动，中央指导”的工作方针。
接下来，他们找到了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原成都军区政委张志坚、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际均，以及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谭悦新、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等人。
“他们不是孤魂野鬼。他们有祖国。”听完汇报，李际均很感慨，表示支持。迟浩田则为活动题词：“共和国不会忘记。”
“要钱有钱，要物有物。”
2011年3月，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在“两会”上提出提案，建议把志愿军烈士遗骨从韩国墓地迁回祖国，妥善安置。
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志愿军在韩遗骸的提案，但不是最后一个。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马力与曹家麟曾是同事。应曹家麟之邀，2012年3月“两会”，她提交了有关“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的建议。9月，民政部回函，对马力的提案给予了肯定，称民政部与军队有关部门将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单位和团队开展活动。
在这一年“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罗援提交了提案《促请韩国归葬滞韩志愿军义士遗骸》。此后，很多志愿军老兵找到他，提出要自费赴韩国寻找战友。
在此期间，新华社记者陈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关注抗美援朝历史的他，在2010年9月采访了曹家麟，并通过一定渠道，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在朝志愿军墓地情况，其中提及妥善解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问题，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国家民政部开始着手境外烈士纪念管理工作。 在次年国务院公布的《烈士褒扬条例》中，首次出现了有关境外烈士墓的规定：位于境外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不久，在新政府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增设了境外烈士管理处。而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联合成立了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领导小组，直接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负责。“国家重视，要钱有钱，要物有物。”曹家麟说。
“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家”
对比之下，尽管参与者热情高涨，由民间发起的“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还是搁浅了。迎接在韩志愿军遗骸回归的“安魂工程”也未能启动。
困难很多。一是信息匮乏，二是民间组织缺乏身份认可。
曹家麟想到了罗援。罗援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12年6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被确认为“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活动的主办单位。
但活动再度遇阻——经费不足，特别是各级审批手续过于繁杂，罗援有心无力。
而这还不是根本性难题。也曾有企业愿意提供赞助，但移灵涉及中韩外交、国防、海关、入境检疫等复杂问题，障碍重重。
数年来，在志愿军遗骸归国问题上，他们一直尝试对韩方表达意愿。
罗援2012年访问韩国，拜会了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及希望韩国归还志愿军遗骸。“你说的很重要，我将向国家高层汇报。”后者表示。
同年8月，孙惠军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战略研讨会”，与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所长会面，再次提及移灵问题。后者表示，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兩年前，自己就向韩国国防部提过这样的建议，“这有利于中韩关系和半岛和平稳定”。他还称，韩国也有人在做推动中国志愿军遗骸回归的事。
2012年清明，北京的志愿者王辉个人去韩国坡州祭扫志愿军墓地。出发前，他将此事告诉了熟识的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这是为了两国友好。欢迎你！”对方说。王辉认为韩使馆会向上反映中国民间的这一举动。
“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委员、普通人……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把它们汇总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个人力量微不足道，必须依靠国家。”曹家麟表示。
但事情因此被推动。2013年6月30日，访华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愿送还葬在韩国坡州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韩国媒体称，朴槿惠希望以此与中国面向未来建立新合作关系。
此后不久，罗援再度访韩，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告诉他：“遗骸正在清理中。”白承周最终成为仁川国际机场中韩志愿军遗骸移交仪式的见证者。
“英魂何时回国中”
在老志愿军、代表委员等人之外，一些普通国人也在为志愿军遗骸归国努力。他们中有北京中朝友联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王辉，也有家在丹东、常赴韩国的商人张伟。借助网络，两人相识，也认识了曹家麟。
“清明时节祭无名，风音伴我韩国行。无言无语无泣声，英灵何时回国中？”这是2012年清明孤身前往韩国扫墓的王辉，在志愿军墓前写的一首诗。
他经过辗转才找到志愿军墓地。墓地在距公路不远的地方，毗邻坡州积成面沓谷里村，分东西两个区域。单体墓前立有木桩，刻着韩文“无名氏”。合葬墓前立有木牌，用中、韩文注明挖掘日期、遗骸数量和编号。合葬墓中，已确认276具为志愿军烈士遗骸，尚有100具遗骸待定。挖掘时间为2007年7月21日～2011年 7月29日。
在旅游系统工作过的王辉，2000年组织一百多位志愿军老战士赴朝扫墓，这是国内第一个大型赴朝扫墓团。这次扫墓，他认识了曾在三八线以南区域战斗过的4位老战士：战士高亚嵛，野战医院医生孙凤康、吴晓岚，在收尸队工作过的何其芬。
通过他们，王辉了解到遗落在韩国的志愿军遗骸情况，最终去到坡州。
去坡州墓地更多的是张伟。因为工作原因，他频繁往返于中韩两国。迄今为止，他去过二十多次坡州志愿军墓地。
在志愿军坡州墓地被媒体报道后，来这里寻访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多。张伟也曾带志愿军后代去坡州墓地扫过墓——他们的父亲可能就在这些遗骸中。60多年时空睽违，每个家属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们在墓前长跪不起，泪水倾盆。
在韩国启动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工作之后，随着继续挖掘和鉴别，韩方发现的志愿军遗骸增加到437具。张伟成了志愿军遗骸入棺、起运的惟一一位中方民间见证者。
“我们对自己亲人的遗骨也达不到这种隆重程度。”他感慨。棺木由中方提供，内镶黄色绸缎。韩方在底层垫上高级抽脂棉，覆以白布，再以韩纸包裹遗骸，过程“很人性化，体现了对烈士的尊重”。2014年3月27日，韩方派出437名士兵，每人从整理架上抱下一具棺木，坐上大客车，一直抱到仁川机场。
志愿军遗骸在韩国的最后一夜，王辉带着高亚嵛、孙凤康、吴晓岚、何其芬4位年过八旬的志愿军老兵去了坡州，在挖掘后的墓地点起长明灯，守灵至拂晓。
这一晚，包括曹家麟在内的许多人彻夜未眠。次日早晨7：30（当地时间），志愿军遗骸交接活动在仁川机场外举行。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为烈士遗骸一一覆盖国旗。在场的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说，这将是两国抚平历史伤痛，走向共同繁荣的里程碑。
（综合搜狐网、《人民日报》2014年4月3日）
为了这一天，一群人一直在默默努力。他们中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媒体记者，有志愿军老兵，有现役军人，以及许许多多为之奔走的普通人。在众人的合力之下，这些漂泊已久的英灵最终归来。
“他们不是孤魂野鬼。他们有祖国。”
这是北京天通苑一户普通人家，客厅和走廊中，挂着几幅巨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地分布图。这家的主人曹家麟，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7军199师的一名军人。
启动电脑，曹家麟点开一张自己制作的图片，上面精确标明了每一处韩国坡州墓地志愿军遗骸的发现地。这些遗骸中，可能有他的戰友。
1951年10月，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激烈战斗中，为夺取可控制金城战区的要地818.9高地，67军199师在密林的山坡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当时只有15岁的曹家麟参加了大会。
大会上，出征的战士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军装，套在了日常穿的旧军装外面。他们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几天后，180多人的连队，只剩二三十人。回忆当时的战斗地点，曹家麟认为，他们可能牺牲在韩国境内。
很多烈士的名字永远是一个谜了。志愿军军服出厂时，内侧盖有油墨章，上有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空白，战士用钢笔填上信息——它成为辨别身份的惟一证据。在经过水泡、汗渍、血浸等一系列遭遇后，它往往无迹可寻。
此外，掩埋是趁战争空隙匆忙进行的。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都打到了三八线以南，部队撤退后，在遗体掩埋处只来得及插上一块木板。木板可能丢失，或被炮弹打飞。有的掩埋处，连木板都来不及插，只能战后凭记忆去寻找。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此成为无名者。
因为年纪小，曹家麟备受战友和领导呵护。战争结束，他平安回国。然而许多人没能回来。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曹家麟一直怀念牺牲在朝鲜半岛的战友。
岁月悠悠，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退休后，曹家麟开始专注研究抗美援朝历史。从2000年开始，他几赴朝鲜为志愿军烈士扫墓。他发现，现在很多墓地成了合葬墓，扫墓老兵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那时，他并不知晓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的“敌军墓地”内，也有志愿军遗骸。墓地在朝韩非军事区附近，建于1996年，葬有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的朝鲜和中国军人遗骸。
直到2008年8月，曹家麟看到了《凤凰周刊》的一篇文章《北纬“三八”线以南被遗忘的志愿军遗骸》——这是中文媒体对在韩志愿军遗骸的第一次深度报道。其中提及，韩国在2000年启动的韩军“韩战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中，掘出180具中国志愿军遗骸。他们葬于坡州“敌军墓地”。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境外烈士墓地的保护问题。民政部门人士曾对媒体透露，2010年有中央领导提出，对境外烈士陵园、烈士墓地进行修缮，该迁的要迁。
引起公众对境外烈士墓地大规模关注的，是2010年6月凤凰卫视记者秦晴赴韩国坡州墓地的实地探访。秦晴把内容发在网上，引起轰动。
看到媒体在对韩志愿军遗骸的报道，曹家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2010年10月，他和一些志愿者启动了在韩国志愿军遗骸回归活动的筹备工作。陆续参与的人，包括老兵方阵组委会副秘书长孙惠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委员会秘书长吴子敬等。他们都曾是军人。
他们开始寻找更多的支持者。孙惠军和曹家麟首先找到了原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少将、志愿军司令部原作战科长孟昭辉和原情报参谋王天成。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员，他们成为最佳的顾问人选，以及积极推动者。
2011年2月，上述所有人在北京开会，筹划“共和国不会忘记——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并成立“安魂工程”组委会，规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在朝鲜半岛北方妥善修缮和管理志愿军陵墓，在朝鲜半岛南方力争启运接回180名志愿军烈士遗骸（此后遗骸数目一再增加）。
会上达成共识，安魂工程牵涉政治，事关全局，要采取“军方支持，民间推动，中央指导”的工作方针。
接下来，他们找到了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原成都军区政委张志坚、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际均，以及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谭悦新、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等人。
“他们不是孤魂野鬼。他们有祖国。”听完汇报，李际均很感慨，表示支持。迟浩田则为活动题词：“共和国不会忘记。”
“要钱有钱，要物有物。”
2011年3月，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在“两会”上提出提案，建议把志愿军烈士遗骨从韩国墓地迁回祖国，妥善安置。
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志愿军在韩遗骸的提案，但不是最后一个。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马力与曹家麟曾是同事。应曹家麟之邀，2012年3月“两会”，她提交了有关“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的建议。9月，民政部回函，对马力的提案给予了肯定，称民政部与军队有关部门将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单位和团队开展活动。
在这一年“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罗援提交了提案《促请韩国归葬滞韩志愿军义士遗骸》。此后，很多志愿军老兵找到他，提出要自费赴韩国寻找战友。
在此期间，新华社记者陈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关注抗美援朝历史的他，在2010年9月采访了曹家麟，并通过一定渠道，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在朝志愿军墓地情况，其中提及妥善解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问题，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国家民政部开始着手境外烈士纪念管理工作。 在次年国务院公布的《烈士褒扬条例》中，首次出现了有关境外烈士墓的规定：位于境外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不久，在新政府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增设了境外烈士管理处。而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联合成立了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领导小组，直接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负责。“国家重视，要钱有钱，要物有物。”曹家麟说。
“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家”
对比之下，尽管参与者热情高涨，由民间发起的“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系列活动还是搁浅了。迎接在韩志愿军遗骸回归的“安魂工程”也未能启动。
困难很多。一是信息匮乏，二是民间组织缺乏身份认可。
曹家麟想到了罗援。罗援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12年6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被确认为“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万里行”活动的主办单位。
但活动再度遇阻——经费不足，特别是各级审批手续过于繁杂，罗援有心无力。
而这还不是根本性难题。也曾有企业愿意提供赞助，但移灵涉及中韩外交、国防、海关、入境检疫等复杂问题，障碍重重。
数年来，在志愿军遗骸归国问题上，他们一直尝试对韩方表达意愿。
罗援2012年访问韩国，拜会了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及希望韩国归还志愿军遗骸。“你说的很重要，我将向国家高层汇报。”后者表示。
同年8月，孙惠军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战略研讨会”，与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所长会面，再次提及移灵问题。后者表示，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兩年前，自己就向韩国国防部提过这样的建议，“这有利于中韩关系和半岛和平稳定”。他还称，韩国也有人在做推动中国志愿军遗骸回归的事。
2012年清明，北京的志愿者王辉个人去韩国坡州祭扫志愿军墓地。出发前，他将此事告诉了熟识的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这是为了两国友好。欢迎你！”对方说。王辉认为韩使馆会向上反映中国民间的这一举动。
“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委员、普通人……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把它们汇总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个人力量微不足道，必须依靠国家。”曹家麟表示。
但事情因此被推动。2013年6月30日，访华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愿送还葬在韩国坡州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韩国媒体称，朴槿惠希望以此与中国面向未来建立新合作关系。
此后不久，罗援再度访韩，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告诉他：“遗骸正在清理中。”白承周最终成为仁川国际机场中韩志愿军遗骸移交仪式的见证者。
“英魂何时回国中”
在老志愿军、代表委员等人之外，一些普通国人也在为志愿军遗骸归国努力。他们中有北京中朝友联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王辉，也有家在丹东、常赴韩国的商人张伟。借助网络，两人相识，也认识了曹家麟。
“清明时节祭无名，风音伴我韩国行。无言无语无泣声，英灵何时回国中？”这是2012年清明孤身前往韩国扫墓的王辉，在志愿军墓前写的一首诗。
他经过辗转才找到志愿军墓地。墓地在距公路不远的地方，毗邻坡州积成面沓谷里村，分东西两个区域。单体墓前立有木桩，刻着韩文“无名氏”。合葬墓前立有木牌，用中、韩文注明挖掘日期、遗骸数量和编号。合葬墓中，已确认276具为志愿军烈士遗骸，尚有100具遗骸待定。挖掘时间为2007年7月21日～2011年 7月29日。
在旅游系统工作过的王辉，2000年组织一百多位志愿军老战士赴朝扫墓，这是国内第一个大型赴朝扫墓团。这次扫墓，他认识了曾在三八线以南区域战斗过的4位老战士：战士高亚嵛，野战医院医生孙凤康、吴晓岚，在收尸队工作过的何其芬。
通过他们，王辉了解到遗落在韩国的志愿军遗骸情况，最终去到坡州。
去坡州墓地更多的是张伟。因为工作原因，他频繁往返于中韩两国。迄今为止，他去过二十多次坡州志愿军墓地。
在志愿军坡州墓地被媒体报道后，来这里寻访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多。张伟也曾带志愿军后代去坡州墓地扫过墓——他们的父亲可能就在这些遗骸中。60多年时空睽违，每个家属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们在墓前长跪不起，泪水倾盆。
在韩国启动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工作之后，随着继续挖掘和鉴别，韩方发现的志愿军遗骸增加到437具。张伟成了志愿军遗骸入棺、起运的惟一一位中方民间见证者。
“我们对自己亲人的遗骨也达不到这种隆重程度。”他感慨。棺木由中方提供，内镶黄色绸缎。韩方在底层垫上高级抽脂棉，覆以白布，再以韩纸包裹遗骸，过程“很人性化，体现了对烈士的尊重”。2014年3月27日，韩方派出437名士兵，每人从整理架上抱下一具棺木，坐上大客车，一直抱到仁川机场。
志愿军遗骸在韩国的最后一夜，王辉带着高亚嵛、孙凤康、吴晓岚、何其芬4位年过八旬的志愿军老兵去了坡州，在挖掘后的墓地点起长明灯，守灵至拂晓。
这一晚，包括曹家麟在内的许多人彻夜未眠。次日早晨7：30（当地时间），志愿军遗骸交接活动在仁川机场外举行。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为烈士遗骸一一覆盖国旗。在场的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说，这将是两国抚平历史伤痛，走向共同繁荣的里程碑。
（综合搜狐网、《人民日报》2014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