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微信的时候，看到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文中生动再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农村发展之困，诸如养老、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对立等。作者从一个普通的农人家庭出发，写出了“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严峻而残酷的社会现实。
　　其实，像这种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之困，岂止局限于农村，任何一个落后的贫困地区，我们都会目睹到如此的现代化冲击。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里，作者刘绍华便生动呈现了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凉山彝族人转型发展之困——陷入毒品和艾滋病泛滥的贫穷而残酷的悲惨现实。
　　边缘叠加：造就毒品艾滋泛滥
　　凉山位于四川省的南部，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北起大渡河，南临金沙江，这里是彝族人最大的聚居区。
　　从1950年代的民族改革运动开始，到文革时传统习俗被破坏，然后是改革开放带及的贫困生活。生活在这里的彝族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时代的冲击与动荡。而后，在迈向现代化的改革中，他们又一次走在了历史的风陵渡口。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诉说着凉山州利姆乡——一个偏远落后的彝族山寨，因为贫穷，青年人染上毒瘾、艾滋等疾病的生命故事。
　　刘绍华花费了长达20个月时间，以严密、翔实的田野调查，记录下了生活在这里的诺苏人在朝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的一桩桩残忍而悲伤的事件。
　　“诺苏”是这里族群的方言，在普通话语系中，他们被统称为彝族。刘绍华一直恳切地称呼他们为诺苏人，是为了更亲近他们，从而对他们的生存处境感同身受。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和了解这个民族，刘绍华深入到利姆乡的一个小山村，与那里的每一个村民交谈，同他们住在一起，向他们学习诺苏语，观察他们生活的世界。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索、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刘绍华写道：“故事源于四川省凉山州海洛因泛滥与艾滋病蔓延的问题。不过，问题不在毒品，艾滋并非末路。我更深层的关注，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和福祉。”
　　作为一本人类社会学田野调查研究之作，刘绍华更愿意把自己的这本《我的凉山兄弟》称之为生命之书。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有一部分生命奉献在这里了。
　　在刘绍华看来，彝族人所遭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是体制僵化的结果。一方面，他们是被汉文化边缘了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的落后山区的人民。两种边缘的叠加，造成了他们无奈的社会处境——毒品和艾滋的泛滥。
　　而这似乎又成了一个现代性的悲剧寓言——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挤压导致“野蛮民族”（诺苏人）进一步滑落为疾病泛滥的“落后乡巴佬”。
　　疾病，作为一种生存隐喻
　　苏珊·桑塔格曾以疾病为对象，揭示了政治与社会的双重隐喻。桑塔格以为，像艾滋病这类疾病，其本身是与不安全的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除了背负“放荡者”的名誉外，还隐含着社会的批判。因此，患病者往往会受到相应的歧视，进而被边缘化。
　　作为毒品与艾滋病泛滥的重灾区，凉山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开启以后，迅速被污名化。个中原因，是凉山州的青年人在走向“成年礼”的仪式中，进入到城市中探险，却不慎把毒品和艾滋病带回了家乡。于是，贫穷而落后的“诺苏人”，不得不面临另一重打击——疾病缠绕。
　　作者叙述的“凉山兄弟”的故事，正是面对着“污名化”的诺苏人，重新审视人性之善。
　　刘绍华试图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找到一个解决此种社会问题的良方。但是很快，她便泄气了。书中谈及了中英合作医疗项目的失败，让她深切感知到，诺苏人对人对事特别在面对现代性的态度上有着比解决表面问题更为复杂的一面。单纯靠政府的强力推动，显然不是良方。因为，当初毒品之所以被带回凉山，就与其当地的落后闭塞的社会形态有关。
　　作为传统诺苏男性来讲，吸毒曾被当作一件很酷、代表自己成人以及下山“耍”过的标志。通过几代人的集体构建，已经上升为了他们的行为图腾。若要令其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这样的标志逐渐也开始在诺苏女性之间流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而艾滋病的泛滥，则带着双重隐喻：凉山彝族青年一代摆脱贫困的生存之困和社会主义中国探索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之困。
　　因此，要解决这一社会沉疴，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刘绍华给出的良方是：立足当地，通过教育来提高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质，然后自救。
　　消失的“彝族新一代”
　　只是，刘绍华的药方尚未开出，新的社会发展所带及的变革，如同一辆巨轮，迅速碾碎着她笔下的一切。
　　多年后，当她重返到利姆乡，她深切地感受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她惊异地发现新一代凉山彝族的年轻人，正在迅速地没入城市的现代性当中，他们成为了都市里的新移民。在生活方式上，他们早已与原来的彝族人不再相同。他们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坐着飞机，往来于故乡和居住（打工）的城市之间。而他们的故乡——利姆，正在沦为跟许许多多寻常的汉族农村命运一样，被统一规划和管理了起来。
　　在《后记》里，刘绍华曾这样感伤地写道：“从利姆友人传来消息，声称该盆地将大规模开发为工业区，所有村民将举家搬迁……”
　　随着政府对落后山村强制进行现代性规划，意味着生活在利姆的诺苏人之前所有的价值观，将变得一文不值。彝族人所保留的生活习俗与自然情感，不再成为一种可延续下去的生活道路。当年轻人不再愿意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山村，当他们可以自由的与非本族人结婚，逐渐放弃自己的习俗和语言，并且觉得这样挺好时，他们就开始主动融入到这个完全现代化了的世界里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彝族了！”没有了土地，没有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聚集的村落，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彝族，还有存在的可能吗？
　　或许，有过这样的追问不单单是老一辈的彝族人，其他被同化了的少数民族又何尝不这样呢？
　　刘绍华曾引用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为自己的座右铭。而当历史的洪流滚过，那些被我们惊心目睹过了一切都将成为了历史，而烟消云散。
　　毒品、艾滋和流动青年的凉山，终将会在某一天被巨大的现代化洪流所吞噬而渺如烟云，但它曾经带及的现代性挑战，却是我们需要铭记的。只有记住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历史变动中曾经留下的伤痕，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抱美好的未来。